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至下的暴行：英國獵巫運動_風聞

不知為何，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錯誤常常“出在”女性身上。在最近的鮑毓明性侵“養女”事件中，這種“歸咎女性”現象達到極致：對於“養女”的質疑，對於“養女”生母的批評，大有蓋過批評犯罪者本人之勢。

事實上，“歸咎女性”現象自古有之，且不為中國獨有。在今天這篇文章中，作家王梆帶我們回顧一場發生在 16 世紀英國的獵殺“女巫”運動。

Burn the WitchRadiohead - Burn the Witch

尋找替罪羊之旅

——英國獵巫運動一瞥

撰文：王梆

一

午後一陣疾風，烈陽塗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上的亮塊突然消失了，教堂沉入浩蕩的陰影，連同它那 13 世紀的，尖峭得能捅傷鴿子的鐘樓。我把自己藏在一塊墓碑後面，對準緊挨着教堂的一棟紅磚宅邸，嚓嚓按下快門。鏡頭裏，原本幽暗的一切更幽暗了。

這是一棟有私家樹林和馬場的莊園大宅，建於伊麗莎白一世，三面高牆，盡頭一條淺河，幾株蒼老的須柳，踉踉蹌蹌地映在水中。水光也是闇昧的，蒙着一層蘆葦的斷枝。連接教堂和莊園的，是一條花園小徑，很短，像被削掉半截的小蛇。入口一扇矮門，從矮門到大宅僅一步之遙，教堂的鐘聲，有如爬山虎的多足，牢牢地貼着大宅的牆縫，繞着白色的門窗，圍剿着 Jane Throckmorton 每一個失眠的夜晚。

搬進這座莊園不到六週，不到十歲的 Jane，就染上了一種怪病。據隨後的庭筆錄記載，她不停地打着震耳的噴嚏，有時長達半小時；躺下時，肚子高高頂起，沒人可將它壓平；左右腿輪番哆嗦，小腦袋也晃得像雨打的水渦一樣，伴隨手臂抽筋。那是 1589 年深秋，St. Mary Magdalene 教堂恐怕和此時一模一樣，只是它所在的小村莊，Warboys，還披着中世紀式的灰袍子，沒有路燈，滿目泥濘。

英格蘭東安格利亞濕地上，散落着許多這樣的小村莊，青銅時代就有人跡出沒，圈地運動前以農耕為主，一座佔地至少一千英畝以上的魏麗莊園，是小村莊的大動脈，佃農和僱農們世代為莊園主勞作，此外還有幾塊誰都可以墾荒或放牧的共享地（Common Land），外加一間教堂，飼養着不同階級的靈魂。16 世紀後，航海技術發展迅猛，莊園主們發現羊毛比農作物有利可圖，之前斷斷續續的圈地運動，便開始進入集中階段。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趕出農莊，共享地也多被圈入羊毛出口業，永久失去土地的人，形成了一個興新的勞工或赤貧階層，怨聲載道，暴亂此起彼伏，乞丐在晨霧中出沒，而 14 世紀那場奪去歐洲近半數人口的黑死病，仍不肯罷休地，拖着尚未結痂的血尾，四處晃盪。單 1557 年，Warboys 村就被它捲走了 118 條人命……在那樣一個災難洶湧的年代，即使沒生這場怪病，Jane 在 Warboys 村的生活，也未必就一定歲月靜好，雞犬桑麻。

Jane 的父親 Robert Throckmorton，是一位富裕的鄉紳和虔誠的清教徒，從先父手中，繼承了這座緊挨教堂的莊園。1589 年夏末，他帶着妻兒，從外地遷入 Warboys 村，打算從此以它為家。為了向鄰居們顯示他的友善，自抵達之日，他家的大門就是敞開的。英國歷史學家 Moira Tatem 曾描述過那車馬盈門的場景：闊大的廳堂，旺盛的爐火，有禮有節的女主人，一行女僕，Jane 和她那正值蘿莉年華的四姐妹。Throckmorton 一家人脈很廣，Robert 和英國頂級鉅富 Sir Henry Cromwell（即Oliver Cromwell 的祖父）是好朋友；劍橋大學裏，那些有名望的學者和醫生們，也和他家過從甚密。

Jane 的怪病，讓村民們十分迷惑。在忠於上帝這件事上，Throckmorton 家自認為已經做得很好了。早上晚間，餐前餐後，必做禱告，孩子們的日常讀物以《聖經》為主， 出生後也全都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受過洗，洗禮儀式還是 Robert 的姐夫——Warboys 村的大牧師，親自操持的。當時的人，堅信孩童來自魔鬼的污水坑， 只有受過了洗，才堪比打過了疫苗。

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我第一次仔細觀察了洗禮台，它看起來像一座深長的石井，井蓋是金字塔形的，櫸木和工藝都堪稱上乘。揭開來，下面是一隻厚重古樸的陶盤，三條青花釉魚，遊戲着那一盤“點石成金”的聖水。

