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江蘇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中的陶俑_風聞

內容提要：南北朝時期，徐州經歷了從隸屬於南方到隸屬於北方的巨大變化，這在文化上亦有所反映，尤其表現在墓葬隨葬陶俑方面。通過對徐州南北朝墓葬及陶俑發現情況的概括總結，分析可知徐州地區南北朝陶俑特點的轉變和演化大致可分為東晉劉宋、北魏和北齊三個階段。同時，物質材料變化所涉及的歷史背景，指示出陶俑形象的轉變與徐州在南北朝時期政治地位的升降變化存在緊密的關聯。

江蘇徐州自古以來是中國南北文化的交匯之地。南北朝時期，徐州經歷了從隸屬於南方到隸屬於北方的巨大變化，這在文化上亦有所反映。徐州地區陸續發掘了若干座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儘管數量不夠多、內容也不很豐富，但已經能夠説明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其中隨葬的陶俑藴含諸多信息，值得着重討論。

一、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及陶俑發現簡況

徐州地區發現南北朝墓葬的數量頗難統計，有些墓葬材料沒有公佈，有些墓葬的年代不能完全肯定，這裏只能列舉公開報道和展示的材料，它們是徐州內華、三官廟、東甸子、石橋、楚嶽山莊、獅子山等地的墓葬。

徐州內華墓有兩座，但被嚴重破壞。墓葬用幾何形花紋磚砌成。簡報雖沒有給出平面圖，但報道説有前室、南北耳室，主室被破壞，看來是前室帶兩個耳室的前後室墓。從墓中搶救出來的主要是一批陶俑和陶動物俑。陶俑有男俑9、女俑2、象奴俑1，男俑頭1件，陶動物俑有馬3、牛3、豬1件（圖一）。

徐州三官廟北魏墓材料未見正式公佈，目前所知者有陶執拂俑1（圖二）、陶執劍俑1、陶駱駝俑1件。

徐州獅子山北朝墓葬資料未見正式公佈，目前在書刊上可以見到的有當屬於北魏而不是北齊時期的文吏俑2、女侍俑1，陶駱駝俑1件（圖三）；屬於北齊時期的陶武士俑、鼓吹俑、文吏俑共8件（圖四）；瓷器有盤口壺、罐。獅子山北朝墓尚有其他發現，文物現藏於徐州獅子山兵馬俑博物館。以徐州獅子山M08為例，陶俑有頭戴小風帽或小冠的陶男立俑（圖五︰1），頭梳雙髻的女侍俑（圖五︰2）；頭戴雞冠帽的鎮墓獸（圖五︰3）；陶動物有駱駝、牛、馬、狗、雞、鴨；模型明器有陶磨、灶；陶瓷器有陶盤口壺、果盒、魁、盞託、青瓷蓮瓣紋罐、盤口壺；還有“吉”字銘銅鏡、“永安五銖”銘銅錢若干。永安五銖系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529年）鑄造的銅錢，墓葬年代當在此年之後。

徐州東甸子北齊墓有兩座，都遭到破壞，但結構基本清楚，都是凸字形磚室墓，用幾何紋、幾何紋與蓮花組合的花紋磚砌成。1號墓隨葬品主要是陶俑、陶動物和陶瓷器。其中陶俑共36件，包括陶鎮墓武士俑2件，男儀仗俑、武士俑、侍俑共30件，女侍俑、勞作俑共4件（圖六）；陶動物有雞2、豬2、狗3、馬1、駱駝1、羊1件；模型明器有陶井1、磨1、灶1、倉1、碓1件。日用陶瓷器有陶罐1、瓷碗12、虎子1、唾壺1、雞首壺1、壺蓋1、細頸瓶1、洗1件。還有石豬2件，“常平五銖”銅錢6枚。2號墓陶俑共15件，包括陶鎮墓武士俑2件，男儀仗俑、武士俑、侍從俑共10件，女雙髻俑、騎馬俑共3件（圖七）。陶動物有雞1、駱駝1、牛1、羊1件；模型明器有井1件；日用瓷器有雞首壺1、碗3件；還有鐵鏡1件、“常平五銖”銅錢7枚。

