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北京，開始研究這裏的地下居民_風聞

來源：一席

周子書，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教授，地瓜社區創始人。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工作和大量的設計實踐，我發現當我們真正意義上要讓設計去為社會，為人服務的時候，實際上非常複雜。這不是設計師坐在自己的電腦前一拍腦袋就能想出來的，它需要設計師長期在一個社會語境下，不斷地去了解真實的世界在發生什麼，每個人背後的思考到底是什麼。

為真實的社會而設計

2020.3.21 北京        

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的周子書。

2008年的時候，我在中國美術館工作，正好有個機會讓我能夠隨着UNDP去汶川地震的現場。當時有一輛車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很空曠的田地，開始我覺得這好像沒有什麼，但是一下車他們就告訴我，其實你現在站的不是一個平地，而是一個山谷。

地震發生的時候，兩邊的山在五分鐘之內突然崩塌，把整個村莊都填平了。我腳下幾百米的地下居然是一個村莊，有幾百人瞬間失去了生命。當時這件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大。

我回到中國美術館，花了一年時間策劃了一個展覽，叫做《渡——國際應急建築設計展》，邀請了世界各地15個建築師團隊，讓每一個建築師針對不同國家的不同自然災害，在各自的價值觀體系下，去設計不同的應急建築。

這是日本的藤本壯介設計的，叫“一片房子”，它是一片塑料的房子，拉開就能變成一個空間。

浪漫的法國建築師説，我們那兒沒有自然災害，只有無家可歸者，所以他設計了一個小拖車，這在歐洲正好是一個標準車位的位置。

這個就非常有趣了，是一個瑞典建築師設計的地震桌，人可以躲在這個桌子底下，等待一個星期的救援。

重點是他在這個桌子底下放了水、《花花公子》雜誌，巧克力、醫療包，人在這裏面依然可以生存得很好。

可是當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身邊不可能有建築師，該怎麼辦？這個智利的建築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刨一個坑，裏面堆上一堆柴火，外面糊上泥巴，戳幾個洞，然後一把火一燒，就變成了一個陶屋。

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週年紀念，這個展覽順利開幕了，它幫助我渡過了30歲的生日，開始對我的迷茫起到一個引導作用。於是這個時候我辭職了。

辭職以後，我其實還是非常迷茫。有一天我在商場跟朋友一起吃冰淇淋，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是中央美院的韓燕老師，她説，有一個英國的學校在找一個既是設計師又是策展人的人去讀一年的碩士，你有沒有興趣？我説OK。

當我準備去參加雅思考試的前一天，我突然間看到中央美院的官方微博發了一條信息，説韓燕老師因為癌症去世了，我的心再次被擊中。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在即將離開人世的時候，不僅沒有傳遞痛苦的情緒，反而還給了一個年輕人一種新的希望。所以我當時就想，為了她，我一定要去英國讀書。

我申請了英國的中央聖馬丁，攻讀我的第二個碩士學位——敍事型空間設計。

有一天我在BBC看到一則新聞，説曼徹斯特政府準備在地下建一個超市，發現了維多利亞時代一個住過人的地下室。

後來我從新聞上得知，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大量移民紛紛湧入英國各大城市。恩格斯在1844年到1845年寫的《論英國工人階級現狀》這本書裏面，詳細論述了英國的地下城市是如何居住人的。

美國也有“鼴鼠人”，情況其實跟英國是一樣的。

我又想到北京也一樣，大量的外來移民湧入這個城市。當中大多數人是做服務行業的，他們一般住在城市的郊區，因為當時末班車的時間都是晚上10點，地鐵站末班車是晚上11點，他們沒有辦法回到自己郊區的房子，只能居住在地下。

這時我就給自己的畢業設計定了一個題，就是去研究住在北京地下室的城市外來移民。於是我就回到了北京，我一開始想去租一個地下空間展開進一步的調研，但很遺憾，我剛進去的時候很多人都以為我是記者，他們紛紛地拒絕。

