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問題的實質：是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_風聞

一、

塞繆爾·亨廷頓在他“文明衝突論”中認為，“冷戰”兩級世界結束後，全球各種衝突的根源與形式，不再單純地表現為意識形態衝突或民族利益衝突，而是主要體現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

他把當今的世界粗略分為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模模糊糊的非洲文明。他認為在這所謂的八大文明中，對西方形成威脅與挑戰的將主要是中國的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

亨廷頓所定義的文明，是一種“文化實體”，由語言、歷史、宗教、習俗與制度等客觀因素，以及人們的自我認同等主觀因素共同構成。

而亨廷頓所謂的“西方文明”，主要指基督教新教文明，亦稱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這種文明以新教為底色，以古希臘的理性傳統為輔翼，通過一系列的技術與制度革命，開啓了人類現代文明的新紀元。在他眼裏，由歐美主導的西方文明，是地球上最為先進、高等的文明，代表着現代化，代表着人類的未來。

西方文明的優越性，被認為體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物質技術層面，二是社會制度層面，三是文化信仰層面。

依照亨廷頓暗示的邏輯，西方文明起源於西歐，大約通過五個階段向全世界擴散。

第一個階段是伊比利亞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葡萄牙把原始階段的現代文明傳播到了拉美地區，直接演化成了拉美文明。這種原始的現代文明，主要以天主教為底色，只能算半拉子西方文明。

第二階段是西歐工業革命之後的殖民主義時代。 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列強，為了追求財富與權勢，向全世界炫耀他們的物質技術優勢，搶奪勢力範圍，強行與全世界所有國家與民族進行貿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開啓了帝國主義新時代。

這一階段歐洲傳播出來的文明，才算正宗的西方文明。

第三個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國家時代。西歐諸國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之後，逐漸向民族主義國家轉變，英、法、德、荷蘭等國，最終完成了民族國家的構建。

民族國家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強調在同一民族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政府是人民契約的產物，必須由人民當家做主。也就是説，民族國家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平等、自由、民主。

第一次大戰後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綱領》，勾勒佈局戰後的世界秩序。這其中，他提到要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處理中歐及東歐各從屬的少數民族問題。説通俗了，就是鼓勵中歐與東歐的一些從屬民族獨立建國，以肢解匈奧帝國與奧斯曼帝國。

可是，這種示範作用，等於間接鼓勵一些非歐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建立民族國家。因此，在一戰之後，各殖民地形成了一股要求獨立的熱潮，一批民族國家紛紛冒了出來。在這一階段，西方的現代政治制度，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廣泛擴散。

第四階段，是二戰之後的美蘇爭霸時代。

在這一階段，代表西方的技術文明與制度文明，已擴散到了全球。但它們的制度文明分裂為了兩種，一種以美國為代表，奉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相信自由競爭及用無形之手配置資源，能讓世界更加美好；另一種以前蘇聯為代表，奉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信計劃控制、用有形之手配置資源，才能讓社會更加公平與和諧。

美、蘇各自積極炫耀、推銷自己的制度，宣稱自己代表正確，對方代表邪惡；以至於把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裹挾進了它們的意識形態鬥爭中。

第五階段，是蘇聯垮台、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凱歌高奏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人類歷史的進程已經終結，美國代表人類的未來與希望。為此，他們積極推動全球化，試圖用歐美的制度與文化一統全球，帶領全人類走向未來的樂土。

而以亨廷頓為代表的務實憂患派，則相信人類紛雜的歷史並不會終結，而是進入到了一個文明衝突的新時代。他預言，文明的衝突將首先發生在各個文明體之間的邊緣與交叉地帶。

現在看來，福山錯了（福山自己也承認錯了），亨廷頓對了。

二、

客觀而言，中國現在只能算一個隱性的儒家文明體。

西方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深入而廣泛，而且相當複雜，以至於從外表上看，中國雖然與西方國家有着顯著的不同，有些怪怪的，卻已經看不出還有儒家文明的樣子；乃至於有些國內的學者對亨廷頓之説非常不服氣，他們認為現代的中國與傳統的儒家文明已沒有半毛錢關係。

然而，現在的中國在骨子裏確實仍屬於儒家文明，中國能夠重新崛起，除了與後發優勢紅利、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直接相關外，更與其隱性的儒家文化紅利密切相關。縱觀全球，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學得最好、學得最有成績的國家與地區，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東亞的原儒家文明圈內，這絕非巧合與偶然。

亨廷頓説的沒錯，在西方文明與儒家文明、伊斯蘭教文明的邊緣交叉地帶，確實存在着相當程度的衝突。

只不過，在中東等地區，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表現的比較直接、明顯、激烈。而在東亞地區，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則表現的比較隱蔽，不易被人察覺；而且這種文明衝突，主要不是表現為兩種文明之間的的直接對抗，而是表現為中國自家人族羣內部的衝突。

