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那些不得不出門工作的美國人（下）_風聞

編者按：受疫情的衝擊，美國在3月新增失業達到了千萬人口，有專家預計最終會達到2000萬。而過去十年，美國的就業率穩步上升，在3月初達到僅為3.5%，創下近50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在這樣的“失業大潮”面前，能選擇在家工作並有良好衞生隔離條件的人，可以説是某種程度上的“奢侈”。畢竟，還有很多人沒得選，有些是因為所從事的工作對社會運轉至關重要，有些是因為絕不能失去僅有的工作和收入。

《紐約客》新一期封面，也向在疫情期間維繫社會運轉的人員致敬。灰暗時刻，一點微弱的光。

在中國疫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同樣經歷過這樣的局面。  

日復一日，這些普通人面對着嚴峻的現實，盡最大努力適應前所未有的變化。

以下是《紐約時報》記錄的這些出門工作的美國人的故事。

殯儀館工作者

史蒂夫 · 巴頓（Steve Barton），52歲

西雅圖（Seattle）

我經營着三家殯儀館。美國新冠肺炎的爆發點，就在我柯克蘭（Kirkland）的辦公室附近。從那時起，我就意識到，我們將要為不少受難者送行，到目前為止，大概就有25個了。整個柯克蘭只有我們一家殯儀館，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庭就在這兒附近。他們不會説：“我們剛剛告別了自己的親人，讓我們到30公里以外的殯儀館吧。”他們只會選擇在這裏，在離家半英里的小殯儀館裏完成最後的送別。 

每當流行性疾病爆發時，殯儀業就會忙碌起來。我們經歷過埃博拉，也經歷過艾滋病廣泛傳播的年代，所以我最擔心的是：像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多少次？現在，看起來似乎易於控制，但從死亡人數來看，情形不容樂觀。它是真實的悲劇，是一場混亂。如果有一天，一切都失控了呢？我們大家還會聚集一起，來商討解決辦法嗎？

人們還在研究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它是飛沫傳播嗎？那些已去世的人不再呼吸，也不會和你交談，但他們身上仍然可能帶有生前微小的唾液。我們聽説，病毒會在這些液體中存活數天。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能夠説清，和死者待在一起是否完全安全。但我不認為新冠肺炎要比很多已知疾病更可怕——腦膜炎、肝炎或其他別的什麼病。

大家在不斷強調各類措施的重要性——要戴好手套和口罩，無論走到哪裏都要消毒。我們全副武裝，把更多衣服穿在身上，這件事非常嚴重，沒人想要輕率對待。往常，不會有人會戴着口罩和手套去療養院接人，那時，人們需要先和前台服務者報備，待他們告訴你房間後，再放下摺疊牀就可以了；可是現在，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進出。疫情爆發後，我們有段時間，會用塑料布裹起去世老人的屍體，一邊向外抬，一邊噴灑消毒水。

我們現在還有物資，但疫情會糟糕成什麼樣？我們會“彈盡糧絕”嗎？我現在開始試着聯繫並組織社區成員，一起自制防護裝備，其中還有志願者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招募信息後，選擇加入的。那些居家隔離的人，雖然不能前來現場支援，但要是家中有縫紉機，就可以幫殯儀館縫製口罩應急。我的母親最先加入於此。

我幾乎成天待在殯儀館，凡事親力親為——為逝者穿衣、擺放棺材、舉行葬禮儀式。殯儀館也有辦公室人員負責接待逝者家屬，幫忙安排葬禮事宜，在這段特殊時期中，大家格外體諒對方。很多死者同他的親屬不得不待在一間房間，為此，他們不能擅自離家。儘管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們還沒能接受冠狀病毒的檢測，也不知該怎樣才避免這種風險。

“我們知道自己暴露其中，但不確定還有誰感染了病毒，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感染，因為沒人進行過測試。”

從前，我們都是通過電話或是傳真來溝通工作。新的網絡系統剛搭建沒多久，但很多來這裏的都是老年人，而且去世老人的配偶也不會使用電腦，有人告訴我：“我不知道怎麼打開電腦，過去都是他（自己去世的伴侶）把電腦打開。”線上辦公不太容易推進。

總有人覺得，離世者越來越來多，那殯儀館一定藉此賺了很多錢。但事實恰好相反，除了很基本的服務外，其他的項目都被叫停。剛開始，在我們接待的那些家庭中，有很多原本計劃到天主教教堂舉行彌撒——全家人都到場的大型彌撒，可最後，因為教堂關閉了，我們是在摩托車隊的護送下，直接來墓地參加葬禮。為此，有很多家庭推遲了葬禮服務。即使現在推出了儀式直播，但有人真的願意“出席”空無一人的儀式嗎？我們現在不能讓任何人蔘加聚集活動，所以我的殯儀館裏只有一個空房間和一口棺材，還有什麼項目能額外收費的呢？

