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的再思考_風聞

毛澤東於1957年7月發表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圍繞如何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闡述了反擊右派、搞好整風、實事求是和羣眾路線等問題的重大意義。這篇文章的精神對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的積極影響，遠遠超過了對反右擴大化的消極影響。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承擔反右擴大化責任的同時，堅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的精神，多次強調1957年反右的必要性，並將1957的反右和新時期的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聯繫起來考察。鄧小平最堅決地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成功地避免了前蘇聯解體那樣的悲劇，為中華民族復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www.cwzg.cn)，微信公眾號轉載請與我們聯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後的三十多年，分為了我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個歷史時期，一般簡稱為前後兩個“三十年”。

關於前三十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在十七大報告提出的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評價上，增加了“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兩個歷史時期在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他強調，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①]

2014年4月1日，習近平在國外訪問期間的演講中，強調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他説，中國自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後，“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②]

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但是，在確立和堅持這條正確道路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面臨着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挑戰。歷史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儘管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有過失誤，甚至發生過嚴重曲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於黨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並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行之有效的自我糾錯機制，才有了今天的國力強盛。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主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確定當時正在進行的全黨整風分為四個階段：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着重整改階段；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從這個建議不難看出，毛澤東期望整風取得好效果，以便更好地擔當起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會議期間，他找一些省市委書記談話，把談話要點歸納起來，寫出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以下簡稱《形勢》）。此文刊載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從第527頁至540頁。為節省篇幅，本文引文頁碼從略。

《形勢》發表時，黨正面臨着有人企圖扭轉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的挑戰。回顧《形勢》一文，可以發現，該文的中心思想，即強調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如何走好社會主義道路，對於我們保持和提高道路自信，今天仍然很有意義。

一、《形勢》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影響毛澤東相當重視《形勢》一文，歷經十次修改。其他中央領導人蔘與其中。據《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記載，1957年7月20日，周恩來“修改毛澤東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草稿。”[③] “7月23日　出席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基本通過毛澤東所寫《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決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處理。”[④]印發前，毛澤東批示鄧小平：“此是最後的定稿，請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請告知。如無修改，即可發出。”[⑤]因此，《形勢》可以説是凝聚了當時中央領導層的共識。此文於同年8月，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黨內領導幹部，即縣一級的黨組織和幹部閲讀。這無疑對統一全黨的思想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形勢》一文的內容相當豐富，但始終圍繞一箇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文章的重點內容之一是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因為這是關係到“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中國走什麼道路等大是大非問題”。文章認為，通過全民性的大辯論，“解決了和正在解決着革命和建設工作是否正確（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是否應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不要共產黨領導，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確等項重大問題。”“我們如果不能在這次辯論中取得完全勝利，我們就不能繼續前進。只要我們在辯論中勝利了，就將大大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文中特別強調了羣眾路線的重要性：“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説的走羣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羣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羣眾。黨羣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如果黨羣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文中還提到要“努力學技術，學業務”，“任何時候都不應當耽誤生產和工作”，等等。

對於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後，一些學者認為，《形勢》成文時，反右派鬥爭已經發生嚴重擴大化，毛澤東的思想也急劇地向“左”發展，對後來的毛澤東本人和黨犯的“左”傾錯誤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筆者更傾向於把這篇文章放進大歷史觀來看待，即縱向把1957年到現在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聯繫起來看，橫向對照蘇聯解體的事實以及印度在同期的發展。這樣可以發現，《形勢》的精神，對中國沿着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確實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儘管《形勢》對後來的“左”傾的發展有所影響，但是，從大歷史觀看，《形勢》的積極因素遠遠遠超過了消極因素。

在改革開放早期，由於受到某種“矯枉過正”思想的影響，有為數不少的學者偏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前三十年的國家建設成就評價不夠積極。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前三十年打基礎，後三十年起飛”，才形成了今天享譽世界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⑥]。

《高思在雲》的作者朱雲漢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中研院只有兩名政治學的院士，即朱雲漢和胡佛，兩人都推崇“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關於“前三十年打基礎”，朱雲漢認為：“很多人以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時期，這個認知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摸索奮鬥30年，這30年並沒有白費。”“共產黨建立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並且樹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志。這個體制在中國的歷史上和地域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能力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同時，共產黨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變為國有或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公共資產，是後來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資本。”[⑦]“在這個過程中，它有能力為了國家或者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把農民的剩餘資源用於國防工業建設和現代化建設；把現代部門裏，尤其是都市和工業部門的所有資本都社會化，然後作為快速發展工業化的重要資產。”[⑧]

