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醫院的武漢流浪者_風聞
土土爸爸-2020-04-11 16:52
澎湃新聞網
04-11
澎湃新聞記者 鍾笑玫 沈文迪 閆海龍 實習生 張卓
4月8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
市民們紛紛走上街頭,來到江邊拍照,來到公園賞櫻;各行各業陸續復工,武漢高鐵動脈恢復搏動,這座城市正在重新出發。
而退回3月初的武漢,疫情依舊緊張。
入夜,武漢市協和醫院急診大樓燈火通明,樓下掛着一排燈籠,不時有閃爍着警示燈的救護車駛過,紅藍相間的燈光交錯,這是武漢抗疫的最前線之一。
在急診大廳一樓的等待區,有一羣人帶着大包小包和棉被在這住了近一個月。他們大多數是武漢本地人,沒有房子,遠離親人,拒絕救助,在疫情來臨之前靠着包吃住的短工度日。
之後的38天裏,他們得到了政府的安置,但武漢解封后,他們的去處又成了問題。他們還在等待,等待疫情衝擊過後,重拾生活的秩序。
睡在醫院的人
阮秀音(音)説自己是“撿瓶子的”,外人很難相信。
疫情期間,只要在協和醫院的急診大廳裏見到這個82歲的老人,她總是穿着一件絳紫色棉襖,乾淨整潔,這是她靠之前打工掙來的錢買的;脖間是一條花綠絲巾,一頭整齊的黑髮從中間開始略微發白。
她在兩張椅子上鋪上紙板,坐在上面吃泡麪、閒聊。因為關節炎,她向好心人要來一塊毛毯蓋在膝蓋上,就這樣在協和醫院度過了十多天。
阮秀音説,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早年離了婚,有一個兒子。她年輕的時候曾去廣東打工,做的都是最髒最累的活兒。等61歲回來時正值改造分房,她看兒子一家四口人壓力頗大,索性放棄了房子,“那個時候還有錢啊,就租房子。後來去包吃包住的地方,不包吃住的,有時候就住旅社、醫院。”
她説自己是個勤快的人,但總有些日子打不到工,她就起早貪黑地去撿瓶子,每天掙個二三十元填飽肚子。晚上就去醫院大廳過夜,那裏有空調,安靜。她推算,自己一年光景裏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在醫院度過。
“我在同濟醫院睡得多,冬天就搞點被子,有時候老闆給,有時候自己買,一牀被子幾十百把塊。再搞個枕頭,搞幾件衣服,以前都不曉得凍,現在我的關節疼。”阮秀音説。
年前,她還在街上打工賣盒飯,臘月二十八老闆就收工回家,無處可去的她第一晚睡在了武漢市第一醫院,一邊吃着泡麪,一邊看着大廳裏電視播報新聞。
阮秀音説,那裏的保安自己都熟,進去點頭打個招呼就行。但後來那棟樓成了發熱門診,她只能出來,一路走到了不常去的協和醫院。
她自己也知道,這個年紀待在醫院怕受不了。有護士看她可憐,給了她兩個口罩,自己又花了30元買了兩袋,一直頂到今天。
但她又説,窮人身體好,不會感冒,因為沒錢看病。要是鼻子塞了,就去弄個開水敷在鼻子上,買點紅糖一衝,出身汗。
“今天在,明天還在不在都不知道。”隔着口罩説話的阮秀音口齒清晰,普通話流利,深陷的眼窩看上去格外滄桑。
她覺得只要自己不礙事、不亂跑,人家也不會反感自己的存在。如果再想想辦法,晚上十一點後還可以去廁所隔間洗澡洗衣服,梳子肥皂都有。等天亮了,前一晚洗的衣服也幹了。
經濟寬裕的時候,她喜歡去理髮店洗頭,20元一次。她説自己愛講衞生,不喜歡邋遢,頭髮總是梳得清清爽爽。
但疫情暴發後她沒有再去。別説理髮店,就連收購廢品的人也不見蹤影,即使她出去撿了廢紙盒和瓶子也賣不出去。
有幾天,她身上只剩兩元,吃飯全靠愛心人士贈送的盒飯。2月29日那天沒有人送飯,她只能借20元買了4桶泡麪。
“拿錢你有時候都買不到東西。方便麪原來是4塊吧?今天我去買他要6.5,我説我沒有那麼多錢,我説我這也是找人家要的20塊錢,他就賣給我4桶。”
阮秀音坐在椅子上低頭吃起了泡麪,好心人送來幾包火腿腸,她有些費勁地拆開包裝,折成幾段放了進去,吃得津津有味。
孤獨的棲居者
疫情之下的協和醫院裏,像阮秀音這樣無處可去的人大約有十多人。
50歲的流浪者老成此前住在網吧,等網吧關門後他也來到了醫院。“跟社會脱了軌,賺的錢只能過生活,租不起房子,別人也不會租給我。”於是24小時開放、空調不停、隨時有熱水供應的醫院大廳成了他的落腳點。
70歲的老宋拎着兩個大包,一路從漢口火車站走了幾個小時來到協和醫院。他之前在賓館洗牀單,包吃住,可後來賓館關門,他睡過地鐵、麥當勞。
如今他戴着口罩和黑色鴨舌帽,在等位椅和儲物櫃之間的狹窄空隙裏鋪上被子,趁沒人看到的時候眯上一會。
今年57歲的羅冠武離婚後孤身一人,平日裏靠打散工一個月可以掙3000多,還管吃住。放假後他靠着積蓄住在40元一晚的旅館,可再後來,旅館也關門了。
住在醫院的人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孤身一人,居無定所。
羅冠武也試着給姐姐打電話求助,姐姐在電話裏説,現在有事,不在家。一聽到這話,羅冠武明白了,“那還説什麼呢?”
