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成功解決了落後捱打的問題，下一步如何解決被動捱罵的問題？_風聞

一、

美國能成為當今世界的超級霸主，並不完全靠硬實力，還靠軟實力。美國的軟實力之核心，是源於基督教的那套價值觀。美國人滿世界都有盟友，這些盟友可以分為四類:

一類是，同文同種，又有共同價值觀者，比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

第一類是，有大致相同的宗教背景，價值觀也相同者，如德、法等歐洲諸國。

第三類，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願意認可、學習、接受其那套所謂的普世價值觀者，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以色列等。

第四類，文化背景迥異，也不願意接受美國人的那套普世價值，但與美國有共同的現實利益者，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

中國當前的國力，雖然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卻只有硬實力，幾乎沒有軟實力。沒有軟實力的結果是，我們中國滿世界都有基於物質利益的“酒肉朋友”，卻很少有基於相同價值觀的道義朋友。

2014年7月4日，習總在首爾大學演講時，化用王通的話説：“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國家關係發展，説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

習總的話只能説到這裏，因為他不能夠進一步講，“人民心通意合”，還需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三觀”不同的人，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這是習總的無奈，也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無奈。

我們中國當前的尷尬在於：我們清晰地意識到，歐美推行的所謂普世價值，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也有許多弊端；尤其對於中國、伊斯蘭世界這樣的異質文化體而言，更是如此。

但我們認為它不好，卻拿不出更好的替代品，只能守着一堆破碎的陳舊價值觀，茫然無措。於是，我們在人家眼裏便成為了“怪物”的代名詞——自己沒有信仰、沒有拿出門去的價值觀念，還拒絕接受人家所謂“先進”的普世價值觀。

西方人帶着有色的眼境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指點點，其實是有道理的。人家的眼鏡上塗的是道義的顏色，這道義來自人家的價值觀念，無可厚非。難道我們希望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沒有道德觀念的好利之徒？

我們在國際上老是出於受審判、受批評的地位，是因為人家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人家在人權、道義方面，隨意拋出個話題，就能讓我們手足無措；我們除了胡亂為自己辯護，卻沒有底氣對等地拋出自己的話題，還擊人家。

打個形象比喻，我們中國當今就像一個暴發户式的土豪，人家看在錢的份上，表面上尊敬你，但骨子裏卻看不起你。

因此，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就不能做經濟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而要解決文化上的問題，只有兩個途徑，一是全面認同與接受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與它們站在同一個平台上；第二，如果不願認同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那麼就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價值體系，以補充西方文明的不足。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曾説：西方文明無法引領世界的未來。世界的未來在中國，人類的出路在於中國文明。

引用湯恩比的這類話，好像有些矯情，但湯恩比並非信口開河。在世界上諸多非歐文明體中，或許只有中國最有資格融合歐美文明，在未來發展出一套更為完善的新價值體系。而中國所能依賴的思想資源，則主要是古老的儒家學説。

那麼，質疑聲肯定就來了：古老的儒家文明，真能與西方文明相嫁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嗎？

二、

五百年前，地球上大約只有兩個最為發達的經濟與文化中心，一個是歐洲，一個是中國。那時，中國的人口數量，約佔全球人口總數的20%左右；中國的經濟規模，約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

但是，在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後，歐洲迅速崛起。以工業製造能力為例，1860年西歐的工業產值，約佔全球工業總產值的72%；而中國的工業品製造能力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到1949年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只有區區180億美元左右，僅及美國（約2700億美元）的十五分之一。1952年，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總量的22%，但經濟規模僅及世界經濟總量的5.2%。

起源於西歐的工商業文明（有人稱之為藍色海洋文明），以其無與倫比的技術強勢，在全球擴散，勢不可擋。其擴散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殖民階段，二是東西方陣營對立階段，三是全球化階段。

數百年間，全球各非歐民族，要麼主動學習，要麼被動接收，無不被裹挾其中。可以説，處於全球化浪潮情勢下的各個非歐民族，除非想自取滅亡；否則，它除了選擇學習西方文明自強，幾乎沒有其他任何選擇。

然而，在這個主動或被動應戰西方的過程中，有些國家成功了，有些國家勉強支撐，有些國家卻趨向失敗。

打開2014年的世界經濟地圖，就會發現，當今經濟發展最具成績及活力的地區，主要有三個，一個是工業文明的原始策源地西、北歐洲，一個是工業文明的次發源地北美洲，再一個便是奮起直追的東亞地區。