Jane 染上怪病後，某村民為教堂捐了三先令四便士，修復了一隻之前受損的鐘鈴。鐘聲又亮麗起來，卻依然於事無補。這時候，Alice Samuel 出現了。她家在那棟紅磚大宅的北面，雖是鄰居，卻屬於全然不同的階級，房子是租的，家徒四壁，還極有可能是外地人（在 Warboys 村教區人口檔案裏，既查不到 Alice 和丈夫 John 的結婚證詞，也沒有他們唯一的女兒，Agnes 的受洗紙）；禮拜上，這家人也顯得不夠熱情，當然也不敢缺席。那年頭，少一次禮拜，就得罰上 20 英鎊的款（相當於今天的 17,163.73 英鎊）。

也許只想問候一下病中的 Jane，Alice 也敲響了 Throckmorton 家的房門。Jane 的母親 Elizabeth 讓門房把 Alice 請了進來。雖然貧富差異懸殊，作為基督徒，拒人門外，怎麼説都是不夠地道的。然而隨着 Alice 的腳步逐漸向壁爐靠攏，側卧火旁，養神調息的 Jane，卻突然變得情緒激動起來，當 Alice 終於在壁爐邊上落座時，Jane 轉頭尖叫道：“看那老女巫，誰見過比她更像女巫的嗎？把她的黑帽子掀掉！我可受不了她那副模樣！”

今天，沒人知道 Alice 長什麼樣，英國宗教學家 Philip C. Almond 説，她可能長得正好符合孩童們對女巫的想象：乾癟消瘦，黑裙子，黑色的鬆餅帽。16 到 17 世紀，長得像女巫是危險的，因為那是一個火燒女巫的季節。

▲影視劇中的女巫形象。圖片來源：電影《亞當斯一家》

Elizabeth 並沒把那場會面當一回事，可不久之後，Jane 的尿檢出來了。來自劍橋大學名醫 Barrow 的報告，上面寫着：小兒蛔蟲病，不礙事；然而吃藥之後的 Jane 卻不見好，於是 Clare 學院的名醫 Butler（據説此人是當時英國最頂尖的醫生）發話了，看來這孩子被女巫給纏住了！Butler 的診斷書下來不到一個月，Jane 的妹妹們也接二連三地生病了，然後是她們的姐姐，Throckmorton 家 15 歲的長女，Joan，病徵如出一轍。也許是年長力大的緣故，Joan 的病情體現得最為猛烈：雙眼翻白，四肢扭曲，彷彿正在和一場來自四面八方的颶風搏鬥，持續時間有時一兩小時，有時半天或全天。

怪病有如狂犬，四處撕咬着 Throckmorton 家的每一位少女，五姐妹全軍覆沒，連年輕女僕也未倖免，總計 12 人，哭天搶地，一致聲稱 Alice 是女巫。

身為父母的 Robert 和 Elizabeth 再也坐不住了，孩子們的叔叔也聞訊趕來助陣。這位叔叔，脾氣暴虐，堅信只要像殺雞一樣，一刀下去，讓 Alice 放血，就能解除女巫的咒語；另一位趕來支援的是 Sir Henry Cromwell 的夫人，尊貴的 Lady Cromwell。Lady Cromwell 一下馬車，便立刻傳喚 Alice，逼問無果。狂暴中，她剪下了 Alice 的頭髮和髮帶，交與 Elizabeth 和她的女兒們，並令其立刻燒燬。Alice 終於忍無可忍，哭叫起來：“夫人，您為什麼這麼對我啊！我可從未傷害過您，至少目前為止”——這句話，隨後便成了針對 Alice 最有力的呈堂證控。

Lady Cromwell 當晚驅車回家，夢見自己被 Alice 的貓（雖然 Alice 根本沒有貓） 抓繞虐待，要活剝她的人皮，次年就病死了。

1593 年春，Alice 和丈夫被關入 Huntingdon 監獄。他倆的獨女，25 歲的 Agnes，與 Throckmorton 家 15 歲的長女 Joan，作為正反方證人，則分別住進了監獄旁邊的一家旅館。近五百羣眾跑來圍觀，懷着恐懼和興奮，目睹了 Joan 發病的全過程。終於，Alice 的丈夫招供了，接着是 Alice。

儘管夫妻倆竭盡全力為女兒的清白辯護，但法官和陪審團卻一致認為，只有判 Agnes 同謀罪，才能徹底殲滅咒語。定罪果然生效了，Agnes 被判為女巫之後，Joan 和其餘 11 名病得手舞足蹈的女孩們，便從此恢復了正常。

Alice 的丈夫在被吊死前最後一刻，一邊推翻供詞，一邊破口大罵給全家人帶來滅頂之災的妻子，然而不管他怎樣拼老命和妻子劃清界限，還是被吊死了。Alice 則在一旁聲嘶力竭地哭喊，求眾人放過她的女兒。有人勸處女之身的 Agnes 想辦法懷孕，按當時法律，孕婦可獲緩刑，但 Agnes 説，我才不願揹負女巫和蕩婦的雙重罪名呢！從始至終，她響應媽媽的號召，拒絕認罪，一直堅持到斷氣為止。

二

Throckmorton 家的閨女們，最大的不過 15 歲，要説裝瘋，集體陷害一個素不相識的鄰家老女人，説不過去。況且她們的病情斷斷續續，持續了近三年半，直到 Alice 一家被吊死才平息。生理上的病理學無法解釋成因，所以後世的諸多學者，在此加入了精神病學的考量。

