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職責是樹立並捍衞社會核心價值觀_風聞

原創 劉仰 劉仰 3天前

    作家方方在武漢封城期間堅持發表“日記”，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武漢解封后，方方的“武漢日記”被國外出版機構神速預售，再次引發熱議。支持的、反對的，兩個陣營幾乎壁壘森嚴，看起來誰也無法説服誰。方方日記我看過一部分，説實話，並非每個字、每個句子、每一篇都不能接受。就事論事地對於日記具體內容的爭論，網上已有很多，我不想置喙。

在我看來，對於方方日記的爭議，根本問題不在具體內容。即便方方説在國外出版時會做一些修改、訂正或註釋，對於爭議也於事無補。這場爭議本質上涉及立場。所謂立場涉及到一個由來已久的觀念，即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

    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承擔怎樣的責任？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安身立命？這個問題在歷史上並不複雜。但是，自資本主義制度佔據主導地位後，這個問題在西方成為比較突出的焦點

。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米國，形成了關於知識分子的一種價值取向，即：知識分子應該獨立，應該時刻對政府和社會採取批評、批判的立場，知識分子應該關心底層民眾，知識分子代表社會的良心等等。這種觀點同時反對知識分子與利益集團為伍，尤其鄙視成為政府的“御用文人”。事實上，這種觀點與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一脈相承，與美國政府不擁有官方媒體（除去對外）的事實，從理論根據到現實形態，都成為一種主流價值觀，並對全世界產生廣泛的影響。

    這種觀念在中國也很有市場，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幾乎就像“普世價值”一樣成為很多知識分子的座右銘，獲得相當大的認同與奉行，幾乎成為知識分子榮譽與恥辱的劃分標誌。但是，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知識分子的這一價值取向在中國有點複雜。簡單説，離開國家體制，似乎完全靠“市場”生存的“獨立”、“自由”知識分子，貫徹與落實這一價值觀更為堅決徹底。很多像方方一樣仍在體制內或與體制若即若離的知識分子則顯得曖昧。

他們既不想捨棄體制的好處，又要奉行知識分子的“獨立批評”，常常顯得分裂。例如，方方及其支持者就經常把批評政府、批評社會掛在嘴邊，他們的很多作品的確就是這個性質。但是，與體制的瓜葛呢？方方解釋説，她已經退休，從體制獲得的退休收入很低，目的無非是表現她奉行獨立批判精神的同時，弱化與體制“利益集團”的關係。

於是，人們質疑方方動用關係送親戚出城，方方辯解只是個人朋友，而非從體制得益；人們質疑方方疑似有不合法的別墅，方方表示要打官司等，都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裂表現。這種現象在當今中國並非只在方方一個人身上體現，相當多的國內知識分子都處於依附體制與獨立生存的分裂之中。

    要解釋、分析這一現象，首先必須指出，以米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這一知識分子價值觀，我們不能説它完全錯誤，但實際上是幼稚的產物，或者是米國特殊國情的產物。這一原則並不能成為長久的普遍原則。西方社會形成這一知識分子價值觀，有幾個原因。

    首先，它是政教關係不正常的產物。西方歷史上很長時間裏，知識分子羣體主要在教會，教會神職人員曾經是西方最核心的知識分子羣體，各種學校、大學都是教會辦的，教育是教會的職責。西方教會與世俗政府的關係有多種形態，總的來説，話語權掌握在教會手裏。因此，宗教知識分子批評世俗政府是一個正常狀態，尤其在政教關係不和諧時更是如此。這一現象在啓蒙運動後政教關係緊張對立，政教分離成為“普世原則”後更加突出。

    其次，它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合理導致的結果。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後，西方出現了很多世俗知識分子，至今依然名垂史冊。然而，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利益集團政治，使得很多優秀知識分子難以進入政府領導層，只能在政府之外對利益集團保持批評姿態。換句話説，如果“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個判斷能夠成立，那麼，這個良心不能成為政府的主導力量而只能在政府之外評頭論足，説明這個制度是沒有良心的，是不成熟、不合理的。

    第三，這個觀念的鞏固與米國的特殊國情有關。米國立國時，教育權力就不在中央政府手中。從華盛頓到傑斐遜，幾屆米國總統都想辦國立大學，華盛頓甚至為此準備了一大筆捐款，最終都沒能實現。米國最初的“國立大學”是西點這樣的軍事院校，而非綜合性大學。米國今天的“公立”教育，絕大多數權力依然是在州政府，而非聯邦政府。與之相伴的是米國聯邦政府在國內沒有官辦媒體，媒體都以市場化、私有化的方式對聯邦政府保持批評姿態。米國這一特殊國情形成的原因，這裏無法展開全面分析。只能簡單給出結論：這並不是一個完美合理的制度，米國國內對它的批評、反思，從來沒有停止。包括今天的特朗普總統。

