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邦煒：宋代何來“文藝復興”？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創刊號）

宋代既無資產階級的興起，又無新社會的誕生，更無思想解放運動，何來“文藝復興”？因此，“宋代文藝復興説”有悖常識與常理，當屬歐洲中心論的流弊。

張思齊的《宋代——東方的文藝復興》，論文標題赫然醒目。近期映入眼簾，恕我直言，看似新穎，實為陳説。追根溯源，大抵出自日本第二代東洋史泰斗宮崎市定。宮崎《東洋的文藝復興和西洋的文藝復興》一文刊佈於20世紀40年代初。他宣稱：“宋代也可説是東方文藝復興時代”，並在《宋代的煤與鐵》中解釋道：“我所説的文藝復興，和從中世紀向近世發展時期是同義語。”若干年前，我曾表示宮崎如此“高估宋代”，實難苟同。

“文藝復興”是一個歐洲史上的概念，豈能生硬地移植、套用到中國古代歷史上？宮崎的《東洋的近世》對歐洲中心論頗有微詞：“歐洲是世界全體中的一個特殊地域，不言自明。把特殊地域的歷史發展模型，原封不動地應用於其他地域，自然有很大的危險。”此處所言極是，可惜宮崎知錯犯錯，他的“宋代文藝復興説”分明源出於歐洲中心論，其流弊不可小覷。

“宋代文藝復興説”有悖常識與常理，原以為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無須多費口舌。或許由於宮崎名聲太大，此説而今居然流傳較廣，每每見於各種宋史論著。學者李冬君索性將“東方的文藝復興”更直白地稱為“宋代文藝復興”，斷言：“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新社會誕生了。”宋代豈止“文藝復興”，而且“新社會誕生”，未免令人不解。不解之處主要有四，現簡要陳述如下，以就教於方家。

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展現了當時東京（今開封）的繁華景象。圖為《清明上河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供圖

中華文明何嘗中止？

“文藝復興”作為專有名詞，《辭海》解釋為：“14—16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運動。16世紀資產階級史學家認為它是古代文化的復興，因而得名。”“文藝復興”所要復興的是在“黑暗的中世紀”中斷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歐洲歷史上是否存在“黑暗的中世紀”，後來有人懷疑，薛湧甚至主張“黑暗時代不黑暗”。但“黑暗”是西方人在很長時間內對中世紀的認識，恩格斯稱之為“中世紀的黑夜”。我國學界的認識也如此，《中國大百科全書》“文藝復興”一目指出：“中國曾有人直譯為‘再生’或‘再生運動’”。一言以蔽之，所謂“文藝復興”是基於歐洲古代文明曾經中斷這一認識，人們將它稱頌為劃破中世紀黑暗的曙光。

與歐洲文明發展史大不相同，中華文明雖有發展變化、豐富充實，但從未中斷。曾有學者將所謂“五胡亂華”與“蠻族入侵”相比附，但學界普遍認為這一比附不妥。發生在中國史上和歐洲史上的這兩大事件雖有相似之處，均可稱為“民族大遷徙”，但有兩大不同。一是文明程度不同：歐洲史上的“蠻族”被視為未開化的“野蠻人”。恩格斯指出：“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而我國十六國時期的“五胡”，其“首領具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他們“並非是想以所謂胡人身份‘亂華’”。二是事件結局不同：“蠻族入侵”造成“黑暗的中世紀”，但“五胡亂華”並未使中華文明中斷。

孫中山先生一再強調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他在《建國方略》中指出：“自庖羲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他自豪地説：“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中華文明既然從未中斷，何來“文藝復興”？“厓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以後無華夏”，此説而今流傳很廣，實有散播中華文明中斷論之嫌，斷斷不可信從。“無中國”“無華夏”云云，畢竟肯定宋代以前中華文明未中斷。“宋代文藝復興説”則陷得更深，或可稱為中華文明中止論的提前版、加強版。