“前現代時期，孩童被魔鬼上身，是一種獨特的英國現象。孩子們從小就讀《新約》，對邪靈附體的故事耳熟能詳，它們像食屍魔一樣，侵淫着每一個人的童年。當大人們討論 Throckmorton 家的閨女們是否被上身，並不斷提供‘上身症狀’，為自己的結論編織論據時，在一旁的孩童耳聽心受，便愈發深陷其中（The Witches of Warboys，Phlip C. Almond 著，p36)”。

誠然，這類怪病，在當時被視為魔鬼上身，在今天的學者們看來，卻很可能只是一起“巫術恐慌”引起的集體歇斯底里（Masshysteria），而那棟每天人進人出，呼吸着流言蜚語的紅磚大宅，彷如一個幽靈叢生的微型社會，即是此症的完美舞台（Possession，《上身》，摘自 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8-1618，《1558-1618 年間的英格蘭巫術》，Barbara Rosen 編，p231)。

果真如此的話，是什麼，在可憐的孩童身後，用看不見的鋼絲，操縱人偶般地，操縱着這“巫術恐慌”呢？用“醫學落後，民眾愚蒙”——正如把一切人為災難籠統地歸結於“愚蠢”一樣，似乎只粗淺地解釋了其表象。

巫術自古有之，巫師中，既有薩滿巫醫似的靈媒，又有占卜師，魔術師和鍊金術士等等，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遊醫。遊醫們有過一個好聽的名字“White Witches（白巫醫）”，在英格蘭的某些地區，他們又被稱為“Cunning Folk（民間高手）”。對白巫醫來説，巫術，不過是些祖傳草藥方，流傳久遠的咒語，神秘學，以及對未知事物的敬仰。白巫醫們用它治病救人，占卜，驅邪，尋找丟失的牲畜和物件。從事巫術行業是不討好的，因為人們既迷信它的超能力，又懼怕它的危害。一場治療，或一次接生失敗，便很容易讓人把“白巫術”與邪惡的“黑巫術”混淆起來。

▲影視劇中的獵巫人形象。圖片來源：電視劇《九號秘事》

不管人們對巫術如何或近或離，視巫師為全民公敵，大規模獵殺女巫，在15世紀以前的歐洲，是不存在的。比如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只有動機不純的巫師才會受到懲罰（Witch Hunt ：History of Persecution，《獵巫運動：迫害的歷史》Nigel  Cawthorne 著, p33)；當歐洲落到天主教廷的手裏時，巫術罪也僅僅是用來對付有板有眼的異教徒，絕不會在平民中濫用。1258 年，羅馬教皇 Alexander 四世還頒佈了《禁獵巫法》。蘇格蘭的某些天主教神職人員，亦曾視巫術為騙子的把戲，根本不相信它的“法力”，所以不會以巫術罪，起訴某位巫師。

15 世紀初，隨着航海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漸漸現出雛形，歐洲進入了早期城市化和原始資本積累的階段。新興資產階級，自覺在認知上，超過了“狂徵宗教税，販賣贖罪劵（Martin Luther 語）”的教父，許多人在 Martin Luther 的召喚下，開始推行新教改革。奉行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的新教徒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溝通，不需要一個穿紅衣的權威中介機構。在經濟生活中，新教的不少觀點也和羅馬天主教相左。比如在借貸上，天主教認為“借貸”是一種罪，為此迫害了許多放債收息的猶太人；但對新興資產階級來説，“債務”是資本主義的潤滑劑，封鎖債務，就等於殺死了牟利來源。

16 世紀到 17 世紀，天主教和新教為了在各自的意識形態上站穩腳跟，雙雙成了對方眼中的異教徒，口誅筆伐，甚至陷入了火拼。比如寫作《浮士德醫生的悲劇》的英國劇作家 Christopher Marlowe，被遊轉於天主教和新教的雙重間諜 Richard Baines 盯梢，懷疑其“具有同情天主教的傾向”，便成了新教迫害的對象。

“人們被兩種敵對勢力同時綁架，一個城市，或一整片地區，一夜之間，便可墮入另一教派的手中，有時還不止只墮入一次。這種大面積的不確定性，為集體性的歇斯底里鋪好了病牀。”（Witch Hunt：History of Persecution，《獵巫運動：迫害的歷史》，Nigel  Cawthorne 著, p53）

蘇格蘭就曾是這場社會大變動的一隻風眼。16 世紀以前，絕大部分蘇格蘭人是天主教的忠誠信徒。天主教滲入蘇格蘭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沒經過天主教洗禮，活着不能結婚，死後也不能入葬。教區不但提供信仰的歸屬，還提供醫院，養老院，麻風病院，勞改工廠和各種慈善機構。

蘇格蘭島嶼叢生，峽灣將陸地切分成無數碎塊，陸上踽行，彷彿用渺小之軀，重複畫着“之”字，無窮無盡，教區因此開發出渡輪生意。就連啤酒廠、食品廠、學校和大學也屬教區所有。將生意轉到新教名下，將聖經等著作從拉丁文轉成人人都讀得懂的英語，不但將令財路受阻，上層精英的特權也將受到威脅。所以，當路德教會的書秘密登陸蘇格蘭時，天主教徒們內心的牴觸和憤怒，是不難想象的。

