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那堂課,孩子才意識到被性侵_風聞
世界说-世界说官方账号-我们只做大家看得懂的国际深度报道与评论。2020-04-13 09:03
編者按
近日,高管性侵養女案引發公眾強烈關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
不談具體案情,先看統計數字: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國法院審結的猥褻兒童案件達11519件。這些被公開的一萬多件案子,可能僅為實際發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據研究機構統計,兒童性侵案中,熟人作案佔七成,犯罪行為難以被察覺。此外,受傳統觀念和證據蒐集難的限制,專家估計,只有約1/7的兒童性侵案會進入司法程序。
近年來,相關法律正在進一步完善,但想要避免悲劇重演,除了司法層面的努力,性教育與防性侵課程的普及也至關重要。
去年年底,我們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了一堂防性侵課程和它的創辦人的故事。今天我們將舊文編輯重發,希望這堂課,能夠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我國現在對性侵害量刑太低了!明年‘兩會’,我們一定要繼續建議專門設立‘性侵兒童罪’!”“女童保護”發起人孫雪梅對同伴們説,神情憤慨。
這是2019年7月的一天,大家談起最近的兩個新聞:上海新城控股董事長猥褻幼女、四川一名有姦殺前科的人出獄後再次犯案。
性侵兒童的新聞層出不窮。“女童保護”每年都會統計過去一年公開報道的案例。2013年至2018年,國內媒體共曝光2096起性侵兒童案例,每起都有不同數量的受害兒童,有的甚至多達100餘人。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國法院審結的猥褻兒童案件有11519件。
“這些數據是冷冰冰的。但我一想到數字背後的每一個孩子,他們驚恐害怕又不知道找誰説,不知道怎麼去維權去求助……一想到一個個孩子人生軌跡的改變,我就覺得特別受不了。”孫雪梅説。
2013年6月1日,有感於那段時間頻繁出現的兒童性侵新聞,時任京華時報記者的孫雪梅,與全國百名女記者聯合多家媒體單位發起了“女童保護”項目,以“普及提高兒童防範意識”為宗旨,致力於讓兒童遠離性侵害。
● 正在授課的孫雪梅 / 受訪者
曾有不少受害者在“女童保護”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中留言,傾訴自己的經歷,甚至有人打電話來求助。孫雪梅記得:“不少侵害者是孩子的親戚,比如表哥、舅舅、姑父、爺爺等。偶爾也有男生來傾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講述了自家女性長輩的遭遇:十來歲時遭遇性侵,到現在70多歲,侵害者已經離世了,她還是走不出來,封閉自己,不願意跟人交流。
讓她難過的是,小時候聽説的那些性侵案件大多都不了了之,只有一起案例,因受害者有了生命危險,事情才進入法律程序。
**有專家預估,兒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約1/7會進入司法程序。**孫雪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受觀念影響,受害兒童或家長沒有報案;第二,由於缺乏證據,公安機關沒有立案。
“女童保護”的工作重點,一是做防性侵知識普及,改變公眾觀念;二是致力於推動相關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以幫助遭遇性侵的兒童。
談“性”色變
“同學們,性是非常美好的,”孫雪梅在台上大聲説。她看到台下孩子們專注而有些羞赧,後排家長們神色緊張起來。
“但是要在合適的時機、合適的年齡發生,” 她繼續説。家長們明顯鬆了口氣。
“我告訴你們這些,不是鼓勵你們在青春期發生性行為,而是讓你們對性的知識有全局瞭解,這樣你才能對自己、對他人健康做出負責任的決定。”接下來,她講到避孕的各種方式、驗孕方法、人工流產的危害等等,最後是“怎樣辨別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怎麼辦”環節。
2019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區的一家餐廳的大包間裏,孫雪梅向30多個孩子講授新開發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課程。這次課程應家長邀請而開。這些女孩子剛剛小學畢業,即將進入同一所寄宿初中。家長們聯繫“女童保護”,希望將這次課程作為送給她們的畢業禮物。
不過,這次邀約的部分家長提出:最好只講防性侵部分。孫雪梅分析,家長可能覺得孩子還小,不需要知道性行為相關知識。
中國社會“談性色變”的傳統觀念,是“女童保護”一直面對的障礙。
早在2014年,“女童保護”就試圖製作青春期版課程。但是,各方面專家、教育從業者,甚至“女童保護”團隊內部,對課程內容和尺度都無法達成共識。
當時召開的研討會上,來自北京的一位副校長傾向於講更多性教育方面的內容,因為他們學校的初中生甚至知道哪裏可以買到避孕套。而某貧困縣教育局的反饋是,那裏剛上初中的孩子連月經是什麼都不知道,對經期感到恐慌,希望主要講生理衞生和人身安全。
孫雪梅覺得時機未到。當時,即使是完全不提性行為、連生殖器官名稱都用“隱私部位”替代的兒童版課程,推廣起來都還有障礙。
她曾通過聯繫教育局,到大理某村的一所學校授課。上課時,校長旁聽一會兒就出去了,沒有説什麼。不過後來接受媒體回訪時,校長表示:“講這個,會不會把孩子教壞了?我們以前都沒有提過‘性’這個字。”
修訂了55次的教案
聽起來簡單的兒童防性侵課程,包含了很多需要注意的細節。如果漏掉或者錯講其中的小細節,反而可能給孩子帶來心理傷害,甚至導致生命危險。
兒童版教案從初擬到現在,一共修改了55次,“每次細小的修訂都是有原因的”。
有時候,是為照顧孩子的感受。
在雲南山村試講時,一個女孩忽然哭了。
課後,小女孩找到孫雪梅:“老師,你們一直在説,如果有人試圖觸碰隱私部位,要及時告訴爸爸媽媽;如果有人約我出去玩,要告訴爸爸媽媽。可是我爸爸媽媽在外打工,幾年不在家了,我該告訴誰呢?”