需要指出的是，“文藝復興”與“民族復興”雖有兩字之差，實屬兩個迥乎不同的概念。“民族復興”針對的是近代中國因閉關鎖國而落後，因落後而捱打，備受列強欺凌的危局，所要復興的是以漢、唐兩朝為象徵的強盛國力，與習稱的“文藝復興”不是一回事，不可混為一談。

理學意味着思想解放嗎？

《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為文藝復興的根本性質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託古開新，則是其重要特徵。正如歐洲史研究者郭聖銘所説：文藝復興“與其説是‘復興’，不如説是‘創新’”。宋代雖然曾經出現某些與文藝復興依稀彷彿的事件，但這些事件與文藝復興均有實質性的差異。

僅就託古開新而言，唐宋古文運動反對六朝駢文，提倡兩漢古文，與文藝復興彷彿相似。古文運動儘管兼具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但基本性質為文體改革或文學改革，其實質與文藝復興顯然不同。宋代理學號稱超越漢唐，直接孔孟，名為復古，旨在創新，因而有新儒學之稱。理學的勃興系宋代意識形態領域最具時代意義的代表性事件。學界高度肯定古文運動，少有異議。如何評價理學則爭議極大。

理學長期被視為提倡綱常倫理、講求等級名分的“反動思想體系”，二程、朱熹曾被指斥為“歷史罪人”。老一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對理學曾給予一定的肯定，如“講氣節，國亡殉國，不投降外國”。但範老從根本上否定理學，認為它“提倡尊王”“欺騙羣眾”“為宋代的統治者服務”。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為宋代理學正名，開始認為理學“尊王攘夷”“內聖外王”等主張，適應時代需要、體現時代精神。學者祝瑞開甚至高度評價理學“重新發現了人”“具有啓蒙思想的進步性質”“是中國版的最初的‘天賦人權’説！”但同時指出，理學的啓蒙思想“還較原始粗糙”“理學家也闡説了一些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主張”。可見宋代理學的勃興無論如何都不能同文藝復興相提並論，也決非思想解放運動，更不配以“偉大”相稱。

“宋代文藝復興説”者將宋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鄧廣銘先生引為同調，作為台柱。鄧先生確實曾説：“當時（指宋代）士大夫們的思想相對解放。”但需要指出，鄧先生絕無將宋代文化思想與文藝復興相比附之意。按照我的理解，其含義主要有二：一是宋代學者敢於懷疑，不僅疑傳，而且疑經；二是宋代學派林立，不是理學一統天下。當時學界有理學、非理學、反理學之分。在理學內部有程朱道學與陸九淵心學之爭。鄧先生所説“思想相對解放”無非是指宋朝對文化思想的管控相比其他朝代較為“寬鬆”而已。尤其值得注意，鄧先生明確指出：“有人把宋代的學術文化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我則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發展趨勢，不論與宋代或清代相比，都有其大不相同之處，因而不必牽強加以比附。”可見，鄧先生不是該説的主張者，而是反對者。

宋代市民走向何方？

在歐洲歷史上，文藝復興系新興資產階級發動，預示着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是從市民等級中分化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宋代是否形成市民等級？一些學者認為，宋代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鎮的增多與繁榮，市民階層業已形成，祝瑞開就認定理學“反映了正在發展、壯大的市井人民，包括工商在內的願望和要求”。更多的學者將這一羣體簡要地稱為市民階層或等級，並強調以工商業者為主。然而宋代市民階層的走向與歐洲中世紀大不相同，從中分化出來的不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而是士人和官員，統稱“士大夫”。“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可謂一語破的。

關於“士多出於商”，蘇轍説得更具體些：“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研究者們往往將這個現象視為市民地位提高的表徵。的確，工商業者突破了某些舊規矩（如其子弟不得就讀於官學、不得參與科舉考試等），也衝破了工商之子恆為工商的舊格局。然而他們所企盼和追求的無非是改變工商身份，搖身一變而為士大夫。可見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不高，難以與士大夫平起平坐，不能為自己發聲，其意願和要求需士大夫代為表達。由此看來，宋代市民是否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是否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還有可斟酌的餘地。