英格蘭也一樣，英格蘭教廷（Church of England,1532-）初建時，推出了八項重大的教宗改革，四項教習反轉，不從者死。

舊有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折斷，頭腦中頻繁地上演懷疑和兩難，世界突然變得非黑即白，非善即惡，撒旦，也就開始顯形了。

除了時刻擔心自己被異教徒迫害，或被當成異教徒迫害，彼時的人們還不得不與小冰期（1300-1870) 的冰雹，洪水和霜凍做鬥爭，還有老鼠和毛蟲捎來的瘟疫，黑死病，糧食減產，饑荒，畜生暴斃，高發的難產，死嬰和小兒身亡……在如此毛髮畢現的信仰和生存壓力之下，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的掌權者，想必都嗅到了民眾中那股蓄勢待發的“迫害妄想症的氣息”。當務之急，得找到一枚靈丹，或一隻替罪羊。

“撒旦”永遠是最佳人選，可惜來去無形，於是傳説中撒旦的密使（Emissaries）——巫師，便成了人間的替罪羊。替罪羊不單能疏導禍水的流向，還能有效地打擊異教徒。12 世紀，天主教對爾多教（Wadensians）的打擊，12-14 世紀，天主教對純潔教（Catharism）的打擊等，都是巫術罪打擊異教徒的成功案例。掌權者們還相信，酷刑之下，必有成招。當囚犯們再也招架不住，神志不清地吐出“施展巫術的經過”時，那些魔幻現實主義式的描繪，便成了“黑巫術”存在的合法聲明。

為了在獵巫運動和屠殺異教徒之間找到關聯，美國經濟學家 Peter Leeson 和 Jacob Russ 通過大數據，做了一番統計：2/3 的獵巫暴行， 爆發於 1550 年到 1650 年之間，即 90% 的宗教戰爭爆發期；在新教改革中心的德國，獵巫運動最為如火如荼。根據最保守的統計（大部分死刑檔案早已被銷燬），從 1450 年到 1750 年，歐洲約有 60 萬人死於獵殺，其中德國就包攬了 40% 的“巫屍”。在天主教越顯式微，新教改革越迅疾的地區（德國，法國，瑞士等），獵巫運動就越猖獗（Witch Trials，Peter Leeson、Jacob Russ 著）。兩位經濟學家還嘲諷道，獵巫這種手段，今天的政客們也在廣泛使用，比如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類。沒什麼比“利用某種所謂的外來威脅，引爆民眾恐慌”，更有效的拉票手段了。先找出外來威脅，然後為民除害，最後再收保護費。

獵巫，於是成了剷除“外來威脅”的重要手段，還成了一場人心爭奪戰的秀場。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曾把它作為一項社會福利，半賣半送，呈遞給自己的信徒。彷彿哪家教派獵殺的女巫越多，就越有可能買到人心。可見，Alice 一家的悲劇，首先不在於醫學落後，民眾愚蒙，而在於掌權者熱烈擁抱民眾的愚蒙。

三

巫師中也有男性，為什麼獵巫運動中，85% 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呢？（在英國，這個比例是 90% （The European Witch G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歐洲 14-17 世紀的女巫癲狂》，Nachman Ben-Yehuda 著）；因此，獵巫運動又被稱為一定程度的“Gendercide”，即性別屠殺（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大屠殺的歷史語境》，Steven T. Katz 著，p433）。有些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絕大多數女性不會讀寫，已婚女性沒有財產權，經營權和上訴權，所以女人們招兵買馬，聚眾起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等；再往下深挖，便不難發現，原來，它還有一個強大的厭女文化作為行動基礎。

1487 年，德國神職人員和審判官 Heinrich Kramer，出版了一本銷量僅次於《聖經》的書《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書中列出了識辨女巫的各種方法論。他寫道：女人除了是男人之間友誼的禍害，還能是什麼？她是懲罰，是至惡，是蠱惑，是欲壑的禍水，是家藏的危險品，是美味的弊端……而這邪物，竟塗着鮮亮的外表！又，女人比男人更淫蕩，且永不知足；如果魔鬼是上帝的對立面，那麼女人就是男人的對立面……類似的論調，在書中不一而足。

▲塞勒姆女巫審判案圖畫

其實，這番言論也算不上標新立異，亞里士多德就曾認為，女人的體液是濕冷的，不像乾熱的男性；女人是不完美的孵化品，比起正常值，她們總是存在偏差。古希臘人還認為，經期阻滯，會令經血倒流，滲入心臟，造成發燒，嘔吐，情緒起伏，抑鬱並觸發自殺傾向。19 世紀，該症狀被冠以一個術語“歇斯底里（Hysteria）”，源於古希臘語“uterus（子宮）”，意在暗示，只有女性才會歇斯底里。19 世紀之前，由男性主宰的醫學界，一直找不到月經和排卵的關係，以為女人必須通過流血，才能緩解其天性中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即是“魔鬼鑽入子宮後，在女體內漫遊，釋放邪氣”的明證。除了歇斯底里之外，癲癇，褻瀆神明，憂鬱症，自殺傾向等，彼時都是一種“Demonic Possession （魔鬼上身）”。