人們從不談論死亡。他們甚至不願意去想這件事。當父母告訴他們的孩子，自己想要籌劃葬禮時，孩子們就説: “我不想談論這個，千萬別提它。”這點我確信無疑，或許是對死亡的畏懼，使他們不敢提及此事。人生真的，真的很短，即使你能活到一百歲，也不過就是轉眼的事情。

全社會的注意力都放在青少年身和小嬰兒身上，將死之人，不會有太多相關的新聞出現。你不可能瞭解每個人的死因，有時候根本沒有原因，也沒人知道為什麼。人類就是這樣的脆弱。

我母親每天都來辦公室陪我，令人替她擔心，可是沒辦法，在殯儀館工作是我的職責。我在盡力保證她的安全。或許，我們家遭受了詛咒，註定成為工作狂，這很難改變，在特殊時期下，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去做好本職工作。你不能説：“ 好吧，我們不必擔心有人無法舉辦葬禮，大可讓別人來做。”這是不可能的。

獸醫

布萊恩· J ·布爾坎（Brian J. Bourquin），46歲 

波士頓（Boston）

3月16號晚些時候，我們診所做出決定，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實行無接觸計劃。第二天，我們就通知所有寵物主人，做好心理準備，更嚴格的政策就要出台了。如果你現在提出預約申請，那我們只能電話解釋病情：只有那些生病的，或者先前被耽擱疫苗注射的寵物才能預約門診。針對這點，我們也同陪診主人達成了協議：到寵物診所後，愛寵和主人需先在車中，或在門外等待。前期的病史瞭解都將通過電話完成，這種策略也同樣適用於手術檢測，等這套流程結束，我們才會到門外來接待看診的寵物。

我們在前門六英尺處設置了橙色警戒線，以便給騰出安全空間。為了保證隔離有效，前來的人員必須站在那條警戒線後面。我們戴着手套和口罩，給狗狗使用新的牽引繩，避免觸碰寵物主人自己帶來的那條。對於前來的貓咪，我們會讓主人放下揹包就離開，自己再用診所的毛巾將其搬進去。所有的檢查都將在房內進行，待治療方案制定完成後，再給門外的主人打電話，進行溝通。

“病人”進來檢查的流程大致相同，稱重、體檢再治療，在10到15分鐘，等待檢查的時間裏，寵物們大多表現不錯。但寵物的主人或許顯得有些緊張，他們回想起自己走入醫院，獨自坐在等候室，想象着糟糕的手術結果——簡直太可怕了。因此，我們正在努力消除這份擔憂。的確，這份工作變得比以往壓力更大，尤其是，當你知道史密斯太太要給你難堪的時候，或者當你知道瓊斯先生要對你所做的一切進行質疑的時候，你就會感到緊張。不過，拋去新冠病毒帶來的糟心事，我們這會兒反而笑得更多了，也許，這是小動物傳遞來的積極情緒， 曾經難以共事的人現在似乎也變得更容易了。

開始的第一週，我們常要花時間與客户在門外交談，想象這是一個風度翩翩的職業，所有獸醫都站在那裏談笑風生。但是實際操作中，我們也遇到了很多問題，好比，有人和你講話，但因為相隔太遠聽不清楚，這些太正常不過了不是嗎？於是，我們決定不再幻想，嚴格遵從電話檢查的流程，目前來看，寵物主人們都還算接受。我想，他們也意識到，獸醫們承擔着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風險，來試圖照顧那些可愛的“四腳家庭成員”。

獸醫的世界很小，我們互相尋求支持和建議。對獸醫們來説，“好的消息”是，同傳染病打交道一直是我們的工作，再熟悉不過了。 

我們長期在處理着寵物間的傳染，謹防寵物主人的健康受到影響，甚至兩者之間的交互傳染也要預防，比如癬。所以我們習慣了戴手套、換衣服這套防護流程；也習慣了日常消毒。所以，我們時刻提醒前來門店的客户要多多留意，不管是新冠肺炎、流感還是普通感冒。如果你生病了，很容易給你的愛寵帶來危險。病毒隨時可能會變異，它無處不在，傳染性極強，像寵物的皮毛、皮帶或項圈都可能成為它們寄生之所。 

試想，如果我們先用手擦嘴，緊接着又去摸狗，在人身旁緊緊相依的愛犬有傳播新冠病毒的可能嗎？的確，雖然目前還沒有確診病例，但我們不排除這點。

所以，作為獸醫，我需要再次和大家強調一下：如果你生病了，要記得和家中的寵物分開。但現實很難進行，可憐的病人身邊沒有親人陪伴，怎能捨得捨棄唯一的寵物伴侶呢？

只有在實行寵物安樂死時，我們才允許主人進來陪同，畢竟，和愛寵告別的時刻格外重要。我們特意在海灣村的診所準備了個靠近側門的單間，這樣既能保證主人陪伴愛寵走完最後一程，也免於擔心接觸工作人員，會加大新冠感染的風險。（注：海灣村 Bay Village 位於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的周邊，是一片面積不大的住宅街區）

