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哥：春草明年綠，誰家兒郎笑？娘子在不在?_風聞

圖自網絡

寫在前面：

武漢開城。很多人讓我寫點文字。

於武漢，我是充滿感念的。

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發生在武漢，我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人等也跟武漢有關。

餘華有本書叫《十八歲出門遠行》，我甚喜，至今還記得結尾：後來我就背起了那個漂亮的紅揹包，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就像在馬屁股上拍了一下。於是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

從那以後，我就對外頭的世界萬分憧憬，掰手指，盼望十八歲早早到來。

十八歲終於來了。爸爸送我出門去上大學。儘管是湖北人，卻是頭一回去武漢。“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

打第一眼看見武漢，這個城市在我的記憶中策馬奔騰，沒有停歇。

那就趁機寫點東西吧，聊以為記。

1

寫武漢的作家很多，最佳者無疑是易中天。

他有一本《讀城記》，其中這樣寫武漢：當年上帝創造武漢三鎮時，如果不是頭腦發昏，便一定是別有用心。因為他為武漢選擇或者説設計了中國最好同時也是最壞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所謂“最好同時也最壞”可以概括為：左右逢源，腹背受敵，亦南亦北，不三不四。

説的就是武漢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武漢自古就是“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漢口竹枝詞》），很奇特。

説武漢離不開孫權。

儘管孫權在《三國演義》中戰鬥值一般，但在《三國志》中他可是一個厲害角色。

為了跟劉備搶荊州，公元220年，孫權遷都武昌。

請注意，三國時的武昌，不是現在的武漢，而是武漢以東的鄂州，東漢設鄂縣。孫權遷都之後，鄂縣更名為武昌。

“以武治國而昌”，武昌的名稱由來於此。

關羽大意失荊州，還送了人頭，劉備很傷心，親率大軍來報仇，怒令智昏，不敵陸遜，敗退白帝城，喊來諸葛亮託孤，最後一命嗚呼。

白帝城位於重慶市奉節縣，如今還有遺址。

那是公元223年的事。

同年，孫權在古代武昌以西附近大興土木，築夏口故城。

夏口城，即現今武昌。

為何叫夏口呢？因為該城在黃鵠山北側(今之蛇山北側)，面對長江，並與夏水(今之漢水)口遙遙相對。

孫權還在黃鵠山造了一座軍事塔樓。

黃鵠山又名黃鶴山。據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城西臨大江，江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

一城一樓就此浮出歷史地表。

2

《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地理總志，敍述全國政區的建置沿革、山川險易、人口物產，以備唐朝皇帝制馭各方藩鎮之用。

它的作者是李吉甫。

李吉甫出身名門，早年點兒背，被貶來貶去，很鬱悶，讓擅長占卜的袁隱居推算官職運數。

唐朝是一個很神奇的朝代，開放至極，三教九流都能等大雅之堂，比如相術士。大名鼎鼎者，除了寫下《推背圖》李淳風和袁天罡，還有袁隱居，留有《陰陽佔訣歌》一百二十章。

袁隱居對李吉甫説：“你可以做到將相，壽數為九十三。”

李吉甫説：“你妹，我的先輩中從沒有能活到七十的。”

袁隱居説：“按照佔算出來的命數，就是九十三。”

那就走着瞧。後來，李吉甫真的兩度拜相，節度淮南。不過五十六歲就嗝兒屁了。

可他死的那天是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恰好符合九十三之數。

這都能扯上，信了你的邪。

李吉甫的兒子更不得了，他就是李德裕。

唐代中晚期的“牛李黨爭”影響了國運。《劍橋中國隋唐史》説，牛黨領袖是牛僧孺、李宗閔和李逢吉，而李黨的領袖則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紳。

很巧，牛僧孺嶄露頭角時，就是被李德裕他爹，也就是李吉甫給打壓下去，外放去做武昌軍節度使。

之前，夏口城和黃鶴樓是連在一起的，牛僧孺到任後，進行改建，把黃鶴樓從城裏分離，成為獨立的景觀建築。

對，到唐代，黃鶴樓已經沒了軍事用途。

嚴格算，從西晉起，黃鶴樓就是遊覽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為嘛？因為魏蜀吳最後都歸了司馬家。