經血流通，之所以被認為如此重要，與其説它“保全了女人的神志”，不如説它標榜了女人的生育價值。失去生育價值的女人，彼時一文不值。因此，比起年輕女人，老女人更容易被當成女巫送審。英國議員 Reginald Scot 在他 1548 年出版的《巫術探索》（The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中得出結論：停經讓女人飽受幻象折磨，變得瘋瘋癲癲，因此更易被撒旦誘拐，變成女巫；在英格蘭 Chelmsford 的一起女巫審判中，某項證詞亦寫道：“女人之中，不管是誰，只要有一張皺臉，斜眼禿眉，嘴上一圈絨毛，嗓音尖鋭，語氣中含責備，戴黑帽子，手持紡錘，一隻貓，或一隻狗作為共謀者（familiars ）緊隨其後，就定是女巫無疑。”法律上，也只有懷孕的女巫，才能求來死緩。

意大利女性主義學者 Silvia Federici 認為，將邪惡定位在老女人中，除了她們不再具有生育價值之外，還有其經濟原因。比如在英格蘭，圈地運動以前，英國莊園有一套救濟機制，寡婦可繼承亡夫的部分財產，從 1/4 到全部，因地而異；還可在收割後拾遺，並允許在教堂寄宿等。圈地運動展開之後，物價飛漲，貧困人口飆升，大量佃農失去土地，上述那些女性權利（Customary Rights)也全都被剝奪了。許多年老婦女，尤其是寡婦，淪為乞丐和統治階級力圖甩掉的經濟負擔。與圈地運動同時展開的新教改革，卻不提倡慈善，乞討必須在權威機構拿到執照，否則視非法乞討處理。那些沒有乞討證，潛伏在樹林或深巷裏，冷不防伸出一隻枯手的老女人，因此就變得“甚為可疑”，慾求不滿時，她們還會發出低聲的詛咒。而詛咒，在人人相信撒旦的年代，通常是應驗的。

當然，身為女性，不婚或守寡，衰老或貧窮……仍無法構成判死一個女人的全部理由，她肯定還得有些“與眾不同之處”。傳説魔鬼舔過女巫的身體之後，會留下印記，這枚印記藏匿在身體的隱蔽處，看起來像一顆痣，或一枚胎記，或一粒小疣，或一片膚斑。於是，靠“女巫印記”作為“物證”的歷史，便開始了。

史上最沉迷於“女巫印記”的人裏面，最顯赫的，是一個國王。我在蘇格蘭國家美術館仔細端詳過他的一幅畫像。那是荷蘭畫家 Arnold Bronckorst 的作品，畫中的國王，約八九歲，嘴唇窄扁，目光冷漠，戴一頂鑲鑽的黑蓓蕾帽，小臉扎入高聳的花邊豎領，膚色是藥沫的白，且處處呈現出乾裂跡象；一根金色權杖，在黑衣裏凸顯出來，上面屹立着一隻褐色的鳥，目光也和主人一樣陰冷。

這位國王的母親，是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五世的女兒 Mary，像當時諸多蘇格蘭人一樣，Mary 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彼時新教改革已席捲蘇格蘭，天主教的彌撒是非法的，但她不願皈依新教，還和一位天主教徒結了婚，因此成了一個危險的女人。新教主義者怕她把蘇格蘭扭迴天主教，天主教徒們覺得她是個叛徒，沒為天主教的復興盡蠻荒之力。她在兩扇夾壁間，僂步潛行，百死一生。

在英格蘭，她的堂姊妹，新教徒伊麗莎白一世也不喜歡她。伊麗莎白一世終身不嫁，Mary 的子嗣必將繼承英格蘭王室，若他也是天主教徒，對英格蘭的新教改革將十分不利。1566 年，Mary 生下一個男孩，第二年，孩子的父親就被暗殺了。男孩 13 個月大時，Mary 被迫交出皇位，並被囚禁起來，當她好不容易逃出昇天，向英格蘭求救時，伊麗莎白一世卻擔心她會篡位，以叛國罪砍了她的頭。

這位 13 個月大的男孩，就是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史上最著名的女巫獵手。在愛丁堡城堡，我走進這個男孩出生的房間。它小得像一隻抽屜，陰暗至極，除了一座冰涼的壁爐，一把硬椅，三面高牆，兩扇長窗，再無它物。詹姆斯六世在他的老師 John Knox 的嚴厲教誨下長大，這位老師，不僅是蘇格蘭新教改革的領袖人物，還仇恨全天下女巫，整天向小國王灌輸其母 Mary 如何邪惡，女人全都經不起魔鬼誘惑之類的厭女思想。

1589 年的一天，詹姆斯六世站在蘇格蘭海邊，迎接他的準皇后，丹麥公主 Anne，然而公主卻沒有如期出現。過了很多天，信使捎來壞消息，丹麥艦隊遇上了暴風雨，幾百水手和船隻喪身海底，Anne 也差點死掉。詹姆斯六世聞言後，也許是想顯示一下男子氣概，立刻親自動身，上了去丹麥迎親的大船。同樣，他也遇上了暴風雨，幾乎死掉。九死一生漂到丹麥的他，親眼目睹了燒女巫的盛況，深受震動，覺得自己肯定是被下咒了。

