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兩種文明-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_風聞

簡單的把政治體制對立為民主與非民主，東方與西方，哪怕是以此立論批判西方式的民主體制都是很膚淺的。

事實上所有文明的發展都遵循着相似的發展道路。（文明是文化的進化版，20世紀早期，考古學上區分文明與文化一般有兩條硬扛—金屬冶煉能力（青銅器）與文字系統（體現了政治體系），後來為了政治正確不能説世界上除了亞歐大陸與美洲的幾個半截文明之外，其他地區就沒文明瞭，就刪掉不提了）

文明誕生之初，部落化的人類社會，完全憑拳頭説話，當然就沒有民主與專制之分，絕對的民主自由，最多是一個部落中最有見識的聰明人，靠着幾次準確的預測並把之歸因於想象中神明力量的加持，在部落中成為巫師或祭司之類的角色，才有了區別於普通人完全靠拳頭的超然政治地位。

後來幾個掌握了先進技術（農耕與冶煉金屬），文化語言相近的部落聯合起來，一起驅逐，吞併周邊的落後部落，文明與國家形態才真正誕生了。文明早期，因為擴張不是單一方向的，而是呈輻射狀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就只是名義上的盟主，並不能以法令的形式控制整個國家。各個方向上擴張的地方領導人，必然成為僅此於盟主的軍事統治階層，由此形成了貴族與階級社會（平民還不是最底層，最低的是沒有人權的戰俘奴隸）。所有對古典時代民主體制的想象都來自於文明早期，諸侯與盟主之間的共和體制。即使是所謂的羅馬公民與羅馬共和國也不過是一個實際人口90%以上都是奴隸的奴隸制社會，跟現代理想中的民主體制差了不止十萬八千里。本質上都是貴族共和。

但當文明的邊界逐漸穩定，對外擴張的收益逐漸小於對外擴張的消耗，文明便失去了擴張的動力，日益增長的人口和不再擴張的邊界使得文明的主要矛盾集中於內部爆發，為了平息社會的內部矛盾，整個社會越來越需要一個可以處理內部矛盾的權威性人物，傳統意義上的君主才走進歷史舞台，與之相伴的就是帝國體制。不同於近代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擴張。歷史上的古典帝國在形成帝國體制之時往往已經達到了版圖上的巔峯，帝國更多的是對內部治理體系的建設，而非對外戰爭（更注重外交）。帝國的君主所統治的其實已經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社會，需要小心翼翼的平衡貴族之間還有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這是需要極高智慧與手腕的職業，也就無怪歷史上的明君如此之少了。

當整個社會底層的生存資源趨於枯竭，帝王也沒能力壓制造反時。帝國的道路通常也就只有兩種選擇（一般是同時進行），一種是挑起對外衝突緩解內部矛盾，但通常因為擴張成本太高反而讓周邊部落看到帝國外強中乾的本質，反過來取代帝國的統治甚至直接消滅帝國所代表的文明與民族。另一種便是推廣宗教，用宗教麻痹社會底層，讓宗教宣傳所謂精神上的平等幻覺麻痹實際上的不平等。但通常宗教也激發原教旨主義使得文明傾向於對外冒險擴張，但社會底層反而因為宗教失去拼搏的動力，整個社會的僵化反而讓文明逐漸失去活力，慢慢消亡於歷史長河之中。這也就是大多數文明並沒有歷史週期律的問題，因為他們的歷史就是條近似的拋物線（衰落速度很快），亂了之後就亡了（文明的滅亡不僅是王朝的滅亡）。

事實上隋唐之前的中國本質上也不過是東方的羅馬帝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一度同羅馬帝國一樣處於崩潰的邊緣，真正讓中華文明超越其他文明的是隋唐之後中國所創立的全新體制—沒有貴族的帝國體制。不論是有意設計還是陰差陽錯，中國自隋唐以來的科舉體制使得中國成為了唯一一個在建立現代社會之前就消滅了貴族的國家，除了皇帝幾乎誰也不能世襲政治權利。中國社會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皇權之下萬民平等。所以才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才成了我們傳統古代印象中的皇權獨大，而且這種獨大還因為明清以來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通過殖民來化解內部社會壓力，內卷化的社會又進一步要求集中權利來維持穩定。所以我們沒有歐洲那樣一個貴族階層可以自由的玩出現代科學。（正確看待中國自古沒有科學的觀點---駁清華教授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32297 ）雖然科舉制並不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但科舉制卻是整個社會的活力之源，基於科舉與官僚體制的階層流動使得中國社會具有巨大的流動性。底層社會才沒有徹底的麻木而讓整個社會失去活力，中國社會才有了所謂的歷史週期律，才能一次次的在衰落後復興，成為碩果僅存的來自青銅時代的古文明（保留了文字與主要的民族與傳統）。

近代西方通過殖民美洲輸出過剩人口（抗生素被髮明之前温帶國家沒法真正殖民（人種替換）熱帶國家），輸入廉價原材料，海航所帶來的技術需求與加上擴張的工業產品需求結合，使得西方國家跨過了工業化進程的閾值，西方國家率先進入了工業化社會。相比農業時代，工業社會在社會結構上創造出了更多的生態位，同時工業國家對農業國家的碾壓優勢，使得西方對外殖民的成本很低，西方社會一直在拓展文明的邊界。使得西方社會的生活水準穩定的提高，同時新的資本體系取代了傳統的封建分封體系。資本社會的人身依附性減弱，上流社會的貴族共和體制的矛盾得以緩解，才衍生出了現代的民主理想。

但問題是這種理想同封建禮教一樣都只是最適合所在時代生產力的道德追求，從未真正也沒有條件真正實施。新時代的西方至今也沒有找到比東亞科舉制更好的社會流動工具，結果就是雖然西方社會的富足程度遠遠高於中國，但社會流動性依然遠落後於中國，英國最頂尖的200個貴族家庭200年來就沒變過。一旦社會經濟發展變慢，西方就又要回到宗教與戰爭的道路上，這也就是西方邪惡本性的根源。一旦一個工業社會真的尋求道德追求，最後導致的往往就是納粹，而納粹的一大思想來源又是猶太復國主義，今天以色列在中東的所作所為也簡直就是納粹的翻版。

不管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社會，維繫社會流動性，讓社會底層不陷入麻木，同整個時代一起拼搏進步，才是一個文明真正的動力之源。也是中華文明能一次次復興的最核心原因。但今天中國的國運雖然逐步向上，但現代教育體系的複雜性不同於科舉體系下往年不變的四書五經，一旦社會底層重新相信讀書無用論，喪失拼搏精神，那中國社會比之西方就喪失了最寶貴的優勢。到了今天還要維繫户籍制度，不統一高考，不同意公辦學校水平的情況下，為了追求庸俗的“公平”（上層階級為了階級地位穩固），連民辦學校都要搖號，打擊的是整個社會的積極性。現在美國反而在不斷建設公理特許學校（搖號），和榮譽學校（按成績）來實行應試教育。一旦中國社會失去基礎教育的優勢，只怕趕超西就永遠是個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