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有多重要，毛澤東和鄧小平是這樣説的！_風聞

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徹底剷除封建剝削制度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是我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領導瞭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前，佔全國面積約三分之一的東北、華北等老解放區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

新中國成立後，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國家要“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據此，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區佔全國人口一多半的農村，黨領導農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見該書第382頁）】

中國由一個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即向現代國家轉型，關鍵問題是首先解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問題，以取得他們的支持。而“耕者有其田”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願望。因此，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堅持在革命鬥爭中着力幫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終於贏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面臨着的一個重大任務，是領導億萬農民、特別是新解放區的農民完成土地改革。這是一項關係到新中國政權能否穩固的重大舉措。如果土地改革失敗了，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就會失去億萬農民支持，工農聯盟就會解體，新中國人民政權就會垮台。新中國建立之後的土改如此重要，毛澤東決定親自領導這次土改。

1949年11月29至3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列席會議。他在會上指出：三年五年恢復，十年八年發展，過三關以後就好辦了。第一關戰爭，第二關土改，到社會主義這是第三關就好過了。

毛澤東一直關注各地的土改進展，總是強調要搞好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講究策略，嚴格執行各項政策。例如：

1950年3月12日，毛澤東關於徵詢對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覆電鄧子恢並告林彪、饒漱石、葉劍英、彭德懷、鄧小平。特地指出：

【“土改規模空前偉大，容易發生過左偏向，如果我們只動地主不動富農，則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並防止亂打亂殺，否則很難防止。”】

1950年6月23日毛澤東主持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閉幕會，並致閉幕詞。毛澤東説：

【“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這一關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全國人民是滿意的。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

到1953年春，全國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基本實現了土地改革，有三億多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這次土改，徹底推翻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村中一些腐朽落後的東西也逐漸消失，使中國古老農村煥發了生機。“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鬥爭的一個歷史性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385頁）

鄧小平在執行黨中央的關於農村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方面作出了表率。

1948年4月25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在《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一文中指出：

【“土改問題。在全國土地會議以前，黨內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視土改，有的甚至有很大牴觸，這是非常危險的。什麼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國主義的支柱是封建主義。不反對封建主義，不進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長期戰爭，革命也不會成功。就是把南京佔領，不進行土改，封建主義的統治基礎還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對封建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土地會議以後，這種嚴重的傾向性的問題在全國範圍大體上克服了。土地改革不僅是喊幾個擁護的口號，它牽涉很多政策問題，需要很好解決。拿新區來説，個別地區土改有成績，但總的是做得不大好的。”】

1950年2月22日，鄧小平擔任西南軍區政治委員，開始全面負責領導西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權建設、恢復和發展生產。1951年5月9日，他在《關於西南地區的土改情況和經驗》中指出：

【“三四兩月全區鬥爭最為緊張，農村退押、懲治違法地主和第一期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運動進入高潮。同時，中央局在三月下半月開了統戰工作會議，四月下半月開了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兩個會議的總結另有專門報告，不在這裏敍述。”

……

“經驗證明，土改必須在貧僱農發動起來的基礎上去進行，才不致煮夾生飯。我們決定，必須從退押特別是從懲治不法地主的鬥爭中，一方面進一步搞坍封建，一方面使貧僱農得到適當的經濟利益，從而發動貧僱農，改造農會領導成分。這個決定是很正確的。各地這樣做了。不少地區貧僱農獲得了每人一百斤米左右的果實，有的地方相當於中農所得的果實，多數鄉村貧僱農取得了農會的主要領導地位。所以，凡屬完成了土改的地方，農村基礎更加強固，煮夾生飯的比重不大。在以後進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須體會這個經驗，堅持複查減租退押，懲治不法地主，適當滿足貧僱農要求，改造農會和鄉村政權的領導成分這個明確的方針。

經驗證明，不鎮壓反革命，封建勢力不會低頭，貧僱農不敢起來，退押、土改也不會這樣順利完成。（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各地都應這樣做。毛注。）關於鎮反問題已作了幾次報告，最近情形，周興同志到京面陳。總的説來成績很大，做得很對，但在鎮反和懲治不法地主兩個問題上，有些地方發生了控制不嚴的毛病。運動愈到後期，愈是轟轟烈烈，下面同志腦筋愈熱，領導機關愈要注意控制，這是我們及各省區黨委應有的教訓。上述兩個運動的後期，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不按章程辦事的無政府無紀律的風氣，又在抬頭，（請中南、華東各省嚴密注意這些教訓，堅決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絕對不容許此種壞作風抬頭。毛注。）我們已告各地注意克服。

