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尹國明文章)從方方日記英文版高調出版到胡錫進解不開的困惑,答案其實很簡單!_風聞
太湖樵子-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尔……2020-04-14 11:54
從方方日記英文版高調出版到胡錫進解不開的困惑,答案其實很簡單!
——尹國明 --思想火炬
4月8日零點,離漢通道解封,這是中國抗擊疫情的一個重要時間點。
武漢是中國抗擊疫情的主戰場。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中國勝。武漢的解封,標誌着中國抗擊疫情可以正式宣佈取得了基本勝利。
距離完全勝利,只差如何做好境外輸入的防控。
但關於中國抗擊疫情的負面信息,還是充斥着互聯網。在這些背後有強勁推動力的文章裏,中國看上去似乎比西方國家還慘。比如微博網友“闢謠知真相”,發現了一篇轉發20萬次的文章,簡直就是一個謠言集錦,但是卻得到了眾多媒體大V和一些明星的轉發。
真實情況是,在這場疫情對全人類的考驗中,中國最早正式答題,最終結果是全部確診人數80000多人,死亡人數3000多,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實現疫情可控。國外的最新情況是西班牙超越意大利成為歐洲確診人數第一,歐洲前二死亡人數均已過萬。美國在確診人數方面繼續遙遙領先,估計明天就可以超過40萬例,紐約一個州的確診人數就已經超過意大利。美國正在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疫情的“震中”。
胡錫進昨天在微博上發出了一個疑問,表明他對這個問題很困惑:“ 這次抗疫,中國無疑做得比美歐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嘆,美歐社會的承受力真是很強。”
他們居然能夠承受得了死那麼多人,以及如此大範圍的感染。就這樣,他們政府的支持率居然還是上升的,老百姓對他們的抱怨非常有限。
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的一個省死一萬幾千人,到最後可能死幾萬人,老百姓能接受嗎?紐約有的醫生沒有防護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輿論十分平靜。人都死那麼多了,這算啥?這就是紐約的邏輯。還記得當時武漢有照片傳出醫生拿垃圾袋當防護,中國輿論是多麼憤怒嗎?
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真的是出不起一點錯。湖北紅會動作慢了些,不僅被罵得狗血淋頭,而且一批紅會官員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沒事,好像他們那邊發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們這邊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
胡錫進所言屬實。真實的世界,客觀的情況,明明是中國抗疫的成績遠遠好於西方發達國家,代價也遠遠小於後者。
但在一些媒體人和文人的生花妙筆下,中國才是最悽慘的那個國家。原因,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這些人對中國對西方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兩套評價標準。
對中國必須用完美主義的標準,對西方用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標準。
當中國表現相對好時,對中國必須雞蛋裏挑骨頭,當西方表現惡劣時,就在老鼠屎裏挑出飽滿的米粒。對中國的負面是用放大鏡和顯微鏡,對西方的負面是戴上眼罩,能裝看不見就裝看不見。
英國宣佈要推出“羣體免疫”的那樣的措施,都能得到這些人的認可和洗地,西方國家還有什麼負面是他們不能洗的呢?
中國連表現全球最出色(最不濟也是之一)的抗疫成績都被説成“錯,錯,錯”的,(譬如“方方名言”)**“只有結束,沒有勝利”,**中國還有什麼不能被他們黑的呢?
你要説這幫人,是因為愛中國,所以對中國愛之深責之切,鬼都不信(轉載者補一句:“只有鬼才信”)。因為他們時時刻刻在誘導中國人嚮往應對疫情更爛的西方體制。用他們推崇的體制應對疫情,中國人民一定會付出比現在慘痛幾倍幾十倍的代價。
而且,當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利益衝突時,這幫人往往公開而堅定的站在中國的對面。
平時喊着愛武漢的文人,碰到美國政客用“武漢病毒”的詞彙污衊武漢,立即闔上眼閉了嘴。在愛美國面前,除了愛自己(再加上至親?)是真的,她説的其他愛什麼都是假的。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於中國有這麼一幫吃力爬外的勢力,而是這幫勢力掌握了強大的話語權。
強到什麼程度呢?強到以老胡編(之尊)時不時也要迎合這些人對這些話語權設置的議題(當然,這裏面還有他的個人認識問題)。
比如,在方方這件事上,官媒只見有出來為方方説話的,不見有出來批評方方的。明明方方日記已經被美國等國家當作刺向中國的一把鋭利匕首,可依然沒有看到官媒有哪家出來揭露方方日記的問題。
胡編本人對方方日記的態度是這樣的:“建議國家應該接受每一個時期的‘方方們’的存在。他們不是這個國家政治主題上的分岔者,他們就是每一個時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種顏色”。“它們會增加畫面真實感”。“把‘方方日記’納入進來,讓它成為這個時代旋律的一個音符”。
看到這個評價,方方還擔心什麼呢?連後顧之憂都沒有了,可以心無旁騖的對付網絡游擊隊員的批評了,可以放心大膽地給批評她的人批發“反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了。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在“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最近四十年,“反對改革”的帽子意味着什麼,性質嚴重程度大約等同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前三十年的什麼口號?如果是體制內的人被這個帽子坐實,即便就意味着個人政治前途差不多就那樣了。
難怪方方可以充滿底氣的質疑她網民充滿挑釁地説:你看我怕不怕你們!
