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最新研究顯示紐約的疫情主要是歐洲輸入,並非亞洲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0-04-09 13:43
來源:央視新聞
紐約時報8日報道,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早在2月中旬就開始在紐約地區傳播,也就是第一個確診病例出現之前的幾周,主要是來自歐洲的旅行者帶來了這種病毒,而不是來自亞洲。
研究人員通過成千上萬患者身上獲得的病毒遺傳物質尋找線索,揭示了疫情爆發的過程。
“大多數顯然是來自歐洲,”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的遺傳學家哈姆·範·巴克爾(Harm van Bakel)説,他共同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正在等待同行的評審。
儘管研究了不同的病例,但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些研究人員得出了驚人相似的結論。兩個團隊都從3月中旬開始分析從紐約人身上獲取的新冠病毒的基因組。
研究發現,如果早就積極開展檢測,病毒隱蔽的傳播可能已經被發現了。直到2月下旬,意大利才開始封鎖城鎮。3月11日,特朗普才表示將禁止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旅行者入境。但是紐約人早已經帶着這種病毒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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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外交委員會主席:新冠將讓美國加速失去對世界的領導力2020年04月09日 11:15:10來源:紐約時間
昨日,美國權威媒體《外交》(Foreign Affairs)刊發重頭文章,預言新冠大流行將加速世界現在趨勢的發展,而美國對全世界的領導力加速減弱,將成為危機所帶來的重大影響之一。
《外交》是美國國際事務及外交政策研究領域最權威、影響力最大的學術雜誌之一,主辦者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 而本文作者,理查德·內森·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自2003年7月以來一直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之前還曾擔任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規劃總監和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幕僚。

我們對這篇文章做了全文翻譯。原文標題為:
新冠大流行將加速歷史發展
而不是重塑歷史
—— 不是每一個危機都是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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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Richard Nathan Haass
譯 | 文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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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經歷着一場巨大的危機,所以很自然地認為,這將是現代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新冠肺炎出現後的幾個月裏,分析家們對這場大流行病將給世界留下什麼樣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人認為,我們正在進入的世界將與以前的世界有本質上的不同。有些人預測,這場大流行病將帶來一個由中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另一些人認為,它將引發中國領導力的消亡。有人説,它將結束全球化;有人希望它將迎來一個全球合作的新時代。還有人預測,它將使民族主義膨脹,破壞自由貿易,並導致各國的政權更迭,或者説上述所有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這場大流行病之後的世界不太可能與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新型冠狀病毒不會改變世界歷史的基本方向,反而會加速世界歷史的發展。這場大流行病和對它的反應揭示並強化了當今地緣政治的基本特徵。結果,這場危機有望成為一個轉折點,而不是過去幾十年來世界一直在行駛的道路上的一箇中轉站。
現在預測危機本身何時結束還為時過早。無論是在6個月、12個月還是18個月內,時間的長短將取決於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社會疏導準則和建議的衞生標準;快速、準確和負擔得起的檢測,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供應情況;以及為個人和企業提供的經濟紓困程度。
然而,從這場危機中走出來的世界將是可以想象的:美國的領導力減弱、全球合作動搖、大國不和 —— 所有這些都是新冠出現之前的國際環境的特點,而這次大流行病使這些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它們可能會成為今後世界上更加突出的特點。
| “後美國”的世界
當前危機的一個特點是美國明顯缺乏領導力。美國沒有團結全世界共同應對病毒或其經濟方面影響。美國也沒有號召全世界跟隨它在國內解決這個問題。其他國家正在盡其所能地照顧自己,或者向中國等已經度過了感染高峯期的國家尋求援助。
