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成功解決了落後捱打的問題,下一步如何解決被動捱罵的問題?_風聞
安鲁东-2020-04-11 23:59
一、
美國能成為當今世界的超級霸主,並不完全靠硬實力,還靠軟實力。美國的軟實力之核心,是源於基督教的那套價值觀。美國人滿世界都有盟友,這些盟友可以分為四類:
一類是,同文同種,又有共同價值觀者,比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
第一類是,有大致相同的宗教背景,價值觀也相同者,如德、法等歐洲諸國。
第三類,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願意認可、學習、接受其那套所謂的普世價值觀者,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以色列等。
第四類,文化背景迥異,也不願意接受美國人的那套普世價值,但與美國有共同的現實利益者,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

中國當前的國力,雖然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卻只有硬實力,幾乎沒有軟實力。沒有軟實力的結果是,我們中國滿世界都有基於物質利益的“酒肉朋友”,卻很少有基於相同價值觀的道義朋友。
2014年7月4日,習總在首爾大學演講時,化用王通的話説:“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國家關係發展,説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
習總的話只能説到這裏,因為他不能夠進一步講,“人民心通意合”,還需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三觀”不同的人,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這是習總的無奈,也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無奈。
我們中國當前的尷尬在於:我們清晰地意識到,歐美推行的所謂普世價值,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也有許多弊端;尤其對於中國、伊斯蘭世界這樣的異質文化體而言,更是如此。
但我們認為它不好,卻拿不出更好的替代品,只能守着一堆破碎的陳舊價值觀,茫然無措。於是,我們在人家眼裏便成為了“怪物”的代名詞——自己沒有信仰、沒有拿出門去的價值觀念,還拒絕接受人家所謂“先進”的普世價值觀。
西方人帶着有色的眼境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指點點,其實是有道理的。人家的眼鏡上塗的是道義的顏色,這道義來自人家的價值觀念,無可厚非。難道我們希望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沒有道德觀念的好利之徒?
我們在國際上老是出於受審判、受批評的地位,是因為人家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人家在人權、道義方面,隨意拋出個話題,就能讓我們手足無措;我們除了胡亂為自己辯護,卻沒有底氣對等地拋出自己的話題,還擊人家。
打個形象比喻,我們中國當今就像一個暴發户式的土豪,人家看在錢的份上,表面上尊敬你,但骨子裏卻看不起你。
因此,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就不能做經濟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而要解決文化上的問題,只有兩個途徑,一是全面認同與接受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與它們站在同一個平台上;第二,如果不願認同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那麼就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價值體系,以補充西方文明的不足。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曾説:西方文明無法引領世界的未來。世界的未來在中國,人類的出路在於中國文明。
引用湯恩比的這類話,好像有些矯情,但湯恩比並非信口開河。在世界上諸多非歐文明體中,或許只有中國最有資格融合歐美文明,在未來發展出一套更為完善的新價值體系。而中國所能依賴的思想資源,則主要是古老的儒家學説。
那麼,質疑聲肯定就來了:古老的儒家文明,真能與西方文明相嫁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嗎?
二、
五百年前,地球上大約只有兩個最為發達的經濟與文化中心,一個是歐洲,一個是中國。那時,中國的人口數量,約佔全球人口總數的20%左右;中國的經濟規模,約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
但是,在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後,歐洲迅速崛起。以工業製造能力為例,1860年西歐的工業產值,約佔全球工業總產值的72%;而中國的工業品製造能力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到1949年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只有區區180億美元左右,僅及美國(約2700億美元)的十五分之一。1952年,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總量的22%,但經濟規模僅及世界經濟總量的5.2%。
起源於西歐的工商業文明(有人稱之為藍色海洋文明),以其無與倫比的技術強勢,在全球擴散,勢不可擋。其擴散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殖民階段,二是東西方陣營對立階段,三是全球化階段。

數百年間,全球各非歐民族,要麼主動學習,要麼被動接收,無不被裹挾其中。可以説,處於全球化浪潮情勢下的各個非歐民族,除非想自取滅亡;否則,它除了選擇學習西方文明自強,幾乎沒有其他任何選擇。
然而,在這個主動或被動應戰西方的過程中,有些國家成功了,有些國家勉強支撐,有些國家卻趨向失敗。
打開2014年的世界經濟地圖,就會發現,當今經濟發展最具成績及活力的地區,主要有三個,一個是工業文明的原始策源地西、北歐洲,一個是工業文明的次發源地北美洲,再一個便是奮起直追的東亞地區。
2014年,全球的經濟總量為77.3萬億美元。
其中:東亞19.4萬億美元(中國10.4萬億+日本4.6萬億+韓國1.4萬億+香港0.3萬億+台灣0.5萬億+新加坡0.3萬億+印度尼西亞0.9萬億+馬來西亞0.3萬億+泰國0.4萬億+菲律賓0.3萬億),雄踞第一,佔全球份額約為25.1%。
北美19.2萬億美元(加拿大1.8萬億+美國17.4萬億),居於第二,佔全球的份額約為24.8%。
歐盟二十七國集團18.5萬億美元,排名第三,佔全球的份額約為24%。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排列,它説明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個非歐美國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只有東亞跑到了前面,以至於能夠與歐美老牌資本主義經濟體並駕齊驅。
那麼,問題就來了。
學習西方最為成功的為什麼是東亞,而不是中東、中亞或北非?這些地區距離歐洲更近,受西方的薰陶更為強烈,它們為什麼沒能率先發出光明?