2014年，全球的經濟總量為77.3萬億美元。

其中：東亞19.4萬億美元（中國10.4萬億+日本4.6萬億+韓國1.4萬億+香港0.3萬億+台灣0.5萬億+新加坡0.3萬億+印度尼西亞0.9萬億+馬來西亞0.3萬億+泰國0.4萬億+菲律賓0.3萬億），雄踞第一，佔全球份額約為25.1%。

北美19.2萬億美元（加拿大1.8萬億+美國17.4萬億），居於第二，佔全球的份額約為24.8%。

歐盟二十七國集團18.5萬億美元，排名第三，佔全球的份額約為24%。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排列，它説明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個非歐美國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只有東亞跑到了前面，以至於能夠與歐美老牌資本主義經濟體並駕齊驅。

那麼，問題就來了。

學習西方最為成功的為什麼是東亞，而不是中東、中亞或北非？這些地區距離歐洲更近，受西方的薰陶更為強烈，它們為什麼沒能率先發出光明？

假如我們把目光單獨投向美洲，則會有類似的困惑浮上心頭：同為歐洲的前殖民地，同為歐洲人的後裔佔主體，為什麼北美髮達，而南美落後？南美洲開發的比北美洲要早，開始時也更富庶，它為何反而逐漸失去了光彩？

甚至在歐洲內部，也有類似的問題：為什麼西歐有活力，北歐富足，而南歐與東歐黯淡？

傳統上，對世界發展不均衡、不平等的解釋，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為善惡説。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懷着邪惡的目的，故意打壓、剝削、壓榨各落後的國家，致使它們不能翻身。這種説法雖然有道理，卻難以解釋歐洲內部的不平衡，更難解釋東亞的崛起，難道西方列強對東亞諸國，會比對南美諸國更仁慈？

第二種為地理氣候説。這種學説認為，一個國家的發達與否，與其地理氣候有着莫大的關係。生活在熱帶的人們，為了儘量少產生熱量，傾向於儘量靜止不動，換句話説，容易變得懶散；而生活在温帶或寒帶的人們，為了使身體獲得足夠的熱量，則傾向於勤勞多動。因此，生活在温帶或寒帶的人，比生活在潮濕炎熱地區的人，工作效率要高，頭腦也較清醒。

但這種學説，很難解釋東歐及中亞的落後；也很難解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發達。事實上，生活在中國廣東的潮州人之勤勞，並不次於中國的東北人。

第三種為人種説。這派人認為，人種之間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種低劣，有些人種優秀。比如當年的希特勒就認為，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為優秀的種族，而斯拉夫人（俄國人）、猶太人，則是世界上最為低劣的種族。但這種理論，顯然沒法解釋俄國人與猶太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成就。

第四種為文化決定説。1904年至1905年間，德國有個叫馬克斯.韋伯的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社會學論文。後來這些論文彙集成書，取名為《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在該書中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西歐資本主義的興起及成功，與基督教新教精神，存在着某種隱秘的聯繫。

他説：“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充分，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

韋伯認為，新教精神之所以能夠促進資本主義事業的興盛，主要有五個原因。

1、在對財富的態度方面。新教認為，財富本身沒有善惡，但如何獲得，及如何使用，則有善惡的屬性。一個人如果用不正當手段謀利，或者謀利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肉體享受，那麼財富便代表了一種罪惡；反之，如果通過正當手段合理謀利，並用理性約束慾望，節制消費，那麼財富便能榮耀上帝。

加爾文告訴自己的信徒：上帝預訂了要拯救的人，這些人靈魂聖潔高貴，他們混跡人間，必須顯露自己的善跡，以證明上帝的偉大，這是一種使命。

2、在對時間的態度方面。新教認為時間是上帝借給人的，是無價之寶，空耗時間是對上帝的大不敬，所以特別注重做事的效率。加爾文教派的牧師，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時間苦短，而工作卻長。

3、在對待職業的態度方面。新教倫理一方面強調“自助者，天助之”。另一方面特別尊崇“不勞動者不食”這一宗教箴言，認為不論窮者富者，每個人都應該勤奮盡責，埋頭工作，以履行上帝賦予的天職。

4、在對待商業的態度方面。新教認為，一個人無論做官、種田、經商逐利，都同擔任教會職務一樣神聖，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均可視為受命於上帝。換句話説，從事商業也是上帝安排的一種生活與工作方式。教徒經商，是為榮耀上帝，致富只是誠實勞動的副產品，而並非首要目的。

