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意識覺醒”: 超越霸權, 我們能否走出新路? |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年4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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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平(筆名)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面對這一跨越國界、階級、文化的世界公共衞生危機，人們呼籲全球合作、共度難關，但一些國家卻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來排外自保，這些現象都嚴重阻礙了國際團結協作對抗疫情。疫情過後，我們將面對的是更為惡劣的全球化退潮，還是對全球化的全面反思？本文作者認為，全球化退潮的現象只是暫時的，但我們也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以歐美為主導的全球化模式了。中國以及許多新興國家的未來發展仍仰賴於全球合作、共同發展，然而，在“貿易戰”“文明衝突論”等充斥着意識形態偏見的流行話語裏，全球化進程帶來的真正挑戰——全球經濟融合與全球政治協調的不平衡與不匹配、全球化紅利與全球化成本的不均衡分配等問題卻被掩蓋了。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更為有效的全球治理架構。無論是“西方中心主義”，還是“中國中心主義”，都無益於構建一種超越“霸權主義”邏輯的全球新秩序。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包含的對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的發展道路的探索，或許將成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所肩負的世界歷史使命。

**本文節選自《超越陷阱：從中美貿易摩擦説起》(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感謝作者授權原創發表，**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人類命運共同體：

探索超越“霸權主義”邏輯的全球新秩序

▍當代中國的“世界意識覺醒”

中國人與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觸，是在現代武力的巨大壓迫之下進行的。在西方文明的巨大沖擊下，原本支配着中國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脅下， “天朝上國”的自滿迅速轉化為“保國保種”的生存焦慮。從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蠻夷之疆”與“化外之地”，而是強有力的他者。中華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眾多文明之一。這種危機感激發了古老文明體內部強烈的救亡意識。

此種意識是在過去的輝煌與當下的困境的強烈對比之下產生的，是一種極為強烈的集體激情。它有利於凝聚人心和積蓄力量，但也容易激化為對自身傳統和外部世界的怨恨與悲情。這種集體激情成為近代塑造中華文明新主體——新的民族、新的國家、新的政黨——的重要條件。然而，它同樣也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歷程來消化與激情伴生的怨恨和悲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僅僅只是一個開始，中華民族重新塑造和中華文明政治體的現代轉型，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歷程，是一個在與外部世界的複雜互動中不斷自我定義和自我革新的動態歷程。

2010年以來，隨着中國國力的進一步增長，不論是思想界還是普通民眾，對中國自身傳統、中國發展道路的自信都在迅速增長。在思想界，關於“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討論不斷展開，力圖突破一元化的、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歷史敍述；在大眾文化產品領域中，也出現了《戰狼2》《流浪地球》這樣具有較強主體性意識的現象級文化產品，激發出了普遍的民族自豪感。以上現象也遭遇到了一些激烈的批評甚至是反對。拋開一般的情緒性反應，值得重視的批評和反對意見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兩種理由：

其一，民族自信心的過度膨脹會帶來狹隘的民族主義，導致中國與西方、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對抗性風險加劇；

其二，中國自身的實踐並沒有突破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普遍性經驗，而且，隨着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社會也將日益與西方或國際社會趨同，當代中國自身社會問題的解決，也需要學習和複製西方國家摸索出的制約資本主義問題的政治經驗和社會價值。

對於第一種批評意見，確實可以加以吸收，根本問題就是必須處理好“民族復興”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國的民族復興，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因為只注重自身利益與榮耀的“大國崛起”，勢必因為攪動傳統利益格局而帶來“霸權爭奪”的新動盪。