這種族羣內部的衝突，在台灣地區，以“台獨”與“去中國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在香港，則以“港獨”及仇視中國大陸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前一階段香港發生的所謂抗爭運動，實際就是這種族羣內部“文明衝突”的表現形式。

那麼，這種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是怎麼形成的呢？它實際上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出的產物。

三、

從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開始，我們全面學習西方的技術文明，一路跌跌撞撞，學了一百七八十年，到現在可以説已經學得相當成功；以至於連美國面對中國的技術進步，都不能繼續保持淡定，急吼吼地全面打壓中國的技術企業，刻意地為難我們的中興、華為等。

這説明在技術方面，我們現在已非常西方，以至於連西方人都要感嘆：教會徒弟，要餓死師傅了。

科學技術雖然起源於西方，但它是純粹的工具，最為中性，能為任何文明的人直接拿來應用。

四、

從清末的維新運動開始，我們全面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學了一百多年，我們基本上學來了西方的制度，只不過中國大陸與中國港、台學來的制度不是很一樣。

中國大陸學來的這種制度頗具特色，它以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為基礎，融合了美歐的自由市場主義，而且還留有顯著的傳統儒家文明的痕跡。這可以説是一種“三合一”的現代制度，兼顧了現實與歷史、內部與外部。

香港由於長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它沒有選擇的餘地，基本全面移植來了英國式的資本主義制度。

台灣選擇的也是資本主義式的西方制度，只不過這種制度經過了孫中山的粗糙改良，表面上搞了個不倫不類的“五權分立”。

孫中山在革命初期，根據中國的國情，設計出了一套三段式革命理論，他認為：初期，需要武裝打倒軍閥，因而要實行軍政；中期，需要由國民黨監護、指導全國人民學習西方，因而需要訓政；最後，條件成熟了，全面接受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因而要實行憲政。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雖然念念不忘施行憲政，但無奈條件不成熟，一直沒有辦法認真貫徹；他們敗退台灣之後，經過發展經濟及對台灣社會一系列的改造，到蔣經國時代，國民黨開始全面試驗西式的憲政。

雖然憲政試驗在台灣展開不久，國民黨就失去了政權，後來即便偶爾復起，也娘娘化，雄風難再，而且有走向泡沫化的趨勢；但是，這也算國民黨求仁得仁，它本是個革命式政黨，按照它的理想，憲政實現之日，它就算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本應該就娘娘化，甚至泡沫化了。

五、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我們準備拋棄我們的傳統文化，全面地學習西方的文化；我們學了近一百年，卻只學了些皮毛。

這是我們學習不認真造成的嗎？不是，是因為西方文化的底色是基督教，我們要全面拿來人家的文化，就要全面接受人家的宗教；而我們這樣一個悠久的文明，很難一下把自己清零，全面移植人家的宗教。

這決定了我們雖然極想學習西方的文化，卻不能全面移植人家的文化，只能有選擇性的接受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且由於客觀的歷史原因，在這一方面，中國大陸與香港、台灣是不同步、不同調的，最終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大陸在1949年之後，本來一門心思要移植西方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化；但後來慢慢發現，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制度，在文化的層面上比較單薄，不好單獨應用，只能自己再發展充實。

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為了重建文化信仰，有一道選擇題擺在了大陸人民與執政者面前：是吸收西方的基督教來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結合？還是讓傳統的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

吸收基督教來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有兩大問題：一是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關係，兩者沒法兼容，拿來基督教就意味着要放棄馬克思主義。二是，中國的社會雖然經過了反傳統的洗禮，但在骨子裏仍相當傳統——雖然掌握着話語權的少部分知識分子，由於讀了許多西方的書，程度不同的“香蕉”化了，但廣大的人民羣眾，卻仍然生活在歷史與傳統中——這意味如果生硬移植來基督教，勢必會引發中國社會內部的“文明衝突”，這風險極大。

因此，選擇傳統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也就成了唯一、最佳的理性選擇。

然而，這樣一來，中國大陸雖然解決了內部的問題，卻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又多了一層隔膜。本來，中國奉行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已經讓他們視為異物了；現在中國又要復興傳統文化，這更讓他們視為了異物中的異物。

因為按照西方精英們的看法，人間正道在歐美，世界的未來在西方文明，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全面融入西方文明，那就等於自異於世界，那就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

香港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它在文化的選擇上幾乎全面擁抱英國。儘管香港社會並沒有完全英國化，但它是中國“西方化”最為嚴重的一個地區。假如把整個中國比喻成一張烤餅，那麼香港就是被西方文化烤焦了的那一小塊。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不同。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文化信仰方面，從一開始就明確主張要把傳統的儒學與西方的基督教相結合，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領袖，都是一手捧“四書五經”，一手拿《聖經》。他們認為，基督教既然能夠與古希臘的理性主義有機結合，那麼一定也能與儒家的理性主義有機結合。