孫雪梅眼淚都出來了。當天晚上,她就和同事們討論,從此把“爸爸媽媽”改成“家長或者你信賴的其他大人”。
還要強調的是,對小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不能直接講性侵案例,避免給他們帶來恐懼感。
有時候,是為平衡。
最開始的教案裏講“熟人也可能性侵”時,本來只舉例提到兩三個身份,其中包括孩子常接觸的老師,為照顧老師的感受,得改成十幾種身份。
“比如説到老師、校長,也要説‘廚師、校車司機等’,老師就不會牴觸。”孫雪梅解釋,“同時,還要告訴學生,如果有課堂上講到的、屬於性侵害的行為,不管對方是不是權威,是不是日常尊重的人,都是壞人。如果沒有,就不能拿這個來開玩笑。”
“防性侵教育不能變成恐懼教育,”她説。必須告訴孩子,身邊絕大多數都是好人。“單純讓孩子認為‘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説話’是不對的。但必須告訴孩子,幫助別人是有前提條件的,不能跟他走,不能離開常規路線,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
不是誰都能來講課
最近幾年,來自各地婦聯、教育部門、檢察院等政府機構以及家長的主動邀約,已讓“女童保護”忙不過來。
截至2019年6月底,“女童保護”已培訓志願者數萬人,考核合格講師6000多名,與全國200多個團隊簽約合作,在全國30個省份,向超過312萬名兒童、53萬家長講授了兒童防性侵課程;線上課程也覆蓋了數千萬人。
在篩選講師這一步,“女童保護”有重重標準。應徵的志願者經過培訓後,通過試講、考核等環節,才能成為講師。青春期版課程的講師考核更復雜,需要電話面試、錄製試講視頻、當面考核等,新講師第一次授課還必須錄音或錄像,交由專家再審核一次。
一些想當然的認識誤區,讓不少志願者沒能通過篩選。
比如,“如果遇到性侵怎麼辦?”
孫雪梅回憶,“2014年考核時,有志願者沒有仔細看教案,試講時按照自己的理解,説什麼情況都要先大喊大叫、奮力反抗。”
而正確答案是:要分人多和人少兩種場景。
人多的時候應該大叫反抗,尋求周圍人幫助離開。但假如周圍人少,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或周圍無人的山野時,這可能會刺激施暴方,也許會從性侵發展到殺人滅口。
這時就需要告訴孩子:“先大聲拒絕和適當反抗,但如果對方轉向暴力侵犯,就要注意不要激怒壞人,可以編理由逃脱,實在逃不了就要默默記住壞人長相、悄悄留下物品當證據。”
還有的志願者在試講時,只讓孩子們提防“壞叔叔”,這也是常見的錯誤觀念。
**“實際上,性侵兒童者不僅僅有叔叔,也有爺爺奶奶、阿姨、哥哥等。不僅僅存在異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有老人性侵,也有未成年人性侵。只讓孩子們認為叔叔才是壞人,可能埋下隱患。”**孫雪梅解釋。
除了對授課過程的細節要求之外,“女童保護”還用制度來規範講師的行為。
“女童保護”接受男性志願者,但男性可以多做統籌等幕後工作,或經過考核後給家長授課。直接給學生授課的講師必須是女性。因課程的互動環節有身體觸碰,由女性講師來做更合適。如果男性授課動作不當,很可能讓學生覺得是侵犯。
講師雖然是女性,也被要求不能單獨跟一個孩子相處。還有一個規矩是:相關活動必須兩人以上共同參加。
我們的價值
性是美好的,但它的發生是需要有條件的。性是兩耳之間的事,不僅僅是兩腿之間的事,是需要經過大腦思考來做出決定的。“女童保護”以這樣的理念貫穿其中,身體的發育也是美好的,不應該害羞。“如果老師自己一講到性,想到的都是負面,那就有問題。”
那些課程在孩子們身上產生的作用,是孫雪梅繼續的動力。
比如,曾有一位小學女生聽完課,才意識到自己之前的一段經歷是性侵。她告訴了家長,性侵者很快被警方抓獲。學校邀請“女童保護”再去給幾百名家長上課。
還有學生聽課後反饋,某老師經常對他們動手動腳。“女童保護”去找學校交涉,最終將那名教師調離了崗位。
最近還有北京一所學校的老師在家長會上感謝了“女童保護”——一個女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性騷擾,她想起課程的內容,大聲叫喊:“我還不到14歲,你想坐牢嗎?”隨即告訴了老師。騷擾者在兩天後被抓獲,據説他經常在那一帶,對年齡稍大的孩子性騷擾。