徐州石橋北齊墓是凸字形磚室墓，用幾何紋和蓮花紋磚砌成。隨葬品有陶動物豬1件；日用陶瓷器有陶罐1、杯1、瓷罐1、碗1件；還有石豬3、銅鏡1、鐵鏡1、銀簪1件，“常平五銖”銅錢3枚。

徐州楚嶽山莊北齊墓是凸字形磚室墓，用幾何紋和蓮花紋磚砌成。隨葬品之中，有陶男侍衞俑2、女侍俑5件（圖八）；陶動物有馬1、牛6、豬3、雞3、獸頭禽身俑2件；模型明器有倉2、灶1、磨3、牛車1、刀俎1件；日用陶瓷器有陶罐3、碗2、盅2、盆1、瓷碗1件；還有銅簪1、銅環1、金扣1件，“五銖”銅錢4枚。

徐州地區南北朝考古發現雖然不是很多，但在徐州地區的分佈範圍較廣，隨葬品的年代跨度從北魏到北齊乃至隋初，文化面貌相當複雜，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下面即作簡單討論。

二、從陶俑看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的演化軌跡

徐州地區的南北朝陶俑比較清晰地揭示了其墓葬特點的轉變和演化路徑，大致可分為東晉劉宋—北魏—北齊三個階段。

能夠體現東晉劉宋時期特點的是徐州內華墓。徐州內華墓發掘簡報以《徐州內華髮現南北朝陶俑》命名，在簡報正文中交代了相關依據：“這批俑中，男俑I式、II式，個體較小，着帽或戴小冠，上着右衽緊身短衣，下着裙，正面雙腿間有一豎向凹槽，俑下半部作喇叭口狀，其風格與南京新寧磚瓦廠、北郊合班村及北郊東晉墓等所出陶俑一致。……據此我們認為內華出土的這批陶俑的時代應在東晉佔據徐州時期或稍晚，但不會晚至北朝後期東魏、北齊時。”簡報將內華墓文化屬性主要歸之於南方是有見地的，但在墓葬時間上留下了豁口。簡報將內華墓時代下限設定在東魏北齊之前，也就是包括了劉宋、北魏平城時代和北魏洛陽時代，需指出的是，劉宋時期完全可能，北魏平城時代不太可能，北魏洛陽時代幾乎不可能，但可能就是將時代下延到北魏才促使簡報直接以“南北朝陶俑”命名。與簡報所列舉的南京新寧磚瓦廠、北郊合班村及北郊東晉墓相比，與內華墓陶俑特點比較接近的還有南京劉宋明曇憘墓。內華墓所出作牽引狀的男俑、身材較矮的籠手男俑與明曇憘墓所出者（圖九）服飾有別而形態相似。明曇憘墓葬的年代為劉宋元徽二年（474年），這已屆劉宋晚期了。這兩種陶俑的服飾與其他陶俑都相似，是南京東晉墓葬出土陶俑中的常見服飾，其中的小冠實際上在漢代就存在，只是漢代常在小冠外再罩一個“帽子”而已，可見這種服飾從漢代到東晉劉宋具有延續性。但這種服飾與大同、洛陽，包括下面將要涉及的徐州出土北魏陶俑服飾差異甚大，這決定了內華墓葬只能屬於劉宋而不是北魏，其年代自然與北魏無涉。簡報沒有對內華墓陶俑與北魏墓的相似性加以舉證，那出於何故而必欲與北魏發生關係？這當與簡報關注這批陶俑的文化特點有關。簡報説：“徐州地理位置特殊，既是南北對峙的要衝，又是文化交流的前沿，南北雙方均能對其產生影響，內華陶俑也反映了這一特點。10件人物俑大致可分兩組，I式、II式男俑屬第一組，III式、IV式男俑及女俑等屬第二組。第二組陶俑更多地承襲了北方服飾的因素。”簡報所説的北方服飾因素就是上衣下褲的輕便之裝。但正如簡報所指出的：“上衣下褲的服制西晉已較為普遍，如洛陽西郊晉墓、偃師杏園村36號墓出土的俑即是如此裝束。”東晉為西晉的南渡政權，在東晉出現上衣下褲的北方服飾實屬正常。簡報忽略了內華墓陶俑中北方服飾特點也可以來自於東晉的可能，而一味向北方追索，進而將北魏納入墓葬的時代下限。