眾所周知，恩格斯曾説文藝復興時期“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這批巨人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的出現意味着新時代的來臨，《共產黨宣言》就將但丁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宋代也出現了一批偉大的巨人，如范仲淹、蘇軾等，但他們的階級屬性與社會意義，與但丁等人大不相同，為時代所規定，範、蘇等人屬於士大夫中鳳毛麟角的佼佼者。宋史研究大家漆俠認為，范仲淹才俊集團“來自中下層地主階級的士大夫”，其社會基礎是“以中下層地主階級為主、包括部分上層農民在內的中間階層”，並不代表（或並不主要代表）市民階層。概言之，新興資產階級在宋代並不存在。

宋代究竟有多少近代性？

在歐洲歷史上，文藝復興標誌着社會由中世紀轉向近代。宮崎市定比附歐洲歷史模式，將宋代稱為“從中世紀向近世發展時期”。我國某些學者尾隨其後並加碼，將“近世”改稱“近代”，甚至出現“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説。人們不免會問：宋代到底有多少近代性？

就經濟制度而言，自然經濟與人身依附是傳統社會的兩大基本特徵。宋代較之前代雖有較大發展變化，但並無根本性的改變。“賈區夥於白社，力田鮮于駔儈”；“貨耒耜而買車舟，棄南畝而趣九市”。雖語出宋人之口，但並非宋代實情，系力主“賤商賈”者的誇張揣測之詞。宋代的廣大農村依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徐州豐縣（一作蕭縣）朱陳村便是一個頗具典型性的實例：“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民，死為陳村塵。”豈止唐宋時代，直至明清時期，“勤耕織”“不作商賈”的“朱陳村現象”仍相當普遍，人們美其名曰“朱陳村之俗”。在宋代的財政收入中，工商雜税所佔比重超過農業二税，固然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明證，但同時表明宋朝對工商業徵税較重，依舊基本堅持“重本抑末”的傳統政策。官府往往強調“民生性命在農，國家根本在農，天下事莫重於農”，一味勸誡百姓“毋捨本逐末”。宮崎市定的論文《從部曲走向佃户》，標題很不錯。遺憾的是，他按照歐洲史模式解讀“部曲”與“佃户”，將前者塑造為歐式農奴，將後者等同於近世的自由佃農。對於“宋代自由佃農説”，我在50多年前即已著文商榷。從部曲到佃户確實是具有劃階段意義的重大變化，但無非是人身依附關係弱化的過程，宋代佃農對田主通常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這些正是我所認同並堅信的“唐宋變革論”與宮崎市定所主張的“宋代近世説”截然不同之處。

就政治制度而言，“百代皆行秦政制”，宋代概莫能外。譚嗣同稱：“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秦政者，簡言之，即帝制。持“宋代文藝復興説”者棄用這一常識，改用歐洲近代政治理論解讀宋代政治制度。諸如宋代實行“政黨政治”“三權分立”“君主立憲”云云。我曾認為北宋後期新、舊“兩黨輪流執政近百年”一説不妥，當稱“兩黨輪流輔政”。對宋代監察制度有專門研究並給予很高評價的虞雲國特別強調：“宋代監察制度並非三權分立，不必過度美化。”君主立憲制有二元制君主立憲與議會制君主立憲之分。人們不免會問：宋代實行的是二元制還是議會制？憲法與議會為君主立憲制所必備，這兩者在宋代存在嗎？實際上並不存在。因此，稱宋代推行君主立憲制，恐屬捕風捉影，當時依然屬於相當標準的近古社會，這是不爭的事實。

宋代既無資產階級的興起，又無新社會的誕生，更無思想解放運動，何來“文藝復興”？因此，“宋代文藝復興説”有悖常識與常理，當屬歐洲中心論的流弊。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