在當今中國,佔據話語權比重最大的是兩個,一個是資本話語權,一個是官方話語權。前者是通過控制的市場化媒體來體現,後者是以各種官媒為載體。
而支持方方的最大的話語權來自前者,基本是進行了輿論資源總動員。
方方日記瞬間火了,沒有這些市場化媒體的推動,是不可能做到的。
究其原因,是方方日記中那個殯儀館滿地是無主手機的謠言,一下子吸引了市場化媒體的關注。就憑這點,市場化媒只在一瞬間,就跟跟方方確認了眼神。
不只是中國的市場化媒體,境外的市場化媒體,一下子都對方方日記產生了濃厚興趣。
到現在為止,對境外媒體最有吸引力的,還是方方寫進日記的這個謠言。國外正在傳播中國疫情死亡數量很大的謠言,方方日記中的這個謠言,正好可以增加謠言的可信度。
如果外國人相信了這些謠言 ,那麼本國政府的抗疫糟糕表現,不但不再是問題,而且還是成績。在疫情考驗中(從)不及格(到近乎於“集體淪陷”)的西方體制,一下子又有了“優越性”。
方方日記,不但中文版已經出版,英文版也開始在亞馬遜的網站上預售。
對一本書從校對到出版,是一個複雜的流程,一般情況下沒幾個月是搞不定的。方方日記中文版出版,只用了幾天。英文版出版,只用了半個月。
這種出版界的奇蹟已經不能用“飛速”來形容,只有“光速”這個詞才能配得上這個超高的效率。
據瞭解情況的網友反映,一本書從出版到在亞馬遜網站上架,中間也是一個複雜的流程,但為了“方方日記”,也是實現了“光速”上架預售。
到目前為止,方方日記不但上了美國最重要的報紙,且英文版書籍還由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英文讀物中五大出版社之一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以及國外最大的電子銷售網站亞馬遜的支持。
這種待遇,難怪方方被高中生日記説成是武漢遭遇的這次疫情中最大的受益者。
由此可見,為了政治,美國不僅僅是媒體能夠做到高度一致,而且出版和電商平台都能配合默契,特事特辦。由此還可以預見,隨着方方日記的英文版書籍出版,一波針對中國的大規模抹黑行動就要展開了。
市場化媒體和出版業是多麼的“講政治”,方方日記又給我們上了一課。
對這次疫情災害,大家都比較關注,但是對貫穿於疫情始終的輿情災害,有的朋友可能關注度不夠。實際上,疫情災害造成的損失很嚴重,但輿情災害的嚴重程度不次於前者。比如在疫情初期,因為一些媒體的瘋狂炒作,從大的方面講,最直接的結果是導致武漢的醫療體系被擠兑,加劇了交叉感染。從小的方面説,媒體的密集採訪導致了李醫生在重症監護室得不到充分休息,休息對恢復人體的免疫能力有多麼重要,這是醫生的共識,也應該是包括媒體人在內的人們的常識。到現在也沒見到一個採訪過李醫生的媒體人出來表達一個歉意,只有一次次的消費。
疫情災害,容易引起公眾注意,大家只要上下一心,幾個月時間也就基本控制住了,所以危害是短期的。輿情災害,危害是長期的,治理起來難度也大。
輿情災難的危害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呢?顛覆一個國家,發動“顏色革命”都是小意思。
現在看,最重視輿論問題和話語權的控制問題的,還是西方老牌強國。現在最強勢的話語權優勢,依舊還是掌握在幾個老牌帝國手裏。英國雖然整體實力已經日薄西山,事實上已經淪為了二流國家,但它的話語權實力依然世界一流。美國的話語權優勢就更不用説了。如果沒有話語權的優勢在手,就西方國家那些政客的集體懈怠導致了疫情失控,人民付出那麼慘痛的代價,分分鐘就會發生一場制度合法性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甚至美版的“顏色革命”。
分析到這裏,基本就可以解釋胡錫進的困惑。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面對疫情敢這麼懈怠,還不會出問題。
答案就是西方國家的市場化媒體,能夠自覺地維護對資本有利的體制。
無論發生多麼嚴重的問題,也不論這些媒體平時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什麼樣的分歧,但一旦關係到體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了分歧。這就是市場化媒體的政治自覺。
誰説市場化媒體只要流量、不要政治?too simple toonaive…….