對於第二種批評意見，則需要進一步加以分析，關鍵在於對“普遍性”的理解。而對“普遍性”的理解，往往與世界史敍事存在深刻關聯。19世紀以來，世界史敍事（包括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主要以歐洲、美國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為內容，亦即所謂的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敍事，此種中心論敍事的物質基礎在於，歐美區域是近代生產力革命的中心區域，並對世界其他區域產生了主導性影響。普遍性敍事層面的“中心—邊緣”結構與物質生產力層面的“中心—邊緣”結構存在相互支撐的關係。到了今天，此種形成於19世紀的世界史意識或世界秩序觀，依然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觀念結構，與當代世界的複雜演化進程並不匹配，也促使人們探索和思考新的政治和社會運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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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後期，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很多學者開始反思傳統世界史敍事和世界觀結構的侷限，不僅僅包括來自非西方國家的思想家，也包括西方內部的思考者們，他們都逐步意識到，要增加對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梳理，並由此創新世界史敍事，建立一種與全球化相匹配的全球史視野。此種新興的全球史研究思路，可以提供很多新穎的史料和解釋視角，有助於幫助我們開闊視野。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自主性思考，因為在全球史研究背後，存在着對世界秩序原理的探尋和追問，存在着人類行動主體對理想秩序的期待和想象。從這個意義上看，對當代世界的整體性認知，絕非僅僅是一種屬於學術精英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創新”，也是對於所有行動主體而言必須參與的最根本性的“政治實踐”。

因此，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我們亟需一種“世界意識”的深度覺醒。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國”需要在世界之中被重新加以理解。隨着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與世界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此種不確定性導致了共同體意識面臨危機，碎片性的認同觀念與利益、族羣、地域等要素糾纏在一起，進而影響着國家的政治統一。另一方面，這是因為全球性的變局正在對所有國家產生深刻影響。20世紀中葉以來，以信息化、金融化為代表的新型服務業正在改變着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則，生產形態發生着新的變革。這些新的變革，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以往的產業分佈規律和經濟運行規則，在多大程度和何種意義上改變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僅取決於技術突破的方向，也取決於類似於行動主體對於技術方向與政治社會治理的博弈、取捨與協調。

這樣一種“世界意識覺醒”，意味着中國的思考者和行動者們，既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又要避免簡單的反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對動態、多元、東西交融的複線世界歷史進程有着更為自覺的認知與參與，對中國利益與全球利益的互動結構有着更為深刻的理解與促進。這樣一種“世界意識覺醒”，包括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建立對外部世界進行系統性認知的自主意識，不僅僅是知識精英“開眼看世界”的知識性積累，也包括普通民眾對外部世界直觀性、參與性的經驗體會，以及建立在直觀經驗與理性分析基礎上的公共知識生產體系。

第二個層次，建立對世界進行總體性認知的自主意識，包括對作為推動世界變局的主要力量——物質生產形態變遷的認知和理解，集中體現為政治經濟學層面的積累和突破。

第三個層次，是建立對世界秩序的批判性認知與建構性想象的自主性意識，此種意義上的世界秩序構想，是建立在前兩個層次認知基礎上的，不是“一廂情願”式的“空想”，而是現實的“理想主義”——對舊有世界秩序的些許改善都是值得追求的。

這樣一種“世界意識覺醒”，其現實的契機是中國正在深度參與和影響全球化進程。2013年以來，隨着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建議“亞投行”等國際戰略新思路，標誌着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被動地融入世界秩序到開始主動地佈局，將自身發展與世界發展結合到一起；從對西方現代化、全球化理論和經驗的迷信，到自覺分析現代化、全球化的多元性、複雜性面向。此種思路轉變，啓發着所有中國人對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影響進行新的評價與定位，並在更深刻理解全球化變局的基礎上，共同探索塑造更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強世功等著：《超越陷阱：從中美貿易摩擦説起》，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全球化：從歐洲中心、美國主導到新世紀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2年中國市場化改革加速以來，中國的主流人羣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即從全球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解放的理想圖景，轉變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甚至是融入西方主導的“主流國際秩序”體系。“全球化”成為此種觀念和思潮的集中體現。“全球化”過程及其觀念在中國的展開，與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歷程相互重疊。