而且，教徒在經商的過程中，必須不受財富帶來的奢華生活的誘惑，努力把自己從世俗的慾望中超拔出來，全心全意致力於自己神聖的任務。

5、在對待教育方面。天主教會不倡導信徒個人讀《聖經》；但新教相反，它鼓勵所有的信奉者，都須盡力讀書識字，自己閲讀《聖經》，擺脱教廷這一中介，直接與上帝溝通。其結果是，新教人羣的知識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對教育也最為熱心。

韋伯的觀點，儘管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與批判，但從社會統計學意義上講，他的判斷大致是對的。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人的行為，由其精神決定；而人的精神，則很大一部分由其社會文化背景決定。與社會文化背景相比，氣候、地理及種族因素，對人氣質之影響，相對要小一些。

在19世紀時，有個叫阿方斯.德.康多爾的植物學家人，曾做過如下統計：在1666年至1866年期間，入選法國科學院的92名外籍院士中，有新教徒71人，天主教徒16人，猶太教徒或宗教信仰不明者5人。而這些外籍院士所屬國的人口基數則分別為，新教徒6800萬，天主教徒1.07億。

2014年，在全球範圍內，主要十個有新教背景的國家的GDP，合計高達30.98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40%以上；而其人口規模，則僅佔全球總量（約71億）的8%左右。

它們分別是：1、美國17.42萬億美元，3.21億人；2、德國3.86萬億美元，0.81億人；3、英國2.95萬億美元，0.64億人；4、加拿大1.79萬億美元，0.35億人；5、澳大利亞1.44萬億美元，0.24億人；6、荷蘭的0.87萬億美元，0.168億人；7、瑞士0.71萬億美元，0.082億人；8、瑞典0.57萬億美元，0.099億人；9、挪威0.50萬億美元，0.05億人；10、丹麥0.34萬億美元，0.056億人（十國同期的人口合計，約為5.7億）。

近些年，有人舉東亞新興經濟體的例子，反駁韋伯的文化決定論，認為東亞地區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力地證明了新教倫理並非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唯一決定因素。

可這種反駁顯然蒼白無力，因為東亞經濟的蓬勃興起，雖然有力地證明了新教倫理並非是資本主義精神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卻不能證明社會文化對資本主義精神沒有影響——而且恰恰相反，它正好佐證了文化因素對資本主義精神有着巨大的作用力。

理由是：東亞所有充滿活力的經濟體，無論是中國大陸、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都或多或少，有着儒家文化的底色。這説明，該地區資本主義的成功，並非出於偶然。

戴維.S.蘭德斯在他的《國富國窮》一書中，談到東亞“四小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與菲律賓——的華人時説：“這些華人在當地是少數民族，卻是出類拔萃的經商者，是東南亞貿易的酵母和潤滑劑，而且從東南亞遍及世界各地。他們的勤勞美德令信奉韋伯學説的加爾文派教徒也自嘆弗如，而且這一美德還代代相傳，貧富都一樣。”

“從荷蘭人統治印尼和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以及後來法國人統治印度支那的時候起，華人就在當地經濟成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那些國家獨立以後，華人在當地的生意繼續興旺。各國的華人之間建立了跨國夥伴關係。他們從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伸展到泰國。泰國的華人為了更好地適應當地社會，許多人起了泰人的姓名。他們也延伸到馬來西亞，成為那裏的商貿骨幹，但出於民族和睦的考慮，他們也得接納馬來人作夥伴。泰國自豪地聲稱它能超越民族區別，其措施之一是強烈反對單獨的華文教育。華人彬彬有禮地微笑，公開表示贊同，然而往往在接受泰文教育之外，又出國補習華文。

……在（馬來西亞）西北沿海的檳榔嶼，那裏出產世界上40%以上的磁盤驅動器，大部分的經理和工程師職務都是由華人擔任。一位經理形容説：‘他們更像是美國人，他們生活就是為了工作。’

……由於這一大批海外華人的成就，人們就有理由把所謂的東亞和東南亞奇蹟稱之為民族的勝利，即文化的勝利。在印尼，華人占人口的4%，而在20世紀初，全國最大的25家實業集團中，有17家是掌握在華人手中。在泰國，華人占人口的10%，而90%以上的最富家庭是華人，他們在全國工商業財富中也佔有同樣的比例。他們沒有把所有財富佔盡，與其説是由於本地人的競爭，不如説是由於華人內部的政治家不希望把事情弄成那樣子：他們已經建立了享有特權的企業，希望別人也多多少少得一份好處。”（引自該書第680頁）

