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成下半部分）本人目前在歐洲，根據個人經驗概括一下西方處理新冠不力的原因_風聞

本人目前在荷蘭讀研，根據平日裏對歐洲社會的觀察，在意大利於狂歡節期間爆發新冠之時便下判斷：西方國家無力面對新冠疫情。之後在疫情期間不斷根據新聞，日常觀察以及對當地人採訪提問來收集信息，對疫情在西方的傳播進行分析。經過我不懈的努力，終於在近日被歐美民眾，尤其是荷蘭人震撼並被氣了個半死，所以決定寫點什麼，以下是我對西方國家在新冠疫情方面處理不當方面的總結

第一點：對可能的傳播途徑的忽視

歐洲對於新冠疫情的反應其實是的，及早的完成了撤僑並且中斷了與中國的交通往來，並且對從中國回到歐洲的歐洲人進行了檢測，隔離，監控，以及控制傳染源的做法。這證明歐洲其實清楚如何對抗大規模瘟疫。以德國為例，德國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從1月27日報告首個病例到2月24日，德國只有十多例確診病例，這一階段特點是傳染鏈非常清晰，疫情看似已經得到控制。但歐洲並沒有想到“新冠可能會從別的國家傳來”的情況。其結果就是新冠登陸意大利並且引爆了歐洲，根據意大利人的研究，意大利的新冠並不是從中國傳來的，這是歐洲犯下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點：對新冠的宣傳導致民眾對新冠的嚴重程度認識不足

歐美對於新冠和國內截然不同，國內的方向是“”，即一開始強調新冠的危害性，後期減弱；歐美的方向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將新冠與流感進行對比，強調大部分人得病之後可以自愈，給民眾一種“”的認識，絲毫沒有考慮到當出現大規模的感染時醫院會遭受的壓力。這導致之後的歐洲國家想要加強控制時民眾反映冷漠，哪怕到了今天也有人不把新冠當回事，這我之後再展開。

個人認為這是由於西方國家對於疫情瞭解的不充分，以及語言問題造成的。前者可見於這篇報道，荷蘭醫學界對於新冠的認識還處於，認識的不充分必然導致宣傳不到位；至於後者，COVID-19的中文名為“”，這麼大的一個肺炎放在這裏，有誰會把它當成流感？而英文的名稱“”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説不知所云，甚至初期還有人把它當做科羅娜啤酒，語言的不同在這裏起了很大影響。

第三點：投鼠忌器

新冠出現在意大利的時候正好趕上，這是很不巧的。歐洲的狂歡節，從形式上類似潮汕的英歌舞，陝西的社火，是一個大型的化妝遊街的娛樂活動。不同的是歐洲人講究全民參與，而且歐洲在狂歡節期間是放假的，而生活在申根區的人，可以在申根區的自由往來。全民參與的慶祝以及自由流通的民眾，極大的加速了病毒的傳染。如果與國內相比。狂歡節相當於國內的黃金週。而爆發地點又在北意大利，米蘭倫巴第一帶，這個就更糟糕了，北意大利在狂歡節期間是旅遊熱點地區。對比國內相當於新冠在黃金週的時候在長城上或者兵馬俑爆發了，這誰能頂得住？

最重要的是歐洲經濟很依賴於旅遊業，比如根據第一財經的這篇報道。文章裏説“從旅遊業競爭力角度來看，歐洲國家表現強勁”，換言之，西歐發達國家在經濟上對旅遊業也更依賴。西歐各國就指望狂歡節賺錢呢，你讓他這個時候停下活動，他不一定下得了這個決心，這就是為什麼法國，意大利在疫情出現時就是否停下大型活動表現的很猶豫。尤其是在歐美的社會，政治家很難下這種不利於經濟，尤其是短期內經濟繁榮的決定。事實上，西歐的經濟也確實經不起折騰。我們看一下IMF給出的報告，歐美這次受到的打擊會非常大。

第四點：傲慢

這是我最先説的，歐美在疫情期間展示出的自信令人匪夷所思，已經可以稱之為傲慢，這裏我分開敍述：

人種的傲慢：開門見山的説，歐洲人認為自己身體好不怕新冠。我記得之前看過一篇荷蘭的新聞。一個荷蘭的官員説“中國的老人身體素質差，我們荷蘭老人80歲還可以去滑雪，我們不必太擔心新冠”，遺憾的是我找不到原文網站了，不然一定發上來給大家當猴戲看。這種傲慢不止針對中國人，更針對的是整個東亞。當病毒蔓延到日本和韓國時，歐洲人還是不當回事，認為這是“黃種人的病”。在荷蘭，當地人的這種自信已經蔓延到了當地華人身上，我這裏有兩篇文章，一篇是荷蘭公眾號的，一篇是荷蘭的中文媒體。現在回頭看，文中顯示出的自信讓人覺得好笑：你們躺在ICU裏的樣子是很狼狽，但你們之前的自信真的很靚仔。

