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問題的實質:是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_風聞
安鲁东-2020-04-17 10:58
一、
塞繆爾·亨廷頓在他“文明衝突論”中認為,“冷戰”兩級世界結束後,全球各種衝突的根源與形式,不再單純地表現為意識形態衝突或民族利益衝突,而是主要體現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
他把當今的世界粗略分為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模模糊糊的非洲文明。他認為在這所謂的八大文明中,對西方形成威脅與挑戰的將主要是中國的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

亨廷頓所定義的文明,是一種“文化實體”,由語言、歷史、宗教、習俗與制度等客觀因素,以及人們的自我認同等主觀因素共同構成。
而亨廷頓所謂的“西方文明”,主要指基督教新教文明,亦稱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這種文明以新教為底色,以古希臘的理性傳統為輔翼,通過一系列的技術與制度革命,開啓了人類現代文明的新紀元。在他眼裏,由歐美主導的西方文明,是地球上最為先進、高等的文明,代表着現代化,代表着人類的未來。
西方文明的優越性,被認為體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物質技術層面,二是社會制度層面,三是文化信仰層面。
依照亨廷頓暗示的邏輯,西方文明起源於西歐,大約通過五個階段向全世界擴散。
第一個階段是伊比利亞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葡萄牙把原始階段的現代文明傳播到了拉美地區,直接演化成了拉美文明。這種原始的現代文明,主要以天主教為底色,只能算半拉子西方文明。
第二階段是西歐工業革命之後的殖民主義時代。 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列強,為了追求財富與權勢,向全世界炫耀他們的物質技術優勢,搶奪勢力範圍,強行與全世界所有國家與民族進行貿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開啓了帝國主義新時代。
這一階段歐洲傳播出來的文明,才算正宗的西方文明。

第三個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國家時代。西歐諸國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之後,逐漸向民族主義國家轉變,英、法、德、荷蘭等國,最終完成了民族國家的構建。
民族國家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強調在同一民族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政府是人民契約的產物,必須由人民當家做主。也就是説,民族國家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平等、自由、民主。
第一次大戰後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綱領》,勾勒佈局戰後的世界秩序。這其中,他提到要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處理中歐及東歐各從屬的少數民族問題。説通俗了,就是鼓勵中歐與東歐的一些從屬民族獨立建國,以肢解匈奧帝國與奧斯曼帝國。
可是,這種示範作用,等於間接鼓勵一些非歐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建立民族國家。因此,在一戰之後,各殖民地形成了一股要求獨立的熱潮,一批民族國家紛紛冒了出來。在這一階段,西方的現代政治制度,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廣泛擴散。
第四階段,是二戰之後的美蘇爭霸時代。
在這一階段,代表西方的技術文明與制度文明,已擴散到了全球。但它們的制度文明分裂為了兩種,一種以美國為代表,奉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相信自由競爭及用無形之手配置資源,能讓世界更加美好;另一種以前蘇聯為代表,奉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信計劃控制、用有形之手配置資源,才能讓社會更加公平與和諧。
美、蘇各自積極炫耀、推銷自己的制度,宣稱自己代表正確,對方代表邪惡;以至於把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裹挾進了它們的意識形態鬥爭中。

第五階段,是蘇聯垮台、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凱歌高奏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人類歷史的進程已經終結,美國代表人類的未來與希望。為此,他們積極推動全球化,試圖用歐美的制度與文化一統全球,帶領全人類走向未來的樂土。
而以亨廷頓為代表的務實憂患派,則相信人類紛雜的歷史並不會終結,而是進入到了一個文明衝突的新時代。他預言,文明的衝突將首先發生在各個文明體之間的邊緣與交叉地帶。
現在看來,福山錯了(福山自己也承認錯了),亨廷頓對了。
二、
客觀而言,中國現在只能算一個隱性的儒家文明體。
西方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深入而廣泛,而且相當複雜,以至於從外表上看,中國雖然與西方國家有着顯著的不同,有些怪怪的,卻已經看不出還有儒家文明的樣子;乃至於有些國內的學者對亨廷頓之説非常不服氣,他們認為現代的中國與傳統的儒家文明已沒有半毛錢關係。
然而,現在的中國在骨子裏確實仍屬於儒家文明,中國能夠重新崛起,除了與後發優勢紅利、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直接相關外,更與其隱性的儒家文化紅利密切相關。縱觀全球,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學得最好、學得最有成績的國家與地區,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東亞的原儒家文明圈內,這絕非巧合與偶然。