關於前三十年打基礎的具體內容，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王紹光指出：“新中國前30年打下的基礎相當雄厚。這個恰恰可以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對比，尤其是和發展中大國對比。打基礎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用黨政合一的方式動員各種資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國的國力。當時出於軍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當然也有經濟的目的，都要舉全國之力提升國力，國家要富，國家要強。”“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國辦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個基本完善的工業和交通體系，在農村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中國8萬多個水庫絕大多數是在這個時期修建的，農田基本建設絕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資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國剛剛成立時，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嬰兒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識字。也是在前30年，中國的人力資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沒到68歲。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積普及，在冊中學生的數量在1978年達到頂峯。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讀書的技能、做事的技能，這是了不得的成就。”[⑨]

值得一提的是，朱雲漢是在台灣受的大學教育，王紹光是在大陸受的大學教育，他們都曾留學美國並在美國大學任過教。可以説，他們的看法都含有國際視野的元素。

從國際視野來看待新中國的60多年經濟，確實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於中國崛起（朱雲漢稱之為“中國興起”）的基礎性作用。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而中國經濟依然高歌猛進，使許多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前三十年的作用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肯定。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阿鋭基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認為，毛澤東時代，甚至“文革”時期，中國的普及教育、工業化、農村集體工業萌芽，都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基礎，也是後來鄉鎮企業萌芽發展、農村工業化開始的先導。他特別分析了為什麼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唯有中國的對外開放就能夠成就巨大，舉世矚目。他發現的秘密是，中國吸引外資的並不是其巨大且極其低廉的勞動力——這個條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國都具有——而是這個勞動儲備的高質量——包括健康狀況、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國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⑩]順便還可以提供一則2015年外電披露的關於印度教育的數字：印度兒童只有一半讀完了小學。

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已經逐漸成為國內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主流的看法：如果中國前三十年沒有奠定工業化和社會發展的堅實基礎，中國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就無從談起。

在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單純用經濟發展的尺子來衡量，前三十年中國的發展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

《形勢》制定的目標是：“ 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

客觀地説，此後為達到了這個目標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概括地説，“從1956年到1978年，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成就堪稱輝煌”。[11]

歷史事實的確如此。國內外的許多研究資料都能證明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堪稱輝煌”。例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 學習導讀》就指出，“從1952年至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12]

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費正清也指出，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國的經濟就比印度的經濟出色得多。從1952 到1976 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每年6%或7%，按人口平均計算是印度增長率的二倍或三倍，儘管印度還接受了130億美元的外援和貸款，而中國接受的蘇聯貸款不足10 億美元，同時還拿出大約70 億美元去援助其他國家。”[13]

上述數據來自於宏觀的角度。如果從微觀上看，也可以襯托出1957年以後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不俗成績。這些成績的取得，歸根溯源，還是離不開《形勢》強調的羣眾觀點：“必須堅定地信任羣眾的多數，首先是工農基本羣眾的多數，這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

關於前三十年的一些失誤，特別是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和文革運動造成的嚴重損失，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有定論，各種媒體已有大量相關文章問世。但特別有必要指出的是，至今並沒有史料證明那時的經濟是在急劇走下坡路，以致於出現過象上世紀九十年代解體後的蘇聯，即拋棄社會主義道路後的蘇聯那樣的經濟慘狀。