**“全球化”這一概念，與自由貿易、全球市場、全球生產鏈這些經濟領域的實質性內涵密切相關。也因為如此，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之間存在着複雜的繼承關係。**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誕生於歐洲，歐洲各政治實體開啓的殖民化進程、工業化進程與民族國家化進程相互纏繞、相互支撐，最終依靠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和社會組織能力建立起對非西方世界的巨大優勢。**此種歐洲中心國際秩序的特點在於，具有普遍主義訴求的國際法體系與歐洲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支配結構存在着複雜的互動。它建立在歐洲國家內部實力的相對均衡與歐洲國家相對於外部國家巨大的實力差距的基礎之上。**如果歐洲國家內部出現不均衡發展態勢，或是歐洲外部國家出現爆發性增長，這一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就會遭遇重大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正是其不穩定性的集中體現。

如何超越此種歐洲中心的國際秩序，列寧和威爾遜分別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角度提出了改善舊秩序的新構想。其中的共同之處，是引入“民族自決”原則改善歐洲殖民體系帶來的巨大不平等。儘管二者對“民族自決”的實質內涵和行動邊界存在重大差異，但兩種構想及其政治實踐對於改善非歐洲國家、廣大殖民地地區的國際地位和生存環境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也對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激勵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中心的資本主義國際秩序，被兩極世界格局取代，而以民族自決原則和主權國家形式平等為基礎的聯合國體系，成為兩極格局的接榫點。表面上看，兩極格局似乎意味着世界的分裂，但與歐洲中心的國際秩序相比，兩極格局下的世界政治經濟融合的深度卻依然在加強：一方面，資本主義體系的融合程度加強，原本受到殖民帝國體系分割的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下反而更加開放，從兩次世界大戰中受到教訓的西方國家，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範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機制加強相互之間的內部協調；另一方面，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國家獨立化運動持續推進，並開啓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在兩極格局下，資本主義國際一體化和社會主義國際一體化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在資本積累、技術積累、資源條件和治理經驗方面，都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着巨大差距，社會主義國際體系在內外的巨大壓力之下走向解體，原本的社會主義國家乃至廣大發展中國家被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制，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開始真正覆蓋全球範圍，建立起一種全球化秩序。

1970年代中後期，中美關係重新定位之時，也是世界市場進一步擴張之時。改革開放更是中國主動追求加入世界市場和融入世界秩序的象徵。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接納，來自於它們對於可以引導中國進行轉變的自信：經濟上融入世界市場進行的自由化改革，需要政治上為削減交易成本而進行的政治民主化作為後續。

與歐洲中心的資本主義支配結構相比，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並沒有將其主要精力投入到發動殖民戰爭上，也沒有通過直接的領土佔領和直接統治來建立領導地位，而是採取相對間接的手段，更多地通過生產力優勢、技術優勢、金融優勢以及軍事威懾力和國際規則主導權來擴張其全球影響力：在物質層面，全球化不僅僅意味着貿易的全球化，也意味着生產過程的全球分佈，意味着投資和金融的全球化，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突破構成其基本條件；在理念層面，全球化意味着通過普遍抽象規則和雙邊、多邊協議而形成的資本、技術、資源等的自由流通和自由交換，國際標準、國際協定和國際組織是其得以實現的支撐力量。從表面上看，這些生產結構、投資結構、國際標準和國際組織具有開放性，對不同國家、組織和個體普遍開放；實際上，生產結構和投資結構中的主導權，以及全球化規則的制定權，依然掌握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府、跨國企業和跨國資本手中，可以作為強權制造封閉性的手段。因此，這一階段的全球化秩序，儘管與歐洲中心時代相比更為進步，儘管與兩極時代相比更具開放性，但其內在結構的民主性與平等性依然存在巨大問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逐步出現兩個趨勢，開始出現全球化進程與全球化秩序的不平衡與不匹配問題。