雖然難以贊同簡報對內華墓部分陶俑文化屬性的判斷以及與此相關的墓葬年代下限判斷，但簡報對文化屬性的重視是值得讚賞的。這裏還特別值得予以指出的是，內華墓陶俑幾乎看不出北方文化因素。北方地區十六國至北魏遷洛之前的墓葬集中發現於陝西咸陽、河南安陽、山西大同，均與內華墓面貌懸殊。咸陽十六國墓以女伎樂俑和男儀仗俑、甲騎具裝俑而著稱，安陽十六國墓以隨葬馬具而馳名，大同北魏墓以砑光陶器和梯形木棺為特色，這些特點在徐州地區絲毫不見（圖一〇）。實際上，咸陽等地墓葬“胡”氣濃重，北方文化在東晉南朝早期的南方文化面前顯得粗鄙落後，徐州雖鄰近北方，但長期為南方控制，北方文化要侵入到徐州地區並不容易。簡言之，徐州地區東晉南朝早期的文化是相當純粹的南方文化，這是南北朝時期徐州地區墓葬文化的起點，後來發生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一情況的制約，這是觀察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文化變遷不可忽略的事實，值得特別加以強調。

徐州北魏墓葬形制和建造情況不詳，但從東晉劉宋和北齊墓葬都是用幾何紋或蓮花紋磚砌成來看，北魏墓也應該是凸字形的花紋磚墓。能夠體現徐州北魏時期特點的是一批陶俑、陶動物和陶瓷器，它們表現出與東晉南朝時期截然有別的面貌。徐州獅子山M08隨葬品較為豐富，有一定代表性。墓中出土有“永安五銖”銅錢表明墓葬建造年代當在此年稍後，但不能認為隨葬品體現的都是永安二年（529年）之後的特徵，而需要考慮到部分甚至大多數隨葬品的面貌在永安二年之前已經形成。獅子山M08的隨葬品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器物種類和大體的形態與洛陽等地北魏遷洛以後墓葬的面貌相似，因此可以認為獅子山M08代表了徐州北魏墓葬的基本面貌。在地方特色方面，表現最顯著的是鎮墓獸和陶俑。獅子山M08鎮墓獸呈蹲坐狀，頭戴雞冠狀帽。雞冠帽見於大同北魏墓，但這種形式的鎮墓獸尚未在其他地區發現。獅子山M08和三官廟北魏墓陶俑普遍施秞，但胎釉結合不好，釉嚴重脱落乃至完全脱落，將灰白色胎體展現無餘。男俑為侍衞或儀仗俑，戴小冠，穿“V”字領的寬袖袍服，手執幡、環首刀等物。這種褒衣博帶式服飾來自於南朝，是孝文帝漢化改革的產物，在洛陽等地也是如此，但獅子山M08和三官廟北魏墓男俑頭小頸長、肩膀寬厚，很不同於其他地區，可見這批陶俑更多地受到洛陽地區的影響，但具有徐州地區的特點，經過了徐州當地工匠的再創造。《古彭遺珍——徐州博物館館藏文物精選》（以下簡稱“《古彭遺珍》”）第127頁標註為北齊時期的兩件徐州獅子山出土陶俑雖然身形頎長，但總體形態更接近獅子山M08和三官廟北魏墓男俑的拉長和局部誇張，如小冠很大，因此其時代當為北魏而難以下延到北齊（圖二、圖三︰1、圖五︰1）。《古彭遺珍》第121頁的圖版為獅子山出土的“陶丫髻女立俑”（圖三︰3），時代標註為北齊，正確時代也應該為北魏（參見圖五︰2）。除雙髻表現女性特徵外，陶俑的整體形態，特別是寬厚的肩膀，與男俑無異。徐州北魏墓男陶俑甚至能構建起簡單的序列。從獅子山M08，經三官廟北魏墓，再到《古彭遺珍》第127頁所舉獅子山北魏墓，男俑的形態沒有根本變化，但俑頭由方正變為方圓適中，再變得相當小，小冠則由小變大，這樣的變化序列在其他地區不存在，也反映了徐州地區陶俑創造的自身動力。

