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佳：為何西方重提“醫療國有”, 我們卻淡忘了自身經驗?_風聞

**【導讀】**公共衞生隨着疫情爆發而再度成為人們的核心關切。然而人們在爭論和解決醫療問題時，多以市場化、專業化、私人化為前提，很少想象醫療資源分配及傳播模式的另類方案，以至於客觀上固化了不平等、高成本、短視型的醫療發展模式。當西方精英紛紛重視新興國家自主發展模式，當法國、西班牙等國開始重提醫療國有化，後發國家的知識精英卻把包括醫療市場化在內的西方理論奉為教條。面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失信危機，我們有必要反思醫療市場化模式，重新發現第三世界國家如何發展出一套與市場放權、專業自治完全不同的綜合性公共衞生體系：例如調動本土“業餘醫生”參與醫療實踐；利用傳統醫學的低成本和羣眾性優勢，加強醫療防治效果；發動專業醫生下基層，進行醫患融合式溝通；動員基層民眾參與健康知識宣傳……這些曾經廣泛實施的健康策略，有意打破專業壁壘，着眼社會整體發展的綜合性方案，是對“整體健康”觀念的積極呼應。作者認為，應把醫療衞生重新確立為一個人道的、政治的和公共事業的領域(而不只是技術的、專業的和私人服務的領域)，以此為基礎，矯正對於公共衞生的片面認知，激活對於人類健康傳播模式的想象力。

當健康問題被看做一個特定市場關係中有着自身科學規律的專業領域時，它的各種歷史限定性條件就往往會被研究者無意識地忽略。這種將健康問題處理成一個專業科學問題，而忽視其社會政治維度的傾向自然會影響到健康政策、健康教育、健康傳播等服務於這一領域的應用型社會科學研究，難免會限制專業研究的想象力。

繼承四十年前世界衞生組織“阿拉木圖會議”的傳統，本文提出以社會發展視角來看待健康傳播問題。這意味着把健康傳播重新確立為一個人道的、政治的和公共事業的領域（而不只是技術的、專業的和私人服務的領域）；意味着將微觀的傳播實踐與宏觀的社會文化、國家政策進行勾連；意味着將可變的歷史條件帶入到對公共衞生事業的時代觀察之中。

令人遺憾的是，正是從“阿拉木圖宣言”公佈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晚期開始，市場原則、經濟手段、專業化、私人化成為世界各國醫療健康事業改革的主流方向，由此出現了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衞生資源配置模式和健康傳播模式。

幾十年的發展過後，衞生資源分配不公正；社會基層大眾看病難、看病貴；醫療領域重治療、輕預防等現象已經成為各國社會綜合發展中的嚴重問題。

面對當下的困境，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顧當年的經驗總結，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如何發展出一套與市場放權、專業自治的機制完全不同的綜合性公共衞生體系，並在提高人權、促進發展的意義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些綜合性發展方案中，如何解決健康傳播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環節，也積累了大量豐富的歷史經驗。本文將概括性地總結這段歷史，來重校健康傳播研究的知識視野和理論想象力。

“中間地帶”的難題：限定性歷史條件下的健康傳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伴隨着老牌殖民帝國的衰落、冷戰的角力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艱難的再平衡過程，“中間地帶”的眾多亞非拉國家迎來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峯和自主性發展的契機，然而上百年積貧積弱的嚴酷社會現實和極為糟糕的人權發展狀況也同時擺在了各個新興政權的面前：經濟的長期停滯、傳染病大範圍流行、基本物資和設備緊缺、傳播基礎設施匱乏、人居環境缺乏規劃和整治、文化教育水平低下、醫療健康領域人才極度匱乏、傳統觀念習俗的桎梏……

在這些社會現實面前，發達國家那些開展公共衞生和健康傳播事業的所有先決條件都不存在，醫療健康的發展也不可能作為一個自為的專業領域，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必須探索出一條結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和健康傳播模式，醫療健康事業也必須被整合進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整體規劃之中。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二戰結束後剛剛解殖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着一些共性問題：

首先是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問題。

少數受過西方現代教育、具備醫療知識的知識分子聚居於原來的殖民都市，不僅在地理上，也在心理和文化上隔絕於他們的社會基層同胞。國家必須能夠調動這些知識分子與社會基層相互融合，從而有效地傳播健康知識，解決大多數人的公共衞生問題。二十世紀中期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社會福利水平和基本人權狀況上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異，他們迫切要解決的是綜合發展的整體問題，是專業領域如何被納入政治領域進行統籌規劃的問題，因此必須在身份認同和行為方式上去改造都市職業階層，使他們在思想意識上突破專業化身份和技術化傾向帶來的行動壁壘。這不僅僅是個管理問題，必須有相應的文化傳播手段相配合。