    從歷史進程看，知識分子保持獨立、批評的價值取向，實際上是社會扭曲、制度發育不全的無奈選擇。人類歷史上，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職責是樹立並捍衞某種價值體系。或者説，知識分子捍衞價值觀的職責比批評要重要得多。例如，當教會知識分子批評世俗政府時，同時也確立了“教皇無繆”的原則。並且，無數宗教知識分子以“殉道”、“殉教”為榮，實際上就是以反對世俗政府或其他價值觀的姿態，捍衞他們的宗教價值觀。

即便在今天的美國，知識分子或言論自由的媒體，依然在捍衞米國價值觀。米國的特殊性在於，從“五月花號”到建國到今天，濃烈的宗教氣氛始終存在，使得米國社會認為，捍衞米國價值觀的責任不在主張“政教分離”的聯邦政府，而在延續着政教不分的地方或基層。事實上，米國建國二百多年來，知識分子進入政府管理層，並以此為榮，甚至不惜拉關係、走後門的現象屢見不鮮。但在理論上，依然僵硬地保持知識分子“獨立批評”這一不切實際的姿態。

    對於中國來説，知識分子應該怎樣安身立命？應該有怎樣的價值取向？幾千年的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范仲淹説“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就沒有把“獨立批評”當成首要原則。每當説起這個話題，我就會想起文天祥。文天祥被捕後關押在北京。元朝政府不斷派人説降，都沒有效果。元朝後來派南宋投降的末代小皇帝來勸降。小皇帝説：丞相，我都降了，你還堅持什麼？文天祥一言不發，直到小皇帝無趣地離開。文天祥最終慷慨赴死。

人們的確會問：文天祥在堅持什麼？“留取丹心照汗青”意味着文天祥在堅持他心中的價值觀。《禮記·曲禮下》寫道：“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是捍衞價值觀的寫照。這裏的“制”，鄭玄認為是“教令”，馮友蘭認為是“道”，通俗地説，可以認為是中華禮儀制度，是一種價值觀體系，文天祥要用生命來捍衞。此外，北宋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朝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等，都體現出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樹立、捍衞價值觀的使命，而非簡單的“獨立批評”。

    古往今來，古今中外，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職責是樹立並捍衞社會核心價值觀，而不是所謂獨立批評。將獨立批評視為知識分子的最高原則，是社會不健康的產物。然而，捍衞價值觀與批評並不截然對立，換句話説，為了捍衞價值觀，有時就必須有批評。但是，主次關係是明確的：批評是為了捍衞，而非為了批評而批評。今天我們看到，將“獨立批評”的純批評當成首要原則，是一些中國人沒有從理論上弄清西方“獨立批評”緣由的結果，盲目接受了西方這一不成熟的價值原則，在操作層面常常成為捍衞西方價值觀、否定中國價值觀的工具。這才是今天“方方現象”的本質。

    捍衞價值觀勢必帶來另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價值觀才是正確的，才值得捍衞？必須承認，在“百年大變局”的形勢下，我們不能簡單搬出孔子的“素王”地位作為價值觀的標準。一個團結的、有凝聚力社會的價值體系，需要在爭論、討論、校正、糾偏中形成並豐富。

因此，方方不應該用“極左”帽子粗暴對待所有對她的批評。這種態度一方面顯示了她頑固堅持自己價值觀的絕對正確，不願接受其他人的批評，另一方面顯示她是站在“極右”立場，所以才將所有批評視為“極左”。直到今天，方方仍以從國外獲得輿論支持為榮，為心理基礎，已經説明了她的所謂獨立批評，事實上是在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取捨。這樣的知識分子在當今中國並非方方一個。

    被方方稱為“極左”的“粉紅”們，很多根本就沒有經歷過所謂極左的年代。他們在開放的環境中長大，也許比方方們更全面地瞭解西方社會，因而能夠更客觀地對中西方的價值觀體系做出評價。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進入知識分子圈子，沒有像狹義知識分子那樣以知識文化為職業，更多是沒什麼名氣的中青年，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寬泛點説，可歸入廣義的知識分子。

他們將自己的實際工作生活與自身價值觀結合在一起，還沒有受到“獨立批評”原則的深度洗腦，更多從本能出發，捍衞他們認信的價值觀。很明顯，他們所捍衞的價值觀與方方捍衞的價值觀有很大不同。我希望方方們的聲音能夠存在，並且與批評意見共同存在，以便讓更多人在互相批評的觀念交鋒中做出鑑別。

    武漢解封后，方方拍了一個短視頻在某網站播出，遭到密密麻麻的彈幕刷屏。方方這個年紀可能不太知道90後、00後的“彈幕”，這是年輕人對於一個視頻即興發表意見的方式。我看了一會“彈幕”文字，90%以上是罵方方的。之所以我沒説100%，是因為我沒有全看完，也來不及細看每一條彈幕，反正目光所及，沒有看到誇方方的。由此可見兩種價值觀的分野。但我不認為這種分野有年齡界限。由於年輕人更容易藉助新媒體來表達自己，因此，一方面説明年輕人捍衞自身價值觀的狀況更容易被看見，另一方面説明中國的年輕人對於西方“獨立批評”這套不成熟的價值觀念已經有了明確的反思，説明他們正在成熟，説明中國的未來大有希望。

    所有的批評都是為了捍衞。關鍵在於，捍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