這幾張照片都是我當時拿着手機偷偷拍的，整個狀態還是比較隱蔽。

直到我來到了北京望京花家地的一個地下室。

走進地下室能看到一條長長的通道，主走廊的光線非常昏暗，分支走廊也晾滿了各種各樣的衣服。有地下居民在地上的社區晾衣服，從而引發了地上和地下居民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衝突。

這是40個人共用的兩個廁所和刷卡收費的淋浴間。

他們會在牆上刻字，比如這張“不管多困難，距離多遙遠，我都不會放手”。

還有很多不同時期的人留下的掛衣鈎，就好像不同人的表情。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樓上的門總是壞，修十次，壞十次。其實是因為地下的居民沒有這棟樓的鑰匙，而地上的人有鑰匙。有的時候就會發生砸門踢門的事件。

我遇到了這個地下室的房東，我就問他能不能租一個房間，我想在這兒做一個藝術項目。那哥們第一次聽説藝術項目，感到非常困惑。我們跟他談了兩個小時，他似乎有點將信將疑，但還是沒有同意租給我。

第二次去的時候，他的門口多了一塊地毯。他跟我説，上次你跟我談了很多，我想了很多，我也跟我的太太和女兒聊了一下，我現在30歲了，我覺得我可能需要改變一些。

他把平時打遊戲的房間租給了我。

他還帶我去了別的小區的地下室，和別的房東聊我們的想法。

因為他是房東，認識很多地下居民，他還把我介紹給了地下室的很多年輕人。

但我不可能去敲每個房間的門，我就開始在地下室掃地，我希望通過掃地去觀察地下室的一些細小的變化。

比如説可以通過觀察每個門口放的鞋子，得知每三到五平米的房間內一般都會居住一到兩個人。

這哥們當時是奧迪的汽修工，他跟我説了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他説“現在的人特別無聊，只知道房子、車子和女人。”他想學新能源。

另一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個鍋爐工，他聽説做平面設計特別賺錢，於是花了9100塊錢去學了三個月的Photoshop，結果他學完之後發現自己還是成為不了平面設計師，就又做回了鍋爐工。

為此他專門寫了一封信，叫做《人生兩大陷阱》，一是和別人作比較，二就是證明自己。這封信看似簡單，但其實仔細想想，我們每個人不都是這樣的嗎？

逐漸地我獲得了整個地下室居民的信任，他們開始主動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BBQ。在這個BBQ上我開始瞭解他們內心的想法——他們並不只是希望地下的空間能被改造得多麼好。其實他們很多人來到城市就是為了獲得好的職業發展的可能，但恰恰是由於他們的社會資本比較少，他們很難獲得大量的知識，導致他們也很難獲取職業發展的可能性。

當時我的想法是，那我們能不能在地下做一個技能交換的項目，來幫助那些在城市裏已經有一定的工作經驗的人，和那些剛剛來到城市打工的人，讓他們之間進行一個小時的對話，幫助他們去了解一些職業發展的可能。

我開始了第一次測試。

這是小周，他是一個軟件工程師，有心理學的背景，他想把理療和心理治療結合到一起。

這是小趙，是一個足療師，他以前是有計算機背景的，他現在很想學軟件工程。

我們把地下室的一張牀分開，變成兩張椅子，再把這個合起來，做理療的現場教學。兩個人就在這上面開始了第一次技能交換。

之後我徵求了他們雙方的反饋意見，他們説，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體驗，但是他們希望能夠把這個空間進行適當的改造，讓大家在這個空間裏獲得更好的體驗。

我一開始想把這個房間全都刷白了，但是一個居民對我説：“能不能不要全刷白？我們賺了錢就想回家去蓋個房子，你能不能把這裏刷成一個房子的形狀？”於是我們就按照他的想法設計成這個樣子，下面的白色代表着夢想，而沒被刷白的“屋頂”，更像是現實。

