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説：這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歐美_風聞

作為億萬富翁的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一言道破其中玄機，“如果封城30天，那麼資本主義還能正常運行；如果封城18個月，那麼資本主義就崩潰了。”此時，唯有激進高效的社會主義措施才能拯救民主國家，多麼諷刺，但又多麼必然。

——寫在前面

冠狀病毒流行病正迅速升級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全球危機。由於這一劇毒的疾病在世界蔓延，美國和歐洲對新冠疫情爆發的災難性處理也凸顯了西方世界政治經濟中的許多結構性缺陷。它最為清晰地表明，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應對這種範圍和強度的緊急情況時是多麼地能力不足。

當前危機至少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所有這些方面都暴露了既定秩序的核心的根本缺陷。當然，其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醫療：這是一場確診病例數、住院患者數和死亡人數呈指數增長的突發性公共衞生事件。在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重病重症患者的突然湧入可能使公共衞生保健體系——結構性資金不足或完全無法負擔——不堪重負。

因此，在短期內，政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避免即將到來的人道主義災難，並挽救儘可能多的生命。但是，已經迅速變得清楚的是，要控制這種肆虐的大流行病，除了政府官員“誘使”公民改變行為方式以外，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發達國家的戰略是將全部的調整負擔置於個人身上，有效地尋求使危機的代價私有化，這是根本上符合市場的做法。正如過去幾個星期西方國家政府的猶豫不決所充分表明的那樣，一場洗手、用肘部打噴嚏和自願保持社交距離的公共運動根本不足以遏制感染率的上升。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説法，要遏制這種大流行，就需要採取激進的國家行動，從強制封鎖和隔離到影響深遠的公共衞生干預措施。**後者不僅需要醫院容納人數的快速提升，生產呼吸機、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的艱苦努力，還需要政府推出廣泛而直接的檢測能力、接觸者追蹤和監督感染者的隔離—更不用説有效疫苗的快速開發。這種由國家主導的緊急響應顯然是必要的，但它將迫使大多數西方政府超越他們早已為自己確立的新自由主義職權範圍——作為“自由企業”的擔保人。

顯然，其中一些公共衞生干預措施將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反過來又凸顯了當前危機的第二個方面：經濟方面。隨着病毒繼續迅速傳播，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突然發現，它們必須無視商業利益並有效關閉所有不必要的工作場所，以使勞動人口能夠留在家中。當然，僱主們正在積極地挑戰這種激進措施的“必要性”，但公共衞生專家堅持認為，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將迅速使醫院的能力不堪重負。

經濟崩潰

目前，我們尚不瞭解生產和商業活動突然停止的後果。我們所知道的是，經濟後果將是巨大的，而且它可能會對負債累累的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生存威脅。 正如作為億萬富翁的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最近向CNBC所説的那樣，“如果封城30天，那麼資本主義還能正常運行；如果封城18個月，那麼資本主義就崩潰了。”

西方政府和中央銀行熱衷於支持既定秩序，因此已經積極採取行動應對危機的第二個方面。即使他們對維護公眾健康猶豫不決，但他們仍迅速採取行動維護市場健康。在短短的幾周內，官員們已承諾採取一系列破紀錄的救助方案，以防止整個系統崩潰，包括美聯儲（Fed）採取的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新的貨幣干預措施，以及美國參議院最近通過的2萬億美元財政刺激計劃。

但即便如此，分析家們仍然認為，今年世界經濟仍將處於可怕的萎縮狀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估計，到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可能萎縮多達24％。**上週末，美聯儲（Fed）做出了更為驚人的估計，即經濟產出將下降50％。**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規模的崩潰——甚至在大蕭條時期也沒有。由於中國，日本，歐元區和英國都同時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商業活動跌幅，因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即將崩潰。

現在，我們處於未知的領域。在沒有采取激進的國家行動的情況下，即將到來的經濟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引發第三次併發的危機：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是和平時期現代民主所空前未有的。隨着世界主要經濟體突然陷入停頓，全球成千上萬人失去工作和生計。美聯儲剛剛警告説，到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的失業率可能會激增至創紀錄的30％。相比之下，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失業率花了四年才達到25%。

激進的措施

顯然，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需要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只有一種方法可以避免流行病爆發、世界經濟崩潰和社會秩序脆弱這三重災難完全失控。那就是世界各國政府齊心協力，果斷地應對全球公共衞生突發事件，控制經濟的戰略部分，並確保基本產品繼續按能力生產並按需要進行分配。我們不能讓這場危機的代價私有化，以落在最無力負擔的人羣身上：工人、老人和窮人。

**所有這些都需要放棄關於市場神聖性的長期新自由主義原則，併為捍衞公共衞生、經濟生存和社會團結作出集體努力。**這將需要有效遣散大部分勞動力以防止疾病進一步傳播。在流行病期間，必須立即暫停所有租金、債務和抵押付款，以將人們留在家中。在尚未這樣做的地方，政府將必須介入以承擔所有工資，併為那些沒有正規或穩定就業形式的人提供保障性收入。

這些激進的措施反過來將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以彌補私營部門活動造成的收入損失。這種雄心勃勃的財政擴張可以通過對富豪徵收財富税、對公共赤字的大規模貨幣融資來獲得資金。在歐元區，“新冠債券”的集體發行——是歐元區九個成員國上週提出的，但遭到德國和荷蘭的堅決反對——將降低受災最嚴重國家的借款成本，從而使它們能夠保持歐洲大陸其他地區免受反覆感染。面對這場共同危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國際團結表現，歐洲項目以及更廣泛的國際主義理想將陷入困境。

現在迅速變得清楚的是，市場的“自發秩序”不能將我們從眼前的醫療，經濟和社會緊急情況中拯救出來。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已經走向了部分計劃經濟或至少是由國家主導或由國家指導的經濟發展，以應對當前的特殊挑戰。唯一真正的問題是：這一新興的經濟模式是採取對企業友好的“災難資本主義”形式，目的是在更加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氛圍中保留公司權力，還是採取國際主義的“災難社會主義形式，旨在保護工人並維護我們民主社會的結構？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危機。無論結果如何，它肯定會影響我們應對未來更大挑戰的能力：從氣候緊急情況到第六次大規模滅絕。這次，我們最好給出正確的答案。

作者：Jerome Roos，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員，著有Why Not Defaul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ereign Debt

來源：Jaco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