但是,如果這場危機之後的世界將是一個美國主導地位越來越低的世界 —— 幾乎不可能想象今天有人會寫出“單極化的時刻”。這種趨勢幾乎不是什麼新鮮事。至少十年來,這種趨勢已經很明顯了。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法利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所言“其他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結果,儘管美國的絕對經濟和軍事實力持續增長,但美國的相對優勢卻在下降。
但更多的是,這是美國意志動搖的結果,而不是美國能力下降的結果。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監督從阿富汗和中東地區撤軍。唐納德-川普總統主要運用經濟力量來對抗敵人。但他基本上結束了美國在敍利亞的存在,並試圖在阿富汗採取同樣的行動,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對結盟或保持美國在解決重大跨國問題上的傳統主導作用都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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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COVID-19肆虐地球之前,美國模式的吸引力已經出現了斷崖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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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雜誌最新一期(3/4月號)的封面文章剛好是《回家,美國》,關注美國對其曾經擁護的全球角色的質疑。
這一變化的前景是川普“美國優先”信息吸引美國人的重要部分,該信息承諾,如果美國在國外少做一些事情,把精力集中在國內問題上,美國將變得更加強大和繁榮。這種觀點隱含着這樣一種假設,即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浪費的、不必要的、與國內福祉無關的。對許多美國人來説,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強化這種觀點,儘管事實上,它反而應該強調國內福祉如何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他們會説,美國將不得不專注於糾正自己過往的做法,將資源用於國內需求而不是國外需求,用於黃油而不是槍支。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因為這個國家需要並能夠負擔得起這兩方面的需求,但這很可能會被認為是相同的。
與美國的政策選擇一樣有影響的是美國的榜樣力量。早在新冠肆虐地球之前,美國模式的吸引力已經出現了急劇下降。由於持續的政治僵局、槍支暴力、管理不善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阿片類藥物的流行等等,美國所代表的東西對許多人來説越來越沒有吸引力。聯邦政府對這一流行病的反應遲鈍、不連貫,而且往往毫無效果,這將使人們更加認為美國已經迷失了方向。
| 無政府主義社會
一場從一個國家開始並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大流行病,就是全球挑戰的定義。這也進一步證明,全球化是一種現實,而不是一種選擇。這場大流行病在開放的和封閉的國家中肆虐,富國和窮國、東方和西方都有。現在缺少的是任何有意義的全球反應的跡象。( 牛頓定律,相互作用的兩個物體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條直線上。顯然已被中止。 ) 世界衞生組織本應是應對當前威脅的核心,但它幾乎毫無意義,這充分説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狀況。
但是,儘管這一流行病使這一現實變得特別明顯,但其背後的趨勢早已存在:任何國家,無論多麼強大的國家,都無法獨自成功地應對全球性的挑戰,而全球組織也未能跟上這些挑戰的步伐。事實上,全球問題與應對這些問題的能力之間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一流行病的規模。可悲但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儘管“國際社會”這個短語的使用似乎已經存在,但它主要是一種願望,只適用於當今地緣政治的幾個方面。這種情況不會很快就會改變。
對這一流行病的主要反應是國家甚至是次國家的,而不是國際的。一旦危機過去,重點將轉移到國家恢復上。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看到人們對應對氣候變化的熱情,特別是如果人們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遙遠的問題,可以擱置起來,轉而去解決更直接的問題,那就更難了。
這種悲觀情緒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是應對大多數全球挑戰的必要條件,然而美中關係多年來一直在惡化。這場大流行病正在加劇兩國之間的摩擦。在華盛頓,許多人認為中國政府應對此負責,這要歸因於 □□□□□□□□□□□□□□□□□□□□□□□□□□□□□□□□□□□□□□□□□□□□□□□□□□□□□□□□□□ ( 編者注,此處刪58字,下同 )。中國現在試圖把自己説成是應對疫情的成功典範,並以此為契機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影響力,只會增加美國的敵意。同時,當前的危機不會改變中國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是歷史上的反常現象,也不會減少中國對美國在貿易、人權和台灣等一系列問題上的政策的不滿。