在總結前三十年的經驗教訓時，當然必須反思當年的“左”，並要永遠以史為鑑。但更不能忽視當年發動羣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國上下同心同德建設新社會和新國家的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著名科學家錢三強曾感概地回憶道：“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國學大師季羨林在《80述懷》中也寫道，三年困難時期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期，一點苦也沒有感覺到”。 這種精神應該是我們在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筆寶貴財富。當然，那個時候也有一些人，特別是許多受到過不公正對待的被稱為“地富反壞右”那些人，認為那是個相當黑暗，甚至是最黑暗的年代。但是就全國而言，持這種看法的人畢竟不多，因而不能代表整個國家的主流。而整個國家的建設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則是國內外的公論。當時公認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系教授亞歷山大.艾克斯坦（Alexader.Eckstein），通過長期調查，認為：總的説來，中國已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足以保證高生產、高收入和高消費，卻足以維持其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保持能在亞洲推行其“野心”的軍事力量。總的結論是“中國對世界事務的重要影響這一主要因素是美國無法逃避的”。[14]需要説明的是，這種成功是指以國家工業化的成就和科技事業的發展程度為主要標誌的。這也體現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當時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的一種統籌兼顧的選擇：即首先要解決不捱打的問題。因此，受國家財力等多種因素所限，人們在那段時間的物資的確比較匱乏，有些地方還相當匱乏，這是毋須諱言的。關於“不捱打“和”勒褲帶“之間的關係，當年從美國歸來的的“兩彈一星元勳”之一的陳能寬是這樣説的：“啃窩窩頭比被人家稱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因此，如果沒有當年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和陳能寬、于敏（“兩彈一星元勳之一、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那代人的偉大付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有可能改寫，中國的戰略自信絕不會有今天的質量。

我們在回顧當年那些熱情有餘科學不足的作法時，可以把視野放得寬闊一些，眼光放得長遠一些，評價就可以客觀一些。例如，“大躍進”中的大鍊鋼鐵的土辦法，固然有不講科學的蠻幹的一面。但是對此也應該一分為二。當時經過深入調查的彭德懷認為是有得有失，他指出：儘管有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大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的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得到了鍛鍊和提高。”[15]製造原子彈的鈾，當年就是羣策羣力用土辦法提煉出來的。中國正是有了原子彈，才奠定了有影響的大國地位。還有非常值得一提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每個星期都有固定一天，各行各業的幹部下到基層參加勞動，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一起參與管理，一起技術攻關。那些健在的當事人，至今沒有不感慨萬千的：“行動是最有説服力的語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喚。”這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具體落實了《形勢》的要求：“如果黨羣關係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客觀地説，那個時期的共產黨的威信也是建國以來最高的時期。鄧小平是這樣説的：“五十年代，廣大黨員和人民講理想，講紀律，講為人民服務，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嗎？三年困難時期，黨和人民不是團結奮鬥，渡過了難關嗎？”[16]

在農業方面，“大躍進”時期的普遍浮誇，以至全國多地出現饑荒，甚至出現餓死人的現象，其教訓固然深刻至極。但那個時期堅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為後來的農業大發展搭好了平台，也是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人以那個時代是“農業學大寨”為由，企圖否定農田基本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的巨大作用。1980年6月8日，鄧小平曾親切地對郭鳳蓮説：“挺起腰桿，放開讓他們説。不要怕罵，罵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時潮流來了是不可抗拒的。周總理去過大寨三次，我去過兩次，大寨是幹出來的！”“大寨精神永遠沒錯。”不久，鄧小平在與陳永貴的談話中，肯定陳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最困難的特定歷史時期，為中國農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中國農民樹立了艱苦奮鬥的榜樣。鄧小平還非常嚴肅地對胡耀邦説，你去告訴新華社、《人民日報》，報紙不要再罵大寨了嘛。再罵，沒人搞農田基本建設了！[17]因此，鄧小平在1992年7月指出：“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18]順便補充一點，在那段時間，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化肥化和科技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就。以機械化為例，1978年和1952年相比，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就增長了651倍。

許多學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那三十年的社會主流，忽視了《形勢》的中心思想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這篇文章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這樣，對前三十年的評價在無形中出現了這樣現象：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在官修的史書和教科書中，高度肯定了前三十年的成績。但出現在各種媒體上的虛構和非虛構作品，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呈現的卻是一片黑暗。那些作者對當時舉國上下熱氣騰騰地建設新社會和新國家那些激動人心的往事抱着奇怪的冷漠態度，把大量的道聽途説乃至任意編造的“故事”當作信史，加以渲染。甚至對大慶和大寨那樣的實幹興邦的典型也任意進行歪曲、抹黑和攻擊誣陷。這無非是想給人們留下一種印象：共產黨在這段時期內沒有做什麼好事，那些聽黨的話的、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兵學商也就沒有幹什麼好事了。

這種對歷史的誤讀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到改革開放早期，一是那時急於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集中力量批判“以階級鬥爭為綱”，從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以前的建設成就，甚至還有人荒謬地認為肯定以前的成就就是肯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二是蘇聯拋棄社會主義造成的亡黨亡國的惡果還沒有出現。因此，凡是防“左“的就受到熱捧，凡是提到防右的就遭到譏諷嘲弄，甚至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這種作法至今還有不少市場。