徐州的陶俑還揭示出了當地的特殊性，即徐州地區的文化面貌大體上與首都相似，但又具有地方特點。徐州內華墓發掘簡報認為：“第一組形制的陶俑在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區基本沒有發現，就目前材料看多見於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它們更多地表現了南方文化的因素。同時，內華陶俑在數量上也表現出與南方東晉墓隨葬陶俑的不同之處，南方東晉墓中隨葬陶俑一般數量較少……但此次徵集到的較完整的俑有18件之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方交接地帶的特殊性。”上述現象也可在徐州獅子山M08和三官廟北魏墓中見到。還值得稱述的是，儘管服飾、形態截然有別，但徐州地區東晉劉宋和北魏墓陶俑的工藝水平都很高，造型準確，神情生動，五官刻畫細膩，我們懷疑北魏墓陶俑水平能夠接踵東晉劉宋，可能是直接利用了東晉劉宋的技術基礎，也就是説，不排除東晉劉宋與北魏陶俑都是同一批人前後相續所制，這可能是從東晉劉宋到北魏的大變動中不變的一面。

徐州地區北齊墓隨葬品，特別是隨葬陶俑，與北魏陶俑的差異十分顯著，這又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從北魏到東魏、北齊，北中國東部不少地區隨葬陶俑都發生了類似於徐州地區的劇烈轉變：一是陶俑的種類尤其是儀仗俑的種類明顯增加；二是陶俑的形態風格發生了明顯變化，由北魏時的整體瘦長、頭小身長逐漸發展為漸顯豐腴、身體比例勻稱。因此，徐州地區這個現象本身並沒有太多獨特性。但對發生這個劇烈轉變的地點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其他地點多集中分佈在北齊兩個都城鄴城和晉陽附近，或距離兩個都城不遠的景縣、吳橋、黃驊、濟南等地。鄴城和晉陽的陶俑樣式是北齊官方樣式，徐州是這種官方樣式分佈最遠的地區，頗有點孤懸在外之感。楊效俊將東魏北齊墓葬劃分為四個區：以鄴城為中心的京畿地區、以晉陽為中心的幷州地區、冀定滄幽地區、青齊地區，徐州也不包括在這四區中。對青州地區北齊墓隨葬陶俑略作分析，可以更明確地看出徐州對北齊官方陶俑樣式的迅速追隨。北朝第一流高門崔氏原來世居今河北南部，是著名的清河崔氏。十六國後期隨慕容氏南燕政權遷徙到今山東淄博一帶，北魏攻佔青齊地區後被遷往平城，孝文帝遷洛後還歸青州，並從此在北魏、東魏北齊政權中出任顯職，成為官宦和文化俱臻其極的世家大族。崔氏顯赫地位的維持必須以北魏到北齊政權的有力支持為基礎，但臨淄發現的崔氏墓羣在北魏時就沒有充分採用洛陽樣式的俑羣，北齊時期自身特點益發鮮明（圖一一），這將徐州地區迅速使用北齊都城樣式陶俑的現象更突出地展示出來，也提示我們應對徐州地區北魏墓迅速採用洛陽樣式這一個現象予以充分重視。

