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技能與收入是否成正比_風聞

**摘要：**本期向大家推薦的是Josep Ubalde和Amado Alarcón於2020年發表在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上的Are all automation-resistant skills rewarded? Linguistic skills in the US labour market一文。“技能偏向的技術變革”（SBTC）的倡導者認為，作為難以自動化的技能，勞動力市場對語言能力的需求會增加，受供求狀況的影響，語言技能會收到更高的經濟回報。但一些研究人員表示，儘管勞動過程需要語言，但因為制度化的意識形態對僱主關於技能的觀念產生的影響，語言技能可能得不到回報。為驗證兩種觀點，作者使用美國的數據分析語言能力的需求及其經濟回報。結果表明，正如新古典理論預言的那樣，“硬”的語言推理技能與較高工資相關，但潛在的被低估的語言技能（互動能力、多語言能力）卻沒有得到回報甚至會受到懲罰。這將對從事女性化特徵明顯、地位低下的服務工作人員影響重大，需要進一步的政治關注。

這是社論前沿第S160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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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經濟”（new economy）的背景下，由於信息化、全球化，勞動力市場對語言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雖然技術飛速發展，自動化趨勢不斷增強，但語言能力是最難實現自動化的能力之一。由於語言技能在新經濟中的潛在作用，無論是生產力還是就業能力方面都出現瞭如何獎勵這種技能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語言是一種人力資本，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應該得到回報，這在“技能偏向的技術變革”（SBTC）的倡導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但一些研究人員表示，儘管勞動過程需要語言，但因為制度化的意識形態對僱主關於技能的觀念產生的影響，在工作中，語言技能可能得不到回報。

迄今為止，幾乎沒有直接的研究，分析對語言技能的需求度以及員工因此而獲得的工作回報；此外，目前對技能進行多維測量的研究沒有明確區分語言技能和其他社交技能，明確衡量語言技能的研究通常只關注多種語言，而忽視其他類型。本文旨在為語言技能提供更準確的定義和更完整的測量，以便可以更好地分析語言技能需求及其經濟回報。

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

根據貝克爾（1964）的人力資本理論，不同的職業需要不同類型和水平的能力，這些能力又被假定為吸引差異化的工資報酬。技能收益差異是勞動力市場供求機制的結果。STBC倡導者採用了這種推理方法。根據這些推理，由於難以用技術替代，因此對這些技能的需求正在增加。基於此，提出假設1：一種職業對語言技能的需求越大，與之相關的報酬就越大。

然而，很多勞動研究學者認為，文化和制度化的意識形態會影響對人們對技能的認可及其回報。這類研究提供了一個框架，並解釋了為什麼語言能力很可能得不到回報甚至會受到懲罰（女性工作貶值；服務工作中無法識別的技能；歸化能力不被視為人力資本的範疇，因此被認為不需要獎勵）。由於文化貶值或社會主要意識形態，僱主低估了語言技能。因此，提出假設2：儘管“硬”語****言技能（讀寫能力）的回報隨着需求而增加，但互動能力和外語能力卻被低估了，因此沒有回報甚至會受到懲罰。

為驗證以上兩個假設，本文使用美國兩個公共數據庫用來研究語言技能的回報，分別是2013-2018年的CPS“獲勝者研究樣本”（美國勞工統計局，2019）和職業信息網數據（O * NET20.1版本，2019）。第一個數據庫提供了個人收入信息，調查對象是16-65歲的文職人員，第二個數據提供了美國勞動力市場上超過1000種職業及其各方面的評分。

作者做了以下工作：（1）對美國職業信息網絡數據庫中的職業技能進行復雜的衡量，以將語言技能與其他非人工的認知技能區分開；（2）因為這兩個數據均提供了標準職業分類代碼，可將這些職業要求與人口調查收入數據相關聯；（3）消除個人和職業中潛在複雜因素的影響，進行迴歸分析以估計語言技能的淨回報。

因變量收入以小時工資衡量，為減少變量的不對稱性轉換為對數；關鍵自變量為語言技能，將受教育年限、工作經驗及其平方、公民身份、所在地區、城市化程度、所處行業、合同類型、工會會員資格等作為工具變量。

結論與討論

作者通過從O * NET數據庫中選擇純語言項目，通過多變量分析與其他類型非人工能力的認知，獲得了三種語言技能：（1）語言推理能力；（2）口頭交流或互動能力；（3）外語知識。這些技能的測量儘管仍然很抽象，但代表了業務研究中相對具有複雜性、滲透性和多樣性的三種語言需求。因此，與以前的研究相比，這種測量方法可以更詳細地分析勞動力市場中的語言需求和報酬。此外，描述分析發現，與語言相關的能力佔職業總認知負荷的三分之一以上。勞動力市場特別需要語言推理能力和互動能力。在確定的九種認知技能中，外語知識排在第五位。

模型結果表明，除了關懷和語言能力外，幾乎所有認知技能都對工資具有積極影響。然而，就語言能力而言，應該在語言推理能力要求與互動能力及第二語言要求的效果之間進行區分。正如新古典理論所預言的那樣，語言推理能力對工資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其他兩個為負效應和無效應，這支持了假設2。應該指出的是，這裏的論點僅指對技能的低估。此過程的影響與個人或職業特徵無關，能力低估與其他不平等產生過程無關。此外，係數在各個職業羣體之間幾乎沒有變化。交互作用表明，技能的評估取決於制度化的意識形態，而不是職業的特殊性。語言低估同樣會影響所有職業，尤其對於服務和教育行業而言，語言低估會加劇。對於那些互動性強或外語知識為主的職業，這是一個問題。

此外，本研究表明，在職業層面上，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上使用外語知識並沒有回報。自由市場機制不能改變文化結構，因此需要政治干預以防止能力貶值。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起點上，需要互動技能尤其是語言技能的行業就業人數正在增加。在服務行業中，語言技能對於許多工作來説是最重要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對這些技能的公正評估將使僱主能夠抓住更好的才能，而工人則要憑藉其技能而獲得更大的回報和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