我從未想過，有天我會考慮這些事情。

辦公室清潔經理

匿名（E.），52歲

北弗吉尼亞（Northern Virginia）

我總共負責弗吉尼亞州的14棟大樓，其中有6棟是醫療大樓。下午5點以後是工作最艱難的時候。想象一下，一棟四層樓的建築，一套單獨的小隔間裏就有125個廢紙簍。一個人用吸塵器要整整四個小時不間斷地工作才能清理完。我們需要把硬地板拖得乾乾淨淨。然後我們需要把垃圾倒到離辦公樓一個半街區遠的垃圾箱裏，來來回回許多次。無論雨天、雪天還是炎熱的天氣裏，就這麼揹着垃圾袋走個七八趟。而且我説的還是一個四層小樓。

在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我與一家公司合作，這家公司與凱撒醫療集團（注：Kaiser Permanente，美國最大的健康維護組織）簽有合同。但是在凱撒，清潔工就像技術員一樣被對待。凱撒的維護主管——對我來説，就像是上帝派來的天使一樣——保證我們受到適當的訓練，可以應對任何流行病。他要求與他簽約的公司給員工們培訓如何使用個人防護裝備（P.P.E.）、如何消毒、如何清潔手術室。但是在商業部門的培訓，雖然辦公室是乾淨的，卻不像這樣詳細。

人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應該得到更多的保護，我們可是他們的前線啊。如果我們沒有正確的清潔產品以及正規的培訓，那麼我們都會被感染，或許不是冠狀病毒，但也會是其他病毒。那些每小時要清潔5000平方英尺的人怎樣才能做好消毒工作呢？他們不能。時間根本不夠用。你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能倒完垃圾，甚至沒時間擦去手指上的污跡。

讓我來告訴你，在普通辦公大樓裏設立有肺科診所和傳染病診所。當我們進入這些地方的時候，卻沒有個人防護裝備。我們必須得穿着制服，戴着手套，而且盡我們所能做到最好。即使我們想要，我們也無法為員工提供口罩，因為根本沒有可用的口罩。

我很害怕會把什麼東西帶回家。所以我在屋外脱掉鞋子，儘量不和女兒們有任何接觸，直到換好衣服。我擔心如果我出了什麼事，我的女兒們就無依無靠了。但是隻要公司不允許我待在家裏，我就不能説我不會出門，因為那樣會讓我失去工作。

我們都很害怕。我手下有為我工作的單身母親，丈夫即將被驅逐出境的媽媽們，家庭唯一的支柱，白天還要在餐館工作的人，現在他們所有人的唯一收入來源就是清潔工作了。我發現我的這些工友們都在哭泣。 （注：原文是my women）

她們因為這份工作而疲憊不堪，但她們必須繼續下去。無論怎樣，無論有沒有人給她們防護手套。我手下有一些老人六十多歲了還在打掃衞生間。每個人都害怕被感染。但是，更令人悲傷的是，她們更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她們把自己的命運交到上帝的手中，希望上帝會降下憐憫，讓她們不會感染新冠肺炎。問題就在於，出門賺錢，餐桌上才能有食物。 

作為經理，我努力讓大樓儘可能地多開一會兒，這樣她們就有時間能檢查一下。我們從不休息。昨天我看見一個男人在倒垃圾，我對他説: “不要把袋子壓在自己身上。那裏面可能藏着一根針。”他對我説：“沒有時間了。我們必須在今晚11點前完成，現在已經10:45了。”

助產護士

艾麗卡 · 索耶（Erika Sawyer），39歲

 舊金山（San Francisco Nurse）

不管怎樣，女人們都會有孩子的，無論身處戰爭、流行病還是災難。作為一名助產護士，我和無國界醫生一起完成了10次任務——去過南蘇丹4次；肯尼亞、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國、津巴布韋、洪都拉斯；以及坦桑尼亞的布隆迪難民營。在緊急情況下，都是全天候的後勤保障。你必須通過服務來決定人羣的流動，這些服務怎樣去提供，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不是。你必須寫新的不同的協議，同時也知道它們明天可能將再次改變。這就是現在在醫院裏的感覺。

每個人都很害怕，病人很害怕，員工們都很害怕。我們沒有測試劑。所有的口罩都是限量配給的，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能得到多少。護士和工作人員開始把它們儲存起來，以確保如果我們用完了，周邊還有一些應急的物資。我們正在嘗試着找到可回收和再利用的協議。有傳言説 N95的口罩被偷了。這種感覺就像我還在南蘇丹，這種事對美國來説真的很荒謬。這的確不是分娩的最佳時機。對於病人來説，有兩種恐懼：我會感染病毒嗎？它會傷害我和我的孩子嗎？還有一個我認為更直接的擔憂：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會在我分娩的時候崩潰嗎？ 