阮秀音上次接到兒子的電話是在九年前了,他去投靠兒子,但兒媳不願意收留,小夫妻倆大吵一架。阮秀音一看趕緊走了。
很多人靠打工能夠養活自己,只是突如其來的疫情沖垮了他們原有的生活。
在阮秀音來到協和醫院的第三天,有一個年紀比她稍小的老人僱她做短工,阮幫她穿襪子、拉屎拉尿,一天可以賺50元。
對於這份臨時工作,阮秀音很滿意,既打發了時間,又能掙到錢。以前在醫院的時候,她也會幫着掃掃地,這樣人家就不會趕她走。
阮秀音説,自己有時候睡在椅子上,半夜裏醒過來就會瞎想,這輩子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事,“哪裏有武漢封城的呢?沒有。”
她期待春天來臨,只要交通一開,工作自然就來了,她也不會待在醫院。
至少住在醫院的這段日子裏,她是如此設想的。
“我不去救助站,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
對於大廳裏的棲居者而言,大廳靠牆的綠色儲物櫃也是極為重要的空間。他們可以把乾糧藏在裏面,等吃不上熱飯的時候用來充飢。
這些儲物櫃原本是給保潔工放置物品的,阮秀音見一個櫃子空置,便和另一個老人把櫃子佔了,用紅繩綁着。
有時候她會把毯子疊好收進去或放在角落,她擔心萬一有保安來驅趕他們,毯子丟了她就沒東西蓋了。她對送她毯子的好心人説,“你放心,你們給的東西我不會丟掉的,死都會裹在身上。”
住在醫院十多天後,阮秀音已經摸清了保安工作的規律,晚上九點交接班的時候會有人過來把他們叫起來,不允許打地鋪、脱鞋,必須佩戴口罩。等半小時保安鬆懈了,他們才敢躺下去,半睡半醒到第二天六點又被叫起來。
協和醫院的安保人員老胡説,流浪人員聚集在醫院,一來影響不好,二來對他們自身健康也是個威脅。但是多次清理之後,仍然有人住進來。
“有時候清理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是説我們工作不認真,是他實在沒地方去。”老胡説。
另一位醫院工作人員無奈地説,醫院只能好好做他們工作,但往往把人勸走了又會回來。
老宋説,他曾見過救助站的車輛在醫院門口停了一上午,有人來問了些情況,照了相,但沒帶人走。
阮秀音哪也不想去,“在救助點就賺不了錢,不就成了老年痴呆?那只有坐着等死。在這裏自由,看着人一説一笑。”
50歲的陳輝(化名)來自黃陂,在武漢流浪已經三五年了,身份證丟了,户口本也沒帶,平日裏打散工、拾荒、住網吧。疫情暴發後,掙不到錢、沒地方住,來到醫院,“凳子上面靠一下,我酒一喝一眯就着了嘛。什麼害怕不害怕,活着就不錯了。”
陳輝隨身帶着一瓶18元的二鍋頭,已經見底,黑色雙肩包裏有三四包小零食,他説這隻能吃一天。
“我不去救助站,因為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陳輝説完轉過頭去,沉默不語。
安置
2月25日,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公告。第一條指出,“對因離鄂通道管控滯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難的外地人員,由當地政府及有關方面提供救助服務。”第三條指出,“對生活無着落、確有困難的人員,由各地設置集中安置點,提供食宿、醫療等基本生活保障。”
江漢區新華街道一位扶貧專員介紹,區裏按照公安系統屬地管理原則,共同完成流浪乞討和滯留人員的安置工作。
其中流浪乞討人員安置點是長期設置在外的,而外地滯留人員安置是應對此次疫情的。
但一位前來協調安置工作的民警介紹,住在協和醫院的人既不屬於外地滯留人員,也不是流浪乞討人員。因為他們有工作能力,只不過在疫情期間找不到工作和住處。
民警在勸導流浪者。
一位醫院工作人員説,“他們流浪了,但還有尊嚴。”
以阮秀音為例,她不希望被救助,甚至還想着在醫院打工,“興許有人會過來要個短工,我賺個幾十塊錢,買個褲頭”。
在協和醫院門口有個藍色帳篷,有工作人員負責進行流浪人員信息登記,但需要人主動從醫院裏走出來。
