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2月末自認為“不可戰勝” 3月中旬醫療系統已被病毒完虐_風聞

來源：新民週刊

0人蔘與0評論荷蘭本可以有序而平靜地為疫情到來做準備，但它的抗疫之路卻因延誤波詭雲譎。

文 | 王巧麗

老劇《是，大臣》中，兩名英國紳士有一段經典對話：

——“第一階段， 我們説什麼也不會發生。”

——“第二階段，我們説也許有事情會發生，但我們什麼也不用做。”

——“第三階段，也許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但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第四階段，也許我們應該早些做點什麼，但現在已經太晚了。”

這段對話被一家英國報紙摘出來，直指約翰遜政府抗疫政策。

歐洲抗疫，正努力克服“第三階段”、掙扎在“第四階段”之前。

2月末還自認為“不可戰勝”，3月中旬整個醫療系統已經被病毒完虐——這個故事發生在荷蘭這個2019年還被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全球衞生安全指數”排名第三的國家。

其實，不管誰評、怎麼評，荷蘭的公共衞生系統很少跌出前十。令人稱道的分級診療體系、醫術精湛的醫生、先進的醫療器械，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全世界， 它都有足夠自豪的理由。

荷蘭本來有希望以有序而平靜的方式為疫情到來做準備。但它的抗疫之路卻沒有一帆風順， 像這個國家油畫中經常出現的題材：船隻在北海中顛簸，頂着被傾覆的危險，駛向風暴中心。

《驚濤駭浪》 Hermanus Koekkoek jr (1836 – 1909)

天真的代價有多大？

如果批評一名成年人“天真”，無疑是一種屈辱。

但歐洲政治家們，經過這次疫情，開始自認“天真”。

一位受到挫折的德國政治家説：**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像我們一樣天真地相信“全球化”****。**中國醫療物資供不應求，德國在購買中甚至與美國產生了衝突，開始反思把關鍵生產環節外包是一把雙刃劍。

責人不如求己，高齡老奶奶開始動手縫口罩了。德國的汽車廠如大眾、寶馬也開始改造生產線， 生產口罩與其他物資。德國希望國內有完整的醫療物資供應鏈，以備萬一。

政治家的聲音在荷蘭能找到不少共鳴。 荷蘭當天的《人民報》上，也以“失落的一個月”為題，梳理了病毒傳播與失控的時間線，指出本國疫情領導者的天真與失職。

《人民報》細數了2月份荷蘭對疫情中的中國提供的幫助， 幫助向中國貨運飛機提供臨時航空權，讓其載滿防疫物資飛回中國。當時已經有國家禁止防疫物資出口，但荷蘭沒有那麼做。

在其他國家對疫情相關國家封鎖邊境之時，荷蘭等了很久才開始測温，完全沒有任何隔離要求。“遵從世衞組織的指導”“我們有信心”是荷蘭國家公共衞生及環境研究院（簡稱RIVM）掛在嘴邊的話。

一個華人科學家朋友對我説：荷蘭心太大了。她警告身邊的人疫情將出現，感覺像山上的小孩兒在喊“狼來了”。沒有人相信狼真的會來。

之後， 歐洲周邊國家相繼出現了疫情。政府仍在説：我們做好了準備，後果不會很嚴重。

其實，RIVM選錯了參照，它只看到了中國相對低的死亡率與疫情得到控制，沒有看清中國為抗疫付出的巨大代價。它選擇性地看到新加坡的“佛性防疫”，沒看到新加坡的及時檢測與密切跟蹤。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一直在説，疫情不會嚴重，情況在控制之中。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給了荷蘭虛幻的安全感。

