為什麼有些美國人死也不願隔離？_風聞

個人自由還是人身限制，自由經濟還是強制封鎖？在防治新冠疫情的過程中，歐美社會在這些抉擇面前出現分歧。

康奈爾大學的歷史教授Lawrence Glickman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探究了所謂的“美國人精神”中保守的一面，如何導致了美國抗疫中的詭異一幕：牧師、政客、總統乃至一大批媒體在號召民眾們，即便冒着死亡的風險也要發展經濟。

東亞文化下的個人，對規則、權力的順從程度相對更高。疫情如鏡面，讓虛幻的“國民性”變得有辨識度，而自省比自視甚高更可取。我們編譯了“The Conservative Campaign Against Safety”這篇文章，為讀者提供一段異域語境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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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重新點燃了一場長久存在的辯論：自由與經濟和個人安全之間的關係。

在許多地區進行部分封鎖僅僅一週後，唐納德·特朗普和一些人抱怨起了過度規避風險的公共衞生官員是在以扼殺經濟作威脅。特朗普堅持認為，過度謹慎會適得其反，而且很危險：“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比問題本身更糟糕，”他3月22日發推文如是説。次日，他在白宮舉行的新聞通報中説：“我們建立國家不是為了關閉。美國將很快重新開放商業活動。”

保守派支持並進一步擴展了特朗普的立場。專欄作家阿伯納西（Gary Abernathy）在3月25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寫道，參議院通過的刺激計劃和居家防護的措施完成了美國“幾十年前開始”的傾向社會主義的進軍。“由於經濟在短短几天之內就被摧毀，自由與風險之間的脆弱平衡完全不容細想。”

 阿伯納西寫道，“在現實生活中，壞事發生並不是我們的錯，但我們仍然必須靠自己找到應對和恢復的方法。只有在假想的地方——也就是我們的政府——人們還認為，無論關閉了多少家企業或損失了多少份工作，沒有人會拿不到薪水。

 還有一些保守派則將保護措施認定為威脅，不僅威脅了美國穩固的個人主義，還威脅到“男子氣概”（masculinity）。

 基督教牧師沙特爾斯沃思（Jonathan Shuttlesworth）稱進行社交距離防護的人為“娘娘腔”（sissies）和“男同性戀”（pansies），被“閹割”過；形容用洗手液的基督教徒信仰是假的，“沒種”。另一位牧師則表示，他永遠不會關閉教堂，因為他的會眾不是“同性戀”。

包括德克薩斯州副州長在內的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包括格倫·貝克在內的權威人士甚至提出，老年人應該自願冒着生命危險維持經濟。 

我們何以走到這一步——牧師、共和黨政客、總統乃至一大批媒體在號召民眾，即便冒着生命危險也要拯救經濟？

這種辭令由來已久。它源於對《新政》[1]及其創建的社會保障網絡的強烈反對，保守派認為這些是反美國、反資本主義和自我閹割的行為，對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經稱之為“進取精神的強有力特權”構成了挑戰。然而正如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相信《新政》自由主義削弱了美國，未來的人們也不大可能回過頭來贊同對“社交距離防護”的抵制運動。

“免於恐懼的自由”，正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第一任就職演説的承諾核心。這一概念在他1941年的“四大自由”演説中再次出現——“免於匱乏的自由”。在羅斯福1935年向國會的陳辭中，他提出表述新政目標是“保護這個國家的男女老少免受生命中某些危險和興衰變遷的影響”。《社會保障法》是羅斯福總統取得的主要內政成就。

保守黨譴責這種對安全的特別強調，認為這是對美國精神的遏制打擊。一則1935年的《伊利諾伊州日報》社論“新政毀滅之路”，就抨擊了羅斯福的政治原則，即“聯邦政府應像管理無能的孩子一樣統治其公民”。同年，佐治亞州州長Eugene Talmadge用一種結合性別角色、國家主義和天真幼稚的修辭——“母乳餵養、直通社會主義、平庸的愚蠢”駁斥了新政所取得的成就。1936年，共和黨參議員Frederick Steiwer將美國傳統的自由進取精神與“軟弱沒骨氣的家長制”進行對比。賓夕法尼亞州國會議員J. William Ditter在1939年為新政的許多批評者代言，作為“實幹家”，憐憫“凝望星空”的新政主義者，他認為羅斯福“假想的安全”沒有提供一個自由社會需要的現實基礎。

新政實施後，保守派繼續貶低對安全的強烈需求，常用理由是“對男性氣質的攻擊”。1949年，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兼總統候選人Strom Thurmond表示：“鼓勵美國公民期望政府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不美國”、更具有破壞性了。”

上世紀中期的保守主義修辭中，一個始終不變的觀點是，稱讚風險是美國公民身份和成年精神的本質，並堅持認為健康的經濟是必然危險的。“我們必須維護美國冒險的自由傳統——輸掉T恤，只要你願意，”美國商會的Eric Johnston在1943年如是説。全國製造商協會的H·W·Prentis在1942年表示，“自由不屬於弱者。”只有“極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的挑刺者”會錯誤而危險地“把安全放在首位”，從而威脅到美國的自由。1950年，《遊行》雜誌的出版商Arthur H. Motley將“破產的自由”列為“我們最重要的自由”。

否認羅斯福的政府保障使自由成為可能的觀點，一位批評家甚至宣稱“自由與安全從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Howard Robson議員認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不僅是不受歡迎的，而且“在自由的背景下是不可能的”。

這種批評並非一成不變地被採用。在譴責政府對個人的保障措施為“溺愛”的同時，1930年代許多商業領袖很樂意接受政府為幫助其公司而採取的行動。從1933年成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以救助銀行，到“成本增值”合同以保證二戰期間工廠得到私營利潤，企業家們都依賴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這種虛偽的行為代代相傳：政府對窮困個人的保障被視為對自由的威脅，而政府對企業的支持被認為是維護自由的必要條件。 

新政拯救了美國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羅斯福是正確的。聯邦安全網的建立和擴展使戰後的繁榮成為可能，這對美國工業和工人均有利。即便如此，今天的保守派仍將福利國家的擴張視為對社會的致命威脅。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的説法是，《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令“自由進取精神消失”，這與《新政》反對者的錯誤如出一轍。這些批評家的過去和現在似乎無法理解的是，某種程度的安全性使人們更多而不是更少地願意冒險：如果你不必擔心健康保險，你有可能放棄沒有前途的工作，去成立一家新公司。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就像對全世界大多數人一樣，新型冠狀病毒用最濃縮的形式體現了羅斯福所説的“生活的危險與變遷”。為了面對這些危險和變遷，保護自己，幫助困窘的鄰居，保護我們的社會，我們需要的不是令人厭煩的、不正確的“安全如何威脅自由”的爭論，而是大膽的《新政》式的政府行動來克服困難。《新政》的啓示是，自由與安全不僅相容，而且相互聯繫。

譯者注：

[1] “New Deal”，特指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應對經濟危機實施的新政，主要內容可用“三R”來概括 , 即復興 (Recovery) 、 救濟 (Relief) 、改革 (Reform) 。《新政》全面擴張了總統權力，逐步建立了以總統為中心的三權分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