這是這個地下室的居民，他是一個烤魚店的大廚，專門給我們送來了香蕉。其實這件事讓我看到，我們的工作在一點點獲得整個地下室的人的信任。

我們還給他們做了一些攝影工作坊，比如説幫他們拍全家福，有一家人，也有情侶。據説這是這家人第一次拍全家合影。

這哥們是單身。

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那裏陪他們聊天，其實他們是一個個有夢想的人，不是媒體口中所描述的“鼠族”。他們告訴我，也許下一步我們應該想如何去改變大家對於地下室的感知。

我們開始了下一步的改造計劃。

我們把這個地下室的門刷成了和整個樓外立面一樣的顏色，讓這個門看上去就像是整個地下室的一個主入口。

接着我們把地下室的招牌複製了一個，再把“下”這個字進行了一點改變，其實背後就裝了兩個小馬達。猛一看可能看不出什麼變化，但是逐漸你會發現，一會兒是“地上室”，一會兒是“地下室”，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和思考。

原本的地下室被無數個小房間隔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小孤島，人很容易在裏面迷失方向，所以我們想把這個地下室改造成一個“摩天樓”，把它變成一個很好的導示系統。

一下去就是Ground Floor。

主通道用阿拉伯數字做標識。晚上回來的時候看到的是温暖的黃色，而早上離開去上班的時候，看到的是充滿希望的藍色。

我們並不在乎把這個空間變得多麼好看，更在乎如何去可持續地吸引更多地上的人來到地下，讓他們形成一種對話關係。

改造後的空間上部是用來做工作室出租的，下部是用來給北漂年輕居民臨時居住的，而中間這個黑色的部分，就是用來進行技能交換的實習教室和自習教室，我們還得留出一個足夠的空間給地上社區的居民做公共空間。

這種改造的本質是在思考一個公共的社區空間如何更好地實現共享。這才是地瓜早期的一個核心的理念。於是我們下一步就想設計出一個好看的工作室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木頭的小房子，把它每一片展開就可以變成一些傢俱。

我們還邀請別人來做工作坊，測試更多人對這個空間的體驗。

還做了地下電影院。

我的畢業設計到這個時候基本就告一段落了。我在2014年底回國的時候，突然看到微博上有很多人給我留言。其中有一個80後，他當時是北京亞運村街道的辦事處主任，他説他們那邊有個500多平米的空間，問我有沒有興趣把它設計成一個完整的地下空間。當時我覺得這個想法太棒了，而且我們還獲得了馮侖先生的資助，能夠讓我們把很多想法變成現實。於是我們從2015年就開始正式實現我們今天的地瓜社區。

在聖誕節的時候，我們用撿來的樹枝和木條做了條聖誕路；改造了社區裏的三輪車；通過寶麗來相片的方式，在社區裏讓所有的人來投票。因為我們覺得這既然是一個公共空間，就不應該由設計師説了算。

這是地瓜一號，當時一共收集到了187個居民的投票。

這是我們設計的一個空間，裏面有一個大的指示系統。

通風很重要，我們用3D打印設計出了很多樣的節點，讓這個通風系統看上去不再是一個通風管道，而像是地下懸浮的一個小雕塑。

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獨立的編號，便於我們未來管理地瓜的空間。

這是地瓜三號，在中央美院北門正對面。

地瓜三號多了社區畫廊，增加了圖書館。一些央美的藝術家會把他們的藝術品放到這個空間裏。

我們希望用藝術和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碰撞，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那句話，空間改造的核心是去改變人。地瓜的核心是通過改造閒置的空間，去吸引更多人來到這個空間，來創造更多的公共產品，再用低廉的價格服務於更多的公眾。

這個項目實際上是非常難的，我記得我在2014年初畢業的時候，我的導師跟我説，Spencer，你這個項目可能至少要持續十年時間才有可能看到一點點的成效。他當時給了我一封信，這上面寫的，“To be opened in 2024”——在2024年再打開。

現在已經過去快六年了。我不知道四年多之後地瓜社區還能不能堅持下去，但我是有信心的，我希望在2024年的時候打開這封信，甚至我會把他請到地瓜社區來，看看十年前我做的一些承諾和思考。