假如我們把目光單獨投向美洲,則會有類似的困惑浮上心頭:同為歐洲的前殖民地,同為歐洲人的後裔佔主體,為什麼北美髮達,而南美落後?南美洲開發的比北美洲要早,開始時也更富庶,它為何反而逐漸失去了光彩?

甚至在歐洲內部,也有類似的問題:為什麼西歐有活力,北歐富足,而南歐與東歐黯淡?
傳統上,對世界發展不均衡、不平等的解釋,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為善惡説。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懷着邪惡的目的,故意打壓、剝削、壓榨各落後的國家,致使它們不能翻身。這種説法雖然有道理,卻難以解釋歐洲內部的不平衡,更難解釋東亞的崛起,難道西方列強對東亞諸國,會比對南美諸國更仁慈?
第二種為地理氣候説。這種學説認為,一個國家的發達與否,與其地理氣候有着莫大的關係。生活在熱帶的人們,為了儘量少產生熱量,傾向於儘量靜止不動,換句話説,容易變得懶散;而生活在温帶或寒帶的人們,為了使身體獲得足夠的熱量,則傾向於勤勞多動。因此,生活在温帶或寒帶的人,比生活在潮濕炎熱地區的人,工作效率要高,頭腦也較清醒。
但這種學説,很難解釋東歐及中亞的落後;也很難解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發達。事實上,生活在中國廣東的潮州人之勤勞,並不次於中國的東北人。
第三種為人種説。這派人認為,人種之間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種低劣,有些人種優秀。比如當年的希特勒就認為,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為優秀的種族,而斯拉夫人(俄國人)、猶太人,則是世界上最為低劣的種族。但這種理論,顯然沒法解釋俄國人與猶太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成就。
第四種為文化決定説。1904年至1905年間,德國有個叫馬克斯.韋伯的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社會學論文。後來這些論文彙集成書,取名為《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在該書中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西歐資本主義的興起及成功,與基督教新教精神,存在着某種隱秘的聯繫。
他説:“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充分,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

韋伯認為,新教精神之所以能夠促進資本主義事業的興盛,主要有五個原因。
1、在對財富的態度方面。新教認為,財富本身沒有善惡,但如何獲得,及如何使用,則有善惡的屬性。一個人如果用不正當手段謀利,或者謀利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肉體享受,那麼財富便代表了一種罪惡;反之,如果通過正當手段合理謀利,並用理性約束慾望,節制消費,那麼財富便能榮耀上帝。
加爾文告訴自己的信徒:上帝預訂了要拯救的人,這些人靈魂聖潔高貴,他們混跡人間,必須顯露自己的善跡,以證明上帝的偉大,這是一種使命。
2、在對時間的態度方面。新教認為時間是上帝借給人的,是無價之寶,空耗時間是對上帝的大不敬,所以特別注重做事的效率。加爾文教派的牧師,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時間苦短,而工作卻長。
3、在對待職業的態度方面。新教倫理一方面強調“自助者,天助之”。另一方面特別尊崇“不勞動者不食”這一宗教箴言,認為不論窮者富者,每個人都應該勤奮盡責,埋頭工作,以履行上帝賦予的天職。
4、在對待商業的態度方面。新教認為,一個人無論做官、種田、經商逐利,都同擔任教會職務一樣神聖,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均可視為受命於上帝。換句話説,從事商業也是上帝安排的一種生活與工作方式。教徒經商,是為榮耀上帝,致富只是誠實勞動的副產品,而並非首要目的。
而且,教徒在經商的過程中,必須不受財富帶來的奢華生活的誘惑,努力把自己從世俗的慾望中超拔出來,全心全意致力於自己神聖的任務。
5、在對待教育方面。天主教會不倡導信徒個人讀《聖經》;但新教相反,它鼓勵所有的信奉者,都須盡力讀書識字,自己閲讀《聖經》,擺脱教廷這一中介,直接與上帝溝通。其結果是,新教人羣的知識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對教育也最為熱心。
