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吉坷德：當代“東林黨”就是“第五縱隊”_風聞

資本世界像兩次世界大戰前一樣走到了死衚衕，人類再一次面臨十字路口，中華民族也再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中美關係已經質變，沒有了進一步妥協的空間。如果不想徹底投降任人宰割，對抗不可避免，突變與戰爭可能隨時出現在人們面前。

事實上，中國正面臨着抗美援朝之後又一次“立國之戰”，進一步則海闊天空，退一步則萬劫不復。面對這種局面，勇氣和智慧同樣可貴。中國有“和而不同”，“大道並行不悖”的傳統，也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民族宣言。

時勢不僅造英雄，也造漢奸。真正威脅中國崛起的不是沒有底線咄咄逼人的特朗普而是中國的漢奸，是那些“仗還沒打，就有人要割地求和”的公知買辦。中國是一個盛產漢奸的國度，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品種齊全。

美國對中國的殖民是從意識形態、發展模式以及民族文化三個方面開展的。這是美國的國家戰略，100多年直至今天，這一戰略從未發生變化。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美國成功地在中國培養出了一支能夠影響中國政策和社會的漢奸精英隊伍。在這方面，堪稱美國在前蘇聯之後“顏色革命”的又一經典案例。美國威力最大的武器不是原子彈，也不是貿易戰，而是中國的漢奸。

美國的這一戰略堪稱完美。我們丟掉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國策，70%的外向型經濟使我們得到了一個我們當初並不想要的經濟結構，核心技術的缺失使我們無法擺脱“打工仔”的身份。我們的文化邊疆早已失守，意識形態領域到處都是西方思想殖民的顏色。社會領域的福利品完全變成了商品。這都是我們對手或者敵人謀劃的結果，而實現這一切的卻是中國的漢奸。

歷史上中國的亡國大難無一不是來自漢奸。漢奸文化使西方的文化殖民成為現實，經濟殖民正在博弈之中。漢奸文化的猖獗，是國難臨頭的先兆。在無路可退的今天，“投降派”就是漢奸，就是“第五縱隊”。

當代中國漢奸的突出特徵就是與境內外敵對勢力合流，最大限度地破壞中國社會的經濟和精神結構。今日的漢奸否定一切中國的東西，肯定一切西方的東西。這些崇美媚美恐美的漢奸利用他們掌握的話語權，極力宣揚中國必須全面向美國讓步，全方位的瓦解中國的鬥志。一個民族總有些東西是不能褻瀆的，在漢奸那裏，中華民族是沒有東西不能褻瀆的。

前蘇聯、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投降派帶路黨已經讓世人清晰地看到了他們身後的黑暗。中國從清末直到日本侵華，所有對外戰爭的過程和結局無一不敗於漢奸。抗美援朝之所以給美國和西方留下了巨大的陰影，使他們直到今天也仍然不敢貿然對中國下手，簡單説就是因為沒有漢奸。

投降文化是產生漢奸最温潤的土壤。100多年來除去中間30年，中國的文化只能稱為混血文化，或者乾脆叫做殖民文化。我們沒有擁有中華民族氣質特徵的現代文化，也沒有追求這種文化的社會氛圍。我們市場經濟的輔導員是“亞洲四小龍”，我們的文化先導是港台日韓，我們得到的不過是二手殖民文化。

以“河殤”為標誌的的“全盤西化”沒有任何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內容，而是完全拋棄了民族文化的氣質特徵，讓中國全方位變成美國和西方的附庸，徹底的失去了文化上的同化能力。

崇禎皇帝在上吊前用行動表明了他對當年為“東林黨”平反冤假錯案的悔恨。他原本以為“平反昭雪”的東林黨人會成為自己的執政助力，沒想到到來的卻是掘墓人。再度成為統治者的“東林黨”擁有着“還鄉團”的貪婪和兇殘。他們埋葬了大明王朝之後，集體的投靠了滿清，一個都沒有少。

當大眾政治和大眾民主退出歷史舞台，少數精英就成了社會改造的表演者。只可惜這些精英當中的多數人同明代的“東林黨”並無區別，他們不能超越本階級的利益也沒有這種慾望，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恢復舊文明舊秩序。在他們的“美麗新世界”當中有貴族、有鄉紳，有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唯獨沒有人民。

中國漢奸的力量強大到令人瞠目結舌。他們壟斷話語權甚至獨霸話語權。他們掌控媒體和講壇，左右國家政策、經濟走向、法律制定、教材編撰。無數的事件已經證明，某些高層、壟斷資本、外部勢力、買辦階級、自由派知識分子早已經全面的組織和聯合起來。他們的影響力和動員能力除了一個宏大的敍事史詩時代，幾乎無人能與其相比。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説過，“只要讓我編寫一個國家的經濟學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誰制定法律”。中國包括經濟學教材在內的所有教材，都掌握在自由派知識分子手裏。西方底色的文化一直佔據統治地位。這些知識分子發了瘋一樣的仇視自己的國家，導致中國社會集團性精神癱瘓和人格沉淪，這在人類史上十分罕見。

