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的轉向者：葡屬印度面面觀（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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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屬印度的構建與沿革歷史中雖然有過血與火的抗爭，但從總體上看，葡萄牙人與印度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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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明的轉向者：葡屬印度面面觀（上）

葡萄牙人對印度洋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佔有觀念，來自1494年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根據這一條約，教皇認定印度洋屬於葡萄牙。此後，葡萄牙篤定地認為，自己對印度洋有着無可置疑的佔有權利。一些事例清楚地體現了葡萄牙人的這種心態，例如在1540年，葡萄牙曾勒令古吉拉特蘇丹拆除要塞，因為葡萄牙認為，古吉拉特蘇丹不應在“屬於葡萄牙國王的大海”旁修建要塞。隨着葡萄牙人的到來，昔日可供各國商船自由來往的印度洋不復存在，這片海洋成為了葡萄牙人控制的海。葡印雙方“衝突—合作”的關係，在葡屬印度經濟領域也有着鮮明體現。決定着這一關係偏向“衝突”還是“合作”的最主要因素，是赤裸裸的商業利益。

葡萄牙和印度當地人之間發生的經濟衝突，矛盾聚焦點正是葡萄牙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葡萄牙的這種壟斷令早已習慣了舊時模式的印度商人無所適從。其中反應最為劇烈的，當屬將香料貿易視為命脈的卡利卡特。

整個15世紀，卡利卡特一直是印度最大的香料中心，葡萄牙通過各種手段鉗制了印度洋的香料航線，奪取了香料專營權，這無異於將曾經繁榮的卡利卡特推向了毀滅的邊緣。當科欽在成為葡萄牙的傀儡後日益繁榮，卡利卡特的薩摩林更是坐立不安。因此，薩摩林在16世紀曾多次組織針對葡萄牙的戰事。當然，在葡萄牙不可逾越的海軍優勢面前，卡利卡特的這些反抗嘗試多以失敗告終。在16世紀後期，葡萄牙甚至將卡利卡特的船隻視為海盜船，就算其中一些船隻持有葡萄牙頒給的通行證，也難以逃脱慘遭擊沉的命運。為了爭奪海上利益，葡萄牙與卡利卡特劍拔弩張。

16世紀葡萄牙用於印度洋航行的主要船隻類型，如卡特船、大型帆船、划槳帆船和輕快帆船等

不過，即使是正面的反抗也被證明屬於徒勞，卡利卡特人只能在暗中採取其他應對策略。儘管葡萄牙在海上力量比較強大，但它無法進一步對印度內陸進行深入掌控，這就意味着葡萄牙對陸上香料商路鞭長莫及。因此，卡利卡特人開始倚仗陸路運輸，將香料運往印度東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然後轉運至孟加拉，甚至長途運送至西亞或紅海沿岸。對於此類從自己的壟斷中溜走的生意，葡萄牙既氣憤，又無可奈何。

利益的相左導致了經濟的衝突，反之，共同的利益也將會帶來經濟的合作。將這一合作關係體現得較為明顯的，是古吉拉特。對於葡萄牙的香料壟斷，古吉拉特商人也很氣憤，但他們沒有因此與葡萄牙勢不兩立。古吉拉特與卡利卡特的不同點在於，香料貿易並不是它的全部利益來源。除了香料以外，古吉拉特布匹、硝石等產品的貿易量同樣可觀，葡萄牙並未對這些貿易設限。相反，葡萄牙還樂於維護這些貿易，因為這些貿易的壯大能為第烏港帶來更多的税收。從古吉拉特的商人來説，葡萄牙通過壟斷香料打擊了卡利卡特的商人，這無疑也是一大快事。乘着這一東風，古吉拉特商人日漸壯大自己的力量，並在16世紀慢慢取代了卡利卡特商人昔日在紅海沿岸的地位。

綜上所述，葡屬印度的經濟在整體上呈現着對印度洋海上貿易的壟斷與控制，但這種控制並不是毫無死角的。對於印度當地的商人來説，葡屬印度的漏洞使得他們具有一定的喘息機會。葡萄牙的這種控制並不是單向壓榨，也伴隨着雙方基於共同利益的諸多合作。從全球的視野來看，葡萄牙在印度所構建的整個經濟貿易體系，首次將印度洋大部及其沿岸港口納入到同一個體系中。這個體系與之前印度洋經濟世界所擁有的那種自發形成的舊體系不一樣，它伴隨着法令和艦炮保障下的壟斷與掌控，穿插着與當地羣體的協調共存。這一葡萄牙體系的構建，成為印度經濟史的一個分水嶺，持續了上千年的印度洋舊經濟體系，由此出現了難以逆轉的改變。