其次是現代與傳統的關係問題。

源自西方的體系完善的醫療健康知識和醫療健康資源是大規模解決基層公共衞生問題的基本手段，然而卻處處滲透着西方現代化經驗在第三世界國家難以被消化的特點，在醫患關係、診治空間、治療手段、禮俗倫理等各個方面都可能存在與本土傳播環境相互衝突的文化因素，更不用説這些西方醫學理念主要的傳播者還都是長期脱離鄉土生活的現代知識分子。與此同時，印度的阿育吠陀、中國的傳統中醫和阿拉伯傳統醫學等在醫療健康實踐中都有着經驗上的不錯效果，它們的預防和診治能力雖然有限，但普遍具有低成本的優勢，而且往往與本土社會關係和文化觀念有着更好的結合能力。

能否吸納這部分傳統資源（既包括知識、經驗、物資，也包括人員），並與西方現代化醫療手段相互結合是考驗新興國家基層治理水平的一道難題，也將產生大量與跨文化傳播、人際傳播有關的問題。

第三是社會動員能力問題。

要實現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轉變，並推動他們去改造生活環境、促進疾病防治，必須依靠一套合理的且有強大執行力的傳播手段。如何讓基層社會中的個體按照國家的計劃目標去行動，如何在一盤散沙的傳統鄉村社會調動起集體的健康防治力量，在資本和技術匱乏的條件下，以文化傳播方式來增強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從而低成本地解決公共衞生問題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單純依靠城市知識分子下基層或憑藉主流大眾傳媒進行宣傳並不足夠。為了讓健康傳播的效果和動員能力最大化，必須組織起有效的基層傳播網絡，充分開掘“本地能人”的健康傳播潛力，以組織傳播和參與式傳播的方式去創造解決公共衞生難題的社會文化條件。

最後，健康傳播還並不只是一套組織溝通策略，更是話語體系的再造。

要實現社會動員，必有社會動員之精神支柱，必有能夠結合基層民眾生活的話語闡釋。惟其如此，才能將個體利益、分散行動整合進集體規劃和公共價值中。能否在社會發展的傳播實踐中創造出一套政治理念去統合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這是發展中國家健康傳播事業成功的關鍵。在“第三世界”的公共衞生事業中，眾多健康傳播方法並不簡單是為了降低成本、達成效果而採取的權宜之計，而是不斷產生着“價值溢出”效果：參與式民主、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為人民服務、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從實踐中萃取出的政治思想精華與追求另類現代化的革命理論交相呼應，以致知行合一。這些傳播實踐中的思想要素生成了非常值得重視的普遍性意義。

令人敬佩的是，以中國、古巴、委內瑞拉和坦桑尼亞等國為代表，這些“中間地帶”國家結合自身發展的現實情況，在基礎醫療領域進行有效的信息傳播、人際溝通、組織動員，經過艱苦的努力，有效地解決了眾多公共衞生問題，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在二戰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短短幾十年間，這些國家的粗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各種傳染病的發病率都大大降低，人均壽命和國民健康水平得到顯著提升，成為世界人權發展史上的光輝典範。他們在健康傳播領域採取了哪些措施，創造了哪些模式，對當今的公共衞生事業有哪些啓發，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和總結。

反專業化：“第三世界”健康傳播的核心特徵帝國主義最基本的訴求和特徵就是對殖民地區發展自主性的抑制。因此，對二戰後解殖的新興政權來説，重建自主性是一個首要問題，也是一個現代化不能忽視的前提。然而，自主性的障礙並不都是來自於直接的外部干預，它同樣來自於與殖民力量脱不開干係的內部分利集團和按照西方模式發展出來並主要服務於殖民經濟的專業領域。在二戰後的特殊歷史時期，眾多發展中國家獲得了擺脱外部干預的難得機遇，也實現了政治解放，打倒了內部分利集團。此時，自主性發展需要集中解決的問題就是克服西方現代化模式下的專業分治局面，讓局部服從整體，從而解決發展道路上的頑疾。

獨立伊始，發展中國家醫療健康行業的主流仍然是西方的市場模式和專業模式，這一領域數量有限的知識分子也仍然按照專業的、技術的邏輯來理解自身職業。實踐證明，現代專業醫療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覆蓋大多數貧困人民的基礎健康問題，其原因在於：

首先，專業化模式下的醫療服務符合重治療、輕預防的經濟理性，這與現代化政治目標下為了消滅傳染病、移風易俗以塑造健康生活的重預防、重動員模式南轅北轍；

其次，缺乏政治規劃將使得健康領域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會越發向大城市優勢人羣集中，無法為處於偏遠鄉村的大多數人口解決基本健康問題；