體制的傲慢：哈佛大學在二月二十二日舉行過一場關於新冠病毒的學術研討會，會議中主持人表示，疫情結束後中國的病死率會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以及類似的貧困國家差不多。他認為中國的醫療系統醫護質量差，且無力治療大量被感染的民眾，因此中國的死亡率會很高，儘管他認為理論上中國的病死率應該比貧困國家好很多。諷刺的是醫療系統率先在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紐約崩潰，武漢的醫療系統在全國人民的合作下頑強堅持，並且其他省市及地區的人民齊心協力，最大程度的阻止了新冠疫情的傳播。還記得我之前提到的西方對新冠認識不充分嗎？他們很有可能認為，新冠在中國展示出的破壞力是中國“糟糕”的醫療系統導致的，因此完全沒有在意，這也是他們做出錯誤決策的原因之一。

第五點：疫情擴散後政府對民眾的引導

這裏指的是教育民眾如何防治疫情，而遺憾的是歐美政府很明顯並沒有對民眾説實話。以荷蘭政府為例，荷蘭政府目前為止依舊不推薦民眾佩戴口罩。

荷蘭政府不推薦民眾戴口罩的理由很有趣：荷蘭政府表示口罩對防止感染的作用有限，並且表示民眾不知道如何正確的佩戴口罩，因此推薦民眾佩戴口罩反而對他們來説不安全，口罩提供的安全感是虛假的（false safety）。誠然，用錯誤的方式戴口罩確實有可能起不到應有的防治效果，但有誰真的生下來就會戴口罩嗎？民眾不會戴你不能教嗎？這不僅僅是荷蘭一國的宣傳，而是歐美在很長一段時間的宣傳口徑。而這些防疫宣傳明顯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歐美面臨口罩的短缺，為了將口罩供給醫生而不推薦民眾購買口罩。證據就是疫情爆發之後歐美有關部門迅速將口罩從電商平台下架，並且互相搶奪口罩用於本國的醫療人員。荷蘭官員前兩日對這一點進行了反思，認為當局在之前太過於自信，不應該認為本國“不會被感染”一般而捐獻口罩給外國。

那不強制要求民眾佩戴口罩的荷蘭如何防疫？政府給出的答案是要求民眾在外出時“保持1.5米的距離”。政府對此並沒有給出足夠理性並且有科學結果支持的解釋，反而使用充滿優越感的方式表示“我國的民眾都是成熟的成年人，會自覺且理智的遵循政府的政策，不需要政府推行強制性的規定”。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在之前的章節提出“傲慢”是疫情在歐美擴散的原因之一，這種優越感不是傲慢又是什麼呢？近日荷蘭政府又追加了政策，表示大家如果在外騎自行車時1.5米的距離不夠用，應根據速度保持10至20米的距離，這更是表明了1.5米政策在科學上存在不合理之處。而現實中，在外出時保持1.5米的距離在很多時候是不現實的。首先荷蘭的很多人行道根本沒有1.5米寬，其次很多場合（如超市）是基本不可能保持1.5米距離的。推行一個不可能執行的政策第一會影響防疫效果，第二會導致民眾對疫情的不重視。尤其是疫情的不重視，這對荷蘭來説是很致命的，我後面還會提到。

那荷蘭人的舉止配得上本國政府“成年人”的評價麼？遺憾的是，本人在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時，總是看到民眾聚集在草地上野餐，在街上跑步，在籃球場打球，甚至坐在河邊的長椅上發呆。我現在減少外出的原因，除了不想增加受感染幾率之外，還有就是看見荷蘭人在外邊亂逛很難受，感覺荷蘭人在故意搞我心態。

