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其文、其事、其人_風聞

文/昊堃

方方打完“美好的仗”，帶着對新冠疫情“追責”一事憤憤不平的執着，暫時休息去了。日記的完結和出版，給了大眾通過日記從整體上去認識其文、其事、其人的憑據和機會。作為讀者，想通過對60篇“方方日記”的細緻梳理，從文學、“實事報導”、政治、哲學（價值觀、修辭術、歷史觀）四個方面去理解和認識其文、其事、其人。同時，對於圍繞其日記的爭論和批評，有必要超越意識形態“左”與“右”的無聊罵戰，不妨把它看成一場公共辯論，正反雙方都有眾多支持者，以此為切口去發掘和思考當中隱含的問題。

一、

日記中，方方指出，她以“日記體方式”記錄的是一個受困疫區的寫作者的喜怒哀樂、點滴感受、生活瑣碎和個人記憶（2.28；3.12；3.15；3.23；2.28即指出自2月28日的日記，下同）、武漢疫區的“真實的近況”和“實事報導”（1.25；1.27）及對這場疫情的“一點反思”（1.29；2.9）。事實上，日記內容大體符合其本人的定位。大多日記記錄的不外是天氣狀況、家長裏短、疫情記述與觀察，再穿插一些網絡互動文字和個人的即時感受，網絡罵戰的火藥味也瀰漫始終。

對於這些文字，有一羣教授、文人為它獻上膝蓋，甚至將它推到“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觀”的高度；批評也不少，批其為“道聽途説”，編造謠言，擴張恐懼；也有看似中肯的評價，認為它們“並非精準的新聞報道，而是給疫情中的讀者以精神陪伴和鼓勵，提醒和呼籲地方政府留心防控工作的短板，批評媒體報道的不到位”。

無論哪種評價，都不能忽視方方本人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她的文學觀。她曾談到文學中的“歌頌與暴露問題，喜劇與悲劇問題，光明與黑暗問題”（3.19），認為這些都可以寫，但實際上她有所選擇和側重。她表示，文學“經常與落伍者、寂寞者、邊緣人為伍”，“關心和鼓舞被前進的社會所冷落的人”，“和弱者息息相通”（2.17；3.24，短視頻）。由此不難理解，其日記記錄的多是深夜被拒的農民、奔波掙扎的病患、肝腸寸斷的親屬、忙碌勞累的醫護、宅家鬱悶的武漢人，和“應”被追責懲辦的領導、專家、官員及造成當下局面的政府；儘管也有對堅守崗位的外賣小哥、警察、志願者、環衞工人、醫護人員、社區人員、下沉幹部的正面書寫，但整體氛圍被沉悶、焦躁、憤怒、抑鬱、恐慌、悲情、創痛、哀傷、哭泣、苦難、死亡（這些詞彙均出自日記）所籠罩。這一點也為其辯護者所承認，“其間負面信息提到的比較多，而且提出了批評意見”。方方欲以個體化的表達和書寫做“時代的記錄者”，實質上，是以個體書寫來替代和解構圍繞國家、民族、集體、英雄的宏大敍事。就像另一位辯護者指出的，“‘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都是一座山’這句必將傳世的名言，幾乎濃縮了方方的價值觀、歷史觀、文學觀”。

依照對文學的這種理解來敍事無可厚非，而且在當下中國也有一些同好。譬如，在文藝界，就有一些電影導演熱衷於此種敍事策略，在急遽的社會變遷和宏觀的政策背景之下講述“小人物”的孤獨流徙和悲苦命運，受到西方看客的熱捧，成為觀察中國並強化其固有認知的窗口，並進一步“利用其文藝話語權來影響和型塑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取向和消費者的審美偏好”。有評論者把這種敍事和寫作歸為“傷痕文學”——扮弱者立場，作悲情描摹，進而雕刻人心，很有見地。其實，這種文學表現手法及其功能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肯定。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就認為，在偶然個體主導的自由主義社會，可以藉由文學（小説、戲劇、詩）、記者的報導、紀錄片等對苦難、侮辱、殘酷的鉅細靡遺的呈現在陌生人和“我們”之間提升共通感，創造出團結，推動道德變遷與進步。即通過“拋棄理論，轉向敍述”，將私人的實現和人類的團結統合起來。羅蒂把這類創作者稱為“反諷主義者”（艾略特、波特萊爾對方方的性格與文學創作有重要影響，羅蒂也把這兩位視為反諷主義者），這種社會整合在他看來則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目標。方方日記在疫情期間的確成了部分人羣情緒的宣泄口，有心理撫慰功效，但無論將其劃歸哪種文學類型，值得追問的是：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的中國，這種反諷主義的文學表現手法和敍事策略是否符合人們的審美品性和精神需要，尤其是當下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文化自信的時代主題？文以載道，從文學的社會價值角度來看，至少，方方日記：1）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2）過多的負面記述和悲情描摹污染務實勞動者的精神氛圍；3）偏離時代主題，對社會價值觀的正向引導和大眾審美品格的提升無益。這應了領導人對於這類文學作品的評價：“哭哭啼啼，沒有出息。”