第一，從國際分工和國家間發展層面，出現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崛起。具有一定工業基礎、教育基礎和社會組織基礎的非西方國家，如中國、印度、土耳其、越南、印尼等國依靠自身的勞動力優勢、社會組織優勢承接來自西方國家的生產鏈條外移浪潮，逐步成長為全球生產鏈條中的製造業聚集地，另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巴西、中東國家、非洲國家，則因為製造業聚集國家需求上升以及不具備資源定價權的特徵，而一度享受到資源產品價格上漲的紅利。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由於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 “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在世界GDP中的佔比差距不斷縮小，甚至出現了大致平衡的趨勢。這一趨勢對以“南北國家實力差距”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造成了嚴重衝擊。

第二，以跨國公司（如蘋果公司）、跨國金融投資集團（如黑石、黑巖公司）、非政府組織等新的權力主體不斷成長壯大，衝擊着國家這一傳統權力主體。以跨國資本和跨國企業為例，在全球經濟競爭的背景下，它們可以通過對投資流向的控制、對尖端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佔有、對供應鏈體系的終端控制，分享和佔據很多原本由國家所享有的權力，甚至不斷侵蝕國家的權力基礎。這些新權力主體，在很大程度上還缺乏相應的“政治性”與“公共性”——由於資本的私人屬性、盈利屬性和全球流動屬性，這些新權力主體無法與其駐在地的多數公民建立一種“責任—保護”關係，而是在為“客户”、“投資者”和“代理人”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瓦解各國內部原本存在的社會結構與權力結構的脆弱平衡，資本的全球流動性使其獲得了更大的議價能力，複雜的國際分工體系使得勞動者的聯合遠比大工業時代更為困難，因此，全球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和國家的資本化愈發嚴重，動搖和影響了國家的文化和政治認同，也使得既有政治形式的整合能力受到嚴重削弱，各國普遍出現政治共同體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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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雙重趨勢對於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量——美國，造成了巨大的現實與觀念衝擊。一方面，由於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高速發展和南北國家經濟差距的縮小，美國社會對於其全球領導力的自信心受到嚴重影響。並且，**面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要求改革不平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結構的呼聲，美國精英層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對於美國主導地位的威脅和對於這些國家“沒有承擔國際責任”和“搭便車”的憤恨。**另一方面，由於新權力主體的快速膨脹和對社會結構的深刻衝擊，美國國內部分經濟和政治精英為了迎合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損的藍領階層、傳統白領階層，力圖以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再工業化政策對全球化紅利進行再分配，重塑美國社會。但是，**若要真正解決美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分裂，勢必需要對跨國企業、跨國資本這些權力主體進行有效治理，改變其權力與責任不匹配的基本狀況，這不僅會觸及作為美國式自由的核心理念，**如“企業自由”等等，**還會受到美國政府與跨國企業、跨國資本存在深刻的相互需求的客觀制約，**例如美國企業在其他國家的知識產權利益的實現，需要以美國的政治與法律威懾力（如 “長臂管轄權”）為條件，使得政府針對跨國企業、跨國資本的監管和限制很難持續，還會出現更深度的聯合。因此，在美國國內推行實質性改革的目標很難實現，更為現實的行動則是基於內部多種力量的博弈與平衡之後，把造成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平衡的原因歸結於外部，歸結於諸如中國這樣目標相對明顯的“替罪羊”。

