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西方輿論戰中，我們究竟是應該站對還是站隊_風聞

在生活中，每每面對重大輿論或有巨大爭議的議題與事項，或者在我們熟悉的同事領導中，我們有一個常常糾結的地方是：在兩種或者多種觀念分成不同派別又分別代表各自立場觀點，而我們又不得不表態的時候，是隻站對不站隊，還是隻站隊不站對？

只站對不站隊是指以觀點對錯或事項的真假作為判斷標準，符合自己的觀點對錯或事項真假認知的，自己僅僅以對錯真假而不以人的身份表態。

只站隊不站對剛好相反，是指以人的身份劃線而不以觀點對錯或事項的真假作為判斷標準，凡是某人説的話做的事，不管對錯真假，一律堅決擁護。

亞里士多德從17歲起就跟隨其師柏拉圖學習，時間長達20年之久。對亞里士多德來説，柏拉圖既是他非常崇敬的恩師也是他的摯友，正所謂“良師益友”。

亞里士多德曾這樣讚美過柏拉圖：“在眾人問之中，他也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這樣的人啊，如今已無處尋覓！”

然而，在探究真理的道路上，亞里士多德表現出極大的勇氣。他毫不掩飾他在哲學思想的內容和方法上與老師所存在嚴重的分歧，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的恩師的錯誤觀點。

這就很自然引來一些人的指責：亞里士多德究竟是背叛自己恩師的忘恩負義之徒呢？還是堅持真理的“真理之子”呢？

亞里士多德對此回敬了響徹歷史長河的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顯然，亞里士多德屬於那種“只站對不站隊”的一派。

但現實社會遠不是亞里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話這麼簡單。亞里士多德的格言作為一種抽象的人的精神信念不用説是可以的，但這句話在認識論上卻是有問題的。

“吾更愛真理”的真理究竟是什麼？你認定的真理就一定是真理？真理究竟是否有適用範圍？存不存在永恆的普遍適用的真理？

牛頓的經典力學是真理，但不是普遍真理。經典力學將天上運動和地上運動統一起來，從力學上證明了自然界的統一性，這是人類認識自然歷史的第一次大飛躍和理論大綜合。

但經典力學遇到微觀世界的物理運動時，經典力學就力有不逮甚至荒謬。

經典力學的應用受到物體運動速率的限制，當物體運動的速率接近真空中的光速時，經典力學的許多觀念將發生重大變化。如經典力學中認為物體的質量不僅不變，並且與物體的速度或能量無關，但相對論研究則表明，物體的質量將隨着運動速率的增加而增大，物體的質量和能量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

經典力學無法解釋X射線現象、電子運動和放射性現象，以及微觀粒子的波粒二相性。有關微觀粒子的本質需要愛因斯坦、波爾等科學家創立的相對論來解釋。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看似簡單明瞭而又似乎無可辯駁的一句話，一旦遭遇現實就複雜了吧！

這還僅僅涉及到科學。科學是最適用真理大於一切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什麼師道尊嚴都可以不顧。

因為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是造福全人類的，技術可以由人申請專利，形成專利壟斷，而科學是自然規律普遍原理的發現，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因此，當我們必須在吾師與真理之間作選擇時，我們應該選擇真理，而且選擇我們認定的真理實際上並不困難。

當我們把究竟是站隊還是站對納入一個組織實體內部考察的時候，問題就遠比科學來得複雜。

比如“站隊還是站對”發生在公司單位的時候，我們會如何處理呢？我們究竟是以對錯真假站隊，還是以身份站隊？

當你的直接上司與公司一把手就某個事項發生嚴重分歧，分歧大到關乎每個人必須毫不含糊地用腳表態時，你是站對還是站隊？

這裏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公司一把手在某個議題事項上代表着正確，不用説，我們就會既考量事項的對錯真假，也會考量身份高低，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會選擇站隊公司一把手；另一種是一把手在某個議題事項上並不代表着正確，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考慮問題的角度更多偏向於利益，畢竟我們需要飯碗生存生活，不用説，選擇站隊公司一把手肯定佔絕對多數。

殘酷吧？相當的殘酷，但是沒有辦法，這就是社會。除非你準備甩開公司另謀出路，根本不用鳥你公司的一把手。不過，雖然利益讓人們選擇和公司一把手站在一起，但我們要在道義上對堅持自己的主張和立場，不向利益與權貴屈服的人內心投上讚賞的一票。

如果我們把議題事項更進一步擴展到國家與國際呢？問題就更加複雜糾結。

以西方的民主選舉為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普遍現象，就是當選民一旦認同的候選人被選舉登上總統寶座後，很多時候不管總統的主張和行為是否正確或符合實際，他們都會不由自主的以站隊的方式維護總統的權威與形象，極端的甚至到了腦殘的地步。

這就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典型的只站隊不站對，通俗的説就是“我要維護我的人”，為了“我要和我的人在一起”，選民們可以枉顧事實，不管對錯，只認身份。

在大選之年，或者涉及國家、地區重大議題的時候，為什麼會出現為政治議題事項而父子反目、夫妻失和現象？就是因為一家人在站隊還是站對問題上糾纏不清，糾結不已，誰也説服不了誰。

