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抗疫不是制度競爭，合作沒有輸家_風聞

作者：趙穗生（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美中合作中心執行主任）

趙穗生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鵝”面目給全球化帶來巨大挑戰，加劇了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程度。

首先，疫情給全球化帶來非常嚴峻的現實挑戰。當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跨國合作與民族主義、合作共贏與零和博弈，這兩股力量處在歷史性的交鋒點。從當前形勢看，兩股力量都非常強大。在人類歷史上，這種博弈的結果通常取決於兩種因素。一是戰爭、瘟疫等重大的災難，人們會對全球化、國際合作、民族利益等問題進行重新思考；二是出現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國或領袖人物承擔領導責任，比如美國的華盛頓、羅斯福、里根，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等，他們以其卓越的領袖素質思考全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改變歷史進程。面對波及全球的疫情，災難呼喚大國承擔責任、領袖人物出來改變歷史進程。

什麼是全球化呢？就是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事情對其他地方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決定對其他國家都有影響。這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疫情絕對不是哪一個國家的問題，疫情已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現。疫情會對全球化產生影響，同樣也要求用全球化的合作和協調方式來尋求解決方案，彙集全球所有的資源和力量來共同應對。近期，各國的一些學者、政府官員甚至政治領袖都在推動攜手抗疫，共克時艱，如舉辦G20峯會以及一些學術研討會議等，這表明合作的勢頭相當強勁。

與此同時，反全球化的勢頭也很強。一些國家加強國界封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非常興盛。在全球化條件下，疫情傳播有一個過程，總是從一些國家開始，逐步蔓延擴散到其他國家，所以有些國家通過封鎖國界、以鄰為壑，來應對危機。這是反全球化的方式。

應該看到，這種反全球化的趨勢不光是在疫情以後發生的。目前這一波全球化始於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冷戰後，其特點之一是每個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受益程度不一樣，導致一些國家對全球化不滿。這種反全球化的力量在一些國家非常強大，甚至可與全球化力量相匹敵，近些年已經導致了全球化在北美和歐洲的倒退趨勢。

目前的疫情危機出現在兩股力量激烈博弈之時。在最需要全球化解決方案的時候，面對的是反全球化的挑戰和全球化的倒退。這個時候就呼喚領袖，需要有遠見的大國承擔政治領袖的責任。二戰以後，美國在歷次國際危機當中曾經承擔過大國領袖領導責任，但是最近這些年在推卸責任，不斷退羣。在最需要國際領袖的時候，世界面對的是領袖的缺位。3月27日，中美兩國領導人通話，強調兩國要排除干擾，加強抗疫國際合作。歧視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病毒無國界，它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它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富人還是窮人，黃種人還是白種人，這種時候政治領袖的重要作用表現了出來。

但是中美以及世界各國目前仍然存在對全球化的不同認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國應對疫情的方式。中美對全球化的理解不完全一樣：美國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強調政治上的民主化、經濟上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中國的全球化強調政治的多極化、經濟的跨國化、文化的多樣化。有人認為這是兩種政治制度的競爭，我認為這是一種治理方式和文化的差異。治理方式多樣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很重要。這些不同是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文化造成的。重要的是應對危機的效率和結果。要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歷史和生活方式，各個國家的領導人要互相交流信息，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各種雙邊、多邊協調和溝通機制很重要。

中美兩個大國更應該相互溝通，相互尊重，相互支援。高層領導人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大國領袖一定要從人類命運與共這個角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僅僅從本國利益、獨善其身的角度，不可能找到解決全球化中出現問題的方案。

其次，疫情之下大國開始重新認識共同利益。傳統上的國家安全是軍事安全，往往是零和遊戲。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增長給本國帶來了安全感，但是給其他國家帶來了不安全感。美國之前的國家安全觀強調的是軍事安全，認為大國關係是零和遊戲。此次疫情危機出現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大國關係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根本不是零和遊戲，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都與其他國家的安全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可能通過零和遊戲的方式解決。過去我們説“安全兩難”，指的是“我的安全就是你的不安全”，現在是你的不安全就是我的不安全，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安全。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包括氣候變化、跨國犯罪、核武器擴散等，這些各國必須面對的現實安全問題，基本都是以非傳統安全形式存在的。疫情使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非零和”的安全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要通過全球合作才能加以解決。

疫情暴發之初，很多人站在旁觀者角度用反全球化的方式對待疫情，但最終砸了自己的腳。這次疫情對全球各國的衝擊，比“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甚至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影響都要大，只有從全球化的角度合作來找到解決方案。

我現在很擔心的是，美國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形成了一種“脱鈎”理論，主張與中國脱離接觸，要對在全球化過程中根據比較優勢最優化組合形成的全球價值鏈進行人為重組，這種人為重組使得世界經濟恢復的成本非常高。雖然這樣有些國家可能會感覺安全一些，但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完全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疫情後會出現一些全球調整，這可以理解，但要人為重組全球價值鏈極不理性，這就要求大國領導人要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尋求解決問題的合作方式。

雖然中國的疫情目前得到控制，經濟開始恢復，但是如果其他國家疫情不解決，經濟不恢復，中國的疫情不可能完全控制，經濟也不可能完全恢復。反之亦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最後，大國一定要發揮領導作用。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目前全球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國際公共產品供應不足。像疫苗研發，各個國家幾乎都是關起門來自己搞疫苗，像是國力競爭一樣。大國要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這不光是大國之間的問題，更直接關係到中小國家。中國目前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想美國動員起來以後，很快也能控制住疫情，但最害怕的是疫情在非洲等欠發達地區蔓延。

目前，我對美國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比較失望。二戰以來，美國能在全球得到認可，不光是經濟和軍事實力強大，也是因為在歷次危機中提供了很多公共產品，但是這次沒有，因為美國仍在“美國優先論”和單邊主義影響下。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展示大國風範、大國風度。近期，中國捐贈給美國紐約州1000台呼吸機，美國人民很感謝，中國有能力向更多處在災難中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美國在這方面做得有問題。中國也有自己的困難，但是作為大國可以通過各種雙邊尤其是多邊機制合作，如G20、聯合國以及各種功能性組織等，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當前，美國遇到了很大挑戰，但是我認為美國不會很快沉淪下去。有個詞叫“wake up call”，重新喚醒，美國一開始反應慢，但是它的動員和糾錯能力很強。我認為，這完全不是一個制度競爭的問題，而是治理能力的競爭。近些年美國治理能力弱化了，冷戰結束後，美國過得太舒服了，這次疫情給美國敲了一次警鐘。美國會犯很多錯誤，但是它終究會糾正自己的錯誤，找到一個適合自己文化歷史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美國不會照抄中國的作業，中國也不會走美國的道路。中美之間一定要加強合作，加強理解，共同對抗全人類的共同敵人，通過共同合作來造福世界和人類，包括進一步促進全球化發展。

近日，中國有100名學者發表聯名倡議，美國也有近百名學者高官聯合呼籲放下成見，加強合作，攜手抗擊疫情。這兩件事事先沒有任何協調，是一種偶然巧合，這説明兩邊的有識之士都意識到要真心誠意地加強合作，因為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沒有輸者，大家都是贏家，任何一國做得好都不僅是對自己有益，對其他國家也有益處，相互指責沒有任何意義。

我個人非常認同習近平主席説的這句話：“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兩國一定要有正常的平等心態來相互合作，合作不排斥競爭，競爭和鬥爭是兩回事，競爭不是把哪一方打敗，而是通過一種良性向上的互動來增進共同福祉。

（光明日報記者鍾超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