但是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還是高瞻遠矚的。鄧小平在強調防“左”的同時，特別警告，如果右傾思潮，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中國的建設事業“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19]鄧小平在這裏特地用了“一夜之間”，無異是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敲了一記響亮的警鐘。1989年3、4月間，胡喬木訪問美國時作了《中國為什麼犯20年的“左“傾錯誤》的演講。後來擬在《求是》雜誌發表時，先請陳雲審閲。陳雲回示：“在強調‘左’的錯誤的同時也要點出右的危險。”[20]

胡喬木於1992年去世。他沒有看到蘇聯解體後的慘痛後果：從1991年蘇聯解體後，到1995年，其國內生產總值只達到了1990年的50%。通貨膨脹嚴重，1993年達到8414%。隨着社會條件惡化，人均預期壽命減少。俄羅斯男性1990年為64歲，1994年下降到58歲。因此可以説，蘇聯解體是前蘇聯領導層犯下的顛覆性錯誤，其後果是國力再也不可能恢復到蘇聯時期的地位。

《形勢》指出，“如果這一仗（指反右---引者注）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歷史證明，《形勢》的這個論斷極具遠見。一言以蔽之，任何時候不堅持黨的領導，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後果就是出現前蘇聯解體那樣的慘劇。

改革開放後，有的學者認為1956-1957年的中國是處在十字路口，因為選擇錯誤，把應該出現在50年代的“思想解放”延遲到了80年代。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無論是什麼時候的“思想解放”，都不能以“顏色革命”為目的。否則，前蘇聯解體就是前車之鑑。 1957年，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反擊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捍衞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三十多年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在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果斷地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保證了中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

當然，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的是，無論是“左”還是右，都會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但離開了黨的領導，離開了社會主義，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就隨時會有夭折的危險。

因此，如果我們用大歷史的觀看《形勢》，從縱向的角度，可以發現“新中國前30年打下的基礎相當雄厚”；用橫向比較，前30年超過了處於同一發展水平起步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即使拿最直觀的人均收入作比較，1978年中國約為210美元，印度為190美元[21]。更重要的是，因為前30年進行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為成功地避開前蘇聯解體那樣的陷阱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不管是前三十年依靠計劃經濟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的原始積累，還是過了這個階段轉而走向更為靈敏的市場經濟，都是黨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決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開放早期，許多學者在宣傳市場經濟時，帶有比較濃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色彩，其主要內容是提倡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完全的市場競爭。直到西方1990年代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徹底失敗，執迷不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又在2008年把西方拖入了經濟危機，才使大部分中國學者認識到：不能迷信西方的經濟教科書。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我們中國自己的語言表述，就是一方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一方面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質上也就是更好地完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如果政府作用發揮得不好，市場經濟“原罪”產生的負面效應，例如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兩極分化等諸多問題，就會愈演愈烈。特別是兩極分化，既是世界性的難題，更是當下中國社會最關注的問題。一方面要堅持市場經濟，一方面又要把兩極分化的貧富差控制在合理範圍內，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擔的歷史性任務。因此，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2]

二、《形勢》與反右擴大化儘管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肯定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但至今許多學者仍喜歡在反右派鬥爭和反右擴大化之間劃等號。這種觀點起始於1978年開始的對右派分子改正錯劃的決定。從歷史的客觀的角度而言，在執行這個決定的過程中，同樣也出現了擴大化，以致造成“等號”論流行至今。為什麼改正錯劃也有擴大化，理由很簡單。1957年劃分右派的標準是1957年10月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而1978年的改正錯劃沿用的仍然是這個標準[23]。但在當時“右派分子經過二十一年長期的教育改造，絕大多數有了轉變，表現較好”[24]的判斷影響下，對右派分子幾乎是一風吹地進行了改正。改正面高達98%以上，維持右派原案的只有3000餘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第457頁）。這就為後來的否認反右的必要性留下了隱患。歷史事實證明，1978年及其以後被改正錯劃的右派分子中，實際上有部分人仍然沒有改變當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水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且現在健在的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許多人早已成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鼓吹者亦是不爭的事實。這裏要補充一點，據作家王金昌提供的人民日報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樣稿，該社論是經過時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親筆修改而成的[25]。

