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迎：如何轉“危”為“機”？新冠疫情考驗全球治理_風聞

來源：“知識分子”  2020-4-14

據世界衞生組織，截至北京時間4月14日8時，新冠肺炎已擴散至全球213個國家或地區，累計確診病例1776867例，死亡111828例。病毒肆虐之下，人類失去的不只有健康和生命，還有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以及數千萬人的生計。新冠疫情對中國乃至全球的影響已經超出很多人最初的想象，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甚至認為 “新冠疫情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4月1日，《知識分子》就疫情之下的經濟、能源結構轉型、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以及國際合作等問題，對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迎進行了專訪。陳迎認為，經過新冠疫情的教育之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尤其凸顯，人們的風險意識也有望提升；儘管疫情期間因為經濟下滑，碳排放也隨之大幅下降，但這些都是不可持續的，我們應該以此為契機，思考 “長期能留下點什麼”，這樣才能轉 “危” 為 “機”，實現更為持久的發展。以下為專訪內容。

《知識分子》：此次疫情，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怎樣的影響？

**陳迎：**我覺得疫情的影響，我們必須從一個全球的視角來看待，因為中國的經濟不僅僅是中國的經濟，也是全世界經濟的一部分。

儘管中國現在形勢向好，在逐步地復工復產，但是由於外圍的影響，有可能出現死灰復燃的情況。即使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因為我們的經濟是世界產業鏈的一部分，而全球的疫情並不同步，產業鏈不能同步復甦，所以中國的經濟一定是會受到全球經濟影響的。我覺得一定不能過於樂觀，經濟在短期內難以恢復，我首先有這麼一個基本的判斷。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不該幸災樂禍，不能隔岸觀火，要全球一起來抗擊疫情。這是我基本的立場和看法。

對經濟的影響，首先説它的直接影響。可能大部分直接影響是短期的，但是如果疫情進一步持續，很難説這種短期的直接影響會持續多久。如果疫情持續的時間長，這種短期影響或者直接影響還會繼續下去，具體體現在現在大部分人都閉門不出、商店關門、學校停課、居家隔離這樣一種新的生活狀態，或者説是經濟狀態。

間接的經濟影響就是我們採取的一些應對措施可能會帶來的影響，比如説有的地方發錢鼓勵消費，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等。這些措施可能會帶來長期的影響，特別是龐大的新基建計劃，會造成一些產業的重新佈局。

《知識分子》：最近關於新基建的討論特別多，不少人回想起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及其帶來的不利影響。你對新基建怎麼看？

**陳迎：**疫情過後，恢復經濟無論對於中央還是地方，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投資來拉動也是不得已。

現在其他國家都在減少消費，中國的出口肯定是會受影響的，很多企業甚至可能難以為繼，更別説擴大出口了。現在人們也不出去旅遊、看電影、吃飯（注：隨着武漢解封，中國進入緩疫階段，餐飲業正在逐步恢復），都宅在家裏，國內消費也很難激勵。所以投資拉動，這是無奈之下的必然選擇。不過我覺得這次提出的新基建還是有別於傳統基建。

5G、大數據、電動汽車這些新興行業的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所以配套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是非建不可的。我們不能反對一切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所反對的是以新基建為名搞一哄而上，或者是以新基建為名，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不符合新基建理念的項目夾雜其中，那樣就會有很多隱憂。

當年“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後來評估發現有很多弊病：推高了房價，造成了一些污染行業的產能過剩，一些投資的環評不謹慎造成了很多後續的問題。這次的經濟刺激計劃，一定要做好頂層設計，一定要謹慎，要加強監督，環評要有所鑑別，然後分步驟分批的，不能搞一哄而上這種大水漫灌的發展方式，一定要做好這種工作，才能讓經濟刺激發揮正面的積極效應。

當然新基建也要消耗水泥、鋼鐵，這是難以避免的，因為要實現5G的應用，就得有配套的基礎設施；要多開新能源汽車，就得有充電樁。這部分基礎設施不可避免會消耗一些鋼鐵、水泥，它是這些科技行業發展的一個基礎。我擔心的是，以新基建為名，大量的資金湧向一般的低水平重複建設，讓鋼鐵、水泥這些高碳行業反彈，最後又造成二次的產能過剩。