亨廷頓説的沒錯,在西方文明與儒家文明、伊斯蘭教文明的邊緣交叉地帶,確實存在着相當程度的衝突。
只不過,在中東等地區,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表現的比較直接、明顯、激烈。而在東亞地區,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則表現的比較隱蔽,不易被人察覺;而且這種文明衝突,主要不是表現為兩種文明之間的的直接對抗,而是表現為中國自家人族羣內部的衝突。
這種族羣內部的衝突,在台灣地區,以“台獨”與“去中國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在香港,則以“港獨”及仇視中國大陸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前一階段香港發生的所謂抗爭運動,實際就是這種族羣內部“文明衝突”的表現形式。
那麼,這種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是怎麼形成的呢?它實際上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出的產物。
三、
從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開始,我們全面學習西方的技術文明,一路跌跌撞撞,學了一百七八十年,到現在可以説已經學得相當成功;以至於連美國面對中國的技術進步,都不能繼續保持淡定,急吼吼地全面打壓中國的技術企業,刻意地為難我們的中興、華為等。
這説明在技術方面,我們現在已非常西方,以至於連西方人都要感嘆:教會徒弟,要餓死師傅了。
科學技術雖然起源於西方,但它是純粹的工具,最為中性,能為任何文明的人直接拿來應用。

四、
從清末的維新運動開始,我們全面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學了一百多年,我們基本上學來了西方的制度,只不過中國大陸與中國港、台學來的制度不是很一樣。
中國大陸學來的這種制度頗具特色,它以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為基礎,融合了美歐的自由市場主義,而且還留有顯著的傳統儒家文明的痕跡。這可以説是一種“三合一”的現代制度,兼顧了現實與歷史、內部與外部。
香港由於長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它沒有選擇的餘地,基本全面移植來了英國式的資本主義制度。
台灣選擇的也是資本主義式的西方制度,只不過這種制度經過了孫中山的粗糙改良,表面上搞了個不倫不類的“五權分立”。
孫中山在革命初期,根據中國的國情,設計出了一套三段式革命理論,他認為:初期,需要武裝打倒軍閥,因而要實行軍政;中期,需要由國民黨監護、指導全國人民學習西方,因而需要訓政;最後,條件成熟了,全面接受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因而要實行憲政。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雖然念念不忘施行憲政,但無奈條件不成熟,一直沒有辦法認真貫徹;他們敗退台灣之後,經過發展經濟及對台灣社會一系列的改造,到蔣經國時代,國民黨開始全面試驗西式的憲政。
雖然憲政試驗在台灣展開不久,國民黨就失去了政權,後來即便偶爾復起,也娘娘化,雄風難再,而且有走向泡沫化的趨勢;但是,這也算國民黨求仁得仁,它本是個革命式政黨,按照它的理想,憲政實現之日,它就算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本應該就娘娘化,甚至泡沫化了。
五、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我們準備拋棄我們的傳統文化,全面地學習西方的文化;我們學了近一百年,卻只學了些皮毛。
這是我們學習不認真造成的嗎?不是,是因為西方文化的底色是基督教,我們要全面拿來人家的文化,就要全面接受人家的宗教;而我們這樣一個悠久的文明,很難一下把自己清零,全面移植人家的宗教。
這決定了我們雖然極想學習西方的文化,卻不能全面移植人家的文化,只能有選擇性的接受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且由於客觀的歷史原因,在這一方面,中國大陸與香港、台灣是不同步、不同調的,最終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大陸在1949年之後,本來一門心思要移植西方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化;但後來慢慢發現,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制度,在文化的層面上比較單薄,不好單獨應用,只能自己再發展充實。
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為了重建文化信仰,有一道選擇題擺在了大陸人民與執政者面前:是吸收西方的基督教來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結合?還是讓傳統的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
吸收基督教來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有兩大問題:一是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關係,兩者沒法兼容,拿來基督教就意味着要放棄馬克思主義。二是,中國的社會雖然經過了反傳統的洗禮,但在骨子裏仍相當傳統——雖然掌握着話語權的少部分知識分子,由於讀了許多西方的書,程度不同的“香蕉”化了,但廣大的人民羣眾,卻仍然生活在歷史與傳統中——這意味如果生硬移植來基督教,勢必會引發中國社會內部的“文明衝突”,這風險極大。
因此,選擇傳統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也就成了唯一、最佳的理性選擇。
然而,這樣一來,中國大陸雖然解決了內部的問題,卻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又多了一層隔膜。本來,中國奉行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已經讓他們視為異物了;現在中國又要復興傳統文化,這更讓他們視為了異物中的異物。
因為按照西方精英們的看法,人間正道在歐美,世界的未來在西方文明,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全面融入西方文明,那就等於自異於世界,那就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
香港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它在文化的選擇上幾乎全面擁抱英國。儘管香港社會並沒有完全英國化,但它是中國“西方化”最為嚴重的一個地區。假如把整個中國比喻成一張烤餅,那麼香港就是被西方文化烤焦了的那一小塊。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不同。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文化信仰方面,從一開始就明確主張要把傳統的儒學與西方的基督教相結合,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領袖,都是一手捧“四書五經”,一手拿《聖經》。他們認為,基督教既然能夠與古希臘的理性主義有機結合,那麼一定也能與儒家的理性主義有機結合。

