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部火了28年的小説，成了中國人最好的精神寫照_風聞

本文來自公眾號：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林比利

1992年的一天，張藝謀通過一個朋友，找到在浙江嘉興市文聯當編輯的餘華，希望能給他寫個劇本。

張藝謀問餘華，你最近有什麼新作品啊？餘華説，正好《收穫》要發自己一個新小説，不然給你看看吧。

第二天，兩個人見面吃飯，餘華就帶去了小説的清樣。於是，張藝謀成了這部小説的第一個讀者。

那部小説的名字叫：《活着》。

張藝謀看完後，激動到失眠，喜歡得不得了。他很快就決定把《活着》改編成電影，而餘華也從張藝謀手上得到了應得的報酬，5萬元人民幣。

上個世紀90年代，5萬元可是一筆鉅款。餘華和妻子甚至覺得，有了這5萬塊，這一輩子都不用為錢發愁了。

讓餘華夫婦沒想到的是，不是5萬塊花不完，而是《活着》這本書成了他們最好的賺錢機器。

在過去28年裏，《活着》一直佔據着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光是2018一年，單本銷量就突破200萬冊。

這本書帶來的版税收入，不知道比5萬翻了多少倍。

2019年公佈的“第13屆作家榜”上，餘華以1550萬元人民幣的版税收入，高居榜眼位置，是除了劉慈欣以外第二有錢的作家。

《活着》之所以能成為幾代中國人最喜歡讀的小説之一，原因很簡單，它的故事所反映出的精神內涵，道出了中國人最信奉的人生哲學。

那就是，活着。

1

餘華本來跟寫小説這件事毫無關係，他是個牙醫。

他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親是山東人，部隊轉業後在浙江省防疫大隊工作。

過了沒多久，父親完成了浙江醫科大學的專科學習，回到浙江嘉興市海鹽縣人民醫院任外科醫生。於是，3歲的時候，餘華全家跟着父親遷至海鹽。

餘華從此在這個江南小城開始了漫長的童年生活。

1977年，餘華高中畢業，參加了高考，可是很不幸，他落榜了。那時候上大學也不容易，沒考上怎麼辦呢，就工作吧。

幹哪一行呢？當然是醫生了，因為他的父母都是幹這一行的。第二年，在父母的安排下，餘華進入海鹽縣武原鎮衞生院，當上了牙科醫生。

青年時期的餘華

從此以後，餘華過上了每天手握鋼鉗、撥牙長達八個小時的生活。

那時候的牙醫可不像現在這麼既有錢又有地位。改革開放初期，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着一付擔子游走四方。

餘華這個牙醫，比修鞋匠好點，他好歹還是在一所以拔牙為主的醫院裏，不過總共就二十多個人。

因牙疼前去治病的人都把他們的醫院叫成“牙齒店”，很少有人當成是一家醫院。

餘華在這家“牙齒店”幹了五年，觀看了數以萬計的張開的嘴巴，他感到無聊至極，總想換個不一樣的活法。

在醫院沒事的時候，餘華經常站在臨街的窗前，他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文化館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閒逛，對此他十分羨慕。

有一天，他問一位在文化館工作的人，為什麼你們經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訴餘華：

這就是我的工作。

餘華心説，這工作太好了，我也想幹。於是，他決定進文化館工作。

當時進入文化館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學會作曲；二是學會繪畫；三就是寫作。對餘華來説，作曲和繪畫都太難了，要從頭學起，而寫作只要認識漢字就行，他立刻決定，就靠寫作吧。

那時候想靠寫作出名，有個辦法，就是投稿給文學雜誌。餘華就利用他做牙醫的空隙，開始寫小説。

剛開始，餘華寫的錯別字還特別多，寫着寫着就好了。

1983年11月的一個下午，餘華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原來是他寫的《星星》，被《北京文學》看上了。

打電話的人是雜誌社的領導——編委周雁如。對方説，他們打算發表，但在此前，餘華得跑北京一趟，修改一下他的小説。餘華就稀裏糊塗地跳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當他從北京改完小説回家時，才發現小小的縣城早就轟動了。餘華成了縣裏歷史上第一個去北京改稿的人。

12月，餘華另一篇小説《鴿子，鴿子》，又在當時影響頗大的《青春》雜誌上發表了。這下，餘華在縣城裏徹底出名了，他毫無疑問已經是個文化人了。

隨後，餘華順理成章地進入海鹽縣文化館工作，終於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職業寫作。

寫小説這件事，對餘華無疑是重要的，比拔牙有意義多了。就像他當時非常喜歡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説的那樣：

時間以同樣的方式流經每個人，而每個人卻以不同的方式度過時間。

2

1986年的冬天，餘華再次去北京，參加《北京文學》雜誌搞的筆會。在筆會上，他遇見了文學評論家李陀。

那個時候，李陀是《北京文學》副主編, 他在文學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年輕人都希望被他提拔一下。 

26歲的餘華也想被他提拔一下。

餘華把自己的新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拿給李陀看。他讀完之後, 特別喜歡, 對餘華推崇備至。並且説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