劉備翹辮子後，諸葛亮滿門心思手撕曹魏，蜀漢對東吳已構不成威脅，孫權再把都城放在武昌就不合時宜了。

公元229年，孫權在武昌稱帝，然後把國都又遷回建業（今南京）。但他還是讓太子孫登駐守武昌，實際上把武昌當做東吳的第二國都。

公元265年，東吳末代皇帝孫皓聽説荊州有王氣，能破建業。這還了得，他不顧大臣們反對，倉皇遷都武昌，要鎮一鎮這團王氣。但折騰一年，毛都沒看到。公元266年，孫皓又遷都回建業，勞民傷財。

公元280年，“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吳亡，三分天下盡歸晉。

自然，作為內戰工具的黃鶴樓就另做他用。

3

變成景點後，黃鶴樓吸引了文人無數。不少名士“遊必於是，宴必於是”。

李白對黃鶴樓情有獨鍾，但讀了崔顥的《黃鶴樓》後很惆悵，“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老崔的《黃鶴樓》如今婦孺皆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此詩被後人評為“唐人七律第一”。

雖自愧不如，但是李白還是寫了16首關於黃鶴樓的詩，男人都是大豬蹄子，不能信呀。

公元730年，李白的好基友孟浩然要去揚州，兩人在長江邊執手相看淚眼，基情湧動，李白忍不住，寫下《送孟浩然之廣陵》，遂有名句：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1290年後，武漢爆發疫情，各省馳援。疫情稍歇後，武漢發佈感恩海報，其中感謝江蘇醫療隊海報選取的景觀是黃鶴樓，感謝辭是：

下個煙花三月，一同登樓望春風。

多讀書，還是有好處。

4

據統計，歷代騷客在黃鶴樓留下了超過400多篇詩文。其中居然有岳飛的《滿江紅》。

別誤會，不是《滿江紅.怒髮衝冠》，而是《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

真懷疑，岳飛就會這一個詞牌。

就會一個詞牌的岳飛把一手好牌打爛了。他一直躍躍欲試，要打回黃河以北，迎回二帝，讓宋高宗趙構很煩，就把他派到武昌屯兵，前後7年。

1138年春，鬱悶的岳飛到黃鶴樓登高，北望中原，填出《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

“遙望中原，荒煙外、許多城郭。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樓龍閣。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裏笙歌作。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

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嘆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請纓提鋭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卻歸來、再續漢陽遊，騎黃鶴。”

字裏行間都是喊打喊殺。

2年後，岳飛統率岳家軍大破金兵於郾城，進軍朱仙鎮，準備渡河收復中原失地。但朝廷執行投降政策，勒令其退兵。

又2年後，岳飛被趙構、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

現在黃鶴樓景區內還有岳飛廣場。

岳飛很悲催，黃鶴樓更悲催。歷史上毀壞和重建了27次，僅僅在明清兩代中就重建和維修了10次。

古代最後一版黃鶴樓於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建好，又毀於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

那年秋天，黃鶴樓毀於一場火災。《申報》對該火災報道甚詳：“張姓骨貨作坊失火，該坊本系草屋，因學徒執火油燈上小閣取物，失手將燈傾落，施救不及，遂至燎原”。災情則是，黃鶴樓“付之一炬”。沿江一帶“約共焚去二百家左右”。

後來，黃鶴樓就沒有重建。

1889年，張之洞來鄂任湖廣總督，站在名樓廢墟感嘆不已，撂下狠話，等漢陽鐵廠搞得紅火，欲建鐵黃鶴樓。

好，張之洞出場了，武漢終於揚眉吐氣。

5

張之洞，當之無愧的“武漢城市之父”。

1889年11月25日，張之洞乘坐“粵秀”輪船抵達武昌司門口，彼時武漢已是深秋，江風帶寒，冬天就在眼邊。

當52歲的張之洞踏上武漢土地時，他自己和武漢都註定了命運的改變。

張之洞在武漢修鐵路、辦工廠、練新軍、興西學。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説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馮天瑜撰有《張之洞評傳》，這麼説：