這就好像我站在岸邊，看着海嘯來臨。現在，一切都很平靜。當我們的醫生開始生病的時候，當我們的護士開始生病的時候，或者，上帝保佑，我們失去麻醉的時候，我們現在都在等待着這些事，並且做了很多應急計劃。這類事情我最不想讓孕婦擔心。我曾在沒有麻醉師的地方工作過，也曾在四小時車程外的地方做過剖腹產手術。那真的非常嚇人。這裏的許多醫護人員並不習慣在緊急情況下工作。因為我個人的經驗，我為員工做了大量的後勤計劃工作。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技能，但它的確是：你必須明白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證人們的安全，讓人們保持冷靜，讓你的團隊保持團結。

在這個國家，我們對懷孕如此焦慮，以至於我們實際上看到的人比我們需要看到的多得多。城裏所有的醫院都縮減了這個數字。女性在家自己測量血壓。我們也在嘗試去解決，怎麼做胎兒監護。女性仍然會來做解剖掃描超聲波檢查，但除非有什麼問題，否則我們只通過電話和她們溝通。在三月的第四個星期開始的時候，我們把整個產房搬到了另一家醫院。我們的老場所將成為新冠病毒肺炎病人的呼吸室。

在緊急情況下，你必須靈活應變。這裏的醫院管理人員是不習慣這樣做的。我們都看過這樣的電影，就像一顆小行星撞擊地球的時候，人們試圖拯救地球，然後，就像這個兇狠的頭目説的那樣，“等等，不，你不能這麼做。”我們已經在與官僚主義作鬥爭了。我們嘗試着在診所門口建立一個體温檢測站，但是由於某些規定的原因，這被大樓的負責人拒絕了。人們已經習慣了這些自上而下的公司，我們國家的醫院也是這樣。每個人都在等待命令。在緊急情況下，你必須因需求而變得更有自主性。你只需要做你認為最好的，這就是為什麼，當大樓的人説不的時候，我就這樣説：“放一張桌子在那裏，人坐在那裏，拿一根温度計。誰來阻止我們？現在沒人會炒我們魷魚。”

我並不是從來不害怕。有時候我也會手足無措。前幾天早上，當我看到病毒正逐漸在非洲蔓延時，我忍不住開始啜泣。我很擔心那會是什麼樣子。真正打擊我的是我身處的社會正在變得不穩定。我和許多不同國家的許多人一起工作，他們在如此瘋狂的不穩定的情況下辛勤工作了這麼長時間。我總會有辦法的。我在那裏待三個月，或六個月，或九個月，然後我就回到我安全的，第一世界的生活。

每過一天沒有變得更瘋狂的日子，我就想：等等吧，也許不會那麼糟糕。也許我是無緣無故太激動了。但我不知道。我一直在關注意大利和現在的紐約。如果事情變得很瘋狂，我們有足夠的產前和分娩保險，如果他們需要我在重症監護室操作呼吸機，我也會這麼做的。

辯護律師

凱瑟琳 · 克勞福德（Cathryn Crawford）

芝加哥（Chicago）

在三月的第二個週末，芝加哥大都市區的刑事法庭因為新冠病毒暫停了大多數案件的審理。首席法官説，我們仍然可以去法庭要求釋放那些被關在監獄裏的人。這給了我希望，但是我對花費這麼多時間和往返於法庭感到很沮喪。 

我們在朗代爾基督教法律中心的客户，是一位來自芝加哥最貧困地區不到24歲的年輕人。我們的案件經理，通常每週去庫克郡監獄看他們一次。這很重要，因為人們在拘留期間會感到沮喪和恐懼，這會使他們更傾向於認罪，這樣他們就可以出獄。

現在，我們的執行董事告訴我們不要去監獄。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可能是病毒攜帶者。不過，我們和客户交談的主要方式是，告訴他們的家人，讓他們打電話給我們收集信息。監獄提供的任何關於新冠病毒肺炎的信息，都無法傳達給我的客户，所以他們從家人那裏得到的信息也並不總是準確的，所以他們很恐慌。我們聽説這裏的環境非常惡劣。這座監獄是一座住着5000多人的緊密住所，它關閉了通風設備，也取消了準備共享餐食。我們的客户説，在疫情爆發後兩週多的時間裏，沒有洗手液，當有了洗手液時，只有警衞能用。他們還説，他們只能得到一小塊肥皂或兩個液體裝洗手液來維持一整個星期，如果他們用完了，他們也不得不去買更多。一些警衞們有手套，但他們看到沒有人戴口罩。他們也仍然坐在一起，用着同一部手機。 