回到英格蘭之後，他馬不停蹄，囚禁了 70 個嫌疑犯 。Gilly Duncan 便是其中一位。Gilly Duncan 本來住在離東愛丁堡九英里一個叫 Tranent 的小鎮上，白天是副鎮長家的年輕女僕，夜晚是小有名氣的遊醫，據説還治了不少疑難雜症。那個年代，幾乎每個村鎮都有一兩位女遊醫，幫忙接生，治些婦女病之類。她們沒有正規的醫學背景，卻有不少祖傳的草藥和婦女知識。

獵巫運動中，繼老女人之外，女遊醫首當其中，成為被巫化的對象。美國作家 Barbara Ehrenrich 和 Deidre English 曾發表專著，認為這與男醫生們對她們的嫉恨有關。意大利女性主義學者 Silvia  Federici 則認為，與其説那是一種職業嫉妒，不如説是男性本位主義對女性力量（Power of Women）的一種畏懼表現。

女遊醫們不是甜美柔順的鄰家女孩，她們通常有一定社會閲歷，掌握着祖傳秘方，能煉製出讓男人墮入情網的神藥（春藥），熟稔咒語，還私下傳授避孕技巧和墮胎藥等……這些都與萌芽資本主義為女性行為制定的規範格格不入。萌芽資本主義需要“無性無腦，對男人絕對順從，並不斷創造生產力（嬰兒）”的女人，女遊醫式的，精通世道的女性羣像，必然對它的權力結構形成挑戰（Withes Witch-Hunting & Women，《女巫，獵巫和女人》，Silvia  Federici 著，p32-33）。

所以當有人舉報女遊醫 Gilly Duncan “夜間外出行醫”時，這姑娘立刻就被抓了起來。她被施與了一系列酷刑，檢查官還在她的喉嚨上找到了“女巫印記”。物證面前，逃無可逃，她被迫供出了“同謀”的一串名字，包括另一位女遊醫，民間助產士 Agnes Sampson。

Agnes Sampson 是一位年長寡婦，受過良好教育，在愛丁堡城頗有聲望。彼時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巫不多，詹姆斯六世帶着濃厚的窺視欲和虐待狂的執着，親自刑訊了她。

最初階段， Agnes Sampson 否認了一切指控。為了找到女巫印記，她於是被剃光了毛髮，繼而被一種像馬轡頭般的鐵製籠具（witch’s bridle)固定在石牆上，被這個籠具附帶的一個擴張裝置撬開了雙嘴，被兩根尖利的鐵叉刺傷口舌，被另外兩根鐵叉刺穿了面頰。她一刻不能瞌睡，否則捆住頸脖的繩索就會絞成一團，先緊後放，導致籠具裏的腦袋像皮球一樣彈來彈去，被鐵叉刺入的部位即搗成肉泥。在經歷了這番酷刑之後，她仍不肯認罪，直到一枚“女巫印記”從她的私處中被挑了出來。也許是出於女性本能的不堪受辱之心，她終於招供了。

因此針對她的54項指控全部成立，包括“蠱惑了一隻叫 Elva 的狗，讓它住在一口深井裏，每天搗鼓邪惡的湯藥”之類。她還“溜到 Auld Kirk Green（即今天蘇格蘭的 North Berwick 海港），參加了一個信魔者的夜半集會（Sabbat）”，其情景，像觀眾們在 1922 年的瑞典/丹麥紀錄片 Heksen 裏看到的那樣：一羣長角魔獸，聚集在一輪獵人月下，羣魔亂舞，火光沖天；女巫們前來接受魔鬼的洗禮，迫不及待地和魔鬼交媾；不知從哪偷來的嬰兒，被倒吊起來，瀝乾血，扔進煮滾的濃湯。

“總共有 6 個男人和 90 個女人，參加了魔鬼的集會，年輕的女遊醫 Gilly Duncan 也去了，她還奏響了猶太豎琴……”AgnesSampson 招供道：“我們一起點燃了黑色蠟燭，以親吻魔鬼屁股的行動，完成了獻忠儀式。此外我們還商討了如何弒君，以及如何在國王去往丹麥的海上製造風暴等……”

儘管不少後世的英國歷史學家，比如 Tracy Borman 等，都認為這些“供詞”，是在酷刑中，在受害者的精神和肉體被摧殘至臨界點的情況下，跟着指控書復讀的結果，詹姆斯六世卻對它們如獲至寶，痴迷不已，他甚至讓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 Gilly Duncan，為他彈起了猶太豎琴——儘管在人前，這位 23 歲的國王，看起來並不殘暴。他創建了英國最早的郵遞系統，翻譯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聖經》，狂愛狩獵，據説還有過男寵。