但現在看來,這種結合並不成功,因為基督教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及價值觀;儒家同樣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及價值觀。這兩套價值體系都相當完備,而且有一定的差異,許多方面都不能兼容,實際上很難在短時間內融合為一體。
台灣的分離主義“台獨”思潮,既與台灣特殊的歷史因素、地理因素有關,也與國民黨的這種文化信仰意識有關。
台灣島孤懸於海外,在歷史上多次與大陸分治,而且還做過荷蘭人與日本人的殖民地;因此,它在政治上比較容易形成割據的意識。例如,“台獨理論大師”史明就宣稱:曾經統治過台灣的荷蘭、明鄭(指鄭成功)、滿清、日本、國民黨政權均屬外來政權。
在文化信仰方面,台灣的一些人認為,台灣處在中國的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匯地帶,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台灣文化。用李登輝的話講,“台灣文化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結合物”,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按照“台獨分子”的這種邏輯推論:台灣文化既然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那麼台灣人便不是中國人,台灣人羣體是一箇中西文化雜交出來的“新民族”。
實際上,“台獨”從本質上而言,是傳統的政治割據意識與新時代的文化自異意識相互結合,而形成的一個“怪胎”。
六、
假如不考慮利益因素,單從族羣內部“文明衝突”的角度看待香港、台灣問題,就會發現香港、台灣社會中討厭、甚至敵視大陸的人,主要有三部分。
一、討厭、敵視大陸的社會制度者。
這部分人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歷史進步觀,認為歐美的西方文明代表着進步與光明,平等、民主、自由、博愛等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人類最為美好的終極價值。
他們認為,香港的社會制度移植的是英國的制度,在世界上最為先進、優越;台灣社會自從實行了民主化改革,也算是進入了先進、優越的行列;而中國大陸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代表着落後、專制、病態,不是低港台的民主制度一等,而是低了好幾等。
在他們看來,大陸只要不改變自己的制度,完全與歐美對標,那就是自外於西方文明,就是倒退與墮落。它們就不屑與大陸為伍。

二、在感性上討厭中國文化者。
這類人與大陸上的某些知識分子一樣,他們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及自由主義的啓蒙運動影響,在感性上討厭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愚昧、落後,西方文化高雅、文明。他們盲目哈美、哈英、哈法、哈德、哈日,甚至連印度都哈,就是不喜歡中國的歷史、文化,及大陸的現狀。
這類人雖然歷史觀西化了,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只是部分“脱中”,還沒有完全西化。他們在文化人格上往往是分裂的,他們喜歡顯示自己的西方情調與西方理念,以此自我“高貴”,在其他人面前裝優越感;但其實像是夾心麪包,外皮西化了,而為人處世仍比較傳統。買披薩回家餅配臭豆腐與大葱吃,説得就是這類人。
三是,從感性到理性都討厭中國文化者。
這部分人多數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們在歷史觀、世界觀、人生觀方面,已全面西化,基本上已沒有中國情懷,屬於“徹底的香蕉人”。在這次香港所謂的抗爭運動中,罵中國最兇、最為頑固的暴徒,往往都是這類人。
唐朝詩人司空圖的《河湟有感》一詩,算是給港台這類人畫的像,詩云:“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香港、台灣社會這三類敵視、討厭中國大陸的人,都屬於族羣內部“文明衝突”的產物;大陸通過展示自己的制度優勢,假以時日,或許能夠改變第一部分人的態度;但要改變第二類人與第三類人的態度,只靠展示制度優勢,卻遠遠不夠。
七、
看待港、台問題,不能只從政治、軍事、經濟等硬的方面看,還要從歷史、文化等軟的方面看,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它是港、台問題的本質與根源。
制度問題,可以用顯示制度優勢,及講好中國故事來解決;文化問題,則只能通過思想學術,用文化的手段來解決。
但大陸對外講文化,紅色文化與新時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只能暗講,不能明講,能明講與大講的只有傳統文化,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文化。
可是,我們大陸本身還不能講清楚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自己講不清“新時代的中國文明”,自然就沒法跟外人講清;沒法跟外人講清,自然就沒法獲得西方的理解與尊重;而不能獲得西方的理解與尊重,也就很難指望獲得港台地區那些人的理解與尊重,從而消弭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

習近平總書記説,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我們只有自己自信了,才能讓人家信。
解決我們國家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任務,只靠給港台輸送利益解決不了,甚至使用“強行統一”的手段都難解決;我們只有復興了自己的文化,有了與西方文明平等的對話權,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