嚴重的就是社會兩極化，立場尖鋭對立，雙方互不相讓，毫無迴旋餘地，甚至爆發社會衝突。

當我們把“站隊還是站對”話題延伸到國際政治與國家關係領域時，事情也不會比一國內的“站隊還是站對”議題輕鬆。

拿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爭議來説吧！美國的政客齊聲説中國武漢是病毒的起源地，中國的網民和國家有關部門的發言人憤怒地説美國才是病毒的起源地。

鍾南山院士説：中國武漢是新冠肺炎的爆發地，但不一定就是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地。

面對同樣的話題，另一位年輕氣盛的張文宏醫生則説：美國不會是新冠肺炎病毒的發源地，如果是發源地的話，美國新冠肺炎的爆發應該會和武漢爆發期大致一致。

儘管病毒的起源問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科學問題，但在美國政府用赤裸裸的甩鍋來掩蓋自己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失誤，甚至企圖將國家損失轉嫁中國，要求中國賠償的時候，這一事實的對錯真假問題已經就變成了中美兩國互聯網上民眾的站隊問題。

在這個並不純潔的世界裏，只談科學不談國家就是天真和幼稚，就是既愚又蠢的書呆子。

在國家之間利益錯綜複雜，中美之間博弈異常尖鋭的情況下，不用説，除非有百分之百證據證明病毒起源地是中國，否則，只是部分證據指向中國，中國也是斷不會承認的。

因為在國家利益面前，如果所有的國家心平氣和以追求事實真相為己任的話，那麼大家就都會只站對不站隊。

但西方國家不會這樣。在西方國家歷史上也曾經有過只站隊不站對的先例。

1495年2月，法國軍隊進攻意大利那不勒斯。攻陷不久，軍中便出現大批士兵染病現象。這疾病便是後來人們命名的梅毒，梅毒隨後在歐洲迅速擴散蔓延。

法國軍隊從意大利撤退後，來自各國的僱傭兵返回家鄉，梅毒也隨之帶回。1495年，這種新的疾病出現在法國和德國，同年晚些時候出現在瑞士，1496年出現在荷蘭和希臘，1497年出現英格蘭和蘇格蘭，1499年出現在匈牙利、波蘭和俄國。

梅毒不僅傳遍了全歐洲，還傳遍了歐洲人所到之處。葡萄牙人把它帶到了非洲和東方，當時的中國廣州也深受歐洲帶來梅毒的禍害。

關於梅毒這種醜陋的性病的起源，國家間互相指責謾罵與甩鍋，都認為應該由別國承擔責任，以至於事實真相最終成為一筆歷史上的糊塗賬。

意大利人將梅毒稱之為“西班牙病”或“法國病”，法國人稱之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或“西班牙病”，英國人稱之為“法國病”或“法國痘”或“大痘”，俄國人稱之為“波蘭病”，阿拉伯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乾脆稱之為“基督徒病”。

看到沒有？凡是相互對立的國家都是以對方國家或對方城市命名。例如：法國與意大利是死對頭，就相互污名化；英國與法國是死對頭，還是相互污名化；俄國與波蘭是死對頭，也是相互污名化；阿拉伯和奧斯曼土耳其人與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為敵，最後則乾脆稱之為“基督徒病。”

看吧！在國家名譽和利益面前，就根本沒有事實真相。誰講事實真相誰就是被人唾罵的大傻瓜。

沒有辦法，是殘酷的國家競爭格局與國家利益，迫使人們只能選擇以國家利益站隊。

有人説，2020年有可能會成為全球化歷史的轉折點。如果以十五世紀大航海開始算作全球化的開端，在傳染病方面，從來就是西方禍害世界而不是相反。

這次在新冠肺炎病毒面前，西方因為傲慢自大以及國民的桀驁不馴而集體淪陷，至今還在苦苦掙扎看不到希望，他們從災難中上岸後必定會集體甩鍋尋找替罪羊。

美國等國家已經在這麼做了，他們一直在想將新冠肺炎病毒這汪水攪混後渾水摸魚，才不會管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麼。就是有一天，關於病毒的事實真相完全指向美國，美國會接受嗎？我不相信。我認為美國遠在病毒事實真相指向自己之前，會想方設法阻撓對事實真相的追尋，讓世界永遠也接近不了真相。

沒有辦法，中國人民在國家利益面前，只能選擇站隊自己的國家！

因為世界上很多時候根本就不存在純而又純的所謂事實真相問題，相反，有的只是間諜、抹黑、打壓、混淆視聽與張冠李戴。在和平與霸權、陽謀與陰謀、依附與獨立、公正與邪惡並存的世界裏，國家仍然是對外博弈的屏障，國家利益才是最高利益！

最後，總結一下關於站隊與站對的問題。在科學問題上的任何探索，我們應該毫不猶豫的選擇站對而不站隊；在一個單位內部，我們應該持寬容態度看待有人站隊而不站對，但要對站對而不站隊的人保持一份敬意；在一國內部，我們應該鼓勵國民選擇站對而不站隊，只有這樣，國家才有希望未來，社會才能公平正義；但在國際政治鬥爭中，我們應該堅定的選擇站隊自己國家一邊，因為很多時候，國際間只有利益沒有是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會為了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置規則、道義與不顧而竭盡全力，不擇手段打壓他國，對一個不講規則和道義的國家就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