你已經走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

李陀的這句話可不得了，讓餘華一輩子都忘不了，就是他這句話，讓餘華後來越寫膽子越大。

很快，餘華就確立了中國先鋒作家的地位。1991年，餘華在《收穫》上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説《在細雨中呼喊》。

這部小説被評價很高，但無論如何都比不上，一年之後，餘華寫的另一部長篇小説，《活着》。

餘華的《活着》當年能在《收穫》上發表，他還得感謝一個文學界泰斗級的人物，巴金。

巴金是文壇巨匠，同時還是國家領導人，他當過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身份，《收穫》雜誌主編。

《收穫》本來就是巴金在1957年創辦的，是國內響噹噹的純文學雜誌。在這個雜誌上，所有當紅的作家，都爭着想發表小説，那些沒名氣的當然更想發。

不過，小説這個東西，裏面的禁忌是很多的，這個不能寫，那個不能寫。

當時，王蒙、張賢亮、莫言等人的很多小説，其他文學雜誌都不敢發，只有《收穫》敢。

很多文學雜誌對此很有意見，他們找到主管的官員：為什麼同樣的小説我們這邊不能發，到《收穫》可以發？

官員説，原因很簡單，因為《收穫》的主編是巴金啊！

巴金雖然是主編，但他畢竟在90年代已經是接近90歲的老人了，《收穫》的運作，實際上全靠副主編，也是他的女兒，李小林負責。

餘華超過3/4的小説都是發表在《收穫》上的，包括影響力最大的《活着》。

1992年8月，已經到了初秋時節，餘華拿着《活着》的手稿來到上海。那時另一位先鋒派作家格非在華師大教書，每次餘華到上海，都讓格非幫他在華師大定一個房間。

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招待所住下來，9月4日，他終於把稿子改完了。當時餘華還有一點忐忑不安，他對《活着》這部小説並沒有把握。書的責任編輯是程永新，也是後來《收穫》的主編。

在華師大的公用電話亭，餘華逼着程永新給李小林打一個電話，他在一邊悄悄地聽。當聽到他們兩個人對這部小説都很喜歡，餘華徹底放心了。

最終，《活着》發表在《收穫》雜誌的1992年第六期。

《收穫》雜誌1992年第六期

在正式發表前，張藝謀就看上了。第一次合作，餘華髮現他是那種很貪婪的導演，不斷跟餘華説，《活着》這個地方再來點什麼，那個地方再來點什麼。

這樣，餘華就多寫了4萬字。後來他自己覺得這4萬字寫得挺好，就把它放進了後來出版的書裏。

出書的時候就變成不到11萬字，《活着》從一個大中篇變成一個長篇，就是後來無數人看到的這個版本。

此後二十年，餘華沒有修改過。

3

《活着》主要講述了農村人福貴悲慘的人生遭遇。

福貴本是個闊少爺，可他嗜賭如命，後來賭光了家業，一貧如洗。此後，他整個的人生越走越差。

他的父親被他活活氣死，母親則在窮困中患了重病，福貴前去求藥，卻在途中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

經過幾番波折回到家裏，福貴才知道母親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養大兩個兒女。

此後更加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降臨到福貴身上，他的妻子、兒女和孫子相繼死去，最後只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福貴的故事，其實是餘華把自己的父親、父親的父親、父親的爺爺的故事，統統弄在了一起，也是餘華眼見、耳聞的中國人的故事。

用餘華的話説，它講述了**“一個人和他命運的友情”**。

最早寫《活着》的時候，餘華用的是第三人稱，以一個冷靜、抒情的語言去講福貴的故事。但是他怎麼寫怎麼覺得不對。大概寫了一萬多字以後，餘華實在寫不下去了，但他又很想把這個題材寫出來。

最後，餘華乾脆讓福貴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就是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很快就寫完了。

過了很多年之後，餘華才明白，如果用別人的視角看福貴的故事，除了苦難就是困難；但福貴第一人稱看自己時，裏面卻是有很多幸福感的。

事實上，雖然《活着》裏面有許許多多的悲劇，但餘華寫的時候並不煽情，裏面每個人物的死都只是短短數語，比如：

有慶死的時候只是腦袋一歪摔在地上，鳳霞死的時候只是説生下孩子後大出血，天黑前斷了氣，家珍描述的更簡單了，鳳霞死不到三個月，家珍也死了。

這些重要的人物的死，在小説裏都顯得有點草率，這其實恰恰就是餘華想呈現的。

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的必然，餘華讓每個讀者都真切地感受到如親人死去般的無助，他沒有渲染和煽情，但讓人讀來卻顯得異常沉重。 

這恰恰是人生本來的面目，活着，比什麼都重要。

就像餘華在《活着》的自序中寫的那樣：

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説，就是這篇《活着》，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的樂觀態度。

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4

2012年9月4日，孟京輝導演的話劇《活着》在國家大劇院開始連演六天。

首演當晚，餘華坐在國家大劇院戲劇廳第八排，三個小時演出結束，劇場燈亮起，他早已淚流滿面。

這是餘華小説《活着》的第四次改編。此前，這部小説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話劇。

2002年的電視劇《福貴》，2009年浙江師範大學的學生話劇《活着》，都不太有名，唯一讓人津津樂道的，當然就是張藝謀改編成電影那一次。

張藝謀拍《活着》時候，拿到了300萬美元投資。放到現在肯定是小製作，但是在1993年，那是隻有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才能拿到的大投資。