把方方日記納入“傷痕文學”也好，劃歸“紀實文學”、“非虛構文學”也罷，它在文學的認識功能上，是偏頗的；在教育功能上，是誤導的；在審美功能上，是畸形的；因而在社會價值上，是不切實際的。

二、

方方日記的問題不僅出在文學方面，也出在她自稱的“實事報導”方面。

最大的問題在於方方對新冠疫情爆發性質的判定和疫源地問題的態度。她一再聲稱，新冠疫情發生是一場“人禍”（共現5次），要求醫院領導、專家、官員、政府等“瀆職者”、“有罪的人們”道歉、引咎辭職，徹查隱瞞誤判真相。其實，她也提“人禍的比重”（1.29），知道病毒很“詭異、狡猾”（3.21），是“流氓病毒”（3.5），有“劇烈的傳染性”（2.20），此次疫情是諸多因素合力釀就（2.4），但在喊“追責”時，又把矛頭直指醫院領導、專家、官員和政府，認定為“人禍”，染疫而亡是“他殺”（共現4次），要為近三千“枉死者”（3.5，共現4次；當日公佈湖北、全國累計死亡病例分別為2902、3012例）“討債”。她不避諱使用“武漢肺炎”（共現4次）一詞，而且在知道美國就疫源地問題向中國潑髒水、中國堅定反擊時，認為中國是在將全部責任甩鍋美國（3.23）。不容否認，在疫情應對早期，存在隱瞞、判斷失誤、醫療資源遭擠兑時處置失措的事實，但是在病毒特性和疫源地問題還沒有科學結論、病毒泄露説和美國起源説紛傳（均早於方方日記終篇）的情況下，方方一口咬定“人禍”，把所有責任歸咎於相關人員和政府，未免太過武斷。她可能沒有想過這樣操作的後果——削弱政府合法性和公信力、為國際反華勢力提供辱華排華、索賠、賴債、制裁的“證據”。

方方以“在場”作家身份介入新冠疫情的觀察與思考，卻對疫情的發生先入為主定性為“人禍”，對疫源地問題做模糊處理，這是對中國人民和對外代表中國人民的中國政府的構陷與誣衊。至少，在科學得出結論之前，不能靠一個作家的文學想象和不負責任的記錄來讓中國人民背這個鍋。**這是原則性問題，大是大非的問題，與言論自由無關。**方方做過記者和主編，兼有作家和高級知識分子雙重身份，被粉絲盛讚寫“真人、真事、真情、真史”，擅長“獨立思考”（3.18），還常把“實事求是”（3.5；此詞共出現15次）掛在嘴邊，在這一點上，她沒有實事求是。

問題之二在於對官員的以偏概全的評價。在她眼裏，中國的官員們不實事求是、空講政治正確不講真話、刻板僵化、互相推諉、唯上不親下、搞形式主義，是這個社會的“新冠肺炎”，而且看不到治癒期（1.26；1.30；2.17；3.5）。此外，她還不斷通過暗示、揣斷、臆測試圖強化對官員的這種認識（2.15；2.16；2.17；3.6）。因此，她下了一個判斷：“湖北官員的表現其實是中國官員平均水平的表現……這次事件如在同一時間落在別的省裏，那些官員的表現，不會比湖北的更好。”（1.26）因為對官員的這種慣性認識和偏見，她看不到在抗擊疫情過程中湖北潛江的書記市長果斷決策，率先封城，阻擊疫情；看不到廣東、湖南和浙江三省先於湖北啓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看不到上海的早期疫情直報、浙江打破常規的疫情預警、四川的“教科書級”防疫，更看不到各級黨員幹部的上下動員、統一部署、協調行動……不得不承認，方方提到的那些毛病在部分幹部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但這個以偏概全且帶惡意的評價成了對中國官員的全稱判斷，被其粉絲奉為“金句”，是有失公允的，是給大部分領導幹部貼侮蔑性標籤。方方以文學的春秋筆法記述和品評疫情中的人和事，也沒有實事求是。

