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重新審視我們的數字商業文明_風聞

文|吳俊宇

今年2月，當時疫情尚未席捲意大利時，曾出現這樣一幕場景。

兩名來自中國的新冠病毒患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入住了羅馬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患者確診後，這家酒店幾乎沒有任何客人入住，瀕臨破產。

危難之際，大量訂單前來，但前台發現，消費者並不入住。訂購這些酒店房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昔日競爭對手酒店的董事和員工。他們為了避免同行失業，而組織的拯救對手的活動。

這個倡議是由羅馬酒店協會主席羅西奧利發起，號召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的競爭者們通過這種方式展開互助。

這種互助，在中國社交媒體引發了一陣討論。在中國弱肉強食的商業環境中，這種行為在圍觀者眼中似乎難以理解。

然而，這恰恰是意大利曾經作為文藝復興中崛起的商業城邦延續數百年商業文明的一次側面展現。作為中世紀的西方商業文明中心，意大利當時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城邦在商業上卻始終保持商業交流，商業主體間的紐帶成了政治主體間始終保持和諧的重要穩定器。

這種商業文明延續至今，形成了一整套默契而成熟的商業文明。企業與企業之間平等競爭卻又保持互助，從不落井下石，而是考慮共同搭建成熟、健康、穩定的商業生態。

這套商業文明會發現，它其實真正在意點是三塊。

企業是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一環，企業無序競爭帶來的社會問題，往往會帶來更大的社會治理成本，企業在謀利同時，還需維繫社會穩定；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應該是文明的，不應該是野蠻的、食利的，更不應該是劣幣驅逐良幣的；企業之間的競爭合作應該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應和社會示範作用，而不是帶來社會文明的失序，乃至引發人心焦慮。

坦率説，這種成熟的商業文明，恰恰是中國互聯網行業過去多年所缺失的自覺。

商業文明到底意味着什麼？

簡單打個比方吧，缺乏商業文明自覺的企業就像是個洋洋得意的暴發户，他手上有兩個億，駕駛着豪車，卻隨意吐痰，言辭粗俗。

具備商業文明意識的企業，則更像是一個知道用美德給財富鍍金的謙謙君子。他總會讓身邊人感到舒適。

在過往的互聯網行業環境中，企業過分強調競爭、博弈、股價、市值這些因素。缺乏對規則、秩序以及人的尊重。

某種意義上説，瑞幸事件爆發，其實就是野蠻商業文明下的產物。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帶來了無序競爭，攻城略地。這不僅是在消耗自身品牌，更是在踐踏用户尊嚴。

新的經濟週期即將來臨，我們甚至需要重新審視互聯網公司。尤其是瑞幸事件爆發之後，更是需要重新審視自2014年以來的一系列所謂的互聯網創新。

幾輪風口，如O2O、直播潮、共享單車，很大程度是資本驅動下，一羣互聯網食利者對社會資源進行揮霍和浪費。

經濟學家許小年甚至在《商業的本質與互聯網》中直接提到，互聯網公司或許提供了所謂的“客户價值”，但是消耗的社會資源可能更多。

簡單的“以客户為中心”這種企業價值觀或許從客户視角去看是對的，但從社會資源高效利用的視角去看，或許又是錯的。

許小年有個觀點甚至是這樣的：人一定是社會動物和羣居動物，互聯網不可能取代人們的心理體驗、親情體驗和社會體驗。

好的商業文明，往往是在創造價值的同時，進一步強化人們的心理體驗、親情體驗和社會體驗。它會把企業、社會、個人凝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互惠互利體系乃至社會價值範式。

這其實也是這次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競爭者互助帶來的無形社會價值。

反觀國內，疫情作為一面鏡子，往往也會把那些真正希望構建商業文明的企業給照出來。

商業文明意識較低的企業往往是利用疫情帶貨做營銷，把疫情視為商業機遇。一批公司在做公益的同時開始推業務、拉流量。用一位企業內朋友的來説，這是場“比做廣告划算多了”的商業機遇，接下來接比拼的是運營、留存、轉化能力。