第三，專業化治理常常帶來條塊分割的局面，這與公共衞生事業所要求的部門協作和社會動員存在明顯矛盾**。**只有建立超越專業壁壘的共同價值和公共目標才能讓這些協調聯絡變得更加高效。

第四，專業主義要求塑造一定知識體系和職業操作範式的權威，它往往傾向於抵制公共力量對專業知識的介入和改造，更提防非專業人員和非專業手段的運用，因而在公共事業發展上常常構成一股保守力量。

基於以上原因，1975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衞生組織聯合發佈的報告“發展中國家解決基礎健康問題的另類途徑”(以下稱“另類途徑報告”），以及1978年世界衞生組織的“阿拉木圖宣言”中 ，都明確反對以西方式的專業主義模式發展公共衞生事業，而將國家的整體規劃能力、執行能力看作是解決基礎健康問題的首要條件（在阿拉木圖宣言中甚至沒有在這一問題上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區分，這體現出缺少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機制已經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普遍問題）。這些實踐調研基礎上的真知灼見提醒我們：

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將專業領域重新納入政治領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解決公共衞生問題的成功經驗，這一思路也在根本上塑造了這些國家健康傳播事業的實踐模式和基本特徵。

在“反專業化”的健康傳播實踐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調動基層的“業餘醫生”完成健康知識的宣傳與公共衞生運動的社會動員。二戰結束後的短短几年中，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基層的初等醫療工作團隊和醫療健康輔助團隊。身兼普通勞動者、健康知識宣傳者和簡單疾病診療者三重身份，這類業餘醫生的健康傳播有着更明確的針對性、及時性和適應性，也成為“第三世界”普遍採用的一種策略。我們在此選取“另類途徑報告”等材料中的幾個相關案例，希望展現這種“業餘”健康傳播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普遍性。

在拉赫曼時期（1971年~1975年）的孟加拉國，經過6個月培訓和考試的基礎衞生工作隊散播在鄉村地區。這些志願者定期尋訪居民家庭，不但提供基礎的免疫、治療等服務，而且成為健康知識傳播的主力軍，在環境清潔、水源淨化和生育規劃等多個方面宣傳衞生知識，並參與到瘧疾等傳染病預防的動員工程中。為了更好地傳播計劃生育知識，農村婦女也被調動起來進行生育常識的宣傳普及。

在尼雷爾領導下的坦桑尼亞，依託烏賈馬社會主義鄉村組織，經過3至6個月培訓的保健員在鄉村醫療中心的指導下分散到基層農户中進行基礎醫療服務和健康知識宣傳，不但解決了有限醫療資源分佈不平等的狀況，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基層的健康意識和衞生習慣。

在卡爾德拉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基督教民主”理念指引下，1960年代的委內瑞拉建立了“簡化醫療”方案。他們堅持在本土社區的常住居民中培訓基層醫療工作者，並促成他們與教育、農業和社會福利系統協同合作，一同為社會基層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和健康知識宣傳。

在印度的賈姆凱德地區（Jamkhed），依靠基金會的資助，一個系統性的本地健康傳播工程得以建立。一些具有表演才能的村民被組織起來，以流動演出的方式，通過圖畫展板、繪圖卡片、木偶劇等形式向農民們宣傳公共衞生知識。與此同時，由村民自發選舉產生的業餘鄉村醫生為各家各户講授健康常識，以此促進基層羣眾對各種健康問題及其解決手段的清晰認識。

賈姆凱德地區組織不識字婦女開展健康教育的做法尤其引人注目。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促成了這一做法。例如，一個在城市受過專業醫學教育的護士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也無法在農村説服一個婦女接受輸卵管切除術，而同樣的時間裏，一個不識字的當地婦女卻成功的説服了75個婦女進行了這項手術。這種強烈的對比促使醫療工作者認識到傳播主體身份的重要性，他們開始在本地不識字婦女中挑選志願者，通過圖畫和表格的方式教給她們基本醫療知識，並組織這些婦女回到基層社區進行健康傳播活動。

在健康傳播主體的鄉土化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案例應該算是中國的“赤腳醫生”。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依託農村合作機制，每個生產隊都會選拔他們自己的赤腳醫生，在縣醫院或公社衞生所對他們進行3至6個月的集中培訓。在人員選拔標準上，除了堅持本地化之外，政治標準被突出強調，是否有“大公無私”的精神，是否願意“為人民服務”往往比文化教育程度更為重要。數量龐大的赤腳醫生散播在中國的偏遠鄉村，他們與被服務的農民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對社羣的文化環境、社會心理、疾患狀況瞭如指掌，不但承擔着簡單的醫療診治工作，而且也是健康知識的宣傳員和健康運動的組織者。