政府仍然不主張戴口罩。其實，藥店與網上根本也買不到了。

75歲的病毒專家、臨牀微生物學的奠基人伊安範霍夫（Jan Verhoef）眼見吹哨沒用，政府毫無作為，只好自己在網站囤了一些口罩。

我決定自力更生，用一個德國朋友給的鏈接，買了一些所謂的“納米口罩”，可以重複使用15次。我去商店時自己戴，不在乎別人怎麼想，也沒遇到怪異的眼光。

意大利疫情暴發後，悲慘狀況超出所料。但普遍的社會心理仍然認為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南歐國家， 不如我們有秩序。這樣的情況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是什麼呢？

自2月中旬通報第一例確診，截至4月13日，荷蘭確診26551例，死亡2823例。單從數據上看，死亡率超過10%。

大約1/4的感染人羣為醫護工作者。在北部的格羅寧根地區，約一半確診者來自醫療系統。

醫師聯合會説， 由於缺乏防護，醫護人員沒法工作。

荷蘭第一家“方艙醫院”就在我家附近馬斯特裏赫特會展中心，3月初舉辦世界頂級古董展TEFAF的地方（前後對比，圖片來自網絡）

比利時等鄰國甚至質疑荷蘭少報死亡人數。中央統計局在比較了2020年前十週疫情暴發前死亡數字平均值，發現多了2000人， 才得出基本可信的結論。

“全球化”， 不只是供應鏈的全球化，更是人員流動與信息流動的全球化， 是病毒流動的全球化。相信病毒不會襲擊自己，完全沒有科學依據，而是僥倖心理作怪。

荷蘭對自己的水平與“經驗”過於自信，連對同為歐洲國家的意大利等，也保持着明顯的優越感。政府所謂的“準備好了”，卻手無寸鐵，彷彿痴人説夢。

防疫物資的缺乏， 與當時沒有采取更積極主動的採購措施、錯過了世界各國相繼暴發疫情中短暫的機會窗口期有關，不能只歸咎於供應鏈“全球化”的侷限。

亡羊補牢 措施相對平衡、精準

3月18日， 荷蘭衞生部長布魯諾布魯因斯(Bruno Bruins)因勞累與壓力過大在議會辯論中直接暈倒。當天晚上，他還發推文説要好好休息、再接着努力。

3月19日， 他意外地辭職，並馬上獲准。多數荷蘭人表示理解他的決定， 一點沒有責怪他當逃兵。

緊接着，荷蘭發佈了一系列抗疫政策，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爭議。有人説它在英國撤退後仍然堅持“羣體免疫”，不會有好結果；有人説它所謂的“智慧封城”，給予人們在限制條件下活動的自由，代表政府沒有能力管束民眾。

還有人説疫情使政府開啓大面積財政補貼，重回多年來努力擺脱的“福利國家”老路。

更多的人感到好奇：全球衞生安全“世界第三”， 怎麼會到今天的地步？它能承擔這樣選擇的後果嗎？它與美國、中國的關係， 在疫情之後將走向何方？

以我自己的觀察與感受， 在浪費了寶貴的一個月之後，荷蘭政府在防疫與經濟領域推出的新措施是及時而有效的。 它沒有“一刀切”，給全國人民發錢， 而是非常精準地給出不同人羣的援助條件和標準。

這些精準的措施，仍值得其他國家借鑑：

**·**企業如果可以證明未來三個月的營業額受到疫情影響減少20%，就有資格申請緊急補助金。

****·當企業100%受損時，政府將補助90%的員工工資。

****·當企業損失一半營業額度，補助金為員工工資的45%。

****·當企業損失1/4營業額， 補助金為員工工資的22.5%。

在緊急補助金接受申請的3小時內，已經有15000家企業提交了申請。

政府對房貸、助學貸款返還甚至日常罰款單， 都及時作出了允許延期的支付決定。

對想要“渾水摸魚”的人們，政府還提前做出了警告。

我有一個傳媒公司，在疫情期間收入很少，但沒有去申請補助。因為我之前的收入不規律，不能證明自己因為“受疫情影響”而導致收入減少。

在醫療政策中，荷蘭政府對於老年患者的救助也比我預想的更積極。荷蘭對死亡更接近於自然主義的態度，認為安慰性救助有時候更重要，可以免除病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受病痛折磨。安慰性救助以減輕痛苦而不是延長生命為目的。