我是做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當然特別支持從投融資方面去支持可持續發展、低碳發展。我們最近也在提這方面的建議。但是可持續發展、低碳發展的這種大方向不能完全排斥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説讓水泥、鋼鐵這樣的高耗能產業全面的停止，社會現階段實際上還有這方面的需求。

《知識分子》：新基建中包括了特高壓項目，而最近一些與特高壓項目配套的煤電項目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納入了投資規劃。有觀點認為中國應該加大對新能源項目的投資，這樣既能促進中國能源結構的轉型，也能避免政府投資的浪費。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説，你覺得政府現在應該把錢投向哪些領域？

**陳迎：**很多特高壓線路傳統上是跟煤電聯繫在一起的，不過我覺得就算發展特高壓，也不意味着必須發展煤電，無論如何現在大搞煤電都不可能，即使國家投資，煤電也不能在市場上生存。我參加過一些會議，一些專家都認為未來幾年煤電不需要投資了，現在的產能就夠用了。實際上，煤控已經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政策導向。

為什麼新基建沒有直接鼓勵風電、光伏？我覺得風電、光伏不是那麼新了，現在已經發展成了很大的規模，有一些已經停止了政府補貼，説明風電、光伏已經進入了一個可以依靠市場來正常發展的階段，不再需要政府去大規模地投資。

當然還是應該鼓勵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煤電需要打擊，但是打擊的力度和進程還是需要比較穩妥地來推進。中國能源轉型的步伐走多快，需要考慮到具體的國情。

現在國家把錢投向什麼地方最能夠恢復經濟實現持續發展？

**我覺得首先應該反思這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公共衞生方面的短板，環境整治、生態保護方面的短板，然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投入，比如説農村的環境治理。**以前環保的重點在城市、在工業，實際上農村農業生態環境有很多隱憂，下一步應該補齊這方面的短板。

《知識分子》：在控煤、控制煤電方面，中國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陳迎：**在中國，煤炭行業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它佔比很高，涉及的產業面很大，這意味着逐步棄煤的進程會比較長，儘管現在正在往這個方向努力。實際上，控煤已經有了初步成效，但步伐可能沒有環保主義者期望得那麼快，但不可能再作為政府投資的重點。

其實煤炭行業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散燒煤佔比很高。增大煤電在整個煤炭消費中的比例，減少散燒煤，從提高能效和降低污染的角度來説，其實是個好的方向，煤電比煤的散燒要好得多。而且煤電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佔比已經從以前的70%多下降到了現在的50%多，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在能源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實現公正轉型，比如給受不利影響的人羣提供支持，為因此失業的人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問題都需要考慮，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一個良性的轉型過程。

關於煤電，現在比較令人擔心的其實是我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一些煤電項目，被國際所詬病。但是因為疫情影響在國內重啓大規模投資煤電，這不可能。

《知識分子》：能詳細談談 “一帶一路” 的煤電問題嗎？

**陳迎：**國際上指責中國，説你們自己不發展煤電了，卻把煤電技術都出口到了其他國家。

這個問題很複雜。以前 “一帶一路” 最開始合作的時候，由於這些沿路的國家發展水平比較低，一些地方還處在從沒有電到有電的階段，當地只負擔得起煤電，而中國又正好有很先進的煤電技術，這樣的供需關係推動了中國在當地的煤電投資。實際上，如果不用中國技術，而用它本土的發電技術，可能效率更差，中國超臨界的發電技術是很先進的。

當然，我非常贊成和推進棄煤進程，不僅要在國內減少投資，在國外也應該逐步減少，要更多地考慮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但是這樣的進程需要多方努力才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努力的空間。現在我們很高興地看到，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把環保條款納入投資的要求，很多銀行已經宣佈不再投資化石能源，特別是煤電項目，我覺得這都是積極的轉變。

我參加過一些關於綠色投融資的會議，號召金融機構在評估煤電項目的時候不再投資煤電，或者減少投資，這是一個趨勢，因為銀行必須要考慮長遠的發展，而煤電在越來越大的減排壓力下，經濟效益可能會受影響，所以銀行也要評估投資這些項目所帶來的未來風險。很多銀行出於自己的風險管控，會減少投資。

我們正在承擔的一個課題關注的便是 “一帶一路” 倡議與 “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對接的問題，就是研究 “一帶一路” 發展如何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進行全面的對接。

