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方方；別了，司徒雷登_風聞

《別了，司徒雷登》原文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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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出版《武漢日記》的消息，選擇在武漢解封前一天的日子——四月七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武漢解封是美國抗疫政策徹底失敗的對照。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5月出生於江蘇南京的一户書香人家，其曾外祖父楊賡笙是辛亥革命元老，撰寫《討袁檄文》。方方的舅公是楊叔子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省文學創作系列高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平素裝着’針砭時弊‘’揭露真相‘，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美國宣傳系統看中，做了‘武漢大使’，成為全球新冠肺炎風暴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在美國宣傳系統看來，當前疫情輿情最難解釋的問題，就是她所批評中國抗疫政策如何失敗的時期，恰恰就是美國無視WHO和中國的警告，對病毒疏於防範，幻想着製造業迴流的時期。當前美國累計確診514415例，疫情已經不可控制，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脱卸責任為目的的《武漢日記》，當然應該在武漢解封國內疫情取得勝利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自由派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嫁禍中國為美國抗疫失敗禍首的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世界歷史印象篡改政策的一貫方針。美國曆史印象篡改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美洲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

用感恩節和資產階級法律篡改了他們奪得美洲這片土地的歷史印象；

用好萊塢電影《拯救大兵瑞恩》，遊戲《英雄連》，收買一些對蘇共不滿的文人策劃出《卓雅之死》；

來看看美國篡改歷史印象的成果吧：

“二戰中，哪個國家對擊敗德國的貢獻最大？”的調查進行了三次， 分別於1945年，1994年，和2004年進行。可以看出，僅僅過了60年，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發生了怎樣的逆轉。

       中國是世界製造業的中心，是一個具有十四億多人口的大國，篡改了中國抗疫的歷史，美帝國主義就可以拉攏其他帝國主義及走狗的戰線，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中國進攻。它要求“新冠疫情給全世界帶來巨大損失，中國必須為此賠款道歉。”發動一些議員、律師要對中國提起訴訟。這就是美國侵略者的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着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⑵。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⑶。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⑷。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佈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幹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裏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為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説：“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為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説：“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裏，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説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復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説，“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説）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説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説。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⑸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説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⑻。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⑼，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説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⑽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着不動，睜起眼睛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羣一羣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羣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⑾，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説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