這兩種擴大化，特別是1957年反右的擴大化，問題主要出現在具體執行1957年10月15日黨中央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過程中，而具體執行部門是中央各級機關和地方各級黨組織。薄一波有過形象的説法：“羣眾牽着我們走，到哪一步都不知道了。”“我們對右派的情況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着羣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26]當然，作為反右的主要決策者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於反右擴大化，應該負領導責任，但並不等於負有直接責任。因此，在評價《形勢》對反右擴大化所起的影響時，不應該忽視這個關鍵的歷史事實。

《形勢》的主要內容是反擊右派、搞好整風、提高自己、堅持羣眾路線，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文章開頭就提到了反右。一直有一些學者認為，造成反右擴大化的主要原因是文中提出了“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認為這樣就把右派分子都劃到敵人的陣營裏去了。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關於右派，這篇文章還有這樣的內容：“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不這樣叫，而叫右派，一是為了便於爭取中間派；二是為了便於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轉變過來。” “最後不能轉變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們不當特務，不再進行破壞活動，也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這是鑑於許多歷史事件採取了極端政策的後果，並不良好。我們應當看得遠一些，在幾十年後看這個事件，將會看到我們這樣對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

這裏很清楚地説明，對右派分子要做他們轉化工作，即做思想教育工作。即使對右派分子中的一部分死硬派，也不要採取極端政策。所謂的極端政策，無非就是用殘酷的手段整人。這是毛澤東一貫反對的。毛澤東本人多次捱過從蘇聯回來的 “欽差大臣”們的整，他深惡痛絕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的作法。因此，從延安整風開始，對清查出的“階級異己分子”，毛澤東指示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在撤退過程中保衞部門擅自殺了一個王實味，毛澤東曾多次批評，他説：“人頭不是韭菜，割錯就長不出來了。”[27]

但是，並不能否認這部分死硬分子的立場是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對右派和右派死硬分子的看法並不是毛澤東的一個人的看法，而是當時黨中央的共識。此前周恩來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現在有些右派分子藉口幫助共產黨整風，發出了不少破壞性言論，其中不少是直接向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進攻的。”“右派分子實質上是要把我們的國家從社會主義的道路拖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是廣大人民所決不容許的。”現在有些右派分子所夢想的，就是要把這種資產階級的多黨政治和‘各黨派輪流執政’的辦法，搬到中國來代替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對他們是開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極少數右派分子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甚至採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那麼，他們就將自絕於人民。”[28]

因此，毛澤東認為，對於右派分子，包括極少數死硬分子，雖然“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但在處理上還是堅持教育為主。同年9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談到了關於這個矛盾的問題。他説，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在鬥爭中把他們劃出去一部分（右派）為敵我矛盾。過一時期，要拿回來一部分（經過分化），現在是右派，過幾年又摘掉右派帽子。[29]

青島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在1957年10月9日在談到今後的工作時認為“…還要不要加一個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反右派是上了軌道的，有些地方已經結束了。”[30]毛澤東之所以這樣認為，應該是因為當時的形勢是“共產黨未動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進攻，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的擁護能做到這點嗎？事實充分證明，廣大羣眾是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31]因此，毛澤東的主要精力很快轉到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上去了，對反右的關注越來越少。1958年1月21日毛澤東説：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今後還要搞一下，但今後必須抓技術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術革命為中心。我們在人口上是大國，經濟上是小國。[32]在這裏，有必要對照一下在《形勢》中的説法：“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兩相對照不難看出，在《形勢》一文發表四個月後，毛澤東對反右已經不大在意了，認為“今後還要搞一下”就可以了，“今後必須抓技術革命。”1958年夏季反右結束時，毛澤東在他親自起草的新聞稿《巡視大江南北後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全部內容都是關於抓好工農業生產和國防建設的。儘管從1957年夏到1958年夏，毛澤東提到反右的時候在逐漸減少一直到基本不提，但從《年譜》中這段時間的記載，還是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反右和對待右派分子的一些考慮和想法。