作為日記體的“實事報導”，方方在重大問題上的觀察是不真實的，所謂批評和反思是不負責任的，記錄是有選擇性的，評論也是以偏概全的。

三、

方方因為在日記中為弱勢人羣吶喊、關懷和温暖落伍者孤獨者寂寞者、堅持要查真相併追責，被粉絲稱讚“寫真事，説真話，有真意，露真情”，譽為“武漢的良心”、“底層百姓的代言人”。除了在鍵盤上表達這份“情懷”和“博愛”之外，看看方方還做過什麼。

在日記裏，她不斷指出政府在疫情防控和其他工作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官員難堪大用，“昏招迭出”（2.24；3.4），有這般那般的毛病，以致這個社會患了“比冠狀病毒更為惡劣更為持久的疾病”，且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事既如此，她認為政府和官員仍然要“懷着贖罪感更懷着責任感”擔起守土安民之責，管好疫情防控、羣眾生活保障、疫後復工復產和逝者親屬的心理安撫等事宜。反觀她自己，享受廳級退休待遇，有人送口罩和食品，警察送機等等。她的態度通俗地説就是：我拿的是我應得的；政府和官員都是納税人花錢養的，老百姓的大小事都該他們管；不管、管不好就要罵，罵是為了他們好和社會進步；捱了罵照樣要幹活，但除非改變“嚴酷的制度”（3.20），否則社會沒有希望。

在日記裏，方方不是隻管批評和指出問題，她也借他人之口提出對策建議，如由醫護人員伴同轉送武漢病人到鄰省治療（2.2），在長江中建方艙醫院，開啓“江中隔離模式”（2.21）。稍有頭腦的人會想到：在疫情初期醫療資源遭擠兑的情況下，武漢有足夠的醫護人員擔此工作嗎？轉運救護車是否充足？如何調配？如何進行轉送安全防護？如果鄰省遭遇疫情爆發怎麼辦？江中隔離，廢水和醫療垃圾如何處理？物資如何保障？……她曾借某教授之口指出，“不能僅靠拍腦袋設定疫情管控的目標”（2.26），但她的這些建議就是典型的“拍腦袋”辦法。她也考慮到了有些問題（污水排放、春寒），但每次在提出建議後，又表示，“我是想不出辦法的，只是純粹作個記錄”（2.2；2.21；2.22）。

方方非常喜歡“常識”這個詞，認為常識是“從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頻繁的實踐中拎出來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5）。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作家納博科夫卻認為，“常識只是人們為思想惰性與庸俗所提出的自欺欺人的藉口”。不論怎樣看待常識，不妨從“常人”角度審視一下方方的態度。假設員工張三是公司文宣主管，他不停給老闆指出這裏有問題，那裏有問題，但不是沒有解決方案就是拍腦袋昏招，還不斷宣揚負面情緒影響認真幹活的員工。老闆該怎麼辦？“常人”自然會有答案。國家也是所有成員的共同事業，如果有一羣人指點江山，縱論國是卻又置身事外，無疑是令人失望的。

身為作家，方方可能不會接受這種指責，因為在其辯護者看來，“所謂作家，就是在旁邊説三道四的人。他是真實的生活的審視者懷疑者批判者，是理想的應該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憧憬者虛構者創造者。要麼虛構，要麼直説，對社會發言”。但政治不是文學，要做決斷，分配利益，解決實際問題，還要有國內國際兩個視野。方方在疫情吃緊期間“秉筆直書”，暴得大名；疫情基本控住時罷筆休戰，“謠”作出版，“揚名海外”。她一副菩薩姿態，用鍵盤“心憂天下”，俘獲了粉絲，迷惑了羣眾，也感動了自己，“我雖然人老了，但我批評的氣力從來不老”（1.31）。“武漢的良心”、“底層百姓的代言人”這些頭銜她配不上。

當然，對於一個身患疾病的65歲老太太和自稱“普通市民”、“羣眾”的作家，不能太過苛責。但是，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批評者和反思者，方方對於解決政治現實問題，既沒有深度，也沒有誠意，而且目光短淺，是一名優秀的“嘴力勞動者”（2.4）。

四、

方方日記從文學和實事報導（言）層面、政治實務（行）層面都經不起推敲，為什麼還受到追捧呢？方方及其辯護者一語道破，抗疫鬥爭沒有勝利，只有結束（3.10）；有的只是方方日記和她“所信的道”的勝利，是啓蒙主義價值觀的勝利。道即是啓蒙主義價值觀，是西方啓蒙時代以來的普世價值觀，是“（言論）自由”、“人生而平等”、“人權”、“基本人性”、“人道主義”、“個體”、“納税人”這套話語。這套話語不僅被明確標榜，也成為其邏輯前設，是內置的思維鋼印。這些“志同道合”者熱衷於玩弄這套話語，卻無視這些概念的空洞及背後的困境。