 ▍衝突與融合：葡屬印度的宗教與社會

在葡屬印度的經濟貿易體系裏，處在中樞地位的是作為首都的果阿。在葡萄牙人抵達之前，果阿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動盪。果阿處於印度西海岸的中部，正好位於諸個邦國相互鬥爭的夾縫中。15世紀下半葉，先後有三個不同的國家控制果阿。1510年葡萄牙佔領果阿後，在數十年的時間裏對果阿進行了持續穩定的建設，將這座港口建成為整個葡屬印度的神經中樞:這裏是葡萄牙王室所任命的印度總督的駐地，是葡屬印度管轄體系中的重要據點。果阿所具有的更重要意義在於，它是葡萄牙對整個葡屬印度所施加的持續影響力的聚合點，因此，它比其他任何曾與葡萄牙有過交集的地區更好地實現了葡萄牙與當地人的融合。這裏的社會圖景，更能呈現葡萄牙人與當地人相互往來融合的細節。

展現葡萄牙治下果阿地貌的古地圖

葡萄牙人的擴張除了尋求經濟利益外，還有不容忽視的宗教驅動力。作為曾經歷過伊比利亞半島再征服運動的狂熱天主教信徒，葡萄牙人將《聖經》和十字架一併帶到了印度。一開始，信仰的不同給葡、印雙方帶來的矛盾並不激烈，葡萄牙的一位歷史編纂者甚至提到，他發現古吉拉特的婆羅門對某位由三人組成的神明頂禮膜拜，覺得其相關教義與三位一體的神有許多相似之處。

不過，這種和諧很快被葡萄牙人打破了。1534年，果阿被正式確立為教區。幾年後，主教抵達果阿，主教座堂落成，葡萄牙人在印度開始了日益緊密的傳教活動。從1540年開始，果阿和葡屬印度其他地方原有的寺廟被大規模摧毀，越來越多的修道院建成。1560年，在耶穌會傳教士的力主之下，印度出現了異端裁判所。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位於果阿的異端裁判所審理了3800樁案件，印度教或伊斯蘭教中一些習以為常的行為，成為在異端裁判所裏定罪的依據。在這種大力度的傳教下，1600年時果阿城內2/3的人口成了基督徒。在整個印度，基督徒人數達到17.5萬。

在印度街頭騎行而過的葡萄牙貴族，繪於1596年

不過，這種高壓的傳教方式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進入18世紀後，隨着葡萄牙在印度控制力量的日漸式微，基督教傳教的力度也減弱了。葡萄牙人意識到，一味驅逐異教信徒並不現實。因為，即使狂熱的基督徒宣稱那些不歸信者應該離開果阿，但真要這麼辦理的話，果阿城的日常運轉都會癱瘓。由此，葡萄牙強硬的傳教力度慢慢軟化。這導致了一個後果，基督教在與其他宗教的共存中，逐漸與當地的社會習俗融合。較為明顯的例證是，基督教即使宣稱信徒平等，但在印度也沒有辦法跳出種姓的限制，當地信徒依舊保留着印度傳統中森嚴的種姓分層。葡萄牙人也默認了這一點，在1585年葡屬印度議會的選舉中，明確有諸如“申請者需來自受人尊敬的良好家庭與種姓”這樣的規定。英國作家毛姆曾在果阿遇到過一位牧師，毛姆對他的評價是：“儘管他背後是四百年的天主教，他心底仍然是個吠陀。”對於外來宗教與當地社會習俗相融合的原因，這位牧師的解答無比直白：“我們是基督徒，但我們首先是印度人。”

除了宗教與習俗外，另一種社會層面的融合是通婚。1750年跟隨總督前往印度居住的總督夫人因為屬於比較罕見的社會上層葡萄牙女子，留下了較為翔實的記載。阿爾布凱克曾經讓葡萄牙士兵在當地娶“長相端莊”的穆斯林婦女，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也曾建議已婚葡萄牙男子在當地納妾。葡萄牙男性選擇和印度當地女性結婚，動機十分簡單，因為沒有多少葡萄牙女子願意到葡屬印度來居住，從底層士兵到上層總督都傾向於在當地選擇女子組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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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與印度通婚的成果，能從人口數據中得到體現。1524年，果阿城裏有450户純正血統的葡萄牙人；25年後，算上葡萄牙人和他們的葡印混血子女，果阿城裏的葡萄牙人達到了1800户。隨着通婚的日益普遍，葡屬印度管理機構的官員們發現，接受他們遴選的求職者越來越難以滿足昔日“純葡萄牙人”這一準入標準了。在16世紀，一名官員就向國王抱怨道，在新聘用的7個職員裏，“有4個是印葡人所生的，這一點使我大為震驚”。

綜上，在宗教與社會領域，葡萄牙人在印度所經歷的是一個磨合過程。在一開始，葡萄牙人作為外來者，與印度當地存在着諸多的衝突，甚至有些格格不入。葡萄牙人最初的應對是強硬的，訴諸武力的時候比較多。隨着時間的推移，葡萄牙人在宗教與社會生活上與印度社會有了越來越多的交集，雙方慢慢比鄰共存甚至通婚融合。經過三代的繁衍後，印葡人的後代長相已經與原住民相當接近了。

