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原型孫海洋：兒子丟了13年，我還在等待_風聞

我是在今年一月見到孫海洋和妻子的。深圳沒有冬季，彼時的氣温和今天接近，都高達二十多度，走在路上，陽光幾乎可以灑到每個角落。街道，樓房，樹木都在出汗。但他的手卻一如既往地長年冷冰。

這是體質問題。他看上去黑瘦而健實，面色紅潤，目光炯然，唯獨伸出來握手的掌像石頭一樣梆硬、冰涼。

他最近在琢磨，深圳的人怎麼好像越來越少了？整個2019年生意都不咋景氣，還沒來得及回望，新的一年像巴掌一樣甩過來了。

他現在算是正兒八經的“老深漂”了，除了小生意，他還做過多年二房東，租出去的樓像針眼一樣遍插在寶安、西鄉、西麗等各地，某種程度上，“城中村”對他而言，就是深圳的符號。

看着平時烏泱泱的都市道路在春節前後逐漸清冷下去，此刻的大都市也像一座孤城。

樓房越來越密集，越蓋越高，他偶爾仰頭望到哪家樓台晾着幾歲小孩的衣服，孫卓的身影立馬闖入腦海，在眼前揮之不去。

他明白，孫卓出生於2003年臘月初七，現在要是還活着，也該足有十七歲了。

但在他心裏，兒子孫卓永遠四歲。

1

一步之隔，孩子沒了

孫海洋在深圳的第15個家在城市裏最老的龍崗工業區，這裏到處都是灰矮的平房，公路上煙塵四起。一棟老式公寓的第三層，正面朝着四號龍華地鐵線，每隔半分鐘就馳過的四號線轟隆隆提醒他們：這兒還是深圳。

孫海洋家的陽台，晾着小兒子孫輝的校服

太吵，地鐵像工地，但這裏房租低。這些年他們在外面跑的時間多，附近最常去的地方是潮汕，那裏不定期舉行尋找失子的宣傳活動。他和越來越多的尋子成員一行人，去學校，去社區，去所有居民規模聚居的地方。

家裏陽台很寬敞，但沒掛窗簾，就這麼闊然敞開，連與室內隔開的玻璃門都沒有。陽光肆意鋪泄進來，風也嘩啦啦的，春夏還偶爾有颱風，暴風雨過境，陽台上一片狼藉。但孫海洋還是就這麼讓它敞開着，大迎狂風和烈日。太害怕黑暗了，陽光多猛都不嫌夠。他説。那些年的白石洲城中村，是不見天日的。

白石洲，凝聚深圳無數代外來務工者的汗水和希望。這裏樓房密集，城中村的典型握手樓密密匝匝，廕庇了陽光，人們在不見天日的幽衢裏，用一點一滴的血汗，撕開他們新的人生可能性。

白石洲的時間太慢了，一直走也走不到天亮。密集的握手樓遮天蔽日。聽見樓上小孩哭喊，孫海洋懷疑是孫卓，悄悄走上樓俯耳傾聽，一直聽到小孩哭完。

巷子裏四處密佈着井蓋，坑坑窪窪地烙下了孫海洋不知道幾千萬個瘡口，腳踩在上面就聽得到地底下的空嚎，他想，我兒子孫卓也許就在那下頭。

沙河街 43 號，掛着“20萬重金尋子”牌匾的包子店，幼兒園——這一串符號連成他人生的轉折點，其間密密麻麻地佈滿了淚點、痛點。他總説希望就像飯，少吃一頓都不行。他在靠希望活着。

但反過來説，希望的層出不窮，也意味着失望甚至絕望的接踵而至。

2007年的10月異常炎熱，城中村內沒有空調，密匝的樓房簇擁着粘稠的汗水。晚上睡在房間裏，汗水像雨一樣汩汩地流。

8號夜裏，孫海洋做了個夢，還是在那個潮熱黏濕的房間，一家人坐在一塊兒吃飯，孫卓的奶奶忽然問了句：“我孫子呢？”孫海洋一邊吃飯一邊雲淡風輕地回答，“被拐走了啊。”這幾個字沒有在飯桌上激起任何波瀾，一家人繼續吃飯，冷淡平靜得好像只是在討論碗裏的菜。