據我觀察,在各類媒體中,無論在哪個國家,市場化媒體都是最講政治的。在維護本國“政治正確”面前,流量都可以放棄(譬如美國主流媒體對入侵伊拉克戰爭的“正當性”,對美國人民“重返華爾街”民主和平示威的“集體噤聲”)。
比如方方自己在武漢風景區擁有“豪宅別墅”,涉嫌來歷不明的問題,嗅覺靈敏、平時到處搜索新聞線索的市場化媒體,這次彷彿嗅覺都“步調一致”的集體失靈。



傳説中武漢江夏區藏龍島景區別墅羣,湖光山色,風光旖旎,確實是個適合寫日記的世外桃源
因為方方對新中國體制的態度,那些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凡是對方方任何不利的消息,都會選擇性迴避和屏蔽,這跟它們對西方國家的負面信息的態度是一樣的。
不僅僅對疫情, 對方方事件是這樣,在涉及到體制的其他問題上也是這樣。
在紅會一系列事件上,國內話語權站哪邊也是很清楚的。對待慈善問題,同樣是充斥着某些媒體的雙重標準。
公立性質的紅會和私立性質的基金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媒體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對前者的負面不但是立即做出反應,放大鏡和顯微鏡都立即用上。對後者,反應也很快:立即戴上眼罩。
2017年的壹基金問題,我沒看到有幾家媒體出來報道,如果是紅會遇到這樣的問題,那立即就會形成現象級負面輿情。
紅會有問題,該揭露就揭露,該批評就批評,該整頓就整頓。看到紅會把稀缺的口罩大量給了莆田系背景的私立醫院,本人也是怒從膽邊生,半年不寫文章的我,憤而疾書,往紅會身上也踹了一腳。
但我永遠反對雙重標準。凡事一旦出現了雙重標準,必然背後有鬼(中國大眾流行説法:“事出反常必有妖”)。這個時候就要引起警惕,不妨先讓輿論飛一會兒,看看是不是那幾個著名的市場化媒體在集體發功。
媒體與資本聯姻是一種世界現象,全世界的市場化媒體都講究同一種政治正確。這種政治正確可以跨越國界。哪個國家的體制最符合資本的利益,那就是全世界市場化大局之下,由資本掌控或者操縱的媒體們共同維護的對象。
無論這些市場化媒體身處哪個國家,都會用同一種標準衡量本國體制的正當性。符合資本利益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否定,甚至瘋狂攻擊。
雙重標準背後就是一套標準,簡單,粗暴。
美國現在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但美國政客依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喪事喜辦,比如特朗普公開宣佈,如果美國疫情死亡人數控制在10萬左右,那就是政府工作做的不錯。
在中國誰説這種話,不知道要被媒體的批判淹沒多久(不定祖孫三代也會揹負罵名)。
當然,如果特朗普説美國應該痛定思痛學習中國模式,危機反思的結果是美國應該搞社會主義,那你看看美國的媒體會不會把他也淹沒?分分鐘的事。
2008年,美國華爾街無度的貪婪作為直接誘因引出次債危機,當時美國政府因為對市場的深度介入,實施一系列的國有化策略,讓美國是否轉向社會主義,成為媒體和政界討論的焦點。
在2009年2月份的美國《新聞週刊》封面文章,甚至以《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作為標題。奧巴馬被媒體和議員追問這些政策“姓社”還是“姓資”。奧巴馬作為自由主義的左翼政治人物,因為推出醫改政策要解決部分美國人還沒有醫保的問題,就被媒體譏諷為“社會主義者”。
在美國政治圈,誰要是被貼上“社會主義者”的標籤,那就意味着要受到質疑和警惕。
看人家美國人講政治多麼厲害,在姓社姓資問題上毫不含糊。
美國主流媒體在重大問題上,都用一個聲音説話,只要政府跟資本利益保持一致,別為了人民利益損害到資本利益,主流媒體都會跟政府保持一致。多大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主流媒體的掩護。
有了主流媒體的掩護,不但無論多大的事都不是事,喪事也可以當喜事辦。美國民眾有怨氣怎麼辦?往外引導,中國經常會成為“躺槍”目標。這次,從特朗普到蓬佩奧,都在向中國甩鍋,以減輕國內民眾對自己的壓力,效果還是明顯的,特朗普支持率還在上升。沒有主流媒體的充分造勢和支持,實現這種‘反轉’是絕不可能的。
中國的崛起,不能只有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強大,話語權的強大,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市場化方式掌控媒體,就可解決媒體的政治導向問題。而社會主義國家,卻恰恰不能。因為全世界市場化大勢之下的各種商業化媒體,不分國界,都講同一個政治。
現在話語權問題成為最突出的問題,話語權失控成為中國崛起的最大短板。
這一問題希望能夠引起高度重視,解決這個(話語權突圍)問題已經是刻不容緩。
(文章作者:尹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