韋伯的觀點,儘管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與批判,但從社會統計學意義上講,他的判斷大致是對的。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人的行為,由其精神決定;而人的精神,則很大一部分由其社會文化背景決定。與社會文化背景相比,氣候、地理及種族因素,對人氣質之影響,相對要小一些。
在19世紀時,有個叫阿方斯.德.康多爾的植物學家人,曾做過如下統計:在1666年至1866年期間,入選法國科學院的92名外籍院士中,有新教徒71人,天主教徒16人,猶太教徒或宗教信仰不明者5人。而這些外籍院士所屬國的人口基數則分別為,新教徒6800萬,天主教徒1.07億。
2014年,在全球範圍內,主要十個有新教背景的國家的GDP,合計高達30.98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40%以上;而其人口規模,則僅佔全球總量(約71億)的8%左右。
它們分別是:1、美國17.42萬億美元,3.21億人;2、德國3.86萬億美元,0.81億人;3、英國2.95萬億美元,0.64億人;4、加拿大1.79萬億美元,0.35億人;5、澳大利亞1.44萬億美元,0.24億人;6、荷蘭的0.87萬億美元,0.168億人;7、瑞士0.71萬億美元,0.082億人;8、瑞典0.57萬億美元,0.099億人;9、挪威0.50萬億美元,0.05億人;10、丹麥0.34萬億美元,0.056億人(十國同期的人口合計,約為5.7億)。
近些年,有人舉東亞新興經濟體的例子,反駁韋伯的文化決定論,認為東亞地區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力地證明了新教倫理並非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唯一決定因素。
可這種反駁顯然蒼白無力,因為東亞經濟的蓬勃興起,雖然有力地證明了新教倫理並非是資本主義精神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卻不能證明社會文化對資本主義精神沒有影響——而且恰恰相反,它正好佐證了文化因素對資本主義精神有着巨大的作用力。
理由是:東亞所有充滿活力的經濟體,無論是中國大陸、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都或多或少,有着儒家文化的底色。這説明,該地區資本主義的成功,並非出於偶然。

戴維.S.蘭德斯在他的《國富國窮》一書中,談到東亞“四小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與菲律賓——的華人時説:“這些華人在當地是少數民族,卻是出類拔萃的經商者,是東南亞貿易的酵母和潤滑劑,而且從東南亞遍及世界各地。他們的勤勞美德令信奉韋伯學説的加爾文派教徒也自嘆弗如,而且這一美德還代代相傳,貧富都一樣。”
“從荷蘭人統治印尼和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以及後來法國人統治印度支那的時候起,華人就在當地經濟成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那些國家獨立以後,華人在當地的生意繼續興旺。各國的華人之間建立了跨國夥伴關係。他們從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伸展到泰國。泰國的華人為了更好地適應當地社會,許多人起了泰人的姓名。他們也延伸到馬來西亞,成為那裏的商貿骨幹,但出於民族和睦的考慮,他們也得接納馬來人作夥伴。泰國自豪地聲稱它能超越民族區別,其措施之一是強烈反對單獨的華文教育。華人彬彬有禮地微笑,公開表示贊同,然而往往在接受泰文教育之外,又出國補習華文。
……在(馬來西亞)西北沿海的檳榔嶼,那裏出產世界上40%以上的磁盤驅動器,大部分的經理和工程師職務都是由華人擔任。一位經理形容説:‘他們更像是美國人,他們生活就是為了工作。’
……由於這一大批海外華人的成就,人們就有理由把所謂的東亞和東南亞奇蹟稱之為民族的勝利,即文化的勝利。在印尼,華人占人口的4%,而在20世紀初,全國最大的25家實業集團中,有17家是掌握在華人手中。在泰國,華人占人口的10%,而90%以上的最富家庭是華人,他們在全國工商業財富中也佔有同樣的比例。他們沒有把所有財富佔盡,與其説是由於本地人的競爭,不如説是由於華人內部的政治家不希望把事情弄成那樣子:他們已經建立了享有特權的企業,希望別人也多多少少得一份好處。”(引自該書第680頁)
三、
起源於西北歐的現代文明,是個完整的有機體,它由三個層次構成,一是外殼,二是肉體,三是靈魂。
所謂外殼,即所謂的物質文明,它是西歐科學革命及工業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現為豐富多彩的工業製品、精巧的機械工具及與之相關的科技知識。
所謂肉體,分兩部分,一部分指制度文明,它是歐洲政治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現為政治、經濟、社會、市場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部分指生活方式,主要表現為人的衣食住行。