也有讓她憤怒的時刻。
曾經在某地區,“女童保護”已組織好了講師隊伍,排好了授課計劃。這時,一名已離開當地上大學的學生找到當地的志願者講師,講述自己初中時被一名老師性侵的經歷,並指出那名老師仍然在那所學校教書。
志願者講師在當地志願者羣裏講了這件事,討論下一步怎麼做。沒想到,羣立刻就被解散了。很快,當地教育局下令,不再開展“女童保護”課程。
孫雪梅很生氣,只能一邊尋找其他渠道,一邊安慰自己“這也是對這個地方的一種震懾”。
“不過這種很少,我們跟絕大部分地區的合作是順利、愉快的。”她補充。“捂蓋子不如提前揭蓋子,告訴大家蓋子下可能有什麼。很多政府部門的人是愛孩子的,他們會主動去做,這也是造福一方。”
她預判:未來幾年,強姦、猥褻的報案率會提升。“不是因為這類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大家的權利意識被喚醒了。我覺得我這也是我們的價值所在,也是社會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推動制度完善
讓孫雪梅感受到價值的,還有近幾年相關法律和制度的變化。
“女童保護”一直致力於推動相關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每年全國“兩會”前夕,“女童保護”都要召開座談會,請來相關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參加,呼籲他們將相關內容寫成議案提案。會上探討、呼籲的不少內容,正在逐步實現。
比如,2015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取消嫖宿幼女罪,將其併入強姦罪從重處罰;2019年8月2日,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公開消息稱,檢察機關將建立全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庫,有過性侵害犯罪的人,會被限制進入教育、培訓等直接接觸孩子的行業。
**對監護人性侵孩子的情況,“女童保護”也一直推動剝奪監護權後的社會監護制度完善。**監護人性侵孩子,出於生活保障、家庭倫理、親情等因素,孩子往往不敢説,“要讓這些孩子報警後還能過正常生活,他們才敢説出來。”孫雪梅説。
許多性侵受害者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後,要對不同的人反覆回憶受侵害經過,有時還要多次進行身體鑑定,造成嚴重的再度心理損傷。兒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詢問”也是“女童保護”多次呼籲的話題。近兩年,在最高檢推動下,一些地區已開始試點。
孫雪梅印象最深的是江蘇淮安。她與當地政府部門合作培訓講師時,看到當地檢察院為被性侵兒童建立的“暖陽之家”。那裏環境佈置得很温馨,被性侵兒童進去後有心理諮詢師陪同,然後由女性工作人員來詢問過程,並全程錄音錄像——這些影像供公檢法在後續使用,如果沒有很明顯的證據瑕疵,不會再次去詢問兒童。
女童保護還與民法專家一起推動延長被性侵兒童民事索賠時效,在2017年已經實現,受性侵兒童的民事訴訟時效從原來的2年,改為18歲起算,3年內有效。
如今,孫雪梅還希望推動實施對受性侵兒童的精神損害賠償,加強對受害人的心理干預和幫助;特別提請相關部門注意網絡色情對未成年人的危害……
一直以來,“女童保護”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將防性侵教育納入常態化教學,自己可以提供專業支持。老師需要嚴格培訓,並且要有績效考核。
過去幾年與各地教育部門的合作中,曾經發生的現象是:教育部門認為“女童保護”對講師的考核過於嚴格。不過可喜的是,面對堅持,他們逐漸也都接受了。教育部門事實上對教學質量的要求更高,不是誰都能隨便進課堂。
孫雪梅希望社會各界都能意識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門很專業的學科,必須嚴肅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