這些漢奸利用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來影響改革，誘導中國實施錯誤的內外路線和政策，走怯戰投降道路，使中國成為美國轉移危機的犧牲品。面對嚴重的社會後果，他們這些最大的受益者常常又以“反對者”和“對抗者”的面目出現。冀此贏得輿論和羣眾，實現兩面通吃。

把靈魂交給魔鬼的，一定沒有好的下場，這句話不適合中國的漢奸。清末最大的漢奸李鴻章不但官居一品，而且還是全國首富。他的子孫至今仍然在吃着他的賣國紅利。那個著名的漢奸文人張愛玲就是李鴻章的重外孫女。一直到全國解放後，張愛玲在大陸還有大量的房產沒有出售。我們還有多少這樣的“名門之後”，有多少這樣的“名門之後”站在改革開放的麥克風和擴音器前面。在今天安徽省博物館和合肥市的“李鴻章故居陳列館”裏，李鴻章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導者、民族英雄、安徽和合肥的驕傲。這種膜拜漢奸的文化會不會帶動人人爭當漢奸，不同旗幟下面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判斷。

漢奸是中國百年屈辱最大的罪人，但是這一羣體卻從來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主流文化也從來沒有對此進行過深刻的反思。在漢奸們的鼓譟下，秦檜正在思想解放中站起來，李鴻章成了忍辱負重的無雙國士，汪精衞也正在被平反昭雪。與此同時，魯迅、岳飛、狼牙山五壯士、南京大屠殺紛紛被踢出教材。我們常常憂心香港、台灣教材中的“去中國化”，卻對大陸的教材掌握在什麼人手裏漠然置之。

這是一個5000年來漢奸最風光、最幸福的時代。他們不再像傳統漢奸那樣隱藏自己，而是明目張膽的站在敵對勢力的立場上搖旗吶喊，毫不掩飾他們改變共和國顏色的主張。不清除這些漢奸和他們背後的制度文化因素，漢奸仍然會成為中國的一大特色。“皇協軍”和“維持會”還會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果我們不想重蹈南宋、明末、晚清和民國的覆轍，當前迫切需要編撰一部《中國漢奸史》，讓人們看看今日的那些漢奸投降派，他們的言論同80年前汪精衞的“低調俱樂部”是不是一個東西，發佈這種言論的人應不應該承擔被清算的後果。

漢奸背叛國家，分裂國家的罪行是典型的危害國家安全罪。2007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最後在自由派主流媒體的狂轟濫炸下黯然收場。反對者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該提案妨礙言論自由。那是一個漢奸言論自由，社會喪失了基本政治智商的時代。實事求是的説，文化領域的“顏色革命”在那個時期已經接近完成。

普京對俄羅斯的最大貢獻，就是成功的清除了那些讓俄羅斯差點徹底崩盤的“俄奸”買辦。普京正是在徹底剷除了俄羅斯的“漢奸”之後才放開手腳與美國和西方正面對決，才有今日的俄羅斯。

就在中國的漢奸最興奮的時候，我們的鄰居韓國在全國開展了查三代，算舊賬，株連子孫的清除“韓奸”運動。對包括原總統朴正熙在內的“韓奸”展開了大規模的清算，沒收了“韓奸”近萬億韓元補貼抗日功勳者的後代，驅逐了包括執政的開放國民黨總裁辛基南等一批重要崗位上的“韓奸”後人，出版了“韓奸詞典”。這是韓國樹立國民精神，警示後人，讓韓國人以“韓奸”為恥，使歷史和文化走向公正的一次偉大運動。

不清除漢奸和漢奸文化，中國很難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有一個道理已經被證明是顛撲不破的，那就是不剷除漢奸，無論什麼樣的國際衝突都會必敗無疑。大國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尋找與現代中國相適應的文化資源和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構建超過資本世界的現代文化，前提是清除漢奸和漢奸文化，奪回意識形態的控制權。

中美貿易戰中美方堪比“辛丑條約”的條款，華為的生死較量，都説明中美之間掀桌子，放手一搏絕非危言聳聽，時間也不會很遠。這個時候最危險、最可怕的的正是我們內部的漢奸。不清除這些病毒和木馬，民族復興的進程隨時都可能被打斷。

1938年11月2日，陳嘉庚在重慶《中央日報》上公開發表著名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我們也應該以這種姿態面對今日的漢奸國賊，使他們道德沒有出路，靈魂遭到唾棄，法律上受到嚴懲。

漢奸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中國文化的缺陷，是中國在外部爭端中失敗的根源，只有清除這個毒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能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