相對大部分國家的認知來看， 這種做法依然有冷酷的一面。但荷蘭停止救助的標準非常嚴格，除非是病人器官嚴重衰竭、意識一再昏迷。

我以為政府會沿襲一貫做法，但它卻一再強調不會放棄老年人。這避免了老年羣體與養老機構的恐慌，醫護人員在實際操作中也會更盡力。荷蘭104歲的老人從病中恢復，甚至成了世界性新聞。

荷蘭沒有像中國或歐洲鄰國比利時一樣徹底禁足，只是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我每天下午堅持帶孩子們到人跡罕至的地方散步。兩個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整天悶在家裏，就雞飛狗跳。狗和孩子，是大人們能夠坦然散步的兩大利器。

荷蘭南部田園風光

帶着孩子散步

按政府的解釋，“成人社會”中，相信民眾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做出理性選擇。對於多人聚集等違反規定的做法，警察仍然開出了高額罰單。

在物資採購上，荷蘭迅速成立了應急採購中心。荷蘭首相與李克強總理通電話， 之後又發微博讚揚中國的高質量醫療物質。

實際上，質疑中國進口的60萬隻口罩的質量問題，也是荷蘭第一次提出的。這種坦率也被人嘲笑不識時務——醫療物資緊缺時還挑剔。但在中歐標準不一、大批防疫企業緊急上馬的特殊形式下，國內物資難免會出現質量問題。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出現了一些質疑之聲。如果不是荷蘭先坦率把問題放到枱面上，等問題累積起來，我們在國際上將更加被動。

荷蘭首相的讚揚是否有其他權宜，我不敢説。但荷蘭文化平時也很直接、不會含沙射影，其批評與讚揚， 應該都是真心的。

荷蘭首相在推特上公開感謝中國

疫情之後，明天會更好嗎

“智慧封城”剛實施時，荷蘭女導演、阿姆斯特丹藝術家聯合會主席巴貝斯給我打電話，説這次疫情讓她重新思考亞洲價值觀。

她説，從社會心理角度，歐洲要求的人與人之間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比在亞洲國家更容易實現。荷蘭人平時也很注重保持距離，在公共空間中， 如果有位置，幾乎不可能有人會主動出現在你70釐米之內。

荷蘭“我愛1.5米”的T裇衫

比利時警察在街上向小朋友示範1.5米有多長 （圖片來自網絡）

這次疫情讓她感覺到，早已存在的“社會距離”其實是普遍性社會孤獨的一個重要原因。亞洲文化更強調社會團結、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對個人幸福感應該是有幫助的。

疫情期間，民間互助讓她再一次感受到荷蘭人久違的“團結”。

3月中旬，在馬斯特裏赫特大學附屬醫院做醫生的鄰居山納告訴我，醫院的醫療物資仍然缺乏。缺防護服、缺口罩， 什麼都面臨短缺。我開始想自己能做什麼。

我先註冊了紅十字的志願者，自發與不同機構取得聯繫，承擔了一點簡單工作，遇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人。這些人中，有沒有任何防護物資的護士，有把庫存口罩上交後堅持問診的家庭醫生，也有愁眉不展、快要急哭的醫療採購員，也有一天開四五個會，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危機管理層。

在聖母教堂中，年長的弗雷士牧師幫助生計遇到困難的人籌措食品，充實“食品銀行”。年輕的牧師要經常出入養老院或重症監護室，為病人帶去上帝的慰藉。

“聖母教堂”年輕的神父開心地接受中國捐贈的口罩

我身邊的不少荷蘭人都相信，疫情對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是一次喚醒。經歷了共同抗疫，社會凝聚力增強，國家會更有力量。在全球化即將發生的工業鏈重構中， 他們也相信荷蘭會憑藉自己的力量修正弱項。