第一排最中間那個笑得開朗的胖小孩就是孫卓

這個夢發生後的第二天，傍晚7點50分，孫卓就被人用玩具車拐走了。

包子店和幼兒園門口隔着不足五米的路口，孫海洋打個盹兒的功夫，閉眼睜眼，孩子沒了。

第一時間是去派出所，但是被告知“要失蹤二十四小時才能立案。”哀求沒用，下跪沒用，磕頭沒用，公安告訴他，深圳光是一個寶安區，每年就有180宗命案。

孫海洋懵了，和命案比起來，他的孩子排在第幾？

六天後，孫海洋偶然在包子店附近的“美宜佳”便利店門口發現一隻監控攝像頭，後來如他猜想，這隻攝像頭的確捕捉到了帶着孫卓的人販子。那個模糊的黑白身影，也成了至今為止有關嫌犯的唯一線索。

那是個尖角禿髮，精瘦個兒的男人，他到便利店買零食去哄孫卓，然後拿了一台會動的玩具車，就在門口那條瓷磚樹台上，放在孩子前方，三歲的小孫卓沿着瓷台一步步爬，玩具車一步一步往後退。

孫海洋説，手機的位置就是當年哄走孫卓的玩具車的位置

孫海洋名字裏的“海洋”是爺爺取的，與大哥“向陽”呼應，寓意“夕陽大海”。

聽説深圳臨海，他每年都要去大梅沙看一看大海，一整天，一個人，不説話，望着泛金光的汪洋大海，他想，孫卓就在海那邊，山那頭。

海洋，廣袤而深沉的象徵，像這個蓬勃生長着的城市一樣，無限包容，而又沉匿着無盡的深淵。

孫海洋不惦念着看海了，他想，有生之年如果能用腳步丈量完他能到達的每一寸陸地，都夠耗盡下半輩子。

他説，我一老百姓，一開始就不該想着在深圳安家立業。

在深圳的第十三個年頭，業有了，家卻在十三年前就散了。

2

“總是沒有萬一”

童年是在孫海洋身體和心裏都深深埋下寒根的，出生在湖北監利的小村子，捱過長江流域十多個陰冷潮濕的冬天。

作為家裏最小的第四個孩子，孫海洋生得瘦小，母親把家裏的老母雞賣了給孩子交學費，剩下的蛋給他補營養。

他小時候印象最深的感受，是常常要在買一雙冬天能穿的鞋和交學費兩者中間選一項。世紀交接的那兩年，孫海洋的人生逐漸順風順水。張家界永順縣，一個不足五平米的包子攤頗受歡迎，哪怕過了二十年，如今回憶起來他也敢肯定，“全縣人都來買我的包子。”

終究是個小地方，房子最高只有六層，他的包子店每天都可以排五層樓長的隊。一年下來，淨賺十多萬不是問題。

但隨着孫卓的出生，孫海洋逐漸意識到，這種小地方的安逸的生活不是最理想的教育環境。

他不願讓兒子像湖南永順街的少年一樣“染頭髮，罵髒話，抽煙喝酒拎刀打架”。跑到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為了兒子孫卓一個儘可能好的未來。

當年CCTV報道的孫海洋案

現在的孫海洋已經是整個打拐尋子圈內的名人了。他在微信建了個羣，裏面幫着他一起尋子的親友有小一百人。每次印了傳單，有人主動出時間精力幫他一起發，哪裏有相關新聞，羣裏也會第一時間分享。

縱然如此，孫海洋仍然海底撈針了十多年。

也是在孫卓走失後的當年，公安部成立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打拐辦”）。孫海洋開始發現，身邊這個世界可以大得似乎永遠也找不回一個人，也可以小得像一張密密相連的網，一下子，太多與自己相似的經歷和人紛紛浮現。