1978年，傳播學者埃弗雷特·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隨美國農村健康系統考察團到訪中國，並專門觀察記錄了赤腳醫生的工作。他從傳播學的角度對這種本土化醫療體系進行了分析，認為赤腳醫生與農村病人之間的社會同質性（homophily）促成了更好的傳播效果，也建立了更穩固的信任關係。這一結論可以看做是對第三世界業餘醫生“反專業化”公共衞生實踐一個簡潔而精準的傳播學概括。

再造傳統：低成本、羣眾性與多元化羅傑斯在中國的調查同時發現，赤腳醫生中有三分之一都曾經是草藥中醫。由於農村羣眾大多相信傳統中醫的療效，這些醫生能夠將先前的信譽帶到新的崗位上，促成公共衞生和健康傳播工作更好地開展。因此，將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相互融合並不只是一個科學問題，它也產生了新的健康傳播工作方法。考慮到西方現代醫學的體系化、科學化、職業化特徵，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融合也是“反專業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傳統中醫在基層健康傳播上的優勢不只體現在傳播主體上，更體現在診療過程中。當代醫學不斷矯正自身工作方法而得出的P4衞生理念，即預見性、預防性、個人性、參與性，幾乎是完整地反映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特徵。這四個要素都與醫療實踐中的醫患關係和信息溝通方式密切相關，因此也體現出傳統醫學在健康傳播方面的獨特優勢。更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健康傳播中，數千年形成的生活習慣與風俗信念往往會給現代醫學實踐造成障礙。如果不能改造一些教條的專業原則，現代醫學就無法很好地完成與本地文化的對話、融合。例如，傳統醫患關係的熟人溝通模式很難順利轉換為專業醫學在陌生人之間構建的“委託信任關係”；西醫在診治過程中要求的無菌密閉環境也與很多傳統醫學中的開放協商模式存在文化空間上的差異。

然而，專業主義觀念的轉變絕非易事。從19 世紀中葉起，現代醫學通過文化上的排擠、制度上的壓制，在保護公共安全的名義下封殺傳統醫師的行醫資格。直到非常晚近，才能夠容忍傳統醫學作為“替代療法”而存在。在發展中國家，由於受到唯科學主義的影響，很多現代知識分子都對傳統醫學表現出輕蔑和敵意。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丁文江、陳獨秀、胡適、餘雲岫、傅斯年等人都對中醫發表過非常負面的評價。即使是“鄉村建設運動”中的醫療本地化策略也拒絕將中醫招募到公共衞生的計劃中。不僅是鄉間草醫，就是富有學識的“儒醫”也不例外。

在二十世紀中期“第三世界”的健康傳播實踐中，推動醫學觀念上的轉變構成了“反專業化”健康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團結、改造、利用傳統中醫，促進中西醫之間的融合是一個貫穿革命和現代化建設始終的政策選擇。在毛澤東思想中，“新醫”與“舊醫”之間的團結被放置在一個總體的文化教育理念中加以強調。在1944年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講中，毛澤東把教育工作中的“正規”（中小學）與“不正規”（村學、讀報組）；藝術工作中的精英（話劇）與民間（秦腔、秧歌、舊戲班）；醫療工作中的“新醫”與“舊醫”並列來談，強調知識分子“必須聯繫羣眾，而不要脱離羣眾。要聯繫羣眾，就要按照羣眾的需要和自願”。在這裏“傳統的”因為是“羣眾的”而獲得了一種現代政治的內涵轉換，專業知識分子必須放下科學的傲慢去理解、容納、結合羣眾中的文化要素，才能促進傳播工作的順利開展。建國後，在新的統籌策略下，中醫不再以個體行醫問診的方式運作，而是被整合進集體當中，有統一的思想、價值和組織作為指引，在基層的公共衞生和健康傳播事業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受中國赤腳醫生項目的啓發，越南也提出“使傳統醫學回歸草根階層的革命”。東醫研究院動員和培訓了大約2000名積極分子作為促進傳統醫學的中堅力量派往農村，與當地醫務人員一起工作。