此外，（一）抗美援朝運動，四月份已普及到農村，簽名者已達三千三百萬餘人，參加“五一”示威者二千一百九十餘萬人，還在繼續開展中。（二）第一期擴兵九萬隻在川東（五萬）、川北（四萬）兩區進行，反映很順利，費力很小。（三）全區幹部從五月起進入整風，總結前一段經驗（包括鎮反），準備第二期土改和佈置今後鎮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績，發揚優點，糾正缺點，並注意糾正無政府無紀律傾向。（請你們考慮可否仿照西南辦法在六七兩月來一次整風，在冬季再來一次整風，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四）注意春耕生產的領導。各地同志反映羣眾真正起來了，領導思想往往落於羣眾覺悟程度之後。許多同志總以為抗美援朝妨礙工作，是一個額外的負擔，而羣眾一搞起來就有聲有色，大大幫助了實際運動，擴兵這樣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還有兩件事是出於許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不敢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審判委員會和我們共同審判反革命。結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關門主義的地方，情況就愈好。這是對於人民和黨外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一個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業者、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殺反革命。叫他們去看，也只讓他們看好的，不敢讓他們看壞的，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結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來都是好話，都有進步。華東局規定好壞都讓人看，結果很好。這是對於黨外廣大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又一個例子。毛注。）現在比較擔心的問題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爛很多，可能影響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發生嚴重的災荒。我們擔心各地對這些問題注意不夠，忽視了爭取今年豐收的中心任務，招致嚴重的後果。我們正注意對這一方面的指導。”】

1950年5月至8月，毛澤東的老朋友，長期關注農業問題的民主人士梁漱溟，隨同章乃器為團長的土改考察團到四川考察。回來後，梁漱溟在毛澤東面前讚揚了鄧小平領導的四川地區土地改革取得的成績。毛澤東聽着笑出聲來，大聲插話説：

【“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這幾十些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極力給地主階級翻案的言論、文章和文藝作品。他們的採取的手法無非是通過運動中出現的某些失誤或者錯誤來否定整個運動。就像整個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一樣，錯誤和缺點當然應該儘量避免，但實踐又證明，是難以避免的。對於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否認過。但是，在近代中國，除了實行土地改革，並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迅速解決農民的貧困和飢餓問題。因此，無論如何“美化”地主階級，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近代中國農村需要進行土地重新分配的趨勢。更何況，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一經發現錯誤，就立即採取了措施，及時予以糾正。

需要指出的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對某些惡霸地主不殺是不可能的。所以，鄧小平才説：

【“經驗證明，不鎮壓反革命，封建勢力不會低頭，貧僱農不敢起來，退押、土改也不會這樣順利完成。”】

鄧小平的這種認識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其基礎來自於當時中國農村情況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在審閲一件關於釋放在押戰犯的報告時，作出指示：

【“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574頁）】

同樣在這一年的9月15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會上發表講話。他説：二十五年來，在農業方面，我們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飢餓狀態做到了糧食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視，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毛澤東年譜 6》第607頁）

從1980年3月開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入起草階段。1980年10月在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對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針對大討論中出現的一些企圖通過否定“文革”，進而否定毛澤東、否定新中國光輝歷史的錯誤思潮，鄧小平於10月25日指出：

【“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十年以後，鄧小平再一次讚揚了土改。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指出：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毛澤東主席逝世這段時間，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

但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總有一些人心裏念念不忘要為土改翻案，時刻都在在窺視形勢，伺機拋出一些與時俱進的作品。但萬變不離其宗：反思“文革”，控訴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苦難”，同時“挖掘”地主在民國時期做的“善事”等等，試圖來改寫歷史。令人驚異的是，這些年來，那些念念不忘要為土改翻案的人，突然有了良心發現，眼光投向了社會底層民眾生活的“悲情苦難”。並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機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華。例如在這次新冠肺炎防控阻擊戰中，中美兩國的華人作家都對各自居住地的情況、特別是平民百姓的情況發表了作品。美國華人作家的追求的真實，大都是建立在“陰影裏看到陽光”的基礎之上。而中國的某些作家追求的真實，則專注於在“陽光裏看到陰影”。

如果聯繫到這些中國作家這些年發表的作品，對於他們意圖，實際上是並不難看出來的。他們確實是做到了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把七十年來所有“苦難”的原因都歸結到了同一個點上，稍微具有歷史常識的人一看就會心裏有數。特別令人佩服的是，這些人還發明瞭一件武器：把批評為土改翻案的人一律斥之為頑固堅持“文革”思維、是反對“改革”的“極左”分子。不知道這些人想到過沒有，如果沒有當年的土地改革，後來以“包產到户”為的標誌的農村改革（中國改革最早始於農村改革）又從何而來？！難道中國的農村改革就要是把土地重新退回給地主嗎？如果這些人有一天去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時候，真的不知要怎樣解釋才能自圓其説？

轉自《察網》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