上級有關部門的調查人員詢問一位流浪者是否見過這個登記點,對方回答沒有,“還以為是抓人的”。
面對穿制服的人,住在醫院的人們總是很警惕,如果看到警察,他們會躲到樓上,等到人走了再下來。
詹大鵬(化名)曾經坐過一次警車,跟着警察去了一處臨時隔離點,是一家即將拆遷的酒店,氣味有些難聞,需要用木板打地鋪休息。
他覺得安置點的條件還比不上醫院大廳,後來又返回了。
3月1日,上級有關部門派人來到協和醫院瞭解情況,調查人員向多位住在醫院的人瞭解了情況,建議當地街道把“非滯留、非流浪”人員也納入到安置人員名單中。武漢市江漢區區長李湛對此表示,“有多少收多少”。
在當天,有幾位流浪者願意離開醫院前往新的安置點,一位穿着軍綠色大襖的老人還擔心收費。前來接人的民警説,“不收錢,那個地方白給你吃、白給你喝”,老人這才提着東西上了車。
看到新的安置點條件還不錯,離開醫院的人越來越多,但阮秀音還不肯走。直到李湛親自跟她説,“你放心,我是區長,我們專門設立了賓館,就是一個人一個房間,熱水都是免費的。”阮秀音這才放下了戒備,晚上拎着兩個包,跟着身穿防護服的民警上了車。
解封之後
協和醫院的保安老胡説,在流浪者們離開的日子裏,醫院裏很少見到過夜的人。即使有,好言勸説幾句便會自行離開。
但在4月8日中午,老胡又見到了幾張熟悉的面孔。
這天中午,阮秀音滿頭大汗地出現在了協和醫院急診大廳,相比一個月前,她身上的衣服單薄了一些,精神和氣色還算不錯。
阮秀音説,她在政府安排的賓館裏住了38天,直到解封日這天離開。8日上午10點,她從4公里外的賓館出發,由於沒有手機,無法註冊申請健康碼和綠碼,她無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一路步行,花了兩個小時才走到醫院。除了她之外,大約有七八個此前住在醫院的流浪者也回到了這裏。
他們大多説自己“無處可去”。
阮秀音説,她住在賓館的時候,一人一個單間,每日三餐免費供應,每天還可以洗澡,有人來量體温、送中藥,她什麼也不用做,每天看電視、睡覺。
但是隨着武漢解封,身無分文的她從賓館出來後沒有去處,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醫院。
同樣想起協和醫院的還有33歲的咸寧小夥龔平(化名)。此前他在協和醫院住過一段時間,被安置後住在阮秀音的斜對門。他在解封前已經在網上找好了工作,離開安置賓館後便直接去上班。
到了下午4點,他惦記幾個老人沒有去處,又無法與她們取得聯繫,龔平抱着看一看的心態來到醫院,發現他們果然都在。
阮秀音對龔平説,自己一天都沒吃東西,龔平便買了點麪包、八寶粥和方便麪,一人送了一個口罩。
阮秀音拎着兩桶面,靠在醫院門口的護欄上,和龔平閒聊着未來的打算。那一晚,阮秀音等人依舊睡在了協和醫院的長椅上。
第二天清晨6點,阮秀音就從醫院走了出來,想去馬路對面的商場找事做。路上行人不多,許多商店超市還未開門,一直轉到9點,她一無所獲,又返回醫院。
往常,她做的最多的是幫商家發傳單,在醫院做一些跑腿的活兒,一天二三十元,足以果腹。
如今,她説自己的情況比疫情期間還要緊張, “至少那時候(疫情期間)還有人(志願者)送飯。 ”
這幾天,阮秀音開始想念在安置賓館的日子,雖然不能外出,但食宿無憂。“在外面是自由,但是沒有錢,温飽都解決不了,那不是活着受罪啊?”
她希望政府能夠幫助她們,至少在這幾天提供一個安身之所。澎湃新聞記者隨後致電武漢市江漢區新華街道辦,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已經把情況告知領導,目前還在等待回應。
而據龔平介紹,也有住在醫院的流浪老人閒聊時説起,自己每個月15日可以去領退休工資,約有2100元左右,等拿了錢或許會去租個小房間。龔平答應對方,等15日過後幫他找房子。
4月10日,有位八旬的流浪老人給自己買了身新衣服,把花白的頭髮染成了黑色。對他們來説,醫院大廳的長椅終究不是一個長久的棲息之所,武漢正在慢慢重啓,他們的生活仍然等待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