我和我手下的律師們，已經為我們所有的客户提交了書面議案，要求撤銷他們的監禁，或者撤銷指控，讓他們離開。由於潛在的健康狀況問題，一些律師對上法庭感到很緊張。我是訴訟部主任，所以我説：“我會為你上法庭的。” 我只和我丈夫一起住，沒有孩子。我們沒有很高的風險，而且我們可以自給自足。起初，我並沒有對自己的風險給予太多的考慮。但是隨着我回到法庭的次數越多，我就越會想，為什麼我們要對案件，特別是輕罪案件，進行個性化的、有時多重的複審呢？

3月18日，星期三，我們在法庭上，一位法官告訴所有人遠離法官席，遠離她和法庭記者。她讓我們去盥洗室休息。她顯然很關心病毒的傳播，因為它影響了法庭上的人們。儘管如此，她還是推遲決定，我釋放一名19歲男孩的議案。這名男孩沒有任何刑事犯罪記錄，因為入店行竊的輕罪指控而被監禁了數週。

穿過走廊，我們曾在另一名法官面前爭論，要求釋放另一名19歲的少年，他因非法持有槍支而被指控的輕罪，在監獄裏關了186天。我説: “州政府的證據不足。這個孩子有哮喘，並且有一顆子彈卡在他的身體裏。自從入獄以來，他已經去過兩次醫院了。讓他帶着電子監視器回家吧。”

但是檢察官讓監獄裏的健康風險得到了最小化，法官也沒有準備好解除他的保釋。這真是令人感到挫敗和沮喪。我們試着給客户們需要的東西，但是病毒的安全性建議和制度，在某些情況下的殘酷性結合起來真的讓這變得很困難。

第二週，我回到法庭，看着這位因入店行竊指控而被拘留的19歲少年坐了一個半小時，卻被告知我必須改天再來——儘管如此，那時，兩名被拘留在監獄的人，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我們郡的刑事司法官員沒有做出足夠迅速的反應。他們就是做不到。

餐飲服務經理

珍妮弗·佩維利（Jennifer Peverill） ，41歲

愛荷華州滑鐵盧（Waterloo, Iowa.） 

我在滑鐵盧公立學校工作了將近14年。過去五年，我一直擔任餐飲服務經理，並管理滑鐵盧學校的四個廚房。我一直在管理餐廳，我的父親是學校的管理員，所以我覺得我也可以勝任。從那以後我就愛上了它。

大約三週前，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但是我們在新聞中聽到了很多關於新冠病毒的消息，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社區。3月13日，星期五，我們離開學校的時候，我都不認為我們所知的事情會變得這麼快。我們得知學校將從3月24日星期二開始關閉。這太不真實了。我們現在不知道明天都會發生什麼。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們這個地區有許多依賴學校早午餐的孩子們所以我聯繫了我的食品經理，問他們是不是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他們告訴我，當學校關閉時，學校系統將為我們的學生提供路邊餐。那時我們正在放春假，所以在那個星期，我為路邊服務餐做志願性的準備工作。我有兩個孩子，我只是覺得，我需要盡我所能幫助他們。

很明顯，我會非常謹慎地做一些保證自己安全的事情。每個廚房裏都有一到四個人在工作，我們遵守着應有的社交距離，勤洗手以及消毒。你可以看出人們很緊張。我們儘量保持六英尺的距離，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廚房工作。

我知道父母可能對讓他們的孩子出門拿食物這件事有點緊張。但是我們會戴上手套，從車窗把餐食遞給他們。或者如果他們走過來，我們會把飯菜遞給他們，以及儘快讓他們離開，這樣就不會有太多的互動了。

現在在外工作有點令人擔憂。我不想帶任何東西回家給我的家人。我67歲的母親上個月剛做完癌症手術，所以當然，我不會接近她，因為我依然每天經常外出。這很難。但是這些學生每天都依賴於這些免費的早餐和午餐，而且很多他們的父母也是如此。所以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幫助父母減輕壓力，因為這對每個人來説都是一個艱難的時期。

雜貨店老闆

唐納·約翰遜（Donell Johnson Jr.），35歲 

加州西奧克蘭（West Oakland, Calif.）

我是一家工人合作社的工頭。我們上星期工作非常努力，把貨架重新裝滿。我們之前確實消耗了很多貨物。但我們是一家小商店，所以我們能夠更加靈活——我們能夠很快地轉移和替換庫存不足的商品，並且能夠很快地一起做出決定。現在我們有更多的罐頭食品之類的存貨。我們的行業決定了我們服務的對象非常精確，如果他們改變了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迅速轉變。我們是一個合作社，我們做決定的方式是對此有幫助的。合作社現在非常重要，它是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我們能夠彼此適應。