在印度，阿育吠陀醫學也有着3000多年的行醫歷史，而且廣為基層民眾所接納。上世紀70年代，在總共40萬的阿育吠陀醫師中，有35萬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且絕大多數在偏遠的鄉村行醫。着眼實際，印度政府正式承認了傳統醫學的合法性，並且通過建立專業學校、授予高級學位來培訓阿育吠陀醫師。但是到1973年為止，鄉村地區沒有接受過訓練和認證的庸醫仍然佔65%以上，無力解決廣大農民的醫療需求和健康知識需求。由此可見，試圖將傳統醫學納入專業化軌道，這種做法在滿足基層公共衞生需求方面遠不如本土化的赤腳醫生有效。印度將傳統醫學進行專業化改造的嘗試與中國將傳統中醫融合進基層傳播的運動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比。從中可見，調用傳統醫學的要義並不在於診治方法上的借鑑融合，而在於社會傳播機制上帶有反專業化性質的“羣眾路線”。

以中國鄉村醫療體系為代表的發展模式並不是簡單地“復興”傳統、“返回”傳統，而是在促進基層社會發展的大前提下強調對傳統的“團結、改造和利用”。這一健康政策思路雖然強調傳統的重要性，但卻是一種進步性和現代化的方案，它既秉持實用性的策略，重視解決鄉村地區健康問題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也為醫學思想的多元性打開了大門，點亮了西方現代醫學的諸多盲點。更重要的是，它強調與羣眾相結合，開掘了現代醫學的進步政治內涵。而與之形成對比，一心在既有知識體系中追求技術進步的現代專業醫學則反而體現出一種社會意識上的保守傾向，它不但往往對多元思想秉持抵制態度，而且也拒絕將專業進步與社會發展在政治價值上進行整合。

融合傳播：專業知識分子走入社會基層在基層健康工作中，業餘保健員和民間草醫雖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短期培訓畢竟只能獲得非常有限的醫療常識，在問診、治療、疾病防治等領域仍然需要更多現代科學知識的介入。這就涉及如何動員專業醫療人員走入基層、服務民眾的問題。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如何將專業邏輯重新納入政治邏輯的過程，它涉及到幾個傳播領域的實踐：一是推動專業醫療人員下鄉實踐，這不僅是一個人力資源轉移的組織工程，更是促使知識分子與基層民眾的文化生活進行融合的傳播工程；二是針對專業醫療人員組織起有效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説這絕非易事；三是發動宣傳力量，針對知識分子清晰地闡述專業領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並利用媒體報道樹立專業醫療人員服務大眾的典範案例，以此塑造專業醫療人員的政治意識，重新定位他們人生價值的實現路徑。

冷戰時期的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十分重視將專業醫療人員向農村引導，並有意識地加強他們與社會基層的溝通能力。例如，古巴的醫學教育規定，新生第一年就要接受如何與基層社羣溝通的培訓。所有醫療院校的畢業生必須在農村地區進行為期6個月的實踐。不久，這一實踐週期又延長到兩年 。而在坦桑尼亞，社區健康知識在達累斯薩拉姆大學醫學院的課程中被貫穿始終，而且所有學生必須有22周時間進行基層社區的醫療實踐。

此外，第三世界國家還普遍推行醫生下鄉或流動醫療隊制度，調動有經驗的職業醫生走入基層，參與疾病防治和健康傳播工作。由於涉及到知識分子如何在文化疏離、生活條件落後的鄉村地區進行工作和交流，因此這些行動牽涉到眾多傳播領域的問題，卻在以往的研究中較少涉及。例如，在中國，一個非常普遍的做法是動員醫生深入鄉村，將他們的生活和工作與農民社羣融為一體。醫生們或是借用農家集體問診，或是分散住在各個農民家裏。兩種情況下，他們都是與農民同吃，按一定標準付給飯費。他們到外圍農村巡迴診療又不能當晚返回駐地時，就和當地農民同睡在一個炕上，給他們挑水撿柴。醫務工作者每星期起碼有一次與農民在田裏進行體力勞動，農忙季節裏次數更多。從政策設計者的角度來看，這些鄉間體力勞動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經濟意義：通過參加勞動，醫生們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並保持他們為農民服務的熱情。據統計，在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衞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之後的兩年內，單是黑龍江省，就至少有8400名醫務工作者離開城市到農村落户。

除了預防和診治工作上的融合式傳播，這些下鄉的醫務工作者還長期擔負起健康知識宣傳的任務。職業醫生的巡迴醫療隊往往也是巡迴健康宣傳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走入基層的知識分子特別注意調用鄉土社會中農民熟悉的文化元素來進行衞生知識普及，盡力彌補文化鴻溝帶來的傳播效果損耗。例如，建國初期，中國衞生部向農村派出的防疫醫療大隊除了經常以集體的或個別的講話、用黑板報、標語、屋頂廣播等解説衞生常識外，還通過民間藝術形式進行宣傳。醫生們曾試演過自己編寫的《王二嫂養娃娃》一劇，介紹新接生法，先後在二十一個村演出二十六場，觀眾達五萬人以上。此外，又利用連環畫、掛圖和模型展覽來説明婦嬰衞生與幾種重要傳染病的病狀和防治法，亦深為羣眾所關心，在南關廟會上展覽時，觀眾超過七千人。

