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怒斥白宮為有虐待狂傾向的反社會分子，但更可恨的是……_風聞

最近，國際著名左翼學者喬姆斯基接受多家獨立媒體的採訪，發表其關於新冠疫情危機的看法。這位1928年出生的老爺子是進步知識分子中具有領導地位的“鬧事者”，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白宮對新冠疫情危機的應對，怒斥白宮為有虐待狂傾向的反社會分子。

華盛頓的畸形秀

喬姆斯基認為華盛頓正在上演一場畸形秀，作為一個功能失調的政府導致了極為惡劣的問題。中國在1月7日通知世衞組織發現冠狀病毒以後，美國情報部門等各方對總統的提醒無濟於事，特朗普政府的應對方法是在不同的故事之間橫跳，並不斷減少準備。令人驚訝的是，在美國疫情爆發以後，他們依然樂此不疲。

比如，從今年1月份開始，特朗普政府鼓勵企業將呼吸機出口至其他國家以減小貿易逆差，這一直持續到了3月份。國會女議員凱蒂·波特（Katie Porter）對政府貿易數據的研究發現，從1月到2月，美國呼吸機的出口額增長了22.7％；到2020年2月，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口罩價值比2019年月均高1094 ％。就在3月2日，特朗普政府鼓勵美國企業增加醫療用品的出口，特別是對中國的出口。但是，在此期間，美國政府深知新冠病毒的危害，包括可能需要額外的呼吸器和口罩。現在，這些同樣的企業為了賺取雙倍的利潤回報將這些物資重新進口。這種利潤驅動的行為在市場秩序中再正常不過，但在當前緊急情況中看起來卻格外刺眼。

再如，2月10號，在新冠疫情已經呈迅速蔓延之勢時，特朗普提出了削減醫療支出的財政預算議案，進一步減少對美國疾控中心（CDC）和政府其他健康相關部門的財政支持。但與此同時，預算增加了對油氣能源行業的補貼，增加了軍事開支和邊境牆的資金。喬姆斯基嚴厲斥責這一舉動是“不僅在當下儘可能多地殺人，而且要摧毀整個社會”。

再到3月底，政府的緊急救助法案主要是為了維護公司的利益而非公眾的健康。喬姆斯基描繪了一幅諷刺畫：“可憐的公司湧入了保姆式國家，將帽子拿在手中畢恭畢敬地，隱藏起他們手中Ayn Rand（主張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作家）的書，在經歷了鉅額利潤積累、股票回購狂歡的輝煌歲月之後，他們又一次地請求公眾救助。”

而且，儘管國會和醫學界一再呼籲，但特朗普並未援引《國防生產法》命令企業生產急需的設備，宣稱這是萬不得已的手段，因為流行病啓動《國防生產法》將使美國變成委內瑞拉。但事實上，《紐約時報》指出，在特朗普任內，《國防生產法》曾被軍方援引上萬次。

喬姆斯基還提到一件他認為特別超現實主義的事情，美國國際開發署有一個很成功的名為“預測”的項目，檢測那些因為棲息地破壞和全球變暖而與人類密切接觸的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他們在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開展工作，識別了數以千計的潛在疾病病毒。特朗普在2019年10月遣散了這個部門，喬姆斯基認為這個時間安排異常地“恰到壞處”。

這個清單還可以繼續往下列，説明白宮是怎樣一羣“有虐待傾向的反社會分子”。但喬姆斯基不認為特朗普政府是罪魁禍首，特朗普政府當然是惡劣的，但他們只是加劇了一個病態社會的潰敗，一個被新自由主義折磨了四十年的病態社會。

誰是罪魁禍首

四十年前，里根和撒切爾分別在大西洋兩岸登上歷史舞台，開始了新自由主義改革。里根的著名主張是“政府不是解決方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讓我們暫停片刻仔細思考一下這句宣言的潛台詞。**事實上，里根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是，當企業和富人陷入困境時，政府是解決方法；但當公眾有所需求的時候，政府就不是解決方法了。**自里根以來，對這句話做註解的證據數不勝數。“壞政府”的口頭禪與大肆吹噓的“自由市場”一樣——都可以輕易地被扭曲適應於資本的過度要求。

比如，回溯到2003年SARS危機爆發以後，很多科學家認識到冠狀病毒有可能再次來襲。但僅僅認識到是不夠的，需要採取行動。有兩個可能性，一是大藥企，但他們僅僅遵循正常的資本主義邏輯，從事可以賺取短期利潤的項目，而不擔心幾年後一切都可能崩潰的事實。因此，大藥企實際上什麼都沒做。二是政府。在里根之前的管制資本主義世界，政府會進入市場失靈的領域並承擔責任。但里根開啓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後，將税收天堂合法化，將以近乎搶劫的方式浪費公眾數十萬億美元的股票回購合法化，卻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彌補市場失靈。

在埃博拉危機後，奧巴馬意識到了問題，並試圖與一個小企業簽訂呼吸機合同，開發高質量、低成本的呼吸機。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表明政府能做的是多麼有限。奧巴馬簽訂合同的企業迅速被更大的企業（Covidien，柯惠醫療）收購——因為它與大企業價格昂貴的呼吸機形成了競爭關係，之後這家大企業的高管向政府表明他們希望退出合同，因為不夠有利可圖。在當前美國呼吸機成為醫療體系的瓶頸、護士被迫決定放棄一些病人的情況下，再回頭看這場呼吸機事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喬姆斯基的控訴“這不僅是資本主義，而且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殘暴資本主義”。

新自由主義也進入了私營部門。商業模式要求“效率”，即利潤最大化。喬姆斯基提到，美國的醫院是按照商業模式運營的，就像很多企業建立及時供應鏈一樣，醫院也不會有多餘的牀位，很多醫院牀位利用率達90%以上。這種模式對汽車行業也許可以，但對醫療行業而言，如果有什麼突發事件，那基本上是沒有應對能力的。美國的醫療體系“是一個國際醜聞”，喬姆斯基這樣説。

不要回到正常狀態

發達國家的新冠疫情危機揭示了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自殺特徵以及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特別破壞。它清晰地表明，將決策權轉移到貪婪的、自利的私人機構是多麼危險，盈利導向的醫療體系會造成多大的災難。

對於那些想要從危機留下的殘骸中重建一個新社會的人們來説，最好留心Vijay Prashad的呼籲：“我們不要回到正常狀態，因為正常就是問題所在。”

喬姆斯基認為是時候建立一個全民醫療體系了。但他意識到主張全民醫保和免費高等教育的桑德斯幾乎被所有主流建制派批判，他們認為桑德斯的提案太過激進了。

喬姆斯基還提出國家應該對企業的救助施加嚴格的條件：在危機期間不分紅，發放工人工資；永久禁止股票回購，禁止逃往避税天堂；管理層應該有工人代表；支持最低生活工資。有人會問這可行嗎？喬姆斯基認為顯然可行，在里根上台之前，這些都是法律並得到強制執行。但他也很清楚，現在政府的救助計劃將大部分資金給予了“脆弱的”公司。

這場危機還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和重塑世界的機會。不過新世界的模樣取決於誰來主導它的建構。喬姆斯基提醒道，掌權者們已經開始全心全意地致力於這項任務，如果這不被人民參與的力量所抵制和壓倒，那麼我們將進入一個更加醜陋的世界——一個可能無法長期生存的世界。

作者：雨博

注：本文綜合整理了喬姆斯基接受多個獨立網站（democracy now, truthout,Jacobin）採訪的部分內容。喬姆斯基，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休教授，代表作《製造共識》（與赫爾曼合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等，拍攝有紀錄片《美國夢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