三、

起源於西北歐的現代文明，是個完整的有機體，它由三個層次構成，一是外殼，二是肉體，三是靈魂。

所謂外殼，即所謂的物質文明，它是西歐科學革命及工業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現為豐富多彩的工業製品、精巧的機械工具及與之相關的科技知識。

所謂肉體，分兩部分，一部分指制度文明，它是歐洲政治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現為政治、經濟、社會、市場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部分指生活方式，主要表現為人的衣食住行。

所謂靈魂，主要表現為基本的價值觀、歷史記憶、思維模式、行為習慣、情感趣味、處世態度等方面。

對於現代文明的物質部分，全球各個民族，不管對歐美的態度如何——即便懷有深仇大恨——也無不喜歡與羨慕，都希望拿來，為己所用。

對於現代文明的肉體部分，各非歐民族情感複雜，愛恨交加，有的贊同，有的抵制，但在西方巨大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優勢面前，大家一般會承認現實的無奈，主動調整自己，以適應其挑戰。

需要説明的是，在二十世紀，非歐民族曾經面對兩種相互敵對的“肉體”，一種叫資本主義，一種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外殼部分完全相同，都推崇工業文明及科學主義，都致力於生產更多的物質財富。但這兩種制度有一個根本的區別，一個主張用計劃之手段理性配置資源、分配社會財富；一個主張用市場之手段自由配置資源、分配社會財富。

由此，社會主義發展出一套與資本主義，完全迥異的社會制度。事實證明，制度對生產效率有着巨大的影響。同是致力於現代化，資本主義的那套制度設置，在效率上要勝過社會主義的那套制度設置。

以朝鮮半島為例，朝鮮與韓國同屬一個民族，文化背景完全相同，但因為兩個國家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所以一個極端貧窮，一個極為富裕。

在今天，假如一定要找出兩個最能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因素，那麼第一，無疑是社會制度；第二，無疑是文化背景。

社會制度因素比較直接，文化背景因素則比較根本。

例如，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後，該陣營除了朝鮮、古巴等少數國家仍堅持原有的體制外，其他大多數國家，都迅速制度轉型，採用市場手段配置資源與分配社會財富。

但這些轉型後的國家，有的表現出來了蓬勃的生命力，如中國大陸、越南；有的表現平平，如俄國與東歐諸國；有的則比較失敗，如南也門、安哥拉、埃塞俄比亞、老撾、柬埔寨等。

這些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後的表現，當然受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但文化的因素毫無疑問至關重要。中國大陸與越南改革的成功，不能不説與它們共同的儒家背景相關。

甚至我們可以斷言，假如未來北朝鮮實行改革，那麼其迸發出的經濟活力，肯定也會惹人注目。北朝鮮人的勤勞與守紀律傳統，並沒有因為他們國家的制度而被磨滅掉。據環球網2013年7月的報道稱，朝鮮對外輸出的勞工，非常受一些當事國的歡迎，例如外蒙古人，本認為中國勞工在建築工地就夠能幹了，可見過朝鮮勞工後，説：“一個人幹5個人的活。我們更傾向於選擇幹活認真的朝鮮人。”

新教倫理所具備的資本主義精神優勢，儒家倫理幾乎全部具備，譬如勤奮、節儉、責任、效率、重視教育、自助精神等。

但是，由於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比，長期處於劣勢地位，其上層枝幹部分，已受到到了嚴重摧殘；尤其在中國大陸、越南、朝鮮這類地區，它的枝幹部分，基本上已被革命主義摧蕩殆盡，只有根還殘留在泥土中頑強地生存。

在原儒家文化圈，儒家傳統當前只能算是一種隱性文化，它殘存在人的靈魂中，雖然於應對西方優勢文明的挑戰時，不經意間迸發出了強勁的資本主義精神——在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中國大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蹟；但是僅此而已，它難以外化到政治、經濟、教育、法律、信仰等顯性領域，創造出儒家特色的文化軟實力。

這是儒家文化圈所有國家的短板。這些國家不管經濟多麼發達，其外在的表現無不惟西方的知識、制度、文化之馬首是瞻。大家甚至有種普遍的觀點，認為西化越徹底的國家與地區，越容易成功。或者説，認為徹底西化，是一個現代化國家與地區成功的先決條件。

這種觀點看起來似乎有道理，譬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莫不是從社會制度，到生活方式，統統追求與歐美接軌；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假如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文化底色，其實與歐美社會有着顯著的不同。它們無一不是有着鮮明的儒家特點，尤其在價值觀、精神原動力方面，更是如此。

比如，日本企業在管理方面，深受美國學者威廉•愛德華•戴明的影響，1991年豐田汽車總裁豐田喜一郎在一次演講中説：“沒有一天我不想到戴明博士對於豐田的意義。戴明是我們管理的核心。日本欠他很多!”