張之洞以洋務實績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於此。而其洋務事業，撫晉不過萌其芽，督粵也只是小試其端，湖北才是收實功之地。經張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慘淡經營，湖北由一個深居腹地、經濟文化均處中等發達程度的省份，一躍而為晚清全國最重要的機器工業中心之一，某些門類（如鋼鐵工業、軍火工業）在當時的東亞也佔據領先地位；新式學堂的創辦、遊學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軍的組訓，也居全國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務事業的綜合發展水平而論，湖北駕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後塵。

馮天瑜現為武漢大學資深文科教授，他算是梁啓超再傳弟子（他老爹在清華國學院師從王國維和梁啓超），在湖北名望很高，深得歷任湖北和武漢頭頭腦腦們的敬重。

2020年新冠疫情中，馮天瑜力挺一個叫方方的女作家。

方方，武漢大學中文系1978級畢業生。

而武漢大學的前身，自強學堂，即為張之洞所創，此外，他還創辦了湖北農務學堂（華中農業大學）、湖北武昌幼稚園（中國首個幼兒園）、湖北工藝學堂（武漢科技大學）等。

張之洞在武漢留下如此厚重痕跡，武漢人理應世代紀念之。

在武昌，張之洞經常走動的地方，曾經有一條名為“張之洞”的路，後沒了，現又有。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張之洞督鄂十九年，1907年上京任軍機大臣，繼李鴻章之後，給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做最後的糊紙匠。

6

1909年，張之洞，卒。

前一年，他的門生故吏們，為紀念他對武漢做出的貢獻，聚資在原黃鶴樓故址建造風度樓。

張之洞聞説此事，去信阻止：“……將一切興作停止。點綴名勝，眺覽江山，大是佳事，何必為區區一迂儒病翁乎。”

但風度樓還是修成，張之洞只有默認。但覺得樓名不好，便用《晉書》中“恢宏奧略，鎮綏南海”的語意，改名為奧略樓。

張之洞的意思是“此樓關係全省形勢，不可以一人專之，務宜改換匾額，鄙人即當書寄”。

接下來47年，奧略樓被武漢人視為黃鶴樓。

奧略樓最高層供奉有張之洞肖像，近旁朱柱上鐫刻張之洞所撰對聯，聯曰：“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起；他日交通文規，登臨不覺亞歐遙。”

張之洞真是目光如炬，因為他苦心經營，武漢獲得美譽“東方芝加哥”。

有意思的是，張之洞力圖為清王朝續命，但他創辦的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漢陽造，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辛亥革命一役成，清王朝如摧枯拉朽，迅速瓦解，湖北的鄰省江西成立了都督府，李烈鈞被推為江西都督，他任命一個叫楊賡笙的人做都督府高級顧問。

楊賡笙，江西湖口人，曾進入江西大學堂學習新學，在校加入同盟會。1912年“二次革命”，李烈鈞在湖口成立討袁總司令部，任命楊賡笙為總司令部秘書長，負責撰寫“江西討袁總司令檄文”。

湖口起義失敗，楊賡笙秘密逃至日本東京，留在孫中山身邊，協助改組國民黨。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和汪精衞都極力拉攏楊賡笙，他淡泊仕途，潛心在江西辦學，培養了很多人才。1949年後，楊賡笙被聘為江西文史館館員。1955年病逝。

楊賡笙子女多，老三叫楊叔子，後來成為著名工程機械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楊賡笙還有個孫女畢業於九江教會學校儒勵女中，後嫁給一個上海交大畢業生，他們生了三個男孩一個女孩。

那個女孩就是方方。

歷史就是這麼有意思。

2020年新冠疫情中，困在武漢的方方寫了60篇日記，被一些人恨得牙癢癢，有個摳腳老漢冒充中學生給方方寫了一封信，質問她，端誰的碗？

你説她端誰的碗呢？

​7

1978年，方方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

“一個大學能否臻於第一流，端賴其文學院是否第一流。”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王世傑為文學院的發展定下基調。

隨後，黃侃、郁達夫、聞一多、劉博平、葉聖陶……羣賢畢至。

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劉永濟、劉博平、席魯思、程千帆等“五老八中”匯聚武漢大學文學院。

1981年，劉道玉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新措頻出，啓領風氣之先。其中作家班就是首創。

1982年11月，王蒙在《讀書》雜誌發表文章指出新中國作家隊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在降低，反對“知識越多越反動”和“作家不學無術”，呼籲作家學者化。