一步也不能停息。從建立QQ羣、尋人網站，到收集到3000多名失蹤兒童的家長。3000多份希望，沉甸甸地壓到了他身上，支撐他挺過來這冷暖交織的十三年。

不盡其數的悲劇，不盡其數的希望和失望交織。有的和他一樣找了十幾年，現在還在找。有的父母因承受不了痛苦而選擇了結束生命，他們的孩子隨後卻被找到了。

孫海洋記得當時孩子就站在這裏，眨眼功夫就沒了

孫海洋還記得剛事發那兩年，抓住任何一根線索都當救命稻草。一天，他像往常一樣守着電話。一個聲音與別人都不同，不是新手騙子那種緊張和飄悠，也不是前來安慰鼓勵的路人，孫海洋至今記得電話那頭那副低啞沉着的嗓音：你知道我是誰嗎？

孫海洋懵了，屏息訥然，説我不知道。那個低沉的聲音説，我在局裏看到了你的案子，你放心，人我一定給你找到。

一句話在孫海洋心中擲入一顆定海針，他糊里糊塗地答應着道謝着，對方説話不緊不慢，事件來龍去脈有條有理。孫海洋心想，要遇到恩公了。

按照“辦事約定”，他從二十萬懸賞金中抽出五千給對方先打去，2009年，微信和支付寶交易都還沒普及，孫海洋坐公交車跨半個城市去指定的銀行匯款，路上堵車，他的汗不住地滴淌，比車輪子滑得還快。那是他活了快四十歲坐過最慢的一班公交車。

在車上他開始覺得不對勁了，“恩公”幾乎每分鐘都打電話過來催，“錢怎麼還沒到賬”？孫海洋被卡在馬路中央，只好先囫圇地向電話裏彙報“已經插卡了”、“已經輸入密碼了”。

後來他折返到公安機構去諮詢，果真不存在這麼號人。但是他相信“有騙子就有希望”，哪怕再接1000個詐騙電話，也許到了第1001個，就能遇到真心想要幫他的。

這些年來孫海洋整理的失子名單，已經被翻得皺爛褪墨了

還有一次，他託人問到皇崗口岸附近有一家洗浴中心的老闆，姓孫，也來自湖北監利。孫海洋抱着一綹荒謬的希望，衝到洗浴中心前台，找“孫老闆”，對方好笑又禮貌地致歉：“我們老闆不是警察，也不是慈善，不能幫你找孩子。”

包子店也開不下去了，他賣樓、借錢，拼湊了五十多萬，跑遍除了新疆、西藏以外的全國各地。

還有一次，就在2019年6月，夫婦兩發現一個年齡相仿的男孩，照片上各種表徵都顯示熟悉，頭頂也有兩個旋渦。在去做DNA檢測的路上，妻子就開始擔心：孩子正在讀高中，如果要認親或者接回來，會不會影響他的學習？

最後檢測結果出來，一如既往，竹籃打水。

“總是沒有萬一。”孫海洋眼淚和鼻涕一起流出，直到一滴淚都擠不出來。

3

我的弟弟

2010年，朋友給孫海洋介紹了福田的一個算命先生。他分別看了孫海洋和孫卓的八字，然後告訴孫海洋：你這孩子屬羊，你呢屬虎，虎吃羊，所以他不會待在你身邊成長，但平安長大是沒問題的。

“相當於我給別人生了個孩子”，他感到啼笑皆非。

再生一個兒子的念頭直接來源於孫海洋母親的痛苦。

2008年，孫卓丟失後的第二年，湖北老家的母親就趕來深圳，一直和他們住在一起。

母親找孫子的決心不比孫海洋弱半點。十年來，老太太頻頻一個人跑去外地貼啓事，閒下來就到處逛蕩，從六十歲到七十歲，日常魂不守舍。

2009年一天早上，孫海洋一覺醒來時發現母親不見了。老太太身上沒電話，他正焦急萬分時，一個廣西省公安廳的電話打來，讓他去廣西把母親接回家。

原來，老人看到電視上有報道某廣西拐賣團伙事件，竟然一個人找到了車站，買了票坐火車到廣西，又摸索去公安廳，哭着鬧着要找孩子。

孫海洋忍不住試探着跟妻子商量：再生一個吧？

2012年，孫輝出生了。孫海洋和妻子懷着些許私心，給二兒子取名“回”的諧音，寓意對找回失子的寄託。

孫輝長到七歲還不知道有個哥哥的存在，孫海洋希望能在找到孫卓的那一天才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孫海洋還有一個女兒，叫孫悦。