在當時的條件下，徐州地區北齊墓隨葬的陶俑不可能從鄴城以及晉陽地區運來，而只能在當地製造。徐州地區當地製造的北齊陶俑不但追隨首都陶俑樣式十分迅速，而且非常忠實。徐州地區北齊墓隨葬陶俑與鄴城地區的北齊陶俑十分相似，這在鎮墓武士俑、男儀仗俑、風帽俑、鎧甲俑、女性勞作俑方面表現的十分清楚（圖四、圖六—圖八）。東甸子M2︰12僅剩一男俑頭（圖七︰2），這種陶俑是晉陽地區流行的樣式，常見於晉陽地區北齊墓葬之中，在北齊婁睿墓、徐顯秀墓壁畫中多有表現，但在鄴城地區比較少見，而且表現得不那麼細緻，但東甸子M2︰12很細膩，將頭頂的小冠帽刻畫得與晉陽地區幾乎沒有差別。如果將鎮墓獸以及陶動物、灶、倉、碓等合併考察，就會發現徐州地區北齊墓與鄴城地區的相似度更高。上文我們指出徐州獅子山M08和三官廟北魏墓的隨葬俑與洛陽地區有密切關係，但兩墓的陶俑一開始就與洛陽地區有一定的差異，或者説，徐州地區有自己的表達訴求。從北魏到東魏、北齊，徐州地區的陶俑製造者是否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得而知，但徐州地區的陶俑製造能力看來沒有減少，但不再製造帶有徐州地方特徵的陶俑，這不能不説是一個重要現象。

三、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及陶俑特點形成的歷史背景

上文勾勒了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及陶俑面貌的轉變和演化線索，間或涉及歷史背景，但沒有作貫通聯繫，有簡略補充之必要，以加深對相關考古資料的認識。

徐州地處南北交界之地，地理形勢也比較險要，屬於兵家必爭之地，但這不能一概而論，而需要考慮具體的歷史狀況。東晉十六國對峙的大多數時間內，徐州的地位沒有凸顯出來，這主要是由於十六國除前秦一度顯得強盛外，北方地區內部長期衝突損耗，組織不動對南方的戰爭，因此，在北方政權視野之中，徐州的地位不那麼重要。東晉口口聲聲北伐，但兩次有成效的北伐都是為改朝換代尋找藉口，而且所指目標乃在洛陽，徐州不在從建康或荊州出發經略北方的要道上，這決定了徐州地區在東晉十六國的大多數時間內不那麼重要。但是，從東晉晚期開始，徐州的地位迅速上升了，主要原因是劉裕要借消滅南燕政權之威奪取東晉政權，而且劉裕祖籍彭城。劉裕的目的如願以償，徐州的地位隨之提高。劉宋政權建立的同時，北方地區也正在迎接着事實上結束東漢末年以來分裂割據局面的北魏統一黃河流域的戰爭，南北朝的歷史序幕正在拉開，徐州的地位在加速提升。徐州內華墓雖然時代上可能跨東晉末或劉宋，但可以直接看作劉宋掌握南方政權時期的墓葬。也只有對東晉末、劉宋時期徐州歷史地位的上升有準確認識，才能理解內華墓出土陶俑工藝水平為何如此之高，並且還有不見於建康地區的特色。