劉道玉把插班生制度與作家研修聯繫起來，辦起了中國第一個大學作家班。

在武漢大學影響下，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大學也開辦了作家本科班。後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更進一步，與魯迅文學院合辦了作家研究生班，莫言、餘華、劉震雲等人得以獲得文藝學碩士學位。

自1985年至1989年，武漢大學共招收四期作家班，學員總計100人。

劉道玉後來在自傳中説：“那時，中文系是學校創作最活躍的羣體，曾經湧現出來許多優秀的年輕的詩人、作家、劇作家。”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從珞珈山下走出詩人高伐林、王家新、邱華棟、洪燭、楊曉民，作家方方、池莉、喻杉、野夫、胡發雲、哲夫、熊召政、陳應松、王梓夫、周百義，學者易中天、彭富春、於可訓等。

不過，方方不是插班生，她正兒八經考上武漢大學。

“喜悦、興奮、激動、得意，這些字眼都不足以形容我此時的心情，我終於成為一名女大學生了。當我懷揣着入學通知書，來到這所高等學府時，絢麗的晚霞，已把校門染得彤紅……” 這是《女大學生宿舍》的開篇，後來根據這篇小説改編的同名電影風靡中國。

他們這代人的底色就是理想主義。

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曾經主編過《全球華語小説大系》，其中有一部“都市卷”，開頭他這麼寫：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像當代作家一樣如此專注地書寫城市。這批作家是經歷巨大城市化進程的一代人，他們目睹滄海桑田、見證人的生活和內心的劇烈變動，併力圖在這樣的世界中講述自己的故事。作為當代社會的“症候”，新世紀城市文學雖有諸多不足，但畢竟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記錄了這個時代，出人意料地銘刻了當下都市的微妙情感和隱秘生活。而唯有通過閲讀這些文字，我們才得以觸摸彼此身處其間的城市，才能體認共同經歷的歷史。

其中，他選取了方方的《樹樹皆秋色》，稱它是新世紀中國城市生活的“縮影”。

許多年後，方方還是那個方方，可張頤武已經不是那個張頤武，他對方方的疫情日記橫加指責，理由之牽強，讓人目瞪口呆。

真是應了他在《全球華語小説大系》中引用波特萊爾的那句詩：“在浩漫的生存佈景後面，在深淵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見那些奇異世界。”

世界奇異。

8

當方方在武漢大學讀書時，美國漢學家羅威廉（William T. Rowe）作為第一批訪問中國的西方學者來到武漢。

他面對這個歷史悠久的城市有些不知所措。“武漢很大，很擠，很髒，污染也很嚴重。這個擁有着800萬人口的城市居然只有兩三家餐館，而且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喜歡武漢這個地方。”

早在1970年代撰寫博士論文時，羅威廉就對中國內陸的大城市有着濃厚的興趣，打算研究清朝後半葉中國本土城市的發展與狀況，選擇了漢口做樣本。

他1984年出版了《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989年出版了《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

這是西方漢學界關於武漢的力作，享譽學界，但羅威廉在中國暴得大名，卻是另一本書《紅雨：一箇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1928年5月，中國共產黨與從前的革命盟友中國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破裂後，在位於大別山區的麻城縣，當地百姓報道了一起異乎尋常的怪事：突然之間一陣紅雨傾盆而至。”在《紅雨》開頭，羅威廉引用1993年本的《麻城縣誌》裏的記載的這一幕，“該縣居民或許有些震驚，但他們明白這意味着什麼。此時他們的家鄉正處於一場血洗的風口浪尖，大規模的暴力狂歡奪走了當地許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這是國共合作失敗後不久的麻城，國民黨清共“血洗”的中心地帶。

羅威廉應該不知道，當國民黨在麻城瘋狂屠殺時，100公里之外的武漢，毛澤東帶着妻子楊開慧曾做逗留。

1927年，毛澤東抵武漢，填了一首《菩薩蠻·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當天，楊開慧聽了這首詞後説：“潤之，這首詞真好，前幾句太蒼涼了，後幾句一變而顯得昂揚，激動，我聽了心緒也難平。”

毛澤東説：“目前武漢的這個局勢，叫人心緒怎麼靜得下來！不過，我想，辦法總會是有的。”

關於最後一句中的“心潮”，作者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擊，從此找到了出路。”

