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觀念轉變——與“強國”無關_風聞

改革開放，觀念轉變——與“強國”無關

——駁“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

楊瑞華

【共和國同齡老三屆紅衞兵知青安慶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機修工下崗觀大商店業主咬文嚼理獨編】

（“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簡稱——路文）

路文認為：

中國能夠在1970年代末實行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是“強國”的基礎已經奠定。這個關係在邏輯上很清晰：由於美國是世界市場體系的“老大”（主導着對華封鎖），所以中國能夠向西方國家開放並融入世界市場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於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其動機是為了結束使美國陷入泥潭的越南戰爭並聯閤中國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

因此，如果要解釋中國為什麼能夠向西方開放，就必須理解為什麼中國掌握着美國退出越南戰爭的鑰匙併成為一個抗衡蘇聯的關鍵力量——那是堅持“強國”的結果。

路文所謂的“強國”標誌——政治性和戰略性的“兩彈一星”——怎麼？——“兩彈一星”有這麼大的威力——決定改革開放；左右中美和解；應對蘇聯的威脅……

路文這種“強國”統領一切的邏輯推理，是按需——牽強附會，自圓其説，打扮歷史——無知無畏，貽笑大方！

一．“開放”是一種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人的主觀意識——主觀想開放就開放；不想開放就不開放——就是這麼簡單。

那個年代世界上除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沒開化的小國外，其它大國小國，弱國強國，都自然而然的開放，融入世界市場。

道理上説：“強國”了當然可以開放，但是，也可以不開放；“弱國”也可以開放，也可以不開放——這就由人的主觀意識決定。

鴉片戰爭前，中國自以為“強國”，西方非常希望中國開放，中國就是不願開放。

實際上看：“弱國”更願開放。

日本的“明治維新”；辛亥革命都是因“弱國”而強烈要求開放。

現代典型的弱國開放成強國的就是新加坡。

中國在1970年代末實行開放政策——正是因為1960—197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仍然專注國內的政治，沒有更早地注重經濟建設並發展與世界市場的聯繫……因而也擴大了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路文語錄）——這個前提。

如果“強國”幹得好——後人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冒“資本主義復辟”的風險——改革開放。

二．開放主要為經濟服務，市場越大，市場競爭越強，經濟越興旺——雖然有爭紛，但可以協商解決，也有各種成文規則仲裁——“強國”能起何作用？——嚇唬人？！

1. 新加坡在中國搞政治運動的60年代才建國，當時比中國還窮，不必説沒有“兩彈一星”，就是常規武器也比中國弱得多，就是因開放才成為亞洲4小龍之首。

靠的是什麼？

靠其特有的、普世的，任何國家，任何人都能俱備的“強國”力量——獨立自主能力，市場經濟竟爭能力。

2. 中國改革開放，更是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 " 中國奇蹟 “，深刻改變了當代中國面貌，世界面貌。

改革開放之前，當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大展拳腳之時，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卻被囿於發展的“孤島”之中，長期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

改革開放順應開放融通的時代潮流，緊緊抓住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實行對外開放，推進與世界的交往，成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趕上了全球化、現代化和信息化的時代步伐，贏得了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從引進資金、技術、管理，到“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再到加入世貿組織、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以謙遜態度和堅強意志擁抱世界、融入世界。

改革開放讓中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今天世界格局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主動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麪臨的重大問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維護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三．路文認為“強國”的“兩彈一星”，不必説當時其技術含量很低，就算與美蘇旗鼓相當，也不可能成為開放的理由或獨立自主的理由。

蘇聯與美國不但核武器，就是常規武器也是旗鼓相當，但是——鐵幕阻止開放。

中國更是關起門，用幾十年的政治運動反帝反修——怎麼可能“強國”了，理所當然開放？！

為什麼？

這是傳統社會主義防“和平演變”的僵化思想決定。

四．“中美和解”論，也不是開放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着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產生，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通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潰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於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