從此，詹姆斯六世像愛上獵牡鹿一樣，愛上了獵巫。他宣稱：“法官們認為單憑女巫的供詞不足以治罪，但常理告訴我們，這些臭名昭著的女巫們是不可能有正常的證人的，與她們狼狽為奸的，都是異教徒和弒君者（Tolbooth Speech，《Tolbooth 國王的演講》, 1591 年)”；當時的媒體 News From Scotland（蘇格蘭新聞），亦繪聲繪色地描繪了 Agnes Sampson 的刑訊奇觀：“……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説出國王和丹麥公主圓房初夜的枕邊對話！”

1603 年，伊麗莎白一世駕崩，詹姆斯六世成為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旋即便在倫敦再版了他著名的“學術著作”Demonology（《魔鬼學》）。書中，他強調道，沒有其他證據不要緊，重要是在嫌疑人身上找到女巫印記，只要有印記，便足以定罪；此外，他還極力推薦“水淹法”。他相信，真正的女巫即使被浸入水中，也不會下沉，因為女巫誕生時，內心抗拒教廷洗禮，因此必將被水排斥。該書措辭嚴謹，形式生動，引經據典，最重要的是，它出自一位國王的手筆，因此一躍成為當年英格蘭甚至整個歐洲的暢銷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了最權威的《獵巫指南》。它幾乎把英國變成了巫術傳染病院，單蘇格蘭，1590 到 1662 年，就有約 4000 名“女巫”成了它的實踐品。還有很多人靠獵巫生意發了橫財：20 車泥炭燃料，40 先令；4 桶豬油，26 先令；杉木和鐵桶，16 先令；24 英尺長的吊頸繩，4 先令……這還是 1596 年的標價；到了 1636 年，10 車木炭升至 3 英鎊。此外，女巫們還得自行支付燒巫費，比如一件浸過豬油的麻料衣服的錢，不然就會被燒得很慢（Witch Hunt ：History of Persecution，《獵巫運動：迫害的歷史》，Nigel  Cawthorne 著,  p206) 。

▲被綁在火刑柱上的聖女貞德。繪畫作者：Jules-Eugène Lenepveu

那是一個真正的悲慘世界，一如 Hannah Arendt 在《我們這些難民》裏的描述：“地獄，不再是某種宗教沉迷或臆想，而是一種實相，就像房子，石頭和樹。”

詹姆斯六世還試圖在全英推行獵巫法。迫於無奈，英國議會同意了，但卻拒絕在女巫審判中動用酷刑及火刑。蘇格蘭某些著名的酷刑，比如“讓女巫們穿上特製的醋浸毛衣，脱掉時連皮一起揭下”之類，英格蘭大法官們覺得無法接受。這尚存的仁慈，對此刻正徘徊在 Warboys 村“尋訪女巫”我來説，是一種無法言説的安慰，至少它為 Alice 一家，免去了極刑之苦。

躲過極刑，卻不一定躲得過身體羞辱。為了向眾人展示女巫的印記，Alice 一家被吊死後，監獄長和其夫人扯掉了 Alice 的衣服，在她的某個隱蔽處，掀出一顆小瘤，半英寸長。他們向四十多名圍觀者公開展示了這顆小瘤，監獄長的夫人還親自刺破了它。黃色的乳液溢了出來，接着是一股透明液體，最後是血（The Story of the Throckmorton Children，《Throckmorton 家女孩的故事》，根據當時的法庭證詞編寫，Widow Orwin 付印，1593 年出版)。

四

可見，獵巫運動雖多發於 Warboys 那樣的小鄉村，卻不只是斗筲之人的鄉野陋習，而是一種從上至下的暴行：頂端有教廷和國王的推崇，中端有貴族到資本家，法官到醫生等精英階層的簇擁，底端有專制主義滋養的父權和厭女文化作為民粹基礎。以巫術罪展開的審判，雖貌似理論精細，程序合法（酷刑在當時具有其合法性），借用 Max Weber 的概念，其實是一種“本質上的非理性（formally irrational）”審判，因為它的判決基礎，是建立在“作為次品的女性”及“作為迷信的巫術，詛咒和預言”之上的，其動機是尋找替罪羊，根基則是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

Warboys 村的大街小巷裏，至今沒有 Alice 的紀念碑，我只看到街心一座鐘樓，1887 年，為維多利亞女王在位五十年的慶典而建。鐘樓頂上，避雷針似地，插着一枚鐵鑄的“騎掃把的女巫像”，頗具諷刺意味。十多年後，Virginia Woolf 到 Warboys 村度假，住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對面的一棟房子裏。她覺得整座村莊“憂鬱極了”。她寫道：“到處都是陰沉的墓碑，刻着奇怪的圖案和天使的頭顱，很多墓碑沒有名字。我彷彿走在蒼老無名的，山丘掉落的塵埃之上。”

Alice 的冤死，固然毫無懸念，但那一紙死刑判決書，便是她留給後人的唯一念想麼？帶着疑問，我敲開了 Warboys 村當地史學家 Joan Coles 的房門。

Joan Coles 雖然上了年紀，看起來卻仍像駿馬一樣健壯，穿着一件藍 T 恤，領子下方還繡着一枚“騎掃把的女巫”。未到不惑，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獨自養大孩子，打理農場，學習歷史，收集史料舊物，並四處講座，此外還是一名釣魚高手。她的廚房闊大，斑斕，櫥架上擺滿了古老的藥瓶，彩色的玻璃容器，動物頭骨，日本步槍，石器時代的燧石刀具……