進入2019年，美國針對以中國為代表的貿易伙伴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打擊政策，隨之而來的連鎖反應被人們視為國際局勢進入了某種貿易戰的對抗狀態。美國官方人士中甚至出現了以“文明衝突”來看待當前中美關係的言論。隨着“全球化”樂觀情緒的消退， “霸權主義”的邏輯也再度展現在中國人面前。然而，我們既要意識到霸權主義的存在，又不能以“成為新霸權”的姿態來反對“霸權”，在“大國爭霸”的歷史輪迴中泥足深陷。從歐洲中心時代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國際秩序中時常出現霸權轉移的邏輯。但是霸權格局也存在深刻的問題：儘管“領導國家”提供的規則秩序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具有一定的普遍主義傾向，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該國內政治結構的影響，受到該國國家利益的制約，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樣的國際秩序是“領導國家”內政秩序某種程度的外化。儘管在一定時期內，這一“領導國家”的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國際秩序的整體利益具有相互匹配、相互促進的作用，但更容易出現“領導國家”將一國私利凌駕於他國利益之上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當這些“領導國家”的內部治理也出現重大危機，如出現社會撕裂、階層分化、治理失效、不平等加劇等問題時，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會因此受到嚴重扭曲。比如當前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問題，美國針對中國採取的限制性政策，與其説是為了解決問題，不如説是為了轉移矛盾。在“貿易戰”或“文明衝突論”的輿論塵囂中，全球化進程帶來的真正挑戰被掩蓋了，如全球經濟融合與全球政治協調的不平衡與不匹配、全球化紅利與全球化成本的不均衡分配問題。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更為有效的全球治理架構，而傳統的霸權秩序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問題加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對霸權秩序的真正超越，不僅僅需要在物質生產領域具備制約霸權的實力基礎，還意味着我們必須想象與探索一種不同於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經驗的國際交往原則的可能性。超越西方經驗，不能只是簡單地迴歸到中國經驗，從“西方中心主義”滑向“中國中心主義”，在舊有的邏輯中循環。“一帶一路”倡議正提供了這樣一個既超越西方經驗，也超越單純的中國經驗的現實契機。

儘管當前各種以反全球化姿態出現的保護主義、極端主義聲浪此起彼伏，但是，作為全球化負面效果的全球性社會、政治與生態危機，勢必無法依靠閉關鎖國或是以鄰為壑的方式加以解決，而是需要一種更具平衡性、更具包容性以及更高層次的全球化與全球協作加以克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構想，則代表着突破傳統相對靜態、固化的文明中心論敍事和世界秩序想象，發展出一種全球史敍事與全球新秩序的可能性。它也進一步提示我們，從亞歐非這一世界島的整體視野出發，重新認識世界歷史的複雜性、多元性與交匯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新秩序的想象

2013年以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日益獲得全球性關注。“一帶一路”倡議，既反映着中國國內的資本實體、商業主體和民間力量“走出去”的客觀需求，也是保證國家安全、統一的現實要求，更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共同發展繁榮、改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追求。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不能僅僅延續自由貿易那種簡單重複資本、商品輸出的舊有思路和傳統邏輯。若是如此，中國不但會面臨來自沿線國家內部複雜局勢的風險和壓力，還必然會面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反對和阻撓。“一帶一路”倡議，必須成為一種調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各國企業、廣大民眾多方力量參與的共同事業；“一帶一路”倡議，必須超越單純的經濟效益邏輯，包含政治、文化、社會交流與協調的多元性訴求和多重性面向，作為改善全球治理結構的多層次實踐；“一帶一路”倡議，必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來指引，而不是重複美國式全球化秩序的舊有邏輯，需要通過推動經濟合作實現真正的互利共贏，實現國內不同地域社會的平衡發展與國際地緣經濟的版圖優化，通過實行“共同富裕”、跨國產業配置、區域一體化，努力實現對全球秩序的改善與“再平衡”。