很多華人卻感到忐忑， 擔心疫情之後歧視會不會增加。

“我們都在家裏做事，儘量避免出去。現在對華人的歧視加劇了，出去怕不安全”，一箇中國女孩對我説。

作為一名華人，在疫情大討論撕裂全球的背景下，在異鄉有些難以自處。

如同嫁出去的女兒，愛故鄉是我們的本能與習慣。但能否愛上異鄉，卻是一種長期掙扎。

“我愛中國，願意獻出一切”，聽起來很正常。但如果哪個中國人説：“我愛荷蘭， 願意獻出一切”，這句話聽起來是不是像一種背叛？

其實，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全球化塑造了我們、成就了我們。對不同地方的情感，可以相互增強，不必零和博弈。 不幸災樂禍、嘲笑其他人的苦難，是基本底線。

荷蘭醫生為我們的行動送來了鮮花致謝

在準備從國內籌備一些醫療物資時，我有些擔心不被理解。我的朋友太一説“當做就做”，不必顧慮。唐崇健先生則説：不是你做過的事決定了你是誰，而是你要做的事，決定你將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女孩Lily也讓我印象深刻，她説：“雖然我賣口罩，但看到世界上這麼多感染，每天很難過。疫情讓人成長。”她想自己買些防護衣，寄給荷蘭醫生。

反歧視是一件曠日持久的事，但每個人都值得想一想：在關鍵時刻，我們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能不能在回首這段經歷時，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羣體感到驕傲？

新冠肺炎疫情的驚濤駭浪中，不只是個人見證人類大歷史，也是無數個人微觀歷史與未來被賦形的新時空。

| 王巧麗

新鹽傳媒創始人，紀錄電影與舞台導演。現旅居荷蘭， 曾任《新民週刊》時政記者、《中國成語大會》總撰稿等。音樂片《樂僧》被選入荷、德、美等多國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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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防疫手機軟件：遊走在個人隱私與疫情防護之間​

 一網荷蘭

荷蘭疫情防護的又一舉措，就是使用手機上的數據資訊對疫情進行檢測，在中國看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在荷蘭卻躊躇再三。這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關係到西方世界很重視的個人隱私。昨天，荷蘭內閣首相個部長舉行新聞發佈會，決定應用手機技術。進行疫情的監測。衞生部長德容格表示，方案正在研究中，確保個人隱私不受損害。

今天，主管部門荷蘭數據保護局（AP）的主席沃爾夫森（Aleid Wolfsen）向政府要求，如果使用手機應用程序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要求政府要確保公民的隱私， “沒有人希望，會成為一根與政府永久保持聯繫的步行天線。”

沃爾夫森今天早上，在媒體NOS的電台節目上回應了昨晚內閣宣佈的消息，稱政府正在調查兩個手機應用程序，是否很快將成為新測試政策的核心。這些應用程序的一個，是必須標出感染者的周圍人物，另一個是必須監察患者的症狀。

沃爾夫森此前並沒有得到內閣的通知，他認為應該讓人們相信，該數據的使用沒有發生“瘋狂的事情”，因此，AP打算維持採取“嚴密和高度警惕”的監管政策。

他舉出了在亞洲國家的例子，如新加坡和韓國。在新加坡，使用藍牙連接；在韓國和以色列等國家和地區，則使用GPS數據，這對隱私保護更為敏感。

“基本權利在危機中依然完好無損”

荷蘭數據保護局提出許多問題：“誰來管理數據？政府或公司？誰可以訪問這些數據？”沃爾夫森説。據他説，人們主要關心他們的健康數據， “也許現在還沒有發生，但是每個人都在進一步考慮疫情危機後的時間。如果這些手機應用程序繼續運行，那麼，當然沒有人希望這樣做。”

沃爾夫森也回應了昨晚首相呂特的話，表示同意。呂特昨晚表示，經濟與醫療保健之間，不是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