用直觀的方式向農民羣眾示範衞生常識也是醫療隊常常採用的方式，“百聞不如一見”的基本傳播原理非常有利於對傳統認知的改造。例如，中國的巡迴醫療隊在農村宣傳改善水源健康時，會在污染了的水源處放一架顯微鏡，以便農民們可以親眼看到細菌在水裏游來游去。他們一旦懂得自己曾經吞下去千百萬微生物，就全心全意地合作了。為了改變羣眾對現代醫學手段的態度，有時醫生們也會親自上陣示範。1950年，馬海德帶領性病防治醫療隊進行普查時，為了消除羣眾對抽血化驗的恐懼，在眾目睽睽之下，讓醫務人員在自己身上抽血，以此取得大家的配合，這類故事在職業醫生的基層實踐中並不少見。

除了直接面向羣眾進行健康知識普及，中國的醫療隊還注意聯合本土的知識分子，從而調動人數更多、更熟悉本地文化的傳播力量。例如，被派往河北的醫療隊曾經利用鄉村小學教員集訓的機會，向他們講解醫學常識，還通過小學教員發動小學生參加各村的衞生活動，在新年文娛活動中加入衞生節目，組織秧歌隊配合清潔檢查等，都很有收效。此外，為團結、改造和組織地方醫生，醫療隊在當地成立了醫聯會，向傳統醫師介紹一些新藥用法、傳染病常識和各類醫學知識的講解。一面提高其技術，一面又提高其政治覺悟，打破保守思想。

醫療健康領域如此大規模的“羣眾路線”工作，單靠政策上的指派是很難達成的，在思想觀念上利用各種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動員和改造是確保他們能夠與基層民眾相互融合的重要途徑。其中的一個方法是通過集體政治學習和討論的方式，將政治意識、社會服務意識帶入到職業醫生的工作當中。這些專業診療之外的政治生活在中國、古巴等國的實踐中非常普遍，幾乎是醫院工作的一項常規。雖然深入專業知識分子的觀念世界總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但是在話語體系上為他們的行為設立一系列政治規範和價值追求總是能夠獲得潛移默化的效果，這也是職業醫生能夠比較主動地投入到基層健康服務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動員醫生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主流大眾媒體對醫療健康工作典範的塑造。在中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眾日報》、《健康報》等主流媒體或行業報刊對走入基層、服務羣眾的“好醫生”事蹟的報道頻繁見諸報端，形成了很好的互文性和話題性。單是《人民日報》，1946年創刊後的三十年間，相關報道總數就達到數百篇之多：“全心全意為工人服務的好醫生”、“當一個徹底革命化的醫生”、“從玻璃窗到廣闊的天地”、“把根紮在太嶽山上”、“莊稼院裏的好醫生”、“紮根農村的血防戰士”、“做貧下中農的貼心人”……這些頌揚職業醫生下鄉服務基層民眾的生動報道塑造了眾多“好醫生”的典型，意在為職業醫療工作者的社會定位和價值追求樹立新的榜樣。

如果從經濟理性和專業化的角度來考慮，醫生下鄉可能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從專業醫院中抽調人力，付出大量成本，不斷地進行組織、培訓和適應性調整才能完成基本的醫療服務和健康宣傳任務；而且，很多醫生走入鄉村，一天只能接觸兩三個病例，工作效率也遠遠低於在城市大醫院坐診。然而，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醫生下鄉給鄉土社會帶來了現代健康知識，使得基層民眾在生活信念和集體意志上備受鼓舞，不再是被動接受現代馴化的對象，而能夠組織起來，成為建設自身健康生活的主體。與此同時，巡迴醫療的方式也深刻地教育了職業醫生，讓他們瞭解鄉土社會羣眾的生活、民俗、所思所想，更好地拉近醫患之間的溝通距離。不少下鄉醫生都曾記錄過走入鄉村時被羣眾熱情接待的感人場景，這種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結合是經濟理性和發展主義思維主導下的醫療體制無法企及的文化境界。不僅如此，職業醫生下鄉的制度改變了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醫療資源流動方式，即從貧困地區流向富裕地區，從農村流向城市，從窮國流向富國。由此，現代化命題裏的價值追求和工具理性也不再構成一對難解的矛盾。

