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中應不應該添加破產指標和規定投資收益率上限_風聞

在私有化程度增加，全實業都依賴金融融資（直接融資+消費者信貸消費）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全球形勢下，如何保障消費總量與環境可承受力的可持續平衡是全球人民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在人類歷史上，意識形態和生產力水平從未成為地區矛盾的導火索，但資源制約和過度擴張造成的自然病害確實導致了可追溯的所有人類災難。跨入全球化時代，人類意識形態已由是否佔有生產資料之爭轉變為是否可自由跨國之爭，生產力水平已由實物生產效率之爭轉變為生產資料金融轉化量之爭。在這種新形勢下，既保證人民自由交流的基本人權，又保證不因過度追求金融總量而過度消耗資源是新時代每一個社會組織面臨的課題和競爭方向。

為防止過度消耗就必須建立度的概念，而度是實現在建立在承認無益增長的基礎上的。承認無益增長的基礎是允許不適宜的模式被淘汰，允許破產並建立適宜的消化機制。從組織管理層面這意味着對金融總量的控制，即總量是建立在個體在物價無差異模型上終身必須消費量的內核上，而為了接近物價無差異模型，投資收益率和破產比例需要接近平衡。這就意味着資金作為等價交換的介質，在終身的大尺度中，極少產生結餘。資金富集意味着金融總量的正增長，即個體數量的增加和/或單位生產資料金融轉化量的增加，而金融轉化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過度消耗（人、物、社會和諧、自然和諧）。防止以過度消耗資源為代價的無益金融總量的增加需要解決兩個問題，攻防主觀能動性的問題（投資收益率）和守方監管權限的問題（破產指標）。

雖然上述兩個問題來自對立的職責，但消化方都是金融系統，體現在具體業務上就是收儲放貸收益差與信貸壞賬利率平衡。抑制對資源的過度金融轉化就需要減少收儲放貸收益差即金融盈利率，而給予監管清除過度消耗資源模式就需要在允許壞賬的基礎上嚴格依照隔離信貸標準不影響或補償性提高其他個體利率。隔離化信貸標準是一個動態的依照經濟目標和全民承受能力產生的國家級模型，但實施起來卻在終端每一筆的交易。

為解決政務矛盾，金融創新轉型的工作還有很多，但時間不等人，祝中國金融在全球化中彎道超車，不扯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