我們一直在櫃枱上放着一個叫做業力罐的東西。人們把錢投入其中，我們用這些錢來幫助那些可能無法負擔所有生活費用的社區成員。我們剛剛把它放到網上，這樣人們就算不去店裏，也能給予他們的幫助了。我們現在正在做快遞服務，從專門為老年人提供配送服務開始，所以我們最近在迅速地發展這項服務。人們也可以在這裏購買禮品卡。每張卡都有一個唯一的號碼，所以你可以和需要的人共同分享這個號碼。他們甚至不需要實體的禮品卡就可以來，只要有號碼就行。

在這段時間工作，我會確保我有足夠的休息，在收銀台戴上手套，以及，當然，還有圍繞着商店的清潔、消毒各種桌面和刷卡密碼機等來採取預防措施。我在登記時會保持距離，並遵循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導方針。我不認為我是積極主動地在擔心，但我覺得我是下意識的。我覺得我的身體好像顯現出了一點壓力和焦慮，即使它在我腦子裏算不上最活躍。

但是，我需要繼續去工作了，因為我們需要確保在這個社區裏大家都能吃上飯。當人們在家的時候，他們做飯會比以前更多。而且我也得養家餬口。我知道，如果我在有這麼多需要接受食品服務或招待的人的情況下——不能去上班——這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説將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非常害怕的是很多企業將會倒閉，這些也會導致經濟影響一直持續下去。

家禽加工廠工人

匿名（A.）

加利福尼亞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 Calif.）

我在位於加利福尼亞中央谷地的一家大型家禽包裝廠工作。這家工廠有數千名員工，公司市價數十億美元。有好幾條流水線，我們要麼懸掛雞肉，要麼切肉，要麼給它們打上識別標籤。

要進入工廠，你得穿過一個狹窄的走廊，只能容下兩個人並肩走過。有人剛結束夜班，也有人準備開始上白班。進出時我必須出示我的徽章，我們都處在密切接觸之中。

更衣室裏更是擠滿了人。我會把我的午餐袋放在那裏，穿上我的圍裙、靴子，再戴上長橡膠手套，因為我要處理生肉。

在工廠車間裏，我的這條流水線上，我們總是站在離彼此大約三英尺遠的地方，傳送帶在我們中間。我們一個緊挨着另一個站着，幾乎伸手就能碰到。我所在的區域裏沒有人戴口罩。只有少數人有口罩，那是他們自己買的。我們用手來處理一切，所以如果想咳嗽或打噴嚏的話…… 

不同的部門在不同的時間吃午飯。餐廳裏有幾個微波爐，但是沒有清潔物品用的抹布。現在牆上和浴室裏都有分配的洗手液。他們還豎起了牌子，上面寫着“洗手”。我所看到就是這麼多，這是最新的情況。

工廠裏有很多老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基礎病史。這些人才真正處於危險之中。那些60多歲，尤其是70多歲的人，有糖尿病，高膽固醇，哮喘。

如果這裏有人感染了，肯定會擴散，因為有很多老年人。他們總是彼此密切接觸着，在工作的時候、排隊的時候，當他們經過彼此的時候，尤其包括進進出出的時候。

我決定接受這次採訪，是因為我希望它真的能拯救某個人的生命，希望公司能採取措施盡一切可能保護他們的員工。同時，我也擔心如果他們發現是我乾的，我會因此而被炒魷魚，即使我已經在這裏工作了這麼多年。 

説我很害怕，那都是一種輕描淡寫的形容。在中央谷地，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已經很匱乏了。這個地區有一些州內最富裕的區域，但是也很難找到醫生來。因此，即使在新冠病毒到來之前，我們也缺乏醫療資源。我們沒有足夠的醫生，即使去看初級保健醫生，也必須提前一兩個月預約。我們的診所已經超負荷運轉了，急診室也不堪重負。這裏的人早就明白這一點，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那些，在過去因沒有足夠醫療保障而逝去的親人們，而他們一直都揹負着這一切。願上帝保佑這裏不會有人在這兒感染，否則必將引發災難。

加油站服務員

卡倫·拉芙（Karen Raaf），28歲

俄勒岡州（Oregon）

有時候，當人們試圖自己加油時，我還是會感到驚訝，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在這個國家也就只有兩個小州仍然需要服務人員。工作中閒聊的時候，現在所有的話題都是病毒，完全都是病毒。我感覺大腦都要被它融化了。每天，來的每一個顧客都會問：“你們的生意怎麼樣？” 嘿，我們還是老樣子。20號高速公路剛好穿過小鎮，很明顯還有大卡車來往，而且很多人都開着車。“你們採取了什麼預防措施？” 我們不停地洗手。在我的工作服裏，還有一瓶小型的洗手液呢。我們很認真地在對待這件事——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顧客們。