他們總是迴避日記中的許多問題，而將質疑轉換為言論自由問題，聲稱“作家方方有批評的權利。每一個公民都有批評社會的權利”，“‘方方日記’還只是一個內容並不完美的完美象徵，它明確指向一點，就是在特大災害面前，個體能否有權按自己的方式面對社會公眾説話”？因此，他們無視方方在原則問題上的失實報導、造謠、構陷及其他方面的問題，或忽略或支持她簡單粗暴地以“極左”來回應批評者，熱炒“吹哨人”概念，妄稱“一個進步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以言論自由作為武器的支持者往往陷入一種邏輯陷阱：言論自由意味着規則範圍內的多元聲音和多元價值並立。但它極易擴展成：因為真理本身缺位，所以沒有什麼言論是不應該被允許的（只強調自由，無視規則限制）。這一論斷本身成了一種絕對的、一元的言論。其中的邏輯謬誤如同：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對，也沒有什麼是絕對的錯。所以，只要方方及其支持者以言論自由為名論戰，其表現就是一種絕對主義的立場：我可以批評你，但你不能批評我；批我，你就是“極左”。他們的思維和立場是自由主義式的，把批評政府和官員視為每一個人的神聖權利，而不論個體是多麼的不善言辭、缺乏“邏輯判斷”和“獨立思考”。

他們把“人生而平等”當成“深刻的常識”（3.5），卻不提人的自然差異，和人在機會、資源、能力上的不平等及其改進的困難，因此成了“自欺欺人的藉口”。他們把新冠病人、弱勢羣體的“人權”掛在嘴邊，卻把醫護人員、警察和其他默默奉獻者捨命戰“疫”視為當然。他們把公民看成精於理性算計的“納税人”，是“公民在養活政府”，政府天經地義是為公民個體及其組成的社會服務的，卻考慮不到可能由此導致的國家能力弱化、地方主義抬頭和社會的自利化離心化傾向。照此邏輯，就難以回應下列問題：大疫當前，同樣是“納税人”和鮮活的生命，同樣有疫情爆發的潛在危機，醫護人員、其他省份為何要馳援武漢和湖北？即使“救災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基於納税人假設，地方違抗調令怎麼辦？為什麼要嚴肅處理大理“暫扣口罩”事件？為什麼中國防疫不會出現美國各州各自為政、歐美各國相互“截留”、“截胡”醫療物資的情況？自利的“納税人”、“理性人”假設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人性想象。説到底，他們還是在用西方的框架來認識中國，用啓蒙時代以來基於個人本位的委託-代理關係來看待公民與政府的關係，個體是經濟理性的，個人的政治和社會權利內在於個體的生命價值，必須約束政府權力以保護個體權利免受侵犯。他們不理解一個具有深厚的家國同構文化傳統、內涵天下結構的中國，和中國人對這個政治-文明共同體的深厚情感，片面強調以所謂個體書寫來解構或否定宏大敍事的政治正確性。

他們信守啓蒙主義價值觀，不斷回到五四和八十年代試圖強化其道義説服力，並期待以新冠疫情為契機，再“開展一次社會啓蒙”，改造當代中國。因此，在面對政治現實問題時，其思考慣性是建構理性主義式的——如果當時……所以應該……否則就……，帶有求全責備的完美主義和事後理性人的上帝視角；而不是實踐理性主義或漸進理性主義式的——事實是……然後可以……還需要……，有着求真務實的達觀主義和事前一般人的有限理性。

