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戰疫增長模式下用相對增長率評估增長狀況_風聞

來源：經濟日報  2020-4-15

作者：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世錦 

　　一、不能低估第二波衝擊，轉入戰疫增長模式後以相對增長率評估增長狀況

　　今年年初中國經濟首先受到疫情衝擊，一個多月的時間經濟幾乎停擺，目前已在逐步恢復。但海外疫情正處在上升焦灼狀態，總體上仍未出現拐點。

　　WTO最新估計，2020年全球經濟不可避免地遭受劇烈衝擊，增速將會下滑-2.5%至-8.8，出口增速為-17.1至-40.9，進口增速-14.5%至-33.8%。

　　中國出口一季度同比下降11.4%，進口下降0.7%。2季度以後，預計海外疫情對中國進出口影響加大，將會成為對中國經濟的第二波衝擊。 有關研究推測，中國進出口全年將會出現15-20%的下滑，其中服務貿易降幅更大。

　　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於淨出口在GDP中的佔比較低，只要淨出口不出現大的負增長，對國內增長影響有限。這在正常增長情況下是對的，但如果出口短期內下滑幅度過大，導致大批出口企業停工停產，將會直接影響到國內的消費、投資和就業。通過投入產出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下降一個百分點，將會影響到0.2個百分點左右的GDP。近期有關信息顯示，外貿企業訂單斷崖式下跌的情況已經出現。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出口從高點下降了30個百分點，帶動GDP下降了7個百分點 。

　　第二波衝擊何時緩解，直接取決於國際疫情走勢，而國際疫情有三個很大的不確定性。第一，美歐日等國一段時間後出現拐點，但在現有管控模式下，可能難以像中國一樣短期內清零，會出現一個相當長的尾部；第二，印度、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尚未進入爆發期；第三，疫情是否會跨年度甚至長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第二波衝擊在時間上將會大大長於第一波衝擊，帶來的增長減值也大概率超過前者。

　　同意這樣一種説法，全球疫情結束不取決與疫情結束最早最快的國家，而取決於最差的國家，因為我們處在相互關聯的同一個地球。

　　正因為如此，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並適應這一個現實，即從常規增長模式轉入相當長時期的“戰疫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的顯著特點是，需要支付一個“戰疫折扣成本”，就是説，總是要拿出部分資源去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經濟難以開足馬力運轉，實現潛在增長率。

　　這樣，2020年的增長背景就出現了很大改變。一季度預計會出現-5%的收縮，二季度恢復正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在不考慮第二波衝擊的情況下，假設三四季度受到反彈和刺激因素的支撐，較潛在增長率高出兩個百分點，達到8%左右的增長，但若考慮到第二波衝擊影響，要有2-3個百分點的減值，全年能夠實現3%左右的增長，就是一個很大勝利。在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背景下，這樣的一個增長速度非常難得。可以説，“戰疫增長模式”下3%的增長率，含金量要大大超過常規增長模式下的6%。

　　對增長目標的評估也要相應調整。建議採取“相對增長率”的評估方法，就是用中國增長速度與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狀況。採取這種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國經濟已在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經濟，而且這次疫情衝擊也是全球性的。與以往相比，如果這種比值是穩定或上升的，表明中國經濟表現是好的，反之則是差的。以差值為例，2019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2.9%，中國是6.1%，相對增長率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為-2.5%，中國為3%，相對增長率就是5.5%，是高於去年的。

　　這種評估方法的一個好處是，不必過於拘泥於以往的增長目標，特別是避免用過度刺激辦法去實現常規增長模式下制定的目標，而是在戰疫增長模式背景下，科學務實地制定並實施增長目標。

　　二、穩增長首先和重點是穩消費，發直接補貼不能是毛毛雨，要給救助第二波衝擊下的外貿受困企業留下足夠彈藥

　　短期政策要與這次經濟受衝擊的特點相適應。這次經濟大幅下滑，是一次意外的超級外部衝擊，而非經濟內部出了問題，如需求嚴重不足、槓桿率過高等。這是與以往金融或經濟危機的不同之處。

　　經濟恢復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疫情持續時間，二是生產能力受損程度。如果疫情持續時間不長，生產能力受損有限，疫情過後可出現V型反彈；如果疫情持續時間較長，或生產能力受損嚴重，反彈就不那麼容易。除了儘快控制住疫情之外，儘可能減輕生產能力受損，保護生產力，是短期政策的重點。

　　短期政策要聚焦於“恢復”、“救助”“避險”。恢復就是把中斷了的供求重新連接，有人強調擴大需求，其實當務之急是恢復需求。救助幫助那些處境艱難、甚至日子過不下去的企業和個人，重點是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羣。避險是要防控經濟中已有結構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風險，防止老矛盾引出新問題，重點是防止金融體系由於流動性緊張引發的停擺和混亂。

　　從這個角度説，財政政策重點是救助，國家已決定發行特別國債，所籌資金應主要用於救助。貨幣政策的重點是避險。應該説，這次美聯儲反應相當快，通過提供充足流動性穩定預期，防止金融體系的混亂乃至崩潰。當然，代價也很高。中國央行採取了積極有效政策，三月份的金融數據已經出來了，可以看到社融指標大幅上升。當實體經濟突然減速、幾乎停擺的情況出現，只有加大注入流動性，才能保障經濟的連續運轉。但中國經濟與發達經濟體的區別是，二者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增長潛能，刺激經濟主要靠結構性潛能而非宏觀政策，所以，中國應該也有能力使貨幣政策保持正常狀態，而不必跟隨去搞負利率。