PS. 我今天下午出了趟門買菜，結果發現河邊的草坪密密麻麻躺滿了人，這根本不像封城，更像是放假，我騎車過去的時候快被氣傻了。

第六點：這屆民眾真的不行

民眾缺乏對疫情正確的認識，引導，致使民眾在抗擊疫情方面缺乏明確的方向，導致民眾在配合防疫時出現了問題，但民眾本身也不大行。歐洲人在這次疫情中表現的自大，麻木，並且缺乏紀律性。麻木這點以荷蘭為例，這是根據我個人對荷蘭人的採訪，所給出的荷蘭人對疫情反應德評價。他們在很長的時間內認為新冠只是嚴重的流感，並且支持羣體免疫（全國性的支持），同時不認為自己需要口罩；自大表現在完全無視其他國家的防疫策略。這我以瑞典為例，瑞典一直在採取佛系的無抵抗式防疫，英國媒體就此事採訪當地民眾時，當地民眾表示“説不定其他國家全都做錯了呢？”；缺乏紀律性表現在不聽從政府及專家的防疫策略，擅自外出，聚會等等。網上有很多相關的視頻，比如英國的護士怒斥在草地上聚會的年輕人，意大利市長驅趕在外亂逛的民眾等等，我這篇文章的封面就是截取自意大利近日的新聞，倫巴第地區的民眾已經忍不住了，開始出來跑步。説到底，這屆民眾確實不大行。

第七點：公民社會的侷限性

目前在西方最流行的社會結構被稱為“公民社會”，從哲學上講這是一個建立在個人主義上的“由下至上”的社會（具體內容可參見本文）。因為個人及其政治需求在這個社會里佔有絕對地位，導致政府和專家對社會事務具有話語權遭到削弱，同時政府會將大量的事務轉移給民間團體，如NGO，慈善機構，宗教組織等。正如王紹光所講“公民社會理論的意識形態基因是“自由主義”，凡是談到公民社會的“獨立性”都是指相對於國家的獨立”。而體現在政治實踐中，則會出現一個人的知識，能力，眼界在投票時不會造成任何的不同，以英國脱歐公投為例，連什麼是歐盟都不知道的人與專家和精英在投票時一樣，都只有一票，且權重相同。知乎的這篇文章（包括很多其他學術論文）認為中國已然進入公民社會，但在我看來，只要中國社會還不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中國就絕不可能進入公民社會。

回到原本的話題，當新冠疫情在歐洲爆發時，歐洲政府希望能夠進行集體決策，制定統一的政策並推行，且希望民眾接受。但在西方公民社會這是不可能的，西方社會是一個極度強調個人的社會，在這裏個人的意見視為最重要的因素，民眾不去統一的尊重或遵守政府及精英制定的政策被認為是合理的，民眾會被鼓勵爭取自我的訴求，這種行為本身也符合個人主義的精神。而政府在前期試圖弱化對新冠疫情危害性的宣傳，在後期又改口要求民眾提升對新冠疫情的重視程度，這是十分困難的，民眾很難接受反覆無常的政策。這給封城等嚴肅處理新冠的政策順利執行造成了極大困難，如這個視頻顯示的，市長被迫親自前往公園把人一個一個往家裏趕。接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約束下，政治領袖沒有能力去做“正確但不被民眾認可”的事務，例如希臘的經濟危機，政治領袖想要贏得選舉就必須保持原有的福利，哪怕這些福利政策不可持續。個人認為，根據當前新冠疫情來看，公民社會所強調的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社會，不具備合作應對大型的，需要集體合作的社會事件的能力。

第八點：對中國經驗的忽視

歐美很明顯沒有把中國的經驗當回事。以荷蘭為例，荷蘭專家在3月25日發現新冠病毒可以在污水中傳播，而我國在2月1日就由環境部下令，要求嚴防新冠病毒的污水傳播。這中間足足有兩個月的時間，不知道荷蘭的醫學專家這段時間在幹什麼。對此我個人有兩種解釋，第一是荷蘭人斷網斷了兩個月，第二個是荷蘭人根本沒有重視中國的防控經驗。同時，西方媒體在報道防疫手段的時候出現了很明顯的雙標，比如用無人機監控民眾的外出情況，在意大利這是市長愛民的，在中國就是1984。當然這種雙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體長期的教化導致的，任何出現在中國的新聞他們都會本能的往負面想。我之前跟同學提起過南水北調，大概提了一下這是將水從豐富的南方調到北方，而這個同學在對南水北調以及中國水文地理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判定這麼做是不對的。這不是一兩次宣傳能做到的，這是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

以上就是我對目前歐美尤其是荷蘭疫情防控的總結，請注意我這裏主要提到了荷蘭，但歐洲各個國家之間政策存在不同，比如法國就嚴厲的多。如果我表述有不清楚的地方請各位在評論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