在“一帶一路”倡議中， “一帶”涵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一路”指涉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都與“絲綢之路”存在着密切的聯繫，這絕非僅僅只是一種歷史想象的簡單重複，而是體現了一種以“絲路”、以亞歐非世界島為出發點的整體性世界視野。作為世界島的亞歐非大陸，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曾經是人類遷徙與聚散、衝突與交流、戰爭與協作的壯闊舞台。儘管掠奪與征服也曾無數次地在此上演，但是，一條將亞歐非連接在一起，互通有無、互利互惠的“絲綢之路”也陸續存在了兩千餘年；儘管在過去的數百年間， “絲綢之路”代表的古典秩序曾經被西方主導的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世界秩序覆蓋和替代，但隨着工業生產能力普遍提升、南北差距的縮小、各國各地區的相互需求日益增長，這種以互通有無、互聯互通為基本內涵的國際秩序觀，或許將會以“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形式，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得到實施和探索，也有可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在更高層次上得以弘揚和發展。

“救亡圖存”時代，我們需要一個具備抵抗性、具備明確疆域邊界、具備明確國民識別標準以支持“民族國家建構”的民族主義歷史敍述，而這種歷史敍述，也因為社會主義的普遍性視野而得到引導，具有國際主義的面向——民族解放與世界解放的相互成就。20世紀後期，隨着社會主義事業在世界範圍內遭遇挫折，國際主義對民族主義的引導也受到影響。相比較而言，今天的我們對中國歷史和傳統的理解，更應該突出中國傳統的開放性、包容性等特徵。我們需要更為明確地意識到，大一統中國的普遍性、多元性、複雜性也被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這些構成了當下中國突破西方的典型現代性模式的重要資源。對於已經具備相當國力基礎的中國而言，對邊疆區域、對非中原區域、非漢族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有助於擺脱遊牧與農耕、漢族與異族、中國與西方決然對立的歷史觀念和文化情緒，幫助我們建立包含中國性、亞洲性和西方性在內的新傳統。而之所以具有這種可能性，與中國本身具有的兩個複雜特質密切相關。

第一，中國的國家概念中包含着複雜的平等觀。中國在漫長曆史中形成的“家—國—天下”多元一體的複雜國家概念與歐洲民族國家概念相比，更具豐富性，包含着不同於同質性平等觀的更為複雜的平等觀念。如前文所述，以公民、社會和文化的同質性為基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以多元性、異質性、複雜性為特徵的全球化時代已經疲態盡顯。而中國的國家形態，儘管在近代以來一度經歷過“偽裝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但其內在特質與民族國家形態並不一致，它更具複雜性和多元性。19它自身當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同時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過去對於“大一統”歷史的敍述，更多強調的是“書同文、車同軌”的一面，今天，對“大一統”的理解和解釋，更應該強調的是遊牧與農耕、中原與邊疆在豐富中華文明上的正面價值，強調“大一統”背後的多元性與平衡性。正如同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融合而成的民族一樣，我們今天更應該發掘中國國家內部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大一統結構。這個包容性的“大一統”，意味着是對“平等”這一基本原則的重新定義:它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同質性、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費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意義上的平等，保持差異，又能保持統一。這種平等不能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分配平等，而是發展機會與發展權利的平等。這就要求，我們需要重新去理解國內政治中平等的問題，探索以共同發展為原則的國際交往新模式；我們需要認識到各地區經濟發展階段與社會文化的差異性，以此形成對於發展權平等的保障。延伸到世界秩序上，就是要反思和跳出現有的建立在原子化的個體觀之上的同質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同質性平等觀。從這個角度來看，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意味着要去探索一種具有包容性的、平等的發展道路的可能性，需要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平等、如何重新解釋平等和如何實現平等的問題。這或許將成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所肩負的世界歷史使命。