一、在肯定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並要與其進行鬥爭的的同時，強調在反右和對待右派分子問題上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要準確地鑑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氾濫無歸，陷入被動，喪失同情。此點須注意。”“反右派，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使大多數人心服，切不可強詞奪理。”[33]“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應當大力爭取過來。”[34]重新修訂《辭海》“可以把可能做這個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來。”[35]“右派許多人是有才幹的，在這一點上我還是相當地欣賞他們，要交幾個右派朋友。”“知識分子能夠變成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36]對於右派的處理，“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個別很壞的以外，選舉權不取消，有一些還給他一些地位……在知識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們如何處理右派，處理過分了，會傷他們的心，會不高興。”[37]“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敵我矛盾性質。但右派是少數，三大敵人已基本解決，敵我矛盾不能成為主要矛盾。”“右派實際上是敵人，但不作反革命處理，不捕、不殺，不剝奪選舉權。”[38]順便補充一下，前面提到的1978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中有還這樣的內容：“當年，反右派鬥爭還在進行，毛主席就明確宣佈：對資產階級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毛主席還作了這樣的估計：‘可能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大勢所趨，他們想通了，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了，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

二、整風就是要改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要正確對待批評，區別好絕大多數批評者的善意和極少數右派的惡意。“右派的進攻被我們打垮了，但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還是存在的。建國八年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有的。這次整風就是要改正這些缺點錯誤，所以是一件大事。我們要認真地改。”[39]“這些批評，除去屬於資產階級右派進攻性質的外，絕大多數是善意的，正確的或者基本上正確的。雖然有些不完全正確，甚至大部分不正確，只是由於認識問題，不是由於惡意。這些批評，對於幫助我們瞭解許多我們平時不瞭解的事情，使我們瞭解提意見者的心理狀態，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我們工作的全貌，仍有好處。”[40]“在大鳴大放中，大家提了許多意見，大多數意見是好的，也有少數是不好的，是右派言論。”[41]同時，針對對於有人反映反右以後知識分子發言少了的問題，毛澤東批示：“為什麼知識分子不敢講、不敢寫呢？我們人民的自由已被壓死了嗎？”[42]

三、稱讚胡耀邦的處理右派作法“收到很大的效果”。這也是《年譜》中唯一個有比較具體的反右派鬥爭內容的事例。毛澤東批轉的團中央的簡報説：“團中央機關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別召開兩次右派分子會議。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兩次會議上都講了話。指出他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是從根本上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是大是大非問題。但是，只要能真正低頭認罪，決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還向他們宣讀了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的六條辦法，説明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指出他們只要願意悔改，黨對他們採取寬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處理，二不剝奪公民權，三大部分不開除公職，給飯吃，給工作做，而且組織上還準備誠懇地幫助他們改造，鼓勵他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兩次會議的效果都很好。”[43]

順便提一下，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胡耀邦作法確實收到了很好地效果。團中央被劃為右派的七十多位同志，被安排去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的故鄉——山西平順縣參加勞動。臨行前，胡耀邦對他們作了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他説道：“我要給你們講兩點：第一，你們所犯錯誤的性質十分嚴重；第二，你們的前途十分光明。”“我深信，你們下到農村後，必定會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為改天換地建立新的業績，在將來的某一天，你們還有可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44]這些同志去了平順後，都沒有辜負耀邦的殷切期望。只兩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們回到團中央後，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