《知識分子》：長遠來看，你覺得這次疫情對於中國轉變能源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否是一次契機？

**陳迎：**是一個機遇。無論是短期的減排還是短期的反彈，我們並不需要太過在意，因為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不用太過在意短期的波動。要思考的是，利用這樣一個契機，我們長期能留下點什麼？

我覺得我們應該留下健康、風險意識這樣的理念，我們應該留下現在形成的好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在產業佈局方面，一些科技創新驅動的產業，應該利用這次契機迎來一個大的發展，同時加快落後產能的淘汰、能源結構的轉型、經濟結構的轉型，**只有系統性的結構轉型才會帶來長遠的影響，**才能説不浪費這樣一個契機，不浪費這樣一個機遇。

我覺得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一定要關注國際合作的部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疫情危機，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氣候變化的危機，國際合作特別重要。

《知識分子》：談到國際合作，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有些類似的是，面對這次新冠疫情，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擔當和領導力。美國缺乏領導意願是否會對未來的國際合作造成不利影響？

**陳迎：**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文章説新冠疫情終結了一個美國時代，意思是説美國在疫情期間的領導力令人失望，美國也不願意管全球的事，所以以後美國會喪失全球治理的領導力。關於這一點我認為還需要時間來觀察。

美國其實是有能力的，只不過它的政治意願不足，特別是在特朗普所奉行的 “美國優先” 政策的引導下。美國現在沒有很好地運用自己的治理能力去應對全球危機，這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這種政治立場導致的。

我覺得通過疫情的教育，未來加強國際合作、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能夠在全球形成更多的共識，人類也必須團結一致應對共同的挑戰，無論是疫情還是氣候變化。

《知識分子》：在你看來，中國可以在危機發生時的國際合作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陳迎：**從中國的角度來説，我認為還是應該依託聯合國的多邊進程。

現在有人有點過分誇大中國的領導作用，覺得中國現在援助了80多個國家，中國最早經受住疫情的考驗，中國要分享經驗，別的國家應該“抄中國的作業”。分享經驗可以，但是全套輸出自己的治理模式是不行的，因為各國國情不一樣。一定不要過度的膨脹，不要有把自己看作救世主的態度。

現在一些網民要不就幸災樂禍，要不就是有點極端地對其他國家的做法指指點點，要不就覺得中國不應該幫助他們，應該閉關鎖國，或者覺得中國現在應該當老大哥，很多極端的看法，這些我覺得都是片面的。

我還是主張中國應該在多邊機制下發揮作用，疫情有世衞組織，氣候變化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國不應該膨脹，應該力所能及地發揮建設性作用。

《知識分子》：你覺得通過這次疫情，人類在未來應對像氣候變化這樣危機的時候，可以汲取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陳迎：**新冠疫情，是一個緊急事件，而像氣候變化，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兩者還是有一些區別。不過和新冠疫情一樣，氣候變化的影響也疊加在很多社會經濟現象之上，它們都會暴露出一個社會的脆弱性，並引發災難。像澳大利亞大火、亞馬孫雨林大火這種全球性的生態災難，既有人為因素，也有氣候因素。

比如亞馬孫的大火就與巴西總統上台以後鼓勵開荒種地分不開，在這個過程中疊加上乾旱的氣候，最終釀成了大火。氣候變化會放大社會經濟矛盾。

疫情其實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有完善的衞生系統，也不會釀成今天的局面。我們在疫情初期對新冠病毒認識不足，疊加上社會整體的風險意識不強、社會經濟系統對於新發傳染病缺乏足夠的治理能力，才釀成今天這一切。災禍、災難都不是純自然的，也不是純人為的，都是自然和人為疊加在一起造成的。

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都是全球性的挑戰，都會影響每個人的健康幸福，都需要全球合作來應對。

我們可以從對抗疫情得到一些應對氣候變化的啓示，比如説風險意識的增強。疫情之後，全社會對於預防傳染病的風險意識在增強，同樣地，我們也應該對氣候變化有更強的風險意識，比如氣候變化更進一步之後的氣候緊急狀態會不會引發類似新冠疫情的大規模全球性災難，我們如何防範？我們需要提前思考這些問題。

這次疫情我覺得是一堂生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教育，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必須合作來加強全球的治理。我覺得當未來全球面臨共同敵人的時候，比如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意願有可能會得到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