美國乃至西方積極鼓勵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開放，把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引入他們主導的國際體系，會導致這些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它們產生靠攏和依附**。他們企圖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變得對資本主義無害，逐步演變成和西方一樣的“自由世界”。**

正因此——特別歡迎社會主義國開放——不存在中美和解了才容中國開放。

五．“中美和解”、“中國掌握着美國退出越南戰爭的鑰匙併成為一個抗衡蘇聯的關鍵力量”——確是事實，這是互相利用的外交政治鬥爭——但是：與改革開放無關。

做為美國，其用意是——一箭雙鵰——明裏互相利用抗蘇，暗裏使中國在中美甜蜜中融入世界市場，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堂堂中國豈能入此圈套？！——互相利用抗蘇可以，更是利用和解大好時機，從西方大量進口急需的成套設備和技術——和平演變萬不可能——牢牢把握“以階級鬥爭為綱”——牢牢把住關口不放鬆。

2020年4月17日

[附原文節選]

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

路風

✪ 路風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導讀】近期某國產5G可摺疊全面屏手機上市後瞬間售罄，使得摺疊屏的供應廠商京東方再次受到矚目。路風教授認為，京東方在面板產業上堅持技術創新，努力突破外部壟斷，其所採取的進取性戰略行動，在信念上源於中國工業精神的強大支撐。中國工業精神是在政治獨立自主、物質資源貧乏的特殊條件下，因應現代中國之“強國富民”的民族追求而生的一種頑強價值觀。

然而在改革放開後的一段時間內，“自力更生”一度被拋棄，完全依靠“技術引進”被當成一種必然，以至於中國工業精神進入一個衰落時代。

**進入21世紀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工業精神重新復甦，國內很多產業都實現了引入技術和自主創新的有機結合，從而走出了中國人自己的路。**今天，在全球政經結構重組、大國貿易激烈爭端的變局下，作為這種精神的內核——自立自強——將會保持下去，並鼓舞中國人敢於走自己的路，不僅在技術上、在工業發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強的人才會富強，只有想勝利的人才會勝利——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意義。本文選自路風著《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工業精神的涅槃

一個後進國家的企業不可能僅憑利潤動機就敢於進入本國原來沒有的高技術工業，而必須具有超越戰略的信念。

雖然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和作用必須得到承認，但這種信念的來源是社會性質的——所以它不會在任何國家的任何階段隨機出現，而是往往勃發於某個國家的某個歷史階段。

追尋京東方的信念來源時，我們發現了這個企業的戰略行動與中國現代化歷史力量之間的聯繫——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也就是驅使一些中國企業採取進取性戰略的“意識形態”條件。

▍什麼是中國工業精神

什麼是“中國工業精神”？從它在現實中的表現看，

就是在技術和工業發展上對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的信奉。

這種精神的特徵只能以這樣一個“古老”或“陳舊”的概念來刻畫，既説明中國工業精神形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階段，也説明在經過長期衰落之後，它的留存還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現形式。

中國工業精神起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一方面，從革命中誕生的新國家要改變極度落後貧窮的經濟狀態；

另一方面，她又要堅持走政治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為行文簡單化，我們這裏把前一個目標稱為“富民”，而把後一個目標稱為“強國”（兩個概念指的都是目標，而不是實際狀態）。

從表面字義上看，“強國”與“富民”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關係。但如果把中國的發展置於歷史的脈絡中，兩者之間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兩者關係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變化影響了中國工業精神的興起、衰落和復甦。

對於開國一代的國家領導人來説，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是發展經濟的前提，而不是相反。這種思維並不主要是由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新中國成立時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