“我若出生在 Alice 的時代，肯定早就給當成女巫吊死了！”她露出譏諷的微笑，邊拿出一疊講稿，緩緩翻開，露出工整漂亮的手寫體。她用洪亮，高昂的語調，為我朗誦了她撰寫的《Warboys 村女巫事件》的其中一章。

在整個事件中，最令 Joan Coles 動容的一個細節是，Alice 被正式逮捕之前， 一羣擁有神學背景的劍橋學者湧進 Warboys 村，圍堵了她，並逼問其信仰。Alice 脱口而出的，不是“ God”，而是“My God”。她斬釘截鐵地説，“My God will deliver me, my God will defend me and revenge me of my enemy（我的上帝會拯救我，我的上帝會保護我，為我破敵雪恥）。”

“你看，My God，多麼遺世獨立的表述！在那樣一個年代，面對一羣那麼顯赫的人！” Joan Coles 激動地説，“她的‘My God’，不是別人的上帝，而是一個屬於她自己的上帝。”

讀到這一段文獻，我也非常震驚。單憑這個表述，Alice 就把自己從父權社會的一神論中釋放了出來，儘管，單憑這個表述，她就夠得上“異端罪”了。異端罪和巫術罪一樣，都是死罪，但人畢竟是人，怎會像草芥一樣，輕易屈服於強權？如果“女巫的印記”，對應的是某種“對抗基因”，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即使 Alice 已經成了一具屍體，行刑者仍要將它掀出來，刺破，並當眾凌辱了。獵巫運動的目的之一，無疑是要通過一切暴力手段，消除女性本體意識（Women’s Consciousness）中的所有潛在的對抗。

這種試圖倚賴暴力剷除對抗基因的暴力模式，是不可能永遠取得成功的。詹姆斯六世的兒子查爾斯一世，也想像其父那樣將專制進行到底，卻最終在 1649 年，被共和黨領袖 Oliver Cromwell 砍了頭。四十年後，英國成功地進入了議會民主制，與此同時，獵巫運動也逐漸走向式微。對此，美國歷史學家 Edward Bever 評價道：“與其説統治精英們幾乎同時感到了一種自信的危機，不如説他們正在經歷一種權威的危機（Witchcraft Prosecutions & the Decline of Magic，《巫術迫害和巫術的消退》，p263-293。）” 可見，只有在一個連國王也有可能被砍頭，權威（Thedivine right of kings）遭到質疑，專制主義不再被民眾青睬的時代，像獵巫運動那樣的人為災難，才有可能獲得轉機。

更大的轉機來自隨之而來的啓蒙主義。18 世紀，自然科學，相對論，自然神論，宗教寬容，取締酷刑，讓女子也受教育等等主張，開始滲入人類思想的荒蕪之地。英國第一位女性主義者，Mary Astell（1666-1731）以及後來的女權主義鬥士們，亦開始不遺餘力地，挑戰起“男性中心論”的壁壘。針對“女人無腦論”，Mary Astell 反對拿某個聰明女人作典範的經驗主義實證論。她説，女性能思考，作為一項事實，是無需證明的。一個女人，只需轉向自己的內在，感受自己的思考歷程，就是極佳的明證——這一革命性的觀點，徹底地否定了“女性毫無思考能力，易被魔鬼誘惑，因此最易成為女巫”的謬論。隨後的女性主義作家，比如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等，亦迅速地接過了拉力棒。Mary Wollstonecraft 寫道，我們要將女性的思想伸展開來，放大，大到足以遮住所有的服從觀為止（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女性權益辯護書》）。

隨着對抗的持續，18 世紀上半葉，英國議會頒佈了禁止獵巫的法案，席捲整個西方的獵巫運動也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建立在尋找替罪羊和偏見之上的暴行，比如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極端右翼分子對基督城平民的屠殺……卻未見百分百離席。因此，對女巫的去魅，做為一種非常有效的舉一反三，仍顯得至關重要。同樣重要的是，當代女性的處境，在不同的時刻和地區，仍處在微妙地反彈之中，悲劇重現的可能性，並未完全降至為零。温習和感受女性的受難史，也許仍是避免悲劇最有力的途徑之一。

最後，我想把一節叫做 All sing（《齊頌》）的短詩，獻給聲稱“擁有自己的上帝”的 Alice，它來自英國當代詩人 Geraldine Monk 的詩集 Pendle Witch Words。

……

不可刺透的直到被刺透

才能徹底刺透：

思緒抓不住這一刻

但鮮明的哀嘆可以

刺穿的痛力可以

痛苦的絕對性也可以：

記憶變成現實成為記憶

張開大口，吐出一道驚雷

一個真相/黎明/和一番醒悟

築起廣岙

和無限

外面和外面世界的存在性

……

（作者注：像 Warboys 一樣，“Pendle”是英格蘭的另一個小鄉村，1612 年， 當地九名“女巫”被逐一吊死。為了紀念這些無辜的生命，Geraldine Monk 寫下了這本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