兩國經濟“脱鈎”的想法在這場大流行之前已經獲得了相當大的吸引力,其驅動力來自於美國國內的擔憂,即美國在許多必需品方面變得過於依賴一個潛在的對手,並且過於容易受到中國□□□□□□□□□□□(編者注,此處刪11字)的影響。脱歐的動力將因這場大流行而增加,而部分原因只是因為對中國的擔憂。伴隨着刺激國內製造業的願望,人們將重新關注供應鏈中斷的可能性。全球貿易將部分恢復,但更多的貿易將由政府而不是市場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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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流行病可能會加劇過去15年來明顯的民主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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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世界大部分地區對接受大量移民和難民的牴觸情緒,至少在過去50年中,這一趨勢一直很明顯,也將因這一流行病而加劇。這將部分是出於對輸入傳染病風險的擔憂,部分原因是高失業率將使社會對接受外來者抱有戒心。即使在流離失所者和難民人數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情況下,這種反對意見也會增加,因為經濟無法再支撐起他們的人口,因此,流離失所者和難民人數將繼續大幅增加。
其結果將是廣泛的人類苦難和對無力承擔的國家造成更大的負擔。幾十年來,國力衰弱一直是一個重大的全球問題,但這一流行病的經濟損失將導致更多的國家衰弱或崩潰。這幾乎肯定會因債務問題日益嚴重而加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公共和私人債務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為支付衞生保健費用和支持失業者而支出的需求將導致債務激增。特別是發展中世界將面臨着自己無法滿足的巨大需求,鑑於國內的需求,發達國家是否願意提供幫助還有待觀察。在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以及整個非洲,確實有可能發生餘震,可能干擾全球復甦。
新冠擴散到歐洲並通過歐洲傳播,也突出表明歐洲項目失去動力。各國大多對這一流行病及其經濟影響作出了各自的反應。在大流行病後的世界裏,主要的問題是,鐘擺將在多大程度上繼續從布魯塞爾向各國首都擺動,因為各國質疑對本國邊境的控制是否能減緩病毒的傳播。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劇過去15年來明顯的民主衰退。人們將呼籲政府在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無論是限制人口流動還是提供經濟幫助。公民自由將被許多人視為戰爭的犧牲品,這是危機中無法承受的奢侈品。同時,一旦大流行消失,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對自由國家所構成的威脅仍將存在。確實,當在其他地方培訓注意力時,它們可能會增加。
| 亂世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題為《混亂的世界》(A World in Disarray)的書。書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全球格局:大國競爭加劇、核擴散、弱國、難民潮洶湧澎湃、民族主義加劇,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減弱。這場大流行病將改變的不是混亂的事實,而是混亂的程度。
理想的情況是,這場危機將重新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國際秩序,就像二戰的災難性事件導致了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促進和平、繁榮和民主的安排一樣。這種秩序將包括加強合作,監測傳染病的爆發並處理其後果,以及更願意應對氣候變化、制定網絡空間規則、協助被迫移民以及處理擴散和恐怖主義問題。
但是,沒有什麼理由相信,在這次最新的全球災難之後,過去的事情會重演。當今世界根本不利於塑造。權力分配在國家和非國家的手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大多數情況下缺乏共識。新的技術和挑戰已經超過了應對這些挑戰的集體能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像美國在1945年那樣享有國際的地位。
更有甚者,美國目前不願意在國際上發揮主導作用,這是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長期戰爭帶來的疲勞,以及國內需求不斷增加的結果。即使像前副總統喬-拜登(Joseph Biden)這樣的外交政策“傳統主義者”在11月的總統大選中勝出,來自國會和公眾的阻力也將阻止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全面恢復擴張性的角色。而且,沒有其他國家( 包括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 )既有願望也有能力填補美國創造的空白。
二戰後,應對迫在眉睫的 □□□□( 編者注,此處刪4字 )威脅的需要激發了美國民眾支持自己的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承擔起領導作用。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曾著名地表示,政府必須提出“比事實更清楚的論點”,才能讓美國人民和國會為遏制蘇聯作出了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援引中國的威脅同樣可以在今天激起公眾的支持,但以反對中國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很難適應應對塑造當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戰。同時,呼籲美國人民把解決這些全球問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將繼續是一個艱難的賣點。因此,更值得考慮的先例可能不是二戰後的時期,而是一戰後的時期,一個美國參與度下降、國際動盪加劇的時代。其餘的,正如他們所説的那樣,都是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