所謂靈魂,主要表現為基本的價值觀、歷史記憶、思維模式、行為習慣、情感趣味、處世態度等方面。
對於現代文明的物質部分,全球各個民族,不管對歐美的態度如何——即便懷有深仇大恨——也無不喜歡與羨慕,都希望拿來,為己所用。
對於現代文明的肉體部分,各非歐民族情感複雜,愛恨交加,有的贊同,有的抵制,但在西方巨大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優勢面前,大家一般會承認現實的無奈,主動調整自己,以適應其挑戰。
需要説明的是,在二十世紀,非歐民族曾經面對兩種相互敵對的“肉體”,一種叫資本主義,一種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外殼部分完全相同,都推崇工業文明及科學主義,都致力於生產更多的物質財富。但這兩種制度有一個根本的區別,一個主張用計劃之手段理性配置資源、分配社會財富;一個主張用市場之手段自由配置資源、分配社會財富。
由此,社會主義發展出一套與資本主義,完全迥異的社會制度。事實證明,制度對生產效率有着巨大的影響。同是致力於現代化,資本主義的那套制度設置,在效率上要勝過社會主義的那套制度設置。
以朝鮮半島為例,朝鮮與韓國同屬一個民族,文化背景完全相同,但因為兩個國家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所以一個極端貧窮,一個極為富裕。
在今天,假如一定要找出兩個最能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因素,那麼第一,無疑是社會制度;第二,無疑是文化背景。
社會制度因素比較直接,文化背景因素則比較根本。

例如,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後,該陣營除了朝鮮、古巴等少數國家仍堅持原有的體制外,其他大多數國家,都迅速制度轉型,採用市場手段配置資源與分配社會財富。
但這些轉型後的國家,有的表現出來了蓬勃的生命力,如中國大陸、越南;有的表現平平,如俄國與東歐諸國;有的則比較失敗,如南也門、安哥拉、埃塞俄比亞、老撾、柬埔寨等。
這些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後的表現,當然受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但文化的因素毫無疑問至關重要。中國大陸與越南改革的成功,不能不説與它們共同的儒家背景相關。
甚至我們可以斷言,假如未來北朝鮮實行改革,那麼其迸發出的經濟活力,肯定也會惹人注目。北朝鮮人的勤勞與守紀律傳統,並沒有因為他們國家的制度而被磨滅掉。據環球網2013年7月的報道稱,朝鮮對外輸出的勞工,非常受一些當事國的歡迎,例如外蒙古人,本認為中國勞工在建築工地就夠能幹了,可見過朝鮮勞工後,説:“一個人幹5個人的活。我們更傾向於選擇幹活認真的朝鮮人。”
新教倫理所具備的資本主義精神優勢,儒家倫理幾乎全部具備,譬如勤奮、節儉、責任、效率、重視教育、自助精神等。
但是,由於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比,長期處於劣勢地位,其上層枝幹部分,已受到到了嚴重摧殘;尤其在中國大陸、越南、朝鮮這類地區,它的枝幹部分,基本上已被革命主義摧蕩殆盡,只有根還殘留在泥土中頑強地生存。
在原儒家文化圈,儒家傳統當前只能算是一種隱性文化,它殘存在人的靈魂中,雖然於應對西方優勢文明的挑戰時,不經意間迸發出了強勁的資本主義精神——在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中國大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蹟;但是僅此而已,它難以外化到政治、經濟、教育、法律、信仰等顯性領域,創造出儒家特色的文化軟實力。
這是儒家文化圈所有國家的短板。這些國家不管經濟多麼發達,其外在的表現無不惟西方的知識、制度、文化之馬首是瞻。大家甚至有種普遍的觀點,認為西化越徹底的國家與地區,越容易成功。或者説,認為徹底西化,是一個現代化國家與地區成功的先決條件。
這種觀點看起來似乎有道理,譬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莫不是從社會制度,到生活方式,統統追求與歐美接軌;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假如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文化底色,其實與歐美社會有着顯著的不同。它們無一不是有着鮮明的儒家特點,尤其在價值觀、精神原動力方面,更是如此。
比如,日本企業在管理方面,深受美國學者威廉•愛德華•戴明的影響,1991年豐田汽車總裁豐田喜一郎在一次演講中説:“沒有一天我不想到戴明博士對於豐田的意義。戴明是我們管理的核心。日本欠他很多!”