劇中的主演也是響噹噹的，不僅有張藝謀御用的鞏俐做女主角，核心人物福貴，也找來了正在躥紅的葛優。

葛優也一改演喜劇的風格，出演了一個歷經各種苦難的人，沒想到卻大獲好評。

正是憑藉在裏面的出色表現，葛優一舉摘下了戛納影帝。而這部片子，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9.2分，一個網友評價説：

個人認為是張藝謀最好的電影。

其實，這個電影的成功，既是好事，也是壞事。

那個時候剛好遇到中國的圖書市場崩盤期，要是沒有張藝謀的電影，出版社是不會願意給《活着》出書的。

但是後來出版社也很後悔，由於張藝謀未經報批，就把電影送去戛納參賽，導致這部片子在國內被禁，書印了兩萬冊，最後基本當廢紙處理掉了。

出版社還特意問餘華要不要書，餘華説要一點，結果免費給他寄來好幾麻袋。導致餘華手裏的第一版《活着》最多，到處送人，送到2012年還有兩三百本。

出版社更慘，那批書實在處理不了，他們乾脆把最後的一萬多冊都銷燬了。

不過，到了1998年，這本書一下子成了暢銷書，原因是正趕上滿街盜版VCD的時代。許多人先看到了電影《活着》的盜版盤，然後就去買了本小説看。

這部電影對餘華開拓國外市場，也很有幫助。當時國外漢學家很積極，因為覺得這本書能出版。他們就開始翻譯，翻譯之後找出版社要授權，慢慢的，餘華的書在海外出版的越來越多。

後來，這部小説在海外頻頻獲獎。

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台灣《中國時報》十本好書獎，香港“博益”15本好書獎，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等等。

《時代》週刊評價它：

中國過去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擊或許令讀者無從同情，但餘華至真至誠的筆墨，已將福貴塑造成了一個存在的英雄。當這部沉重的小説結束時，活着的意志，是福貴身上唯一不能被剝奪走的東西。

《華盛頓郵報》説：

《活着》是不失樸素粗糲的史詩，鬥爭與生存的故事，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殘忍與善良的形象，在餘華的筆下，人物在動物本能和人性之間的苦苦掙扎。

獲獎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這部小説影響了無數讀者。

《活着》在台灣出版了26年，現在一年仍然可以賣出四五千冊，這對於這個2300萬人口的地方來説實屬不易。

在美國，《活着》出版了18年，現在每年可以賣出4000冊，要知道，一般一箇中國作家的書能夠賣1000冊就不錯了。

在西班牙，《活着》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中國大陸的讀者更多。2018年，《活着》憑着200萬的銷量，奪得了全年暢銷書的第一名。

曾經有個中學老師告訴餘華，他在上世紀90年代上中學的時候，他的語文老師讓他讀《活着》，後來他當了中學語文老師，也讓他的學生讀。

現在要學生讀《活着》的語文老師，已經進入第三代了。

這就是《活着》能夠暢銷28年的原因。

5

時間到了2020年，人類遇上了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

它來勢洶洶，從武漢至湖北，再到全國，然後是整個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受疫情的影響。

它對整個人類的影響，無異於一場不見硝煙的世界大戰。

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還活着。

上個月，我的朋友、“8字路口”的創始人馮翔，在北京的公交車上，拍下了這樣一張照片，是一個戴着口罩的年輕女子，在上班的路上，讀《活着》這本書。

馮翔在朋友圈裏説：

這個詞，這本書，特別適合這個當下。春天來了，桃花紅了。我們繼續活着。為我們，也為他們。

此時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體會到“活着”的意義。活着，成了我們當下所有人最好的精神註腳。

我們也更加明白了，《活着》這部小説之所以能成為經典，能被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閲讀，並非是因為裏面的福貴的故事有多悲慘，他的人生有多可憐。

恰恰相反，餘華實際上講了一個成年人的寓言，他講出了一個我們都能懂的人生道理，也傳遞給了我們最樸實有用的生存態度。

餘華後來對媒體也説過：

我想為什麼這本書到現在還那麼受歡迎，可能是現在的人從這裏邊看到了那種樂觀的精神。

知乎上有一個帖子——如何評價餘華的《活着》？

一位網名叫“瘋魔大校”的朋友説得很好：

一百多年前，一位名叫保羅·高更的後印象派巨頭畫家在塔希提島上創作了一副偉大的、具有深刻的、深遠的象徵意義的作品，就是現在收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一副布面油畫，名為:《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也許從哲學的角度來説，我們人類即使走到文明的終結，宇宙的滅亡也不一定可以為這三個問題給出一個完美的解答，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積極快樂地渡過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鐘，每一秒。

我們在這世界上，會經歷苦難與悲劇，但也總會迎來幸福與寧靜。

因為我們活着，我們也必須活着。

本文來自公眾號：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林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