社羣參與：健康傳播中的“去中心化”模式在第三世界的現代國家建設經驗中，整體政治統籌的計劃性與“去中心化”的分權執行、民眾參與常常構成一對相反相成的辯證關係。“為了羣眾”的政治抱負與“依靠羣眾”的實踐策略由此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在健康傳播領域，“去中心化”的主要表現是避免依賴衞生管理體系和職業大眾媒體的單向宣傳，更多地強調基層社羣的參與式溝通，甚至在民意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形成健康傳播和健康政策的新方案。這種傳播模式並不純然是實踐中偶然摸索出的經驗策略，而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剛剛開創公共衞生事業的時候就作為一種理念被樹立起來，在主觀意識上即包含着“依靠羣眾”而非“依靠專家”的價值內涵。

在坦桑尼亞，1967年頒佈的“阿魯沙宣言”作為非洲社會主義的典範性綱領明確提出依靠人民、獨立自主、積極參與、協同共進的社會發展方案。為了貫徹宣言的精神，從1972年開始，醫療領域進行了明確的“去中心化”改造，絕大多數公共衞生事業的決策權被下放給不同地域、不同鄉村的人民羣眾。

在古巴，1961年召開的全國醫療大會將“基層社羣廣泛參與”和“國家完全負責、全體民眾共享、預防治療並重”一同作為公共衞生事業發展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其他三項原則是：國家完全負責、全體民眾共享和預防治療並重）。在健康政策溝通的實踐中，每一個醫療衞生領域的決策都要由地方的婦女組織、工會組織、革命委員會和基層醫療專家共同參加討論，以防止過度專業化和集中化帶來的弊端。

在中國，建國初期“愛國衞生運動”的開展在整個健康系統漸漸樹立了“衞生工作必須與羣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1953年，《人民日報》的頭版社論就以這一方針作為標題，明確提出在衞生工作中防止兩種思路：一是“設想只要規定一些衞生法令、條例就能把羣眾衞生工作做好”；二是“認為衞生工作僅僅是衞生工作人員的事，沒有開展羣眾性衞生運動的必要”。社論指出：“如果我們不廣泛發動羣眾，不認真從羣眾中吸取經驗，衞生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如果我們不將衞生科學經過羣眾運動在羣眾中普及，衞生科學也無法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動員起來，講究衞生”的號召下，從1952年開始，“羣眾運動”就與“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團結中西醫”共同構成了中國公共衞生工作的四項基本原則。

“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不僅要求避免衞生管理工作的教條化和官僚化，也要着力解決傳播過程中的“效果溝”。雖然經歷了革命建國曆程的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已經建立起完善的國家宣傳體系，但是在社會發展事業上，卻很少單純依賴職業化傳播手段，這也是“反專業化”路徑的另一個體現。在古巴，健康傳播工作一般都要經過兩個步驟：先是調動廣播、報紙、電視等各種大眾傳媒手段對每一種健康行為進行詳細解釋，而後是全面發動基層社羣學習討論，形成共識並上報反饋意見。這種“二級傳播模式”的一個典型案例是羣眾獻血運動：精心設計的國家宣傳材料並不以個人化的閲讀為指向，材料下發到社區後，其下轄的20-30個家庭要召開學習討論會，會議輪流在各家舉行，每家每次至少派出一名成員參加。通過這些討論，每家每户會更深入地理解一項公共衞生事業的必要性和社會價值，也會結合本地特殊情況提出健康政策的修改建議。通過社區內部針對衞生政策和報紙新聞報道的各種討論會，基層的意見得以逐級上傳到國家立法機構，對公共議程形成實質影響。與此同時，基層民眾參與醫療健康事業的自主性意識也被極大地調動起來。

將大眾傳播與參與式傳播結合起來，也是中國基層信息溝通的一項重要經驗。遍佈鄉村的“讀報組”和集體收聽廣播、集體討論廣播內容是最有代表性的做法。據不完全統計，建國初期，僅在蘇南地區就曾有讀報組一萬一千多個，組員20多萬人。成員包括工人、農民、革命軍人、幹部、市民、學生乃至和尚、尼姑等。其中以工人、農民最多，約佔65% 。這些遍佈全國的羣眾傳播組織顯然是健康傳播效果的有力保障。例如，針對抗美援朝時期的“細菌戰”，全國各地利用讀報組的方式開展“衞生防疫宣傳”，基層的抗議聲音隨後又以書信方式反饋給全國性媒體，上下合力，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衞生運動”。