一些顧客會只把窗户打開也就那麼一英寸，然後把一張夾着信用卡的紙巾遞給我。他們説，“這也是為了保護你，親愛的”。你會遇到這些人，你也遇到那些會在事後仔細擦拭它的人。但他們也不會像強迫症一樣地對待它，也不會做出一副你就是個骯髒禍害的樣子。之後我們又遇到很多人。他們會説，“隨便吧，夥計，這是我的卡。” 我們這兒有很多老年人——這是一個龐大的退休社區——有些人很樂意接受我的洗手液，我們一起洗手，彼此都很開心。我希望看到他們以顧客的身份再次惠顧，而不是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他們的訃告。

我媽媽是個護士。她一直都在監測這種病毒，主要是尋找老年人或者免疫系統受損的人以外的異常情況，比如年輕人感染或死於這種病毒。而是我爸爸才是那種“應急準備先生”（Mr. Emergency Preparedness）。他為國家做了很多災難準備工作，而且他一直處於各種憂患之中。在甲型 H1N1流感和禽流感以及其它我們遇到的病毒爆發期間，他外出訂購了大量的洗手液和清潔用品，以幫助維持州政府大樓的清潔。即使不需要那樣，他也覺得在每個公共場所都準備好洗手液是十分必要的，他總是為我們家做同樣的準備。他本來應該下週來這裏的，但我和他談過了——他和我媽媽在山谷那邊有一所房子，他們將在那兒住上幾個星期。他説我經常和公眾打交道，即使我身體很健康，也有很大的風險感染上，如果我讓他們也患病，那就糟糕了。 

我會是病毒的載體嗎？我不知道在俄勒岡州加油，會不會比其他州更糟糕。油泵在某種程度上會很髒。假設一位顧客手上有冠狀病毒，他們又觸摸了控制面板，病毒現在就在那上面了。數以億計的人們正在觸摸它，而且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會停下來用洗手液洗手，因為人們只是想進去加好油然後趕緊離開。至少在俄勒岡州和新澤西州，有了加油站服務系統，我們經常洗手。我有洗手液。我們每天晚上都要噴灑和擦拭油泵，這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我還帶來了高樂氏濕巾，因為它們使用起來更方便。我認為這才是關鍵——就是要清理好所一切物品，而且要盡力把這做到最好。

那些知道我曾經上過大學也畢業了的人有時會問，“你為什麼會回到加油站來工作？” 答案是，我不知道該拿心理學學位怎麼辦。我不想失業。現在我有了鎮上為數不多的穩定工作之一。人們都認為汽油是絕對必需品。他們讓我們繼續營業，而其餘的場所現在就像《迷離時空》（注：The Twilight Zone，美國1959年至1964年期間推出的半小時電視系列劇，為黑白攝製，內容以怪誕、神秘主義為主），商店裏沒有人，公園裏也沒有人。我開玩笑地和我們的顧客説，我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因為我不僅決定了要進入這一行，而且還回到了加油站。我很高興我這麼做了。我很高興我這麼做了。

巡警

斯科特·坎貝爾（Scott Campbell），24歲

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

我們是全州最大的警察局。現在連我們局都不再點名了。我們換班的時候，直接上車就走了。他們會給我們口罩、手套和汽車消毒劑。這些汽車按計劃每週要清洗三次。如果有什麼意外，我們可以請專業的清潔工來清理。幾天前，一個囚犯在牢房裏嘔吐了，那個就是專業的清潔工清理的。

當我去上班的時候，我會用來蘇爾消毒劑擦拭方向盤和電腦的鍵盤，其實之前我也是這麼做的，因為想保持清潔。警察局現在不對公眾開放，但我們每次有25到35名巡警在外，還有至少4名警官，外加一名在桌前辦公的警官。每個人在車裏都有一套防護服和一整套口罩、手套和保護眼睛的裝備。

我們呼叫時都是用代碼的。代碼1表示有生命危險——槍擊、企圖自殺或可能是有警官需要幫助。代碼2代表事件不危及生命，但也是一個緊急事件——一場騷亂、正在發生的攻擊，是敲響了警鐘。代碼3是例行程序，好比一個生活質量問題，或有輛車的窗户破了，這需要上交一個報告。現在調度員會告訴撥打代碼3的居民，使用在線報警系統，巡邏人員也不像我們以前出動得那樣多了。隨着病毒的蔓延，我們已經減少了與居民的許多接觸，這是為了保障我們和他們的安全。停車次數也減少了，不僅是因為路上的車少了，而且也是因為我不想在轉彎的時候，因為不打轉向燈而停車，也不想因為交通違規而受傷。這個部門的管理層一向善於通知信息。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告訴我們，要求停車檢查的時候不要再下車登記了，而讓司機把證件舉起來就行。