其實，在寫這首詞之前，毛澤東已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以及“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寫這首詞之後，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並將隊伍帶到井岡山。

關於這首詞第一句中的“九派”，倒是可以展開聊聊。

派，水的支流。相傳在長江中游一帶有九條支流同長江匯合，所以稱“九派”。出自鮑照《登黃鶴磯》詩：“九派引滄流。”

繼毛澤東詩詞之後，“九派”跟武漢再次發生關聯是2015年9月，由長江日報集團打造的“長江新聞”正式更名為“九派新聞”。

搞笑的是，“九派新聞”不是因為新聞報道火了，而是因為一封香豔的辭職信。2015年11月，“九派新聞”記者彭玲玲辭職，撂下一句話：“我的胸太大，這裏裝不下”。

這個大胸姑娘一時間成了網絡紅人，她後來寫了一封信，解釋緣由：“平台上更新的報道，大部分是轉載的新聞，偶爾幾篇原創，也是10月前採來的報道，或是記者閉門造車，寫出的綜合稿。如果不需要原創內容，我們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網絡逸聞來得快去的也快。但彭玲玲有句話倒説對了，“別人都已通過大橋安全過河，他們還在假裝摸着石頭過河。”

武漢，擁有中國最多的大學生，擁有中國兩所頂級的新聞院系（武大新聞和華科新聞），但武漢的媒體格局卻堪難相匹配。

這不，2020年疫情中，武漢本土媒體乏善可陳，就連寬厚待人的戴建業教授都看不下去了，説武漢老爺兒們臉面全靠奶奶級作家方方來挽尊。

“九派新聞”的母體《長江日報》在2月12日晚發佈了一篇題為《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的評論文章，義正言辭地説：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

不讀書就要丟人呀。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出自德國哲學家阿多諾，中國最好的西方哲學專家鄧曉芒就在武漢，可武漢的黨報卻對德國哲學不求甚解。

阿多諾的原意是，災難之後，如何寫詩，如何繼續生活？這背後是德國到底要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如何進行反思。

9

戴建業是華中師範大學老教授，普通話蹩腳，但講授詩詞不拘一格，幽默風趣，在抖音上爆紅。

作為網紅教授，他還是有良知的。

這次疫情中，華中師範大學還有一個教授也蠻有風骨，他就是該校國學院院長唐翼明。

唐翼明的人生頗為傳奇，他的父親是蔣介石在大陸最後一任機要秘書唐振楚，1949年春赴台，留下三個子女在大陸。

從此，唐翼明帶着弟弟和妹妹開始了一生顛沛。其中，妹妹八歲時死於痢疾。

1978年，唐翼明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師從胡國瑞，與方方是同學，1983年提前畢業，是改革開放後培養的第一個碩士生，赴美留學後，師從夏志清。

1990年，唐翼明赴台侍親（他的父親曾任蔣經國內閣的“考選部”部長），先後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是赴台灣開講大陸當代文學的第一人。2008年從台灣政治大學退休，定居武漢，執教於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

他弟弟唐浩明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曾任湖南省作家協會主席，代表作《曾國藩》。

疫情中，唐翼明稱方方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他生於1949年前，適逢江山鼎革，一生歷經磨難，兩岸都生活過，見過大歷史，浸透滄桑，尚且“緊張恐懼，惶惶不安”。

恰如黃鶴樓頂層所拍武漢，一朝封城，了無生機。

10

半世紀的戰火和兵亂後，終於有人想起黃鶴樓。

據湖北省檔案館收藏的資料顯示，抗戰結束後，湖北時任省政府主席萬耀煌曾寫信邀請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主持重建黃鶴樓。

他寫道：“本省古黃鶴樓建築偉大，矗立江表，為歷代詩人所吟詠。茲以頹毀已久，不免景物遜色，近擬重建恢復名勝。素仰吾兄為工程界泰斗，對於我國古代建築尤有研究，敬希吾兄來鄂，並蒐集此項有關資料設計重建。如蒙惠諾，便獲成功，不惟使墨客騷人增加吟興，且可使古代建築藝術重炫今日……”