方方還使用了一套修辭術來證明其記錄的“真實”性。修辭術①是一種煽動技術，喜歡使用邏輯，但邏輯往往被用來正確地推出錯誤的結論（並非每次都錯）。在亞里士多德那裏，修辭術一般用於各種煽動性演説，如政治演説（勸説或勸阻某種未來的事情，目的為闡明利弊）、訴訟演説（控告或辯護某種過去的事情，目的為辨清公正與否）、典禮演説（讚頌或譴責某種現在的事情，目的為判別高尚或醜惡）。亞里士多德對修辭術的定義是：“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説服方式的能力。”修辭術的通常做法是：（1）選擇人們所欲的或感興趣的某些事物作為前提。這樣，即使未加論證，人們就已經盲目地喜歡上那些可疑但是討喜的説法；（2）往往使用省略三段論，大概模式是：前提p是一個或然事實，然後以可能p藴含q而推出q。這樣的推論沒有必然性，事實上只能推出可能q；（3）使用一些打動人或激動人的比喻、暗喻、表證等手法或耍小機靈使人信服，“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前者為多）。囿於篇幅，僅詳解訴訟演説一例。以方方指責官員隱瞞、專家誤判釀成“人禍”，導致疫情爆發，“枉死”數千人為例。官員隱瞞、專家誤判是或然事實，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疫情的爆發是人們很想知道的事情；隱瞞和誤判只是可能導致疫情爆發，致人死亡，但疫情爆發不必然因隱瞞誤判而起，它還與病毒烈性程度及其他因素有關；方方不斷追問“真相”，聲稱“你也要給我們大家一個説法”（3.3）來打動想了解事實的人，從而相信她講的就是“真實”的（3.10）。再如，她的轉運病人到鄰省就醫、設“哭牆”或“哭網”（3.13）建議就是政治演説，對官員的譴責就屬典禮演説。修辭術的用力之處就是誘導人們相信某種價值判斷，邏輯不嚴格就不足為奇。所以，方方日記有很多地方經不起推敲，但依然有很多粉絲相信她。可以説，方方是當代中國的“智術士”。有學者説，“這些以次充好的修辭手段在現代仍然屢屢得手，可見現代人在智力上並無提高”。

此外，方方的歷史觀也是虛無主義的，她強調自己從“少年時代接受的盡是愚蠢的教育”，機器般運動，如同生活在索爾仁尼琴式的“古拉格羣島”中，以致不得不耗費十年時間去清理“腦子裏的垃圾和毒素”，“變成一個真正的人”。在她眼裏，中國發展強大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事情，“沒有改革開放，幾乎就沒有今天的一切”。（3.18）因此，她以意識形態的“左”右之爭遮蔽或否定掉了改開前三十年幾代人的奉獻犧牲所奠定的大國之基。

方方日記反映出來的反諷主義的文學觀、啓蒙主義的價值觀、詭辯派的修辭術、虛無主義的歷史觀表明，其日記並沒有多大的價值，大可將它看作一位挑剔的武漢婦女波及範圍更廣、殺傷指數更高的“漢罵”，其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它報導了多少實事，發掘了多少真相，解決了多少問題，而在於它成了“家裏蹲”羣眾鬱悶情緒的出氣閥，疫情起源好奇心的釋放口，被文人當成了啓蒙主義價值觀的宣講壇，也為西方媒體“謠翻中國”輸送了炮彈。因此，方方也被尊為新的啓蒙“女神”，憑“神力”傳播和守住了“所信的道”，如此而已。

方方日記及其引發的文人的集體站隊與集火攻擊是精神文化領域的一股逆流，它並沒有什麼新異的內容，不過是一套扭曲價值觀和陳腐話術在特殊背景下的迴光返照式爆發。這套價值觀及話術十多年前就已聲譽掃地，也被當下西方國家的抗疫現實撕掉了偽裝。但方方及其支持者對此集體失語，充分説明他們對啓蒙價值觀的堅守只因為那是信仰，而不是着眼於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對他們來説，西方才是其精神故鄉，方方是神聖的佈道者。

方方日記引發的意見之爭不是簡單的意氣之爭，它越過對疫情本身的關注而成為一場公共領域的政治比賽，並最終表現為價值觀的較量。這場公共辯論實際是“新舊之爭”，背後是中西兩種不同的世界秩序想象的碰撞，是“價值觀之爭”。觀念是行為、生活和制度的最終支配者。因此，政治比賽的勝負，或者説“政治問題的解決，最後終究要落實為心靈的佔領與殖民”。所有的勝利，最終都是價值觀的勝利。對“方方”們來説，啓蒙價值觀因其為“信”，不會輕易退場，只會隨着“中西之爭”的終局被歷史“軟埋”。

當然，對方方日記的批評不能代替對疫情防控中存在的問題、其他社會問題，以及從中折射出來的“捱罵”和話語權虛弱問題的建設性反思。這個時代需要真正的思想者和實幹家，而不是狂逞口舌之快的“嘴力勞動者”。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作為讀者，看完方方的60篇日記，所得到的認識是：其屬文不“真”，行事不“誠”，為人不“善”；從中得到的啓示是：

做人不能太方方。

① 關於修辭術的論述參考了《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本，三聯書店1991年版；其他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