從上述這些內容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這一階段的工作，總體上是圍繞《形勢》一文提出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羣眾路線。派生的方法是黨內黨外在一起開一些有關大政方針的會議，公開整風，黨和政府的許多錯誤缺點登報批評。”對反右和處理右派分子，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且總體上也是比較合乎當時的歷史背景的。如果當時所有的具體執行部門都能按照毛澤東説的辦，就不會出現反右擴大化。因此，認為《形勢》關於確定與右派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從而成為造成反右擴大化，甚至成為了後來“大躍進”的挫折的主要原因的觀點，顯然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關於反右和反右擴大化，有一個簡單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實。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中，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被劃錯了，認為都是“冤假錯”案。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根本沒有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圖。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既然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圖，又何來的他們“絕大多數有了轉變”，[45]因此，坦率地説，他們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説的是假話。從改革開放至今的諸多事實已經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部分人健在的時候，不但自己堅持錯誤思想，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而且還為這種錯誤思想培養了接班人。《形勢》一文指出的“革命和建設工作是否正確（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等大是大非問題，至今仍然受到公然的挑戰。認為前三十年是中國人民遭受“無盡苦難”的三十年的説法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上。這種説法與當年一些右派分子的説法是完全一致的，那些右派認為解放後不如解放前，還揚言要把蔣介石請回來。當然，大量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並不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而只是對自己單位的領導有意見，而且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是正確的。因此，他們確實是被錯劃了。儘管應該為此事直接負責的是他們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領導，但毛澤東、黨中央應該負領導責任。因為毛澤東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特別是當反右派鬥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時，毛澤東只看到了反右派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羣眾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沒有發現到這種羣眾運動還誤傷不少自己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形勢》確實助長了“左”傾做法。但這些“左”傾的做法，實質上也違反了《形勢》的基本精神。但不管怎樣，對於反右擴大化，黨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應該負主要領導責任。鄧小平在1980年2月19日坦陳道：“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總之，毛澤東作為黨內的一把手，黨的失誤他都應該負領導責任。但同時具體到毛澤東本人，還是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評價。對黨在反右擴大化中的失誤和黨在其它方面的失誤，都應當遵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原則。當我們今天重温《形勢》一文的時候，就會發現，《形勢》所確立的目標，仍然是我們今天努力的方向；《形勢》強調的很多工作，例如羣眾路線、部隊整風、甚至嚴禁賭博等等，現在仍然還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薄弱環節。至於《形勢》對右派的論述，也仍然有警醒作用：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將其影響力看得過於嚴重。

三、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對《形勢》的看法鄧小平在審讀《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稿時提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説，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46]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鄧小平對《形勢》一文的評價很高。同時也可以看出《形勢》在當年的影響力。但是，在後來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在提到集中體現“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的主要著作中，提到了《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但並沒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其中緣由，不得而知。不過，鄧小平一直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47]正是在他的提議下，從上述三篇文章中提煉出來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四項基本原則”，不但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而且還進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鄧小平特地解釋道：“這四項基本原則 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48]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既是為了反“左”，也是為了反右。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其針對性越來越表現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還認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49]

儘管鄧小平認為從1957年反右時就出現了“左”的思潮，但他始終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否則就會斷送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説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50]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多次談到了反右鬥爭的必要性，並以此為參照，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每當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表現得比較猖獗的時候，他總是把這種現象與1957年的反右聯繫起來觀察。例如，1981年7月17日上午，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揚、曾濤、胡績偉談話時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脱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脱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51]

 註釋：

[①] 《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05/c_114258698.htm。

[②] 《習近平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光明網，http://politics.gmw.cn/2014-04/02/content_10871708.htm。

[③] 《周恩來年譜》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61頁。

[④] 《周恩來年譜》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62頁。

[⑤]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1993，第191頁。

[⑥] 朱雲漢：《高思在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第7頁。

[⑦] 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精編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第203頁。

[⑧] 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精編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第197頁。

[⑨] 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精編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第236-237頁。

[⑩] 《南方週末》2009年8月27日。

[11]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學習出版社，2014，第163頁。

[12]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第29頁。

[13]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第458頁 。

[14] 《紐約時報》1966年5月15日。

[15]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283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8頁.

[17] 《湘潮》2012年第六期 轉引自2012年7月20日《作家文摘》

[1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349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頁。

[20] 鄧力羣：《新中國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第234頁。

[21] 《‘實幹中國’給‘空談印度’上了一課》，《新印度快報》2013年11月10日。

[2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0、373頁。

[23]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新華出版社，1998，第10頁。

[24] 《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人民日報》1978年11月17日。

[25] 《胡耀邦親筆修改“摘右派帽”的社論稿》，新浪網，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ea0e0102e1n5.html。

[2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第620頁。

[27]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南方週末》2011年8月19日。

[2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1992，第301—302頁、第307頁、第312頁。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07頁。

[30]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1992，第527頁。

[31] 《新中國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第5頁。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87頁。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194—195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198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06頁。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27頁。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62頁。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64頁。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49頁。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80頁。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289頁。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315頁。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3卷，2013，第307頁。

[44]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新華出版社，1998，第6頁。

[45] 《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人民日報》1978年11月17日。

[46]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261頁。

[47]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81頁。

[48]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151頁。

[49]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11頁。

[50]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258頁。

[51]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345頁。

【胡新民，獨立學者，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共黨史。本文原載《毛澤東論壇 2016》（人民出版社 2017.11），作者授權察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