可我們仍然是警察啊。我接到了一個自殺男性的電話。他説他割腕了。我們請求了救援，然後把門踢開了。有一張沙發，一張桌子和一個冰箱頂着門。我們攀爬過去，那個男人在硬木地板上的一個角落裏，他的左腕上有一灘血。那些傷口很淺。我們搜查了他的工具，找到了一個剃鬚刀片和一把小折刀，然後把他帶到了走廊。我們不得不對他進行更仔細的檢查。我們不能讓他進了救護車裏還帶着兇器，因為那樣我們就成了世界上最蠢的白痴。所以我們搜了他的身，他的血流到了我們的身上，他呼氣時我們能感覺到。但我們沒有停下來。當人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就會趕過去，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而這可能是致命的。那個房間裏的人？他或許就患有新冠肺炎呢。

食品分發中心經理

黛安·卡里奧西奧（Diane Carioscio）， 62歲

芝加哥（Chicago）

食品分發中心（注：發放公益食品的機構）位於北朗德爾（North Lawndale），在芝加哥的西邊。那兒是馬丁·路德·金在喚醒人們後舉家搬遷的地方。在他被殺害以後，人們在這裏放火哀悼他。這兒仍然還留存着一些被大火夷為平地的街區。因為這是一個貧窮的社區，沒有人會對開發這裏感興趣。在北朗德爾，40%的人都在為能不能吃到下一頓飯而感到不安。假使在最好的時日裏，只有這40%的人，那麼現在算上這場流行病，你會發現這裏對食品分發中心的需求變得更高了。在平常的星期三，我們為220到240人提供服務。3月18日那一週，加入這一行列的人數增加了近50% 。

與此同時，我們恰好還是一個全志願者運作的食品分發中心。我們有34名常規志願者，其中有26名都超過60歲了。再加上現在大家説的，“如果你60歲或以上，就要待在家裏”——包括我在內——那就只剩下8個人。還有一些人有潛在的疾病，比如免疫系統脆弱。三名員工患有哮喘。至少有10人待在家裏。我們有幾個大學生幫助我們，一個牧師，還有一些高中生。人們正在向前看。

我們重新設計了滿足需求的模式。我們過去的許多需求模式都被取消了。一個就是“客户選擇”（client choice），就是雜貨店的那種模式，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東西，像是在購物一樣。這種模式已經不再適用，我們只能回到老式模式，即預先包裝。另一件被棄之不用的模式，就是要求接受包裹時必須簽名。這樣就不存在共用一支筆的情況，也不會有意外的接觸。

在過去的一週裏，我們不再允許捐助者進入。這樣他們更安全，我們也更安全。我們和市議員還有警察協商，把小巷改成了單行道，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開車穿過。捐助者打開箱子，我們把食物裝上車。沒有肢體上的接觸。

我住在郊區，但我已經在和諧教會食品分發中心工作了八年半。對於許多志願者來説，這就像在為主在做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的事，是神的旨意。許多來自社區的志願者也在這樣做，因為他們需要食物。當我們結束一天的工作，如果我們還有什麼剩下的，那些志願者也可以去拿。他們享受服務他人，享受做好事的樂趣，但他們也會帶回家一些食物。我不想貶低他們的服務，因為他們是如此的忠誠。我們有一羣女性志願者，她們每週三早六點半就來了，不管什麼天氣。

我告訴我們的許多志願者，一定要待在家裏，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情況。“你丈夫剛出院，你可不能把病帶回家。” “你有哮喘，你的病會影響呼吸，這會加重現在流行的這種病。”一個哮喘患者竟然不知道這種病會影響她的呼吸。我告訴他那時，她回家了。我絕不反對任何人離開。如果他們意識不到他們正面臨的危險，那才是最麻煩的。他們應該意識到這會影響到和他們一起生活的母親、他們的配偶或者根本離不開他們的孩子。還有這附近居民的健康，他們中的一些患有哮喘，還有人因為成長過程中因為缺乏食物而患上了糖尿病。

這麼多的人都身處邊緣，以至於哪怕任何小事發生，他們都沒有緩衝的機會。他們總是熬過一天算一天，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沒法像我們這些還可以奢侈地計劃的人那樣去思考這意味着什麼。“我們該怎麼花錢？” “如果我們想換工作，我們可以去做這個做那個。” 但是當你成為這些邊緣人羣，你只能等待着每天都會發生什麼。看到人們每天因為醒來而心存感激着説：“感謝主，感謝您賜予我新的一天。”這真的很令人難過。

我們在採取儘可能多的預防措施。我們測量志願者的體温，不停地洗手。把蔬菜打包時，我們會相互隔六英尺。但是食物的需求就擺在那兒，我們自己本身也需要食物。我不敢説，“我在做好事，所以不會有壞事發生在我身上的。” 我知道我們都在冒險，但我必須這樣做。我總是説不出合適的話來形容這種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