前兩天是孫輝八歲生日，她給他寫了封信，在裏面反省：“我知道我不是一個完美的姐姐，我吝嗇自己的時間，不總是願意陪你玩耍。”

童年太多事都是碎片化的，孫悦記得小時候她對孫卓蠻兇的，如果有機會可以回到過去，她想自己不會再和弟弟搶雪糕吃。

《親愛的》劇照

根據經驗，孫悦總覺得父母不該在孫輝面前避而不談孫卓。她私下去找孫輝聊，告訴他“哥哥被壞人拐走了，但是一般都是賣到別的家庭去。現在應該在好好長大，爸爸很厲害，會把他找回來的。”

孫輝説，姐姐，我會保護你的。

十二年前，孫悦才四年級，從湖北坐長途大巴來深圳。當時她不知道丟失弟弟的事情，只為即將要見到父母而感到興奮。

從那個潮濕悶熱的夏天開始，深圳之於她的印象，是白石洲裏搖搖欲墜的握手樓，遍地坑窪，“城中村有太多故事了，不總是那麼敞亮。”

剛到深圳後的一段時間，沒有人告訴她弟弟去哪了，父母總是避而不談，孫悦隱隱看得出他們似乎沉浸在某種壓抑的情緒裏。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家裏牆上貼了好多剪報，上面都有弟弟的照片和名字，她才猜到弟弟該是出了什麼事。

在深圳生活的很多年，她漸漸習慣了父親在新聞裏重複着一句話，“一定能找到的，我不會放棄”。

生孫輝之前，孫海洋回家去辦準生證，辦事處人員開口就找他要“孫卓的死亡證明”。

“你孩子沒了就去找啊，來這兒幹什麼？”哪怕最後解釋清楚，對方還是略有微詞地嘟囔了句。

這一幕在《親愛的》電影裏幾乎百分百還原了，孫悦記得特別清楚。

電影《親愛的》裏，尋子六年無果的夫婦二人，想開第二胎的準生證，被要求提供一孩的“死亡證明”

電影上映那天，孫悦放學後一個人衝進電影院，看到片尾爸爸的照片出現時，她的視線已經全部模糊，眼睛腫得睜不開。

4

“親愛的”

2012年夏天，孫海洋接到一個叫陳可辛的人打來的電話，對方説，想要見他一面。

接電話、和陌生人見面已經成了孫海洋本能性的肌肉反應，他想也沒想就去了。直到在五星級酒店裏看到這個邀約者，才知道眼前是個大導演。有多大？好像拍過那部叫《甜蜜蜜》的電影。

藝術人感性，聽了孫海洋的故事，陳可辛會哭。哭完後帶着他去吃自助餐。那是孫海洋第一次吃自助餐，他稀裏糊塗地只給自己點了一碗麪，結賬時，一行五個人吃出1500塊。孫海洋一下子懵了：我一碗麪吃掉三百塊？

“我一老百姓”他哭笑不得，“哪裏吃過什麼自助餐？做了十多年包子，早知道打死我也不吃麪食。”

兩年後的2014年9月30日，陳可辛終於把以孫海洋和其老友彭高峯為原型的故事投到了大屏幕上，電影馬上引起全國如潮好評。

孫海洋提出要求，把自己的電話號碼映在影片末尾幕上。當他哭着從電影院裏走出來時，身後響起掌聲如雷。但他想，都是對藝術的盛讚，沒有一聲哭泣和吶喊是真正為他兒子發出來的。

電影裏的韓德忠最後“找不動了”，現實中的孫海洋卻還在找。

《親愛的》劇照

孫海洋的電話公開十多年了，微信搜索立馬就可以添加，好像一堵堅硬而毫無防備的牆，對外界每一絲聲音説：來吧，只要你來，就是我的希望。

無論那個“你”，是線索提供者，是人販子，還是記者媒體。

這個號碼最火爆的一次，是在2014年電影《親愛的》宣發和上映前後。持續長達一個多月，每天能響三千多次，最多隻接得過來一半。手機放在那裏，就像抽風一樣篤篤篤顫個不停。

