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發達國家在新冠危機期間的“突然迴歸”？_風聞

面對新冠疫情危機，發達國家接連採取了大規模國家行動，這種國家的突然迴歸不像是凱恩斯主義的歸來，而像是一種短期的保險，一個貼在深深的社會經濟創傷上的創可貼。

——寫在前面

（有時候）幾十年來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有時候）幾周內似乎發生了幾十年的事情。在過去的幾週中，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世界各地發生了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事件。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經濟組織方式以及我們行使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僅在幾周前，這些變化是無法想象的。

政府對冠狀病毒危機引發的經濟崩潰做出了特別的反應。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言，在短短几周內，西方資本主義一個又一個禁忌被打破了。由於貨幣政策措施（即無限的量化寬鬆，創紀錄的低利率）被證明不足以應對危機，包括工資和收入保證在內的空前的財政刺激方案脱穎而出。在歐盟，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幾乎完全忘記了所謂的競爭性、自由市場和平衡預算的承諾（在歐元區危機期間對希臘和其他外圍歐洲經濟體嚴苛地強加了這種原則）。歐洲委員會主席宣佈：“我們將保護我們的戰略公司不受外國收購。”例如，德國放棄了臭名昭著的平衡預算修正案（schwarze Null），預計今年將新增1560億歐元的新政府債務，並在必要時增加6000億歐元以紓困大公司。在英國，傳統上熱衷於緊縮政策的保守黨財政大臣宣佈了一項規模高達3500億英鎊的冠狀病毒計劃。特朗普政府已簽署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刺激計劃，總額達2萬億美元，其中包括為公民提供的“直升機撒錢”。 “不計代價”成為20國集團領導人和財政部長的座右銘。突然間，緊縮政策就結束了，因為如果不採取保護性措施，就不可能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這反映出緊縮政策一直是一種政治選擇；儘管多年來一直將緊縮政策表達為“不存在另一種選擇”（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

在這些發展的背景下，“恢復國家”或“國家迴歸”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有人認為，“政府重返中心舞台標誌着權力和責任從國家轉移到市場這一時代的結束”。這種解讀反映了對國家和市場作為社會組織的兩種對立形式的二分法理解。這是經濟新聞學和（全球）政治經濟學傳統學術分析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令人驚訝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看到了來自同一圈子的非常相似的分析。2008年金融危機後出現了短暫的“干預主義”時刻，但緊隨這之後的幾年證明，國家和市場都同樣體現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對立社會關係。事實上，在社會不滿的背景下，國家的回應是專制性質日益明顯的新自由主義。

有人認為，這種特殊的國家行動主義，赤字融資、大政府和放棄基於規則的經濟管理偏離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反映了這樣一種理解，（新）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和“弱”國家密切相關；當國家進行干預時，就違背了這些原則。但是，正如安德魯·甘布爾（Andrew Gamble）早就提醒我們的那樣，“在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中，沒有人嚴肅地提出資本主義離不開強大而活躍的國家。”奧爾多自由主義者（ordoliberals）更加有力地提出了這一觀點，他們主張“市場監管需要擁有強大的國家權力來保護和維護經濟體制”。此外，在有需要的時候，就像我們正在經歷的那樣，國家會毫不猶豫地變為“緊急狀態”。

由冠狀病毒流行病引發的危機可能會導致國家-市場和/或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及其蔓延的原因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不同。與2008年的危機不同，這場危機在新自由主義已經瓦解的時候爆發；而且飽受債務困擾的全球資本主義非常脆弱，因為它仍然無法從2008年完全恢復。此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領導人利用了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對。但是，這種新的民族主義轉折主要代表了“國家自由主義”，因為它反對自由主義規範、權利、合法性以及移民；但不見得會反對自由主義經濟。同樣，我們可能還會看到更多的永久性國家經濟行動主義。近年來，這在西方已經很明顯了，新興的“國家資本主義”文獻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這不是一個可喜的轉變。這種新的國家行動主義優先考慮盈利能力，資本主義的積累和擴張以及“國家資本”的商品化；並不一定反映出所謂“市場主導”的政治經濟學的改革性轉變。它還對勞動力，經濟和更廣泛的社會進行了高度專制的管理，並對邊界進行了更嚴格的控制。它還實施了對其人口進行監視的新方法，並且作為應對新冠病毒措施的一部分而得到了重視和加強。

但是，這不應導致我們走向失敗主義。危機的政治化很重要；提出我們自己的要求很重要。如果我們要避免緊隨2008年紓困之後的緊縮週期，則需要激進的要求和干預。畢竟，國家也是階級鬥爭的舞台。但是隻要它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目的就是“統治勞動力”。從一種不同的背景來解讀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對新冠病毒所引發危機的社會主義反應不能減化為捍衞國家主義和福利主義；儘管這可能也是“進步的”。正如克拉克進一步指出的那樣：“要進行質變，改變社會關係，以新形式的集體自我組織和民主控制代替異化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監管形式；只有在後者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對抗國家和資本的力量。”

作者：Mehmet Erman Erol，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來源：developing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