北魏控制徐州地區在469年宋魏爭奪青齊地區的戰爭之後，但已發掘的徐州北魏墓都屬於北魏洛陽時代，這與北魏遷洛前後徐州政治地位的變化是相符的。雖然“青齊入魏，即為要邑”，但相比於劉宋，青齊及徐州地區被北魏控制後的地位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了；青齊及徐州的經濟和文化水平也衰落了，這不僅因為戰爭創傷、生產方式發生變化，還因為北魏將青齊和徐州的原住民户遷往了平城。定都平城的北魏政權重心在黃河迤北直至草原地帶，沒有將青齊及徐州地區作為南討的基地，徐州等重要城市地位降格，幾近軍鎮，勢必影響徐州地區的發展。但是，北魏遷洛以後，徐州地區的地位迅速竄升。徐州與洛陽可沿黃河、泗水直接溝通；更為重要的是，徐州系北魏最接近南朝首都建康的重鎮，對南方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北魏不僅大力加強這裏的軍事存在，並且發展屯田，作長久之計。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曰：“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強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耘植，餘兵尚眾，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北魏還着力提高這裏的政治地位，有“徐州名籓，先帝所重”之譽。北魏孝文帝曾親臨徐州，太和十九年（495年）“四月庚子，車駕幸彭城”。《魏書》卷四十二《堯暄傳》載：“初，堯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壯麗，乃令往往撤毀，由是後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孝文帝還十分關心徐州的廉政情況，曾問秘書丞李彪：“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北魏派駐徐州的官員身份都很高，不是尉元、薛野䐗等重臣，就是宗室或親王，如元法僧、元祐、元嘉、元澄、元英、元孚、元昞、北海王元顥、安豐王元延明、京兆王元愉等。因此，北魏遷洛前後徐州地區的軍事、經濟、政治地位有天壤之別，徐州獅子山、三官廟等北魏墓葬中出現精美而有特色的陶俑等隨葬品自有其緣由。

北魏政權垮台前後，徐州又被南方短暫收復，但為時不久即因蕭梁內部動亂而淪落北齊之手。北齊政權對徐州的重視程度過北魏而無不及，武平末年還在徐州建立了行台。這是因為東魏北齊首都鄴城雖然偏北但靠東，在柔然和突厥相繼興起於漠北之後，北齊政權只能更加依賴於華北平原和山東地區，而徐州地理上實與山東地區連為一體。北齊雖不能在與北周的爭鋒中佔優，但對南朝則兵力綽綽有餘，這促使北齊以徐州為基地頻繁騷擾南方，徐州地區的地位繼續抬升。而且，南朝陳國力異常衰弱，君臣上下皆為頹靡低能之輩，也開啓了北齊輕蔑欺凌之心，北齊軍隊經常長驅至江北，徐州已儼然成為北齊騷擾和進攻南方的大本營。徐州與鄴城、晉陽關係緊密，這既是徐州地區北齊墓隨葬品與鄴城地區十分相似，也是北齊墓葬發現甚多的原因。

徐州地區北齊墓葬所發生的變化還當與北齊的鮮卑化潮流有關。北魏歷史的總體趨勢是漢化，北齊歷史的總體趨勢則是鮮卑化，這是針對漢化而發起的恢復鮮卑自身文化的運動。這個運動造成鮮卑與漢之間的緊張對立，這在文獻中有所記載。北齊鮮卑統治者主要從事戰爭活動，陶俑製造之類的手工業活動主要由漢人承擔，在徐州這類地方可能由世襲的漢人工匠承擔。北齊陶俑是按照鮮卑人的模樣製造的，在鮮卑化形勢的壓迫下，漢人工匠能夠自主發揮的空間大概基本沒有了。這可能是徐州地區北齊墓隨葬陶俑迅速、忠實追隨北齊首都地區的重要原因。當然，雖然也缺乏文獻記載，但從北齊多次頒佈官制詔書，對中下級官員的管理也有所加強來看，北齊時期陶俑的身份意義可能更強了，已不允許對陶俑形態擅自加以改變。不從這些方面加以考慮，就難以理解徐州地區北齊墓隨葬陶俑何以彷彿是北齊都城地區陶俑的複製品一般。

綜上可知，以陶俑為代表的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面貌的變化，既是這個時期歷史變化的產物，也是對歷史變化的形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