電影裏黃渤飾演的角色，放到現實裏就是孫海洋的好朋友彭高峯。彭高峯的孩子2011年在江蘇找到了，接回來時在機場鼎沸歡呼，孫海洋也去了，彭高峯為歸子大辦宴席，“電影裏的張譯從黃渤家裏出來之後拼命地哭，就是我當時真實的感受。”

不是沒有“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心，但正因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顆心才彷彿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戰慄，他説不上來滾下來的淚水是欣喜還是悲慼。

孫海洋現在逐漸與彭高峯淡了聯繫。他不可能再和找到孩子的人繼續做朋友，“做不到啊。”他説。

5

過 冬

這個冬天長得猝不及防。

2020年初，剛回到湖北監利，疫情爆發了，並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很快向全國擴散。孫海洋被“囚禁”在老家，一關就是兩個月。

年後，春意也並未如期而至。2020年3月7日，一個15年前被拐走的男孩申聰在廣東梅州被找到，並確認了與其生父申軍良的親屬關係。新聞説，當年（2005年）被拐的9個小朋友已找到3個。

2020年3月，申聰被尋回，圖為申聰未尋回前申軍良在廣東增城尋找申聰與梅姨（圖/南風窗記者 何承波）

曾經採訪過孫家的一個記者把申聰的新聞發給孫悦，她找出很多相關報道，看了很久。家裏人沒有公開討論太多，孫悦只是向好朋友感嘆了一句：“我們真的很努力了，什麼時候才輪到我們？”

多年來，來來去去的一場空太多了。“經歷再多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也沒有辦法在有新消息的時候不為所動。”她説。

“哪怕不能回家，我真希望弟弟能像申聰一樣過得好。”

很多朋友也陸續告訴孫海洋，孫卓也一定很快會有消息了。孫海洋知道這些都只不過是好新聞帶來的心理撫慰，他只是苦笑。

他沒有跟人説起過，2017年的一天清晨，他來到增城法院，就是為了親眼看到綁架申聰的犯罪團伙被宣佈執行死刑。

幾年前，他和申聰的父親申軍良共同在紫金縣待過一段時間，兩人説起各自消失的孩子，孫海洋詫然發現，申聰和他的孫卓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申聰還要比孫卓早三年被拐走。

申聰的回家定格在了2020年春天，而孫卓的歸期，又在哪裏呢？

三年前印的10萬份傳單還剩下一些，2020年接着發

**孫海洋和已經找回孩子的家長之間總會“無形之中出現一種説不清的距離”。**3月中旬，申軍良打電話給他，“模糊地記得他當時説過很多感謝，我好像已經都不記在心上了，他好像還在不斷地在説好多話……我只是告訴他申聰找回來就好了，所有的我幾乎都知道，也都能理解，我正在有事在忙，先掛掉。”

就這樣。

申聰找到後，數月前轟動一時的“梅姨”被再次提上熱議焦點。動用數多警力人力畫像的梅姨起初被認為是深藏人販子江湖的一大“將領”，在每一個丟失孩子的家長心頭，都住着一個“梅姨”，她躲在大街小巷隨便哪個看不見的陰暗角落，隨時準備伸出魔爪，也隨時準備給人希望。

每個望子心切的人都在期待有一天梅姨現身，龐大的人販集團終能被捕獲，他們的血肉終能回到父母身邊。

梅姨是心悸，也是希望。孫海洋們寧願相信存在這麼一個梅姨，牽引着自己懸了十幾年的心繼續尋找。今天打開一部《親愛的》的，還能看到彈幕密集地滾過謾罵“梅姨真可惡”。

悲歡從來不能相通。十三年，四千多個日夜，孫海洋望着深圳白光光的天日想：疏而不漏。

3月底，孫海洋回到深圳。兩個月的封城讓他們那些“即時是做小生意的也很難維持“。但深圳是無論如何要待下去的。疫情結束後，他打算挪點時間去趟福建發廣告。

這回在老家他重新整理出了不少孫卓小時候的用品，在找到孫卓那天前，所有有關兒子的痕跡他都要想方設法留在身邊。

“我要的不僅是孫卓回家，還是更多人關注兒童拐賣，更多來歷不明的孩子終有一天可以找到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