第一，如果説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那麼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在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中，大概沒有比中國更開放的了。抗日戰爭前夕，外資控制着大約42％的中國工業資產。當時外資企業生產了中國60％以上的煤炭、86％的鐵礦石、80％的生鐵、88％的鋼以及76％的發電量；即使是在中國民族資本最強大的工業——棉紡織工業中，外國企業也擁有54％的紗錠和44％的織布機；外資還控制着中國造船工業和各種輕工業（包括木材加工、皮革、捲煙和飲料）一半以上的產量、73％的船舶噸位以及公用事業的大部分；中國的銀行業、保險、外貿則更是由外資主導着。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蠻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市場體系是由以美國霸權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如一位美國的國際關係學家指出，自從1940年代末的冷戰開始以來，美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創造、保持、捍衞和擴大了一個世界自由經濟的秩序；同時美國又利用它在國際秩序中的特權地位來服務於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國在橫跨“兩極”和“單極”的時代，一直同時是一個體系的製造者和特權的獲得者。這個體系具有的政治性質本來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會革命，所以對新中國採取封鎖政策。

很顯然，如果中國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場，就不能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

於是，中國“倒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蘇聯陣營。

因此，“強國”優先在開國一代領導人的頭腦中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困難，由此所決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先體現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民生活水平極低的階段卻奠定了一個大國的基礎結構，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表現就是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由於發展重工業和上游工業需要更高的投資強度，所以在投資分配上必然表現出重工業優先的特徵。

對於要在政治上保持獨立自主的中國來説，1960年代初的中蘇分裂是比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持續封鎖更大的挑戰，因為它造成外部技術主要來源的全部中斷。

但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中國沒有低頭，於是從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上走了一條以“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權的世界體系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是一種極高的抱負，但中國又處於經濟貧困的狀態。於是，遠大目標與現實資源之間的巨大差距產生出要彌補這種差距的精神動力。雖然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表現形式，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為中國工業精神形成的標誌。

▍中國工業精神在工業發展早期階段的意義

從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的意義上説，“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和精神促使中國工業從早期階段就開始了廣泛的自主開發，也激勵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獻身精神和創造性。這種作用集中體現在已經成為象徵意義的“兩彈一星”上。

作為工程項目，“兩彈一星”開發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術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戰略性的，其邏輯同樣反映出典型的“戰略意圖”。開發這些項目的決策不是依據當時中國具備的資源/能力（實際上中國當時並不具備足以開發“兩彈一星”的資源/能力），而是保持國家獨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前30年實現了政治獨立並奠定了大國基礎，但沒有實現“富民”。這與過多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有關，與中央計劃體制的僵化有關，與應對戰爭威脅有關，特別是因為中國在1960—197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仍然專注國內的政治，沒有更早地注重經濟建設並發展與世界市場的聯繫。

這些因素導致中國技術進步相對於世界先進水平的滯後，正如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薛暮橋在“改革開放”初期所言：

我國在五十年代新建設的工業，當時在技術上是比較先進的。近二十年，工業先進國家進行了幾次技術革新，而我國則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因而也擴大了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

於是，在“強國”的前提下實現“富民”就成為“文革”結束時的社會主流願望，體現在中國政府於1974年首提並在1976年之後重新確認的“四個現代化”上。在那個歷史關頭，重新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贏得了中國社會的巨大熱情和支持，對“科學的春天”的嚮往成為促成政策改變的社會基礎。

▍“富民”邏輯及政策影響

當“富民”重新得到強調時，實行對西方國家開放並融入世界市場的政策也就順理成章。

但不能忘記的是，中國能夠在1970年代末實行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是“強國”的基礎已經奠定。這個關係在邏輯上很清晰：由於美國是世界市場體系的“老大”（主導着對華封鎖），所以中國能夠向西方國家開放並融入世界市場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於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其動機是為了結束使美國陷入泥潭的越南戰爭並聯閤中國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

因此，如果要解釋中國為什麼能夠向西方開放，就必須理解為什麼中國掌握着美國退出越南戰爭的鑰匙併成為一個抗衡蘇聯的關鍵力量——那是堅持“強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