第二，中國的國家形態具有介入生產的能力。傳統中國就已經形成一套以複雜龐大的官僚體系來組織經濟活動運行的機制，這是一種人為主導而非市場主導的分工體系。儘管這種分工可能存在很多不合理之處，但此種分工和組織能力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國家可以不完全依賴商業邏輯創造社會的信用運行機制。今天，在歐美式的信用國家機制由於金融危機和福利制度難以為繼而普遍面臨信用危機的背景下，中國依然可以依靠執政黨和政府的組織能力來維繫創造社會機制，依然可以通過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等形態介入生產環節，維繫經濟發展。在今天，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倡導者，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可以發揮引導作用的物質基礎在於掌握着生產領域的結構性優勢——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大規模的資本持有量。中國處在世界經濟結構的節點上，不僅連接着作為資源提供者的發展中國家，也連接着作為主要消費者的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在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國家之間逐步形成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鏈條網絡，亞洲地區開始成為世界性的生產基地。如果中國能從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中找到既促進他國發展也有利於我們發展的分工結構，就可以逐步探索落實“共同發展”的承諾。“共同發展”所追求的，就是根據區域內不同國家、地域、民族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任務和不同挑戰，以差異性的工業化佈局、產業佈局來推進區域經濟的一體化。

對中國所具有的上述兩大特質的認識，還需要放在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古典國際秩序背景下加以分析。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古典國際秩序，與現代世界秩序相比，顯得更為自發和缺乏建構性，表面上似乎缺乏系統性和明確性，也不能排除戰爭、暴力和紛爭的影響。但是，與現代世界秩序相比，它依然具備突出的優勢和特徵，其根本在於，“絲綢之路”作為多元文明交匯、衝突與共存的歷史舞台，見證過各種形式的文明中心論的起落消長，有助於我們擺脱單一的文明中心論視野的限制，超越非此即彼的文明衝突論歷史觀，更為宏觀地看待人類文明衝突與融合的歷史趨勢。現代世界秩序，經歷了從歐洲中心到美國主導的轉變歷程，儘管此種中心論或主導論有着物質生產的中心地位作為支撐，但依舊不可避免地出現將世界的部分經驗、部分歷史抽象為整體性、普遍性規律的內在衝動。歐洲古典時代希臘文明與波斯文明的衝突，歐洲基督教文明與亞洲伊斯蘭文明的衝突，都對歐洲人的歷史記憶造成了巨大影響，並且固化為“西方與東方”對立的世界歷史和世界秩序想象。在西方文明因為工業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建立起對非西方世界重大優勢的歷史階段，西方國家、西方精英和民眾擁有強大的自信，認為西方代表了歷史普遍性的方向，認為非西方必然會和西方世界趨同，西方化與現代化被視為同一趨勢。在非西方國家也取得重大發展的當下，此種自負有所消退，但西方部分精英和民眾又退回到西方與非西方“文明對立”與“文明衝突”的歷史想象中，這種在自負與焦慮之間來回擺盪的社會與歷史情緒，實際上恰恰是封閉心態的集中體現。

因此，我們在今天回顧“絲綢之路”的古典秩序，並不是要從中找到可以直接運用的國際交往原則，並不是要將“絲綢之路”過度理想化，而是要調整我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視野侷限和心態侷限，而是要在全球化時代重塑我們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維。這不僅豐富我們對世界歷史的理解，也重新定義我們對中國傳統內涵的理解。

今天，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人類社會需要探索空間更廣、層次更高的政治協調與整合形態，來應對由於跨國企業、跨國機構成長所造成的政治保護機制的失衡問題，來應對由於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平衡帶來的全球性的階層分裂問題，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超大規模信息、人員流動問題，來應對新技術、新產業、新生產方式對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衝擊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對新的全球化理念的構想，不僅意味着需要探索多元共存的古典國際秩序在更高層次上的實現，也意味着必須超越舊有的西方現代化理念、全球化理念內在封閉性，意味着必須實現對開放性的更深層次的理解。**最為關鍵的是，這種探索，不能停留在純粹的學理層面，而是需要依託無數行動者複雜的實踐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與全球化深度相融的歷史進程，同時也是一個中國歷史敍述重新書寫和國家觀念重塑的歷程，它指向未來，又以未來定義當下和歷史。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衞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啓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節選自**《超越陷阱：從中美貿易摩擦説起》，原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探索超越“霸權主義”邏輯的全球新秩序”，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