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精英的原罪_風聞

​      這裏所説的精英是指芮成鋼，柴靜，任志強，吳曉波，方方，龍應台之類的人，總體來説這一類人其實是中國古典知識分子中的一脈相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是試圖通過提供合法性聲明來建立權力和和為自己攫取利益。

一、源流

在中國千年的帝國時代中，以士紳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耕讀傳家為生產生活方式，一方面佔據土地資本而“耕”，一方面因“讀”而壟斷話語權，這種同時佔據資本和話語權的優勢使得帝國時代王朝輪替，但知識分子始終佔據國家權力的核心位置，從此普通百姓上天入地無門。

新中國建立之後，知識分子第一次被完全剝奪了國家權力，而且廣大知識分子也並沒有能夠認識到新中國直接邁入工業化社會所需要的是平等的勞動者這一關鍵問題。建國後更具有知識與能力的知識分子沒有能夠主動轉化為勞動者，並且引領廣大的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大生產，這是後來知識分子被整頓的原因之一。

80年代，當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變得寬鬆，酒足飯飽之後開始精神自慰，於是產生了傷痕文學，如果這是一種對傷害的哭訴，那麼始終在農村艱苦勞動的人民又該説什麼呢？這種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本位主義，朦朧的意識到了被國家權力排斥的失落和反抗在80年代末達到高峯，但是由於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而重新定位自己，所以他們的消逝毫無意義。

隨後的30年間，經濟的大潮淹沒整個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聲音也被淹沒了，畢竟意淫沒有鈔票有吸引力。知識的作用也體現了出來，廣大的知識分子也成為先富裕起來的那一批人。當他們在富裕空閒之後思考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仍然被排斥在國家權力之外，由於他們不再與國同休，他們更加恐懼於自己的財富失去的可能，他們的反抗更加猛烈。

可悲的是，於歷史上的帝王時代不同，新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國家學説，其中根本就沒有古典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他們在過去百年的社會變革期也沒有來得及發展適合時代的新學説，所以他們的話語只能拾西方之牙慧。這是當代古典類知識分子陷入窘境的社會背景，他們的利益述求、他們的言語、甚至他們的捨生取“義”總是與中國當代社會現實格格不入。

當代知識分普及使得知識壟斷的可能性消失，而土地不再是財富的唯一根源，於是知識分子不再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統治階層，多元化的利益追逐使他們劇烈的分裂成了一派又一派的精英，但是他們都在攫取利益和鞏固權力之路上勇往直前。

二、特徵

如果有人自稱精英，那麼必然意味着還存在另一個數量更為龐大的非精英羣體(我稱之為人民)，而且精英必然自詡高於人民的。那麼精英會怎麼處理他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呢。大概有這幾種情形：

**(1)拯救派。**以龍應台的言語為一種代表：“真正的害，是人民本身素質不夠”，於是他們試圖通過啓蒙之類耍嘴皮子的功夫來建立羣眾權力。近來有人在網上發文章説當代啓蒙比80年代更難，以就是説知識分子的話不管用了。在當下人民羣眾知識水平大幅度提升，獲取知識方式多種多樣並且成本很低，知識不再是獲取權力與財富的壟斷途徑，這種現實就是必然的。從經濟學的方式來分析，當人民羣眾開始富裕以後，參與這種運動的機會成本就太高了。那麼一方面啓蒙運動不是當下人民羣眾的需求，人民要的是吃喝玩樂；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羣體自身已經啓蒙過了。如果將知識分子羣體與人民羣眾相分離，那麼知識分子的啓蒙運動就是一個偽命題，大家都不再需要啓蒙。

    拯救派必將失敗在於，他們本身並非服務於人民羣眾，而僅僅是希望用言語的妄想利用人民羣眾。而始終在基層辛苦的人民羣眾深深體會這從身體到靈魂的痛苦，他們是無比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抬頭看看這羣知識分子太瘦，覺着做成饅頭吃不了兩口不頂餓，於是繼續低頭為了自己的生活奮鬥。人民羣眾始終在教育我們，他們不會為了任何其他人獻身。拯救派只會懷着幻覺高呼：“兄弟們給我上”，然後他們終將死光光。

**（2）降臨派：**方方和劉曉波是一個代表。他們會覺得中國的歷史黑暗，上層殘暴，下層愚昧，社會中的惡只能通過西方之神降臨來洗滌才能得到改變。而他們自己給自己在西方降臨之後所預留的位置是什麼呢？二等公民還是兔死狗烹，或許他們也沒有想過。

（3）資源派：這一派的代表是財經作家吳曉波。拯救派需要為人民編織一個美麗的謊言，還要分割一部分利益來粉飾這種謊言，性價比有點低。降臨派完全無視了人民的經濟價值，純屬一種浪費。吳曉波在2015年發表了一個精英主義的宣言，可視為資源派的綱領。吳曉波説：“我是精英主義的擁躉者，我認為總的還是靠社會精英。社會精英應該來自於幾個部分：首先還是知識分子，再接着是企業家階層，這兩個就是所謂的在野階層，第三個還是來自於政府內部。只有精英階層在某個時刻就某個問題達成共識，我們才能完成一些漸進式的改革，否則這個社會就會被撕裂。”

    精英綱領表面上是一種無害的社會治理觀點，實際上它給出了知識分子重返國家權力的構想和路線圖。這一綱領的本質在其隱喻中：如帝王時代一般，知識分子掌握權力，企業家仍然作為“幹髒活的人”向其輸送利益，同時掌握暴力的政府人員提供安全保障，他們形成權力金字塔，知識分子居於頂端併為企業家和政府暴力提供合法性聲明。在這個過程中，絕大部分人民只需要聽從他們的安排，像家畜般被飼養提供血肉與勞動力即可。吳曉波的意見表明，如果不能達成這樣的權力體系，那麼他們不惜撕裂社會。

     在三種派別中，降臨派只是汪汪犬吠，拯救派在社會動亂時代具有蠱惑力，而資源派應該成為重點打擊對象。資源派的可怕在於它具有很高可行性，他的目標是要建立西方那種政商一體的社會結構，西方發達國家可以給他們他們提供了樣板、操作指南和夥伴支持。如果我們觀察現在的社會，資源派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了，當前政府治理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應對這一部分人的挑戰。

     資源派的問題不在於可行性，而在於他們沒有歷史發展的眼光，他們的極限就是當前的資本主義國家那一套，永遠是一種低層次的奴役，沒有更廣大人民的覺醒和參與，更高層次的文明不可能到來。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或許不完美，但是它至少包含了一種更高層次文明的可能。

     從改革階段走過來的企業家很恐懼一個詞叫“原罪”，這往往是他們抵抗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家權力的心魔。他們不明白，真正的原罪不在於他們掌控的資本從哪兒來，而在於那些資本要向何處去，如果是為了人民而賺錢，為了國家而賺錢，為了更高層次的社會建設而賺錢，何罪之有？在社會主義中國，想成為資本家才是真正的原罪。

      我們需要注意，精英們本質上也主動與人民做了切割，無論他們屬於什麼派別，他們都是毛主席所説的“反動派”。在當前的國家學説基礎上，只要不與人民站在一起，參與社會化大生產，促進生產力發展，而其所有的目標就是建立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他們的知識對社會進步就是有害的，這就是所謂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對於所謂的精英而言，與人民割離，試圖將自己無限超拔於人民至上帶來永恆的低層次的奴役，這就是精英的“原罪”。

**PS.**本文所説的原罪並非刑法意義上的罪，因此不涉及現實意義上的法律行為，本文所謂原罪是對特定社會羣體開歷史倒車行為的社會學價值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