可是,戴明的質量管理理論,是配在日本文化的底色上發揮作用的,正如美國管理學家威廉.大內所言:日本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它們獨特的企業文化。
這種獨特的企業文化有些比較明顯,譬如其森嚴的等級制度、其團隊精神等;有些則特別微妙,有時需要用心體會才能發現。理查德·帕斯卡爾在與人合著的《日本企業的管理藝術》一書中,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説:“在一處禪院中,園中有幾塊大石頭立在鵝卵石堆成的小池塘中,西方人看到的是石頭,日本人卻習於注意石頭所形成的空間。”

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發展成為令人敬畏的“世界工廠”,一般學者認為,這一成功,應歸功於“三大紅利”,即全球化+後發優勢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人口紅利。
但這種看法顯然有所偏頗,它忽略了最為關鍵的傳統文化紅利。假如沒有中國產業工人的藍螞蟻精神,沒有中國創業者的勤奮、堅韌與節儉精神,僅憑前面的那三項紅利,恐怕很難帶動中國大陸的經濟騰飛。
四、
有人認為儒家不是宗教,不能給人提供信仰;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信仰不一定必定由神提供。
儒家設神道教化世人,有宗教的一面;但它又非常理性,有哲學的一面,超越宗教。用西方的信仰比擬,儒家兼具了基督教,及康德、伏爾泰式的世俗理性主義。而且,儒家的根本是理性主義的,所以它極高明而道中庸,能夠包容各種宗教。從古至今,世界上的宗教戰爭此起彼伏,惟獨中國從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
從宋朝之後,中國還出現過一道動人的文化奇觀,佛、道兩種宗教主動與儒家合流,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而且有趣得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東來後,在明末清初也迅速與儒家合流,出現了信仰基督教的“耶儒”、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儒”。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儒家的生命力之強大,也是經過了時間考驗的,世界上曾存在過五大文明古國,埃及、印度、巴比倫、中國,古希臘,現在除了中國的文明仍在延續之外,其他各大文明早已灰飛煙滅。
儒家在歷史上,曾遭過二次厄難。第一次,發生在秦朝,始皇帝在宰相李斯的支持下,焚書坑儒。第二次,發生在近代,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始,一直持續到文革,到現在仍餘波未盡。

儒家遭遇的這第二次厄難,比秦火要厲害得多,但儘管如此,儒家古老的根,仍頑強地紮在泥土下,新文化運動的野火並沒有將之徹底燒盡。這決定了我們的文化底色,至今沒有改變;這也決定了我們中國能夠創造出不輸於西方的經濟奇蹟,重新崛起。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以文化為基礎的;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則是以價值信仰為核心的。我們當今的中國,不可能全盤拿來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更不可能全盤拿來中東的伊斯蘭教信仰,我們能夠利用的傳統信仰資源,只有儒學,也只能是儒學。換句話説,我們中國未來需要打造的文化軟實力,必須要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結合的基礎上,舍此沒有更好的選擇。
古代的中國,曾以儒學為軟實力影響東亞,乃至亞歐大陸,長時間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燈塔。到清朝末年,我們因為在經濟、技術與制度方面落後於西方,致使它逐漸暗淡,以至於完全被西方文明的光芒遮蔽;可現在,我們經過近二百年的努力奮鬥,通過學習西方,補齊了在物質、技術及制度方面的短板,它又到了需要重新明亮起來的時候。
我們今天如果不能重新點亮儒學,我們就沒法站在文化的高度上,與西方乃至全世界平等對話,也很難令人信服地講清楚我們國家崛起的基因與動力,我們只拿制度説事,是説不服人家的,也很難讓人家理解。
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不被人隨意打的硬實力,下一步的當務之急,則需要讓人家理解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尊重我們的制度特色,從而解決一個動輒捱罵的問題。
再説得現實一點,我們如果建立不起足夠的軟實力,就永遠不可能掌握輿論戰方面的主動權,因為道德高地永遠在人家手裏,我們只能被動地應對人家設置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