地瓜一直在關心大量從農村來到城市的這些北漂，但是早在幾年前，北京的地下已經不能再住人了，大量的北漂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地瓜一直想充當城市和農村的一箇中轉站，所以我在兩年前就開始把目光從城市移向了農村。

我找到了連接騰衝和黑河的胡煥庸線，因為中國主要的生態薄弱區和貧困村莊都是在胡煥庸線的兩側。我們當時選擇了平武縣作為調研和設計的切入點。

其實我們對於農村真的不是特別瞭解，當我坐車去往農村，長長的隧道就好像是一個望遠鏡，把我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

平武號稱天下大熊貓第一縣，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文化悠久的地方。這裏有個老城牆。

還有一個明朝宮殿式的寺院，叫報恩寺，是清華大學的建築學院的教學實驗基地，它號稱“斗拱的搖籃”，因為這個報恩寺裏有21種不同類型的斗拱。

當地還有白馬藏族，我去一對夫妻家裏做客，那種熱情奔放的笑容，真的非常有感染力。

我們對鄉村的貧困户進行了大量的調研。貧困户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離開農村，不要再待在這個地方。他們還不願意和兒女居住在一起，因為重病花銷太大。他們現在年紀比較大了，所以安於現狀，也不太想種地。

基層幹部説他只有執行權，而沒有決策權和發言權，但村民覺得他作為幹部卻沒有為本村爭取利益。所以他們也是進退兩難。

而青少年的想法是，同齡人都去縣城了，週末回來沒得耍，我以後應該也不會回到這裏。當時我看到了一個廣告，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個廣告是：同學們都去綿陽了，你呢？第二個廣告是：綿陽有套房，好找丈母孃。

當時我們還在平武中學給整個高三的學生介紹藝術高考的一些情況。通過這次講座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數據——平武縣在過去五年的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人數，以及大學打工人數的一些精確的數字。可以看出從幼兒園到小學，人口數一直呈現負增長，而等到高中畢業後，大量人口開始往外流。

他們出去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回來後其實都已經偏中年了，都是30歲以上。所以不應該叫他們返鄉青年，準確地説應該叫返鄉中青年。他們主要是為了自己的親情而回來的。他們希望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能結合到一起，更好地幫助自己的家鄉。

當地的創業青年缺乏機遇，進退兩難，但是生存是第一的，不生存回來也沒有意義。

後來我們就意識到一個問題，對於那些老弱病殘，我們應該用精準幫扶的方式去幫助他們，而對於今天鄉村脱貧最本質核心的問題，還是應該通過產業脱貧，所以我們就開始分析當地的產業變化。

當地的產業變化，從早期的獵獸到伐木，從水利到冶煉，再到現在的旅遊產業。但是對於政府官員來説，旅遊的人數不被計入他們的考核標準，而是旅遊業的GDP，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當地的旅遊業發展。

白馬藏族有很悠久的養蜜蜂的歷史，他們很早以前就開始銷售蜂蜜。所以我們想把養蜂作為一個切入點。

我們還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狗熊偷蜂蜜。當地政府有個政策，如果村民的蜂蜜被狗熊偷了五箱以上，政府會進行一定的補貼。但是狗熊不可能每次都偷五箱，有的時候就偷一箱或者兩箱，很多村民就得不到賠償，這也打擊了很多村民的養蜂積極性。

在做調研的過程中，我們認識了李芯鋭，他以前是一個坦克兵，現在他也養蜂。在交談過程中我才發現，其實他在五年前住過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地下室，這一點更加增強了我和他合作的信心。