商業文明意識較高的企業，往往是把更多目光投入思考如何重建社會秩序、生活秩序，對其他正在遭遇困境的企業進行互助。

4月13日，餓了麼宣佈在全國80個城市包下了近4萬塊户外廣告、10萬個酒店電視廣告位和480萬台互聯網電視資源，免費開放給各地中小餐飲商家。這個做法在於降低餐飲企業疫情後的營銷成本，尤其是幫助中小餐飲商家找到更多消費者。

在餓了麼的倡議中，另一段話很有意思：

大家走過路過的時候，如果被他們誠心的推薦打動，可以走到店裏去體驗一下，或者打開餓了麼App下個單抱住就會暖一點，吃胖了還能再暖一點。

事實上，在疫情後，阿里口碑餓了麼所做之事，還有更多。譬如：

提供佣金減免和金融支持；用數字化和生態能力幫助本地生活行業順利復工；提供更大流量入口、更豐富的商家服務工具、更完整的數字化經營能力；

這些做法顯然都是在還利於商家。疫情之下，餐飲業面臨重挫。西貝、海底撈這樣的商家接連漲價，在輿情洶洶下道歉又回調價格——企業事實已經陷入兩難。

坦率説，從阿里平台的視角去看，救助平台商家其實也是在救助阿里自己。

從社會視角去看，疫情襲來時救助平台商家，更是在改造互聯網急功近利文化，重塑商業文明。

去看這個倡議會發現，餓了麼和Grand Hotel Palatino酒店的競爭者們所做之事很像，又不像：

某種意義上説，阿里甚至起到了幾分“商業協會”的作用，但是又是用阿里這樣的數字商業平台把企業凝合在一起，平台、企業、個人形成了互動關係，它所帶來的社會意義和示範作用遠超其本身的商業價值。

這種“商業文明”和“互助意識”在今天中國互聯網行業是鮮見的，也是接下來的商業環境所必須的。

“數字時代的商業文明”這七個字其實也是阿里高層2019年開始不斷提到的內容。

2019年“私域流量”這個詞走紅時，一句笑話是，“我把你當朋友，你竟把我當私域流量”。

你看，“流量”、“交易量”這些詞彙其實是冰冷的，尤其是在瑞幸事件中，“流量池”這樣一個概念被反覆批駁，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用户被視為流量，而不是人。

2019年10月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阿里董事局主席張勇提到了“數字化時代的新商業文明”這個概念，在他看來，這是一種以合作為基石的發展新模式：

傳統競爭是此消彼長、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數字化時代的競爭正在向正和博弈、共贏發展、增量發展的大趨勢上演進……數字時代的新商業文明，本質是要回到人本身。從關注流量、交易量，到關注客户、關注消費者、關注一個個具體的人。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讓商業體在自己成長的過程當中，更好地關注客户、關注他人、履行好社會責任，尊重他人、利及他人、成就他人。

從張勇這套話語中你能發覺阿里正在試圖一點點重建商業文明、人的價值。

這種價值並非是直接的商業價值，但卻是無形的社會價值。這種價值所帶來的持久、穩定、長期的營商環境，恰恰是國內過去所稀缺的。

實際上，這種商業文明和商業自覺，也是接下來社會發展階段所需要匹配的內容。

倉廩實而知榮辱。過去20年，互聯網和數字經濟這些年來的狂飆突進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想要更高維度的發展，必然要順應這個趨勢。

這是數字經濟的需要，也是實體經濟的訴求。因為超級平台正在愈加成為壟斷者，某種意義上甚至正在成為“巨型托拉斯”，以至於成為“食利者”。

財新旗下《中國改革》雜誌在一篇名為《如何看待數字經濟》提到説，要理性看待平台、合理規制和引導平台。

今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了一則名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支撐體系亟待完善》的研究報告，這則報告中提到了四個點：

深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導向，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推動數據共享和依法使用為導向，加快完善數據治理政策。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為導向，推進智慧社會建設。促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為導向，加快健全法律規範和破除制度障礙。

在新的商業週期下，企業建構商業文明，其實也是在順應決策層的新思考，思考未來的中國數字商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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