此情殷殷，可昭日月。

但因內戰爆發，重建計劃流產。梁思成與黃鶴樓擦肩而過。

若干年後，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向欣然，成為了黃鶴樓工程的總設計師。

1950年時，因為要規劃修建長江大橋，拆除奧略樓，當時武漢市政府提出異地重建黃鶴樓，但無果而終。

1955年，武漢長江大橋開工建設，引橋佔據黃鶴樓故址。

1957年9月，武漢長江大橋通車前夕，毛澤東視察大橋時問起黃鶴樓，説道：“應當修，這是歷史古物。”

他也徵詢過樑思成的意見，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被擱置。

此後，運動接運動。真是白雲悠悠，黃鶴飛天，空餘一夢。

1978年湖北啓動重建黃鶴樓，遇到不小爭議，國家相關部委的專家來漢，質疑：花幾百萬修這個樓幹什麼？建黃鶴樓會收不回成本……

1980年2月，中南建築設計院設計師向欣然提出的“以清代黃鶴樓為原型進行再創造”的方案獲批。

1985年6月，最新版黃鶴樓落成，主樓以清同治樓為藍本，但是距離長江大約1000米，很難感受到滔滔江水東流的豪邁。

11

黃鶴樓對外開放時，方方還在湖北電視台做編輯。

1987年，她以中篇小説《風景》一鳴驚人，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

《風景》講述了上個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武漢底層百姓的生活面貌：父親母親及九個孩子生活在13平米的板壁屋子裏。敍述者“我”是早夭的老八。

整部小説，從七哥開始，到七哥結束。

我想起七哥的話。七哥説生命如同樹葉，所有的生長都是為了死亡。殊路卻是同歸。七哥説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直到死都是無法判清的。七哥説你把這個世界連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後你才會弄清你該有個什麼樣的活法。我將七哥的話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沒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麼到底作怎樣的判斷到底是選擇生長還是死亡。我想七哥畢竟還幼稚且淺薄得像每一個活着的人。

文如其人。方方就這樣冷靜而恆久地去看黃鶴樓下那變幻無窮的最美麗的風景。

2007年，方方當選為湖北作協主席。不缺名望的她寫作路數大變，從市井百態進入宏觀歷史。

2011年，方方推出《武昌城》，敍述的是1927年前後武昌城的一段歷史，40天的攻城，窮盡兩個青年的一生。期間，他們滿眼全是死亡，不同的人，同樣的死。

説實話，就文學性而言，它算不上方方的上乘之作，無論文字還是結構，都很一般。

小説家不是歷史學家，方方駕馭不了這樣的題材，這不是她個人問題。葉兆言寫《南京傳》也是如此，大失水準。

但，方方寫《武昌城》的目的不在拿獎，而是為這個城市留下記錄。“無論如何，我應該把這場戰事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知道，在我們經常路過的大東門，在我們耳熟能詳的小東門，曾經有如此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鮮血澆灌了這片土地。我們應該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為什麼而死。我們今天和平安寧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們的生命之上。”

小説最後，梁克斯目送着張文秀的離開，聽見城牆上再次響起的猛烈的槍聲，“他提着心，卻無法得知結果，人生的無奈，他領略了又領略。”

那是1927年的秋天。這年之後，武昌從此無城。

93年後的冬天，沒有城牆的武漢封城。方方寫了60篇日記，收到了空前的讚譽，也收到了空前的咒罵。

人心險惡，唯愛與文學不朽。

4月8日，武漢開城。許多文字和圖像傳出，或慶喜，或悲慟。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嗚呼噫嘻！時耶？命耶？

4月7日晚，人民日報微信做了一個策劃，點亮武漢，首張圖片即為黃鶴樓。

黃鶴樓是武漢地標。黃鶴樓的歷史亦是武漢的歷史。屢逢焚燬，黃鶴樓依舊矗立在長江邊。正如武漢，雖慘遭疫情肆虐，但挺過76天后，還是那個亂糟糟卻生機盎然的三鎮。

化用烽火戲諸侯的一首小詩：

青草明年生，大雁去又回。

春風今年吹，王孫歸不歸?

青石板青草綠，青石橋上青衣郎，哼着黃梅調。

黃葉今年落，一歲又一歲。

秋風明年起，娘子在不在?

長江流畔，櫻紅李白，武昌城外黃鶴樓。

誰家兒郎尚能笑?

2020之後，武漢從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