他帶我去了他們家的蜂場，我們在深山老林裏步行了四個小時。其實這四個小時讓我逐漸離開城市，進一步走進鄉村的核心。

他的最大的訴求就是希望給這些蜂蜜做一個更好的品牌和包裝。後來我們通過一些數據發現，今天的農村合作社對包裝的需求其實僅次於對資金的需求，所以我們決定從包裝入手。

回到北京後，我們就把市面上所有的蜂蜜包裝拿來對比，請城市裏的年輕設計師對這些包裝進行分析，一起討論如何設計蜂蜜包裝。

最後我們的設計靈感來源於平武的一個蜂蜜老巢，這是最最傳統的第一代的蜂巢。

受它的啓發，我們設計了這樣的包裝。它是用瓦楞紙做出來的，打開就像是一個老的蜂巢一樣。當時我們在螞蟻金服的幫助下，和螞蟻森林一起做了一次銷售，我們第一次是一小時賣了一萬瓶，第二次是一分鐘賣了一萬瓶。

雖然這個數字不是特別大，但我覺得這個數字讓很多返鄉中青年看到了一種新的產業發展的可能。其實我們也知道，僅僅設計一個產品可能是沒有辦法去幫助鄉村進行脱貧的。

日本有一個項目叫D&Department，他們把日本每一個鄉村的不同產品全都聚合到一起，在東京開了一個專賣店。

​

這在當時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發。所以我再次回到了平武縣，和他們幾個帶頭的年輕人一起來討論，應該如何去進行鄉村的品牌化設計。

這是我們討論的稿子。

當時有一個紐約大學的年輕人徐恆力，他放棄了美國非常好的工作，在平武縣待了一年，一直在當地做志願者。他幫我們把這個鄉村裏所有的自然資產量化、估值，也讓我學到很多。

我們還在當地挑了很多有趣的產品，來看看有沒有可能變成未來的產品。比如説左邊這是一個很有設計感的簸箕，非常“德國”；中間的是當地小朋友玩的玩具；最右邊的是一個火鍋勺子，一半是用來盛湯的，而另一半像個漏斗，可以阻隔一些東西。這都是我第一次見到，我覺得特別有設計感。

我們還跑到平武縣的博物館看當地的文物。中間這個是雍正皇帝給平武縣留下的一個重要的書寫。

我們還對平武縣所有的土特產進行了分析，特別是平武大公雞，肉質真的非常好。

説到吃，我們來到李芯鋭家，發現每户人家都有一個小小的炕。當地的村民，無論是吃飯，交朋友，嗑瓜子，還是家庭聚會必須要在這個炕上進行。而且它的成本特別低，在當地製作的話，也就三千塊錢。

我們就探討能否以這樣的形式設計一個網絡直播間。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鄉村直播間。

我發現很多公益機構到當地會立各種各樣的碑，就是説明我到這個地方來做了什麼樣的事情。我們就想能不能不要去花錢做這個碑呢？能不能眾籌一個鄉村直播間，作為一個透明的紀念碑。在這個鄉村直播間裏面，可以把當地的鄉村教育，蜂蜜罐裝，當地的蜂蜜唇膏直播給大家，能更好地幫助這些年輕人去銷售他們的產品。

我上本科時，所有的老師都在跟我説設計要為人民服務。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工作和大量的設計實踐，我發現當我們真正意義上要讓設計去為社會，為人服務的時候，實際上非常複雜。這不是設計師坐在自己的電腦前一拍腦袋就能想出來的，它需要設計師長期在一個社會語境下，不斷地去了解真實的世界在發生什麼，每個人背後的思考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都不瞭解社會是如何運作的，如果你都不瞭解社會的組織是如何組織在一起的，那你是不可能做設計的。所以有時候越做越痛苦，越做越複雜，但是越做也越興奮。

因為我覺得做社會設計能夠幫助我去更好地重新審視社會，能夠讓我原本非常小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大，讓我知道我自己其實只是整個社會里一個特別小的分子，而且我沒有失去自己的信念，我依然想用我的設計去改變我們的社會，哪怕只是一點點。

今天時間有限，我沒有辦法和大家分享太多的故事，如果你對社會設計感興趣，歡迎關注我個人的公眾號，叫“子書老師的社會設計”，用設計去改變，用設計去給別人一種新的希望。

那就説這麼多，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