　　短期政策有三個需要關注的問題。

　　第一，穩增長首先和重點是穩消費。以往遇到經濟下滑，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花錢搞投資，特別是搞基建投資，這與當時的增長階段和經濟結構有關。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實行四萬億刺激計劃，當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資所佔比重為62.8%，消費比重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資比重已經降為17.2%，消費比重則上升到66.9%，居民消費比重為49.5%。這組數據表明，現階段要穩增長，首先和重點是穩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這個大頭穩不住，經濟整體就穩不住。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已經成了小頭，靠小頭穩不住大局。

　　第二，對低收入羣體直接補貼。這是穩消費直接引出來的議題。到底是直接發放貨幣補貼還是發放無太多限制的消費券，還可以討論。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貨幣補貼，直接就發到居民賬户上去了。我們的短板是低收入人羣識別和補貼的基礎設施還沒有普遍建立起來。數字技術發展到目前水平，搞這個“新基建”應該不難，當下的需求也提供了一個補短板機會。短期內，可以利用已有的渠道信息，如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城市社保體系中的低收入人羣、個税申報系統等。這種補貼至少要注意三點：確實補助到低收入人羣；儘可能多地去消費；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適當大的量，比如達到低收入人羣一個月的收入或消費水平。

　　相關的一個認識問題也要討論。不能簡單認為對低收入人羣直接補貼就是給福利、養懶人。直接看，發補貼可以穩消費、穩增長，部分補貼將轉化為企業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從經濟循環過程看，給低收入羣體發補貼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保護生產力，提升人力資本，因為低收入羣體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是人力資本提升空間最大的生產者。

　　第三，要給第二波衝擊下的外貿受困企業留下足夠彈藥。救助企業的資源要均衡使用，子彈不能一次打完。第二波衝擊剛剛開始，峯值和尾部在什麼地方還看不清楚。出口企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和競爭力的一個部分，如果這部分企業倒下，對中國經濟的傷害難以估量。要把救助資源的大頭放在這個領域。

　　對低收入人羣的直接補貼也可與救助外貿企業結合起來。對外貿受困企業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員工，由政府發放一定數量的補貼，以幫助企業穩定員工隊伍，這樣就可以同時擴消費、降成本、穩就業，使政策更好地起到作用。

　　三、實質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以要素市場改革推動都市圈建設，形成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風口”

　　即使經濟恢復較好，仍會留下一個增長硬缺口。前面提到的“戰疫成本折扣”，也要有新需求填補。如何激發新增長動能，是與短期政策相配套的中長期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

　　今後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羣加快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結構性潛能，用一句時尚的話語説，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風口”。

　　所謂都市圈，在空間形態上，就是在一小時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邊50-70公里左右範圍內（不同地理環境有較大彈性），發展起一批小鎮或若干小城，相互連接後形成新的城市網絡體系。

　　概括地説，都市圈發展，重點是那個“圈”的發展，通過疏解核心城市的結構性矛盾、擴展城市化空間，小分散、大集中，實現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轉型升級。具體説，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製造業在降成本的基礎上提高專業化水平；有利於人口結構調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環境和生活品質；有利於職住平衡，減緩擁堵、污染和通勤壓力；有利於進城農民工和其他外來人口改進居住條件，獲取應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有利於帶動創新和綠色發展，促進生產生活轉向高質量、可持續、有韌性的新發展方式。

　　從增長動能角度看，小鎮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礎設施，小鎮小城之間要用軌道交通等連接，產業聚集的小鎮小城也要有新的產業投資，這些不僅可以帶動消費，也可帶動大量投資。初步估算，今後十年，都市圈建設每年能夠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5到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不僅為應對疫情衝擊，更是為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近期熱炒“新基建”概念，從體量上説，基建投資的主體還是所謂的老基建。其實，不論老基建還是新基建，投對地方都是好基建。基建投資的突出問題是投的地方和機制不對。投到都市圈，出錯的概率不大。

　　回到現實，都市圈建設面臨不少思想觀念、體制機制政策方面的阻力與約束。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核心是促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文件發佈後社會反應積極熱烈，對解決都市圈建設面臨的諸多體制機制政策問題，可以説恰逢其時，切中要害。這也再次説明，實質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建議以落實中央文件為契機，推出以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都市圈建設的一攬子改革發展計劃，包括有關城市，重點是人口持續流入、發展潛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羣，加快制定或修訂都市圈建設規劃，並儘早公佈，起到提振信心、穩定預期的作用；開工建設一批前期準備充分的都市圈軌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制定規劃，並着手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動農地入市、宅基地流轉，選擇若干小鎮，開展核心城市老齡人口下鄉養老社區建設試點；調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動管理政策，為外來人口在都市圈小鎮小城安居樂業、就業創業營造有利環境；可選擇粵港澳大灣區和若干發展潛力大的省會城市作為都市圈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率先突破，取得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施工中的上海徐家彙中心項目現場。 圖源：上海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