但現在看來，這種結合並不成功，因為基督教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及價值觀；儒家同樣有自己成熟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及價值觀。這兩套價值體系都相當完備，而且有一定的差異，許多方面都不能兼容，實際上很難在短時間內融合為一體。

台灣的分離主義“台獨”思潮，既與台灣特殊的歷史因素、地理因素有關，也與國民黨的這種文化信仰意識有關。

    台灣島孤懸於海外，在歷史上多次與大陸分治，而且還做過荷蘭人與日本人的殖民地；因此，它在政治上比較容易形成割據的意識。例如，“台獨理論大師”史明就宣稱：曾經統治過台灣的荷蘭、明鄭（指鄭成功）、滿清、日本、國民黨政權均屬外來政權。

在文化信仰方面，台灣的一些人認為，台灣處在中國的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匯地帶，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台灣文化。用李登輝的話講，“台灣文化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結合物”，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按照“台獨分子”的這種邏輯推論：台灣文化既然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那麼台灣人便不是中國人，台灣人羣體是一箇中西文化雜交出來的“新民族”。

實際上，“台獨”從本質上而言，是傳統的政治割據意識與新時代的文化自異意識相互結合，而形成的一個“怪胎”。

六、

假如不考慮利益因素，單從族羣內部“文明衝突”的角度看待香港、台灣問題，就會發現香港、台灣社會中討厭、甚至敵視大陸的人，主要有三部分。

一、討厭、敵視大陸的社會制度者。

這部分人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歷史進步觀，認為歐美的西方文明代表着進步與光明，平等、民主、自由、博愛等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人類最為美好的終極價值。

他們認為，香港的社會制度移植的是英國的制度，在世界上最為先進、優越；台灣社會自從實行了民主化改革，也算是進入了先進、優越的行列；而中國大陸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代表着落後、專制、病態，不是低港台的民主制度一等，而是低了好幾等。

在他們看來，大陸只要不改變自己的制度，完全與歐美對標，那就是自外於西方文明，就是倒退與墮落。它們就不屑與大陸為伍。

二、在感性上討厭中國文化者。

這類人與大陸上的某些知識分子一樣，他們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及自由主義的啓蒙運動影響，在感性上討厭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愚昧、落後，西方文化高雅、文明。他們盲目哈美、哈英、哈法、哈德、哈日，甚至連印度都哈，就是不喜歡中國的歷史、文化，及大陸的現狀。

這類人雖然歷史觀西化了，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只是部分“脱中”，還沒有完全西化。他們在文化人格上往往是分裂的，他們喜歡顯示自己的西方情調與西方理念，以此自我“高貴”，在其他人面前裝優越感；但其實像是夾心麪包，外皮西化了，而為人處世仍比較傳統。買披薩回家餅配臭豆腐與大葱吃，説得就是這類人。

三是，從感性到理性都討厭中國文化者。

這部分人多數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們在歷史觀、世界觀、人生觀方面，已全面西化，基本上已沒有中國情懷，屬於“徹底的香蕉人”。在這次香港所謂的抗爭運動中，罵中國最兇、最為頑固的暴徒，往往都是這類人。

唐朝詩人司空圖的《河湟有感》一詩，算是給港台這類人畫的像，詩云：“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香港、台灣社會這三類敵視、討厭中國大陸的人，都屬於族羣內部“文明衝突”的產物；大陸通過展示自己的制度優勢，假以時日，或許能夠改變第一部分人的態度；但要改變第二類人與第三類人的態度，只靠展示制度優勢，卻遠遠不夠。

七、

看待港、台問題，不能只從政治、軍事、經濟等硬的方面看，還要從歷史、文化等軟的方面看，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它是港、台問題的本質與根源。

制度問題，可以用顯示制度優勢，及講好中國故事來解決；文化問題，則只能通過思想學術，用文化的手段來解決。

但大陸對外講文化，紅色文化與新時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只能暗講，不能明講，能明講與大講的只有傳統文化，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文化。

可是，我們大陸本身還不能講清楚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自己講不清“新時代的中國文明”，自然就沒法跟外人講清；沒法跟外人講清，自然就沒法獲得西方的理解與尊重；而不能獲得西方的理解與尊重，也就很難指望獲得港台地區那些人的理解與尊重，從而消弭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

習近平總書記説，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我們只有自己自信了，才能讓人家信。

解決我們國家族羣內部的“文明衝突”，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任務，只靠給港台輸送利益解決不了，甚至使用“強行統一”的手段都難解決；我們只有復興了自己的文化，有了與西方文明平等的對話權，才有可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