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部火了28年的小説,成了中國人最好的精神寫照_風聞
比耶男孩-比耶男孩官方账号-我们与世界平等地交换意见。微信搜“比耶男孩”2020-04-17 08:04
本文來自公眾號: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林比利
1992年的一天,張藝謀通過一個朋友,找到在浙江嘉興市文聯當編輯的餘華,希望能給他寫個劇本。
張藝謀問餘華,你最近有什麼新作品啊?餘華説,正好《收穫》要發自己一個新小説,不然給你看看吧。
第二天,兩個人見面吃飯,餘華就帶去了小説的清樣。於是,張藝謀成了這部小説的第一個讀者。
那部小説的名字叫:《活着》。
張藝謀看完後,激動到失眠,喜歡得不得了。他很快就決定把《活着》改編成電影,而餘華也從張藝謀手上得到了應得的報酬,5萬元人民幣。
上個世紀90年代,5萬元可是一筆鉅款。餘華和妻子甚至覺得,有了這5萬塊,這一輩子都不用為錢發愁了。
讓餘華夫婦沒想到的是,不是5萬塊花不完,而是《活着》這本書成了他們最好的賺錢機器。
在過去28年裏,《活着》一直佔據着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光是2018一年,單本銷量就突破200萬冊。
這本書帶來的版税收入,不知道比5萬翻了多少倍。
2019年公佈的“第13屆作家榜”上,餘華以1550萬元人民幣的版税收入,高居榜眼位置,是除了劉慈欣以外第二有錢的作家。
《活着》之所以能成為幾代中國人最喜歡讀的小説之一,原因很簡單,它的故事所反映出的精神內涵,道出了中國人最信奉的人生哲學。
那就是,活着。
1
餘華本來跟寫小説這件事毫無關係,他是個牙醫。
他1960年出生在杭州,父親是山東人,部隊轉業後在浙江省防疫大隊工作。
過了沒多久,父親完成了浙江醫科大學的專科學習,回到浙江嘉興市海鹽縣人民醫院任外科醫生。於是,3歲的時候,餘華全家跟着父親遷至海鹽。
餘華從此在這個江南小城開始了漫長的童年生活。
1977年,餘華高中畢業,參加了高考,可是很不幸,他落榜了。那時候上大學也不容易,沒考上怎麼辦呢,就工作吧。
幹哪一行呢?當然是醫生了,因為他的父母都是幹這一行的。第二年,在父母的安排下,餘華進入海鹽縣武原鎮衞生院,當上了牙科醫生。
青年時期的餘華
從此以後,餘華過上了每天手握鋼鉗、撥牙長達八個小時的生活。
那時候的牙醫可不像現在這麼既有錢又有地位。改革開放初期,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着一付擔子游走四方。
餘華這個牙醫,比修鞋匠好點,他好歹還是在一所以拔牙為主的醫院裏,不過總共就二十多個人。
因牙疼前去治病的人都把他們的醫院叫成“牙齒店”,很少有人當成是一家醫院。
餘華在這家“牙齒店”幹了五年,觀看了數以萬計的張開的嘴巴,他感到無聊至極,總想換個不一樣的活法。
在醫院沒事的時候,餘華經常站在臨街的窗前,他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在文化館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閒逛,對此他十分羨慕。
有一天,他問一位在文化館工作的人,為什麼你們經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訴餘華:
這就是我的工作。
餘華心説,這工作太好了,我也想幹。於是,他決定進文化館工作。
當時進入文化館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學會作曲;二是學會繪畫;三就是寫作。對餘華來説,作曲和繪畫都太難了,要從頭學起,而寫作只要認識漢字就行,他立刻決定,就靠寫作吧。
那時候想靠寫作出名,有個辦法,就是投稿給文學雜誌。餘華就利用他做牙醫的空隙,開始寫小説。
剛開始,餘華寫的錯別字還特別多,寫着寫着就好了。
1983年11月的一個下午,餘華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原來是他寫的《星星》,被《北京文學》看上了。