可是，戴明的質量管理理論，是配在日本文化的底色上發揮作用的，正如美國管理學家威廉.大內所言：日本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它們獨特的企業文化。

這種獨特的企業文化有些比較明顯，譬如其森嚴的等級制度、其團隊精神等；有些則特別微妙，有時需要用心體會才能發現。理查德·帕斯卡爾在與人合著的《日本企業的管理藝術》一書中，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説：“在一處禪院中，園中有幾塊大石頭立在鵝卵石堆成的小池塘中，西方人看到的是石頭，日本人卻習於注意石頭所形成的空間。”

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發展成為令人敬畏的“世界工廠”，一般學者認為，這一成功，應歸功於“三大紅利”，即全球化+後發優勢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人口紅利。

但這種看法顯然有所偏頗，它忽略了最為關鍵的傳統文化紅利。假如沒有中國產業工人的藍螞蟻精神，沒有中國創業者的勤奮、堅韌與節儉精神，僅憑前面的那三項紅利，恐怕很難帶動中國大陸的經濟騰飛。

四、

有人認為儒家不是宗教，不能給人提供信仰；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信仰不一定必定由神提供。

儒家設神道教化世人，有宗教的一面；但它又非常理性，有哲學的一面，超越宗教。用西方的信仰比擬，儒家兼具了基督教，及康德、伏爾泰式的世俗理性主義。而且，儒家的根本是理性主義的，所以它極高明而道中庸，能夠包容各種宗教。從古至今，世界上的宗教戰爭此起彼伏，惟獨中國從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

從宋朝之後，中國還出現過一道動人的文化奇觀，佛、道兩種宗教主動與儒家合流，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而且有趣得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東來後，在明末清初也迅速與儒家合流，出現了信仰基督教的“耶儒”、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儒”。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儒家的生命力之強大，也是經過了時間考驗的，世界上曾存在過五大文明古國，埃及、印度、巴比倫、中國，古希臘，現在除了中國的文明仍在延續之外，其他各大文明早已灰飛煙滅。

儒家在歷史上，曾遭過二次厄難。第一次，發生在秦朝，始皇帝在宰相李斯的支持下，焚書坑儒。第二次，發生在近代，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始，一直持續到文革，到現在仍餘波未盡。

儒家遭遇的這第二次厄難，比秦火要厲害得多，但儘管如此，儒家古老的根，仍頑強地紮在泥土下，新文化運動的野火並沒有將之徹底燒盡。這決定了我們的文化底色，至今沒有改變；這也決定了我們中國能夠創造出不輸於西方的經濟奇蹟，重新崛起。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以文化為基礎的；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則是以價值信仰為核心的。我們當今的中國，不可能全盤拿來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更不可能全盤拿來中東的伊斯蘭教信仰，我們能夠利用的傳統信仰資源，只有儒學，也只能是儒學。換句話説，我們中國未來需要打造的文化軟實力，必須要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結合的基礎上，舍此沒有更好的選擇。

古代的中國，曾以儒學為軟實力影響東亞，乃至亞歐大陸，長時間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燈塔。到清朝末年，我們因為在經濟、技術與制度方面落後於西方，致使它逐漸暗淡，以至於完全被西方文明的光芒遮蔽；可現在，我們經過近二百年的努力奮鬥，通過學習西方，補齊了在物質、技術及制度方面的短板，它又到了需要重新明亮起來的時候。

我們今天如果不能重新點亮儒學，我們就沒法站在文化的高度上，與西方乃至全世界平等對話，也很難令人信服地講清楚我們國家崛起的基因與動力，我們只拿制度説事，是説不服人家的，也很難讓人家理解。

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不被人隨意打的硬實力，下一步的當務之急，則需要讓人家理解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尊重我們的制度特色，從而解決一個動輒捱罵的問題。

再説得現實一點，我們如果建立不起足夠的軟實力，就永遠不可能掌握輿論戰方面的主動權，因為道德高地永遠在人家手裏，我們只能被動地應對人家設置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