除了讀報、聽廣播，公開討論會也是參與式傳播的好方法。在建國初期的中國，傳染性的性病防治是一個公共衞生領域的難題，而要讓病人如實上報病情更是難上加難。為了克服文化心理上的忌憚，健康傳播工作採取了集中宣傳與羣體動員相結合的模式：一方面，緊密的宣傳教育活動廣泛開展，大量精心製作的傳單、海報被髮放到鄉村基層，無數的獨幕劇在鄉間地頭展演。在這裏，梅毒等性病被解釋為腐敗的舊社會產物，是一種“社會病”。消滅病患由此獲得了棄舊迎新的政治含義。與這些宣傳相配合，發動羣眾開會討論、現身説法成為達成傳播效果的保證。在這些公開討論會中，主要的發言者往往不是職業醫師，而是感染性病的患者。他們講述接受診斷和治療過程中經歷的思想鬥爭，表達被治癒後獲得的身心解放，痛陳舊社會的殘忍和冷漠，讚譽新時代的進步與團結。同病相憐的情感共鳴、政治討論的思想啓迪、羣體參與的鼓動激勵，這些因素匯聚在一起，使得參與傳播活動的大量基層患者主動尋求診治，中國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在不經由驗血取證等高成本投入的條件下取得了奇蹟般的效果。在“技術路線”與“羣眾路線”發生衝突的時候，放棄看上去效率更高的專業技術手段，轉而採取宣傳、動員、羣體協作的模式，這種做法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事業中相當普遍。低成本的經濟優勢和公共意識涵化的政治優勢在此得到了完美結合。

阿拉木圖精神：總結過去，指向未來國際衞生組織於1978年召開的阿拉木圖會議至今已經過去四十週年。對二戰後大量發展中國家獨特經驗的認真發掘是塑造阿拉木圖宣言及其公共健康理念的靈感源泉。正是在“重新發現中國”、“重新發現第三世界”的特殊時代背景下，大量知識分子激活了自己關於健康與發展問題的新思路。《柳葉刀》雜誌曾在2008年阿拉木圖會議三十週年之際推出紀念專刊，其中特別強調阿拉木圖宣言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政策操作指南，而是一套藴含“整體健康”（holistic health）理念的哲學。這種“整體健康”觀直接挑戰了以專業分權為特徵的西方公共健康發展方案，形成了對發展問題的全新認識。

對於二十世紀新興民族獨立國家來説，在文化教育、醫療健康、大眾傳媒各個領域，如果繼續專業邏輯的發展將導致公共資源過分集中而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從而限制國家改善社會基層人權狀況的能力，難以為整體現代化積蓄動力，也無法達成這些新興政權的民主革命承諾。在這個意義上，“反專業化”就成為這一時代很多國家社會發展方案中的一項核心要素，也是“去殖民化”的一個關鍵步驟。正因為這一點，這段歷史中的健康傳播經驗才有着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特別關注了阿拉木圖會議及其同一歷史時期內與健康傳播問題有關的經驗材料。研究發現，積極調動本土“業餘醫生”參與在地健康傳播實踐；利用傳統醫學的低成本和羣眾性優勢加強健康傳播效果；發動專業醫生走入基層進行融合式溝通；動員基層民眾參與健康知識宣傳……這些曾經廣泛付諸實施的健康傳播策略並不是一些零散經驗的彙總，而是有意打破專業權威壁壘，着眼社會整體發展的綜合性方案，是對“整體健康”觀念的積極呼應。

反思當下的健康傳播討論，例如醫患關係問題，新媒體手段問題，疾病防治問題等，很多都建立在專業化、個人化、市場化的大前提之下，它很難想象公共衞生資源和傳播資源在配置方式上的另類方案，因而也就只能解決局部問題、微觀問題，甚至在客觀上固化了既有的不平等、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阿拉木圖會議後，主流社會發展觀念出現了巨大轉變：以西方發達經濟體社會構成方式和文化認知習性為原宗教旨的“現代化理論”本是在二戰之後為了重塑文明等級秩序而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的意識形態工程 ，在冷戰高峯時期的“中間地帶”卻並沒有產生太多實質影響；而恰恰是西方學者開始紛紛重視新興民族國家的自主性發展模式並質疑現代化理論有效性的冷戰末期，這些幾十年前推出的發展觀念卻突然開始大行其道，在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走向未來”的呼聲中被熱烈追捧。

理論更替的背後是知識分子的觀念更替，而觀念更替的背後則是“第三世界”發展模式的更替。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當長期被奉行的各種“現代化”教條又一次面臨失信危機時，我們有必要回溯“中間地帶”的自主性發展歷史，認真對待阿拉木圖會議所總結的經驗，以此為基礎，激活更多的歷史選擇。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本文原載《蘭州大學學報》2020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