  ▍內外交困：葡屬印度的衰落

從17世紀起，葡屬印度在多重壓力下逐漸走向衰退。

這一壓力首先來自體系內部。在歐洲人眼裏，果阿被視為葡萄牙海洋帝國的冠上明珠，“東方羅馬”“東方巴比倫”“黃金果阿”等美稱不絕於耳。但這些光鮮的名號無法掩蓋葡萄牙需要面對的諸多現實問題。

葡萄牙曾嘗試在果阿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並以此來管理整個葡屬印度。但是，他們所建體系的弊端不可避免地顯露了出來。例如，這一體系的效率十分低下，一道從里斯本王庭下達的命令，需要花費至少一個半月的時間才能抵達果阿，而果阿當地行政機構的緩慢運作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低效。又如，在葡屬印度的行政系統中，貪腐現象持續存在，官職買賣和公款私用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都侵蝕着本就不太穩固的葡屬印度的根基。

葡屬印度所受的外部壓力也不少，有些壓力足以致命。這些壓力，當然來自它的歐洲競爭者。17世紀上半葉，荷蘭聯省共和國羽翼豐滿，葡萄牙在印度洋上面對蓬勃發展的荷蘭，幾無招架之力。此後，更為強大的英國人來了，他們擁有更出色的海上力量與更完備的管理體系，他們有能力深入到印度內陸，令曾經強大的陸上帝國臣服，從而在印度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殖民統治。

新入局的競爭者祭出了讓葡萄牙難以抵禦的一大撒手鐧。以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的強大金融實力為依託，荷蘭與英國先後建立起東印度公司，全權管理本國在亞洲的商業利益。這些“國中之國”式的機構，比葡屬印度體系更可靠更高效，它們保障了荷蘭與英國在南亞的商業實力，也令葡萄牙此前在印度擁有的商業份額很快被削弱，所剩無幾。果阿的海上貿易與陸上貿易之比，從16世紀末的15:1下降到17世紀初的12:1，很快又降到6:1。葡萄牙失去的海洋貿易份額，毫無疑問多數是被荷蘭與英國奪走了。

166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戰勝葡萄牙，奪取科欽

葡萄牙再也沒有扭轉這一衰退趨勢，直到葡屬印度的終結。

  ▍文明轉向：葡屬印度的遺產

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印度具有鮮明的亞洲特徵，與歐洲文明的聯繫不多，印度洋也是一片屬於印度本地商人的海域。隨着葡萄牙的介入，印度與歐洲的經濟聯繫被正式構建起來，並最終成為歐洲資本主義文明帶動下的、世界經濟的重要一環。印度昔日的安寧被打破了，以葡萄牙為先導，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的商船與戰艦先後抵達，在印度次大陸留下了各不相同但日益深刻的印記。從此，印度文明被納入了一條由歐洲國家引導的發展軌道。

老果阿城的大門，頂部有達·伽馬雕像

後來進入印度的歐洲競爭者應該感謝葡萄牙人。因為葡萄牙人在印度所構建的體系，是日後歐洲國家在印度進行商業和殖民的基礎。有歷史學家認為，葡屬印度的意義在於它“為荷蘭與英國的到來打開了缺口”。換言之，此後到印度尋求功業的其他歐洲國家，僅需在葡萄牙人所構建起的這個體系的基礎上進行改進。雖然與荷蘭、英國等歐洲殖民者在印度所構建起的商業殖民帝國相比，葡屬印度的體系相形見絀，但它作為歐洲文明向印度文明施加影響的第一股力量，地位不容忽視。

在印度社會中，葡萄牙人留下了很多文化印記。葡萄牙語在印度一些區域被視為當地的日常語言，17—18世紀，葡萄牙語甚至是印度次大陸沿印度洋一帶的通用語言。這一點，即使是英國人也沒法改變。不懂印度語的著名英國將領羅伯特·克萊武在給印度士兵下命令時，也只能選擇説葡萄牙語。

在語言之外，葡萄牙在印度打下的宗教印記也難以磨滅，果阿的基督徒最終安然接受了葡萄牙影響下的生活。1961年年底，在印度軍隊毫無懸念地通過被稱為“果阿戰爭”的軍事行動奪回果阿、徹底終結葡屬印度的統治後，果阿人甚至並沒有感到“被解放”，在這裏生活的基督徒對印度軍隊更是採取幾乎不支持的態度。

葡屬印度的歷史是東西方文明的初次碰撞史，很多時候，它被概括為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殖民統治”這一概念，往往與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畫等號，而實際上，雖然在葡屬印度的構建與沿革歷史中有過血與火的抗爭，但從總體上看，葡萄牙人與印度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關係。

鑑於此，當葡印後人談起那一段歷史時，並不會摻雜着“被殖民者”所應有的那種仇恨。安東尼奧·科斯塔在“海外印裔日”大會上的演講，就展示出了這種感情基調：“雖然我的父親離開了果阿，但我們與印度的紐帶、與自己起源之地的紐帶，永不會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