打電話的人是雜誌社的領導——編委周雁如。對方説,他們打算發表,但在此前,餘華得跑北京一趟,修改一下他的小説。餘華就稀裏糊塗地跳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當他從北京改完小説回家時,才發現小小的縣城早就轟動了。餘華成了縣裏歷史上第一個去北京改稿的人。
12月,餘華另一篇小説《鴿子,鴿子》,又在當時影響頗大的《青春》雜誌上發表了。這下,餘華在縣城裏徹底出名了,他毫無疑問已經是個文化人了。
隨後,餘華順理成章地進入海鹽縣文化館工作,終於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職業寫作。
寫小説這件事,對餘華無疑是重要的,比拔牙有意義多了。就像他當時非常喜歡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説的那樣:
時間以同樣的方式流經每個人,而每個人卻以不同的方式度過時間。
2
1986年的冬天,餘華再次去北京,參加《北京文學》雜誌搞的筆會。在筆會上,他遇見了文學評論家李陀。
那個時候,李陀是《北京文學》副主編, 他在文學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年輕人都希望被他提拔一下。
26歲的餘華也想被他提拔一下。
餘華把自己的新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拿給李陀看。他讀完之後, 特別喜歡, 對餘華推崇備至。並且説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
你已經走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
李陀的這句話可不得了,讓餘華一輩子都忘不了,就是他這句話,讓餘華後來越寫膽子越大。
很快,餘華就確立了中國先鋒作家的地位。1991年,餘華在《收穫》上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説《在細雨中呼喊》。
這部小説被評價很高,但無論如何都比不上,一年之後,餘華寫的另一部長篇小説,《活着》。
餘華的《活着》當年能在《收穫》上發表,他還得感謝一個文學界泰斗級的人物,巴金。
巴金是文壇巨匠,同時還是國家領導人,他當過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身份,《收穫》雜誌主編。
《收穫》本來就是巴金在1957年創辦的,是國內響噹噹的純文學雜誌。在這個雜誌上,所有當紅的作家,都爭着想發表小説,那些沒名氣的當然更想發。
不過,小説這個東西,裏面的禁忌是很多的,這個不能寫,那個不能寫。
當時,王蒙、張賢亮、莫言等人的很多小説,其他文學雜誌都不敢發,只有《收穫》敢。
很多文學雜誌對此很有意見,他們找到主管的官員:為什麼同樣的小説我們這邊不能發,到《收穫》可以發?
官員説,原因很簡單,因為《收穫》的主編是巴金啊!
巴金雖然是主編,但他畢竟在90年代已經是接近90歲的老人了,《收穫》的運作,實際上全靠副主編,也是他的女兒,李小林負責。
餘華超過3/4的小説都是發表在《收穫》上的,包括影響力最大的《活着》。
1992年8月,已經到了初秋時節,餘華拿着《活着》的手稿來到上海。那時另一位先鋒派作家格非在華師大教書,每次餘華到上海,都讓格非幫他在華師大定一個房間。
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招待所住下來,9月4日,他終於把稿子改完了。當時餘華還有一點忐忑不安,他對《活着》這部小説並沒有把握。書的責任編輯是程永新,也是後來《收穫》的主編。
在華師大的公用電話亭,餘華逼着程永新給李小林打一個電話,他在一邊悄悄地聽。當聽到他們兩個人對這部小説都很喜歡,餘華徹底放心了。
最終,《活着》發表在《收穫》雜誌的1992年第六期。
《收穫》雜誌1992年第六期
在正式發表前,張藝謀就看上了。第一次合作,餘華髮現他是那種很貪婪的導演,不斷跟餘華説,《活着》這個地方再來點什麼,那個地方再來點什麼。
這樣,餘華就多寫了4萬字。後來他自己覺得這4萬字寫得挺好,就把它放進了後來出版的書裏。
出書的時候就變成不到11萬字,《活着》從一個大中篇變成一個長篇,就是後來無數人看到的這個版本。
此後二十年,餘華沒有修改過。
3
《活着》主要講述了農村人福貴悲慘的人生遭遇。
福貴本是個闊少爺,可他嗜賭如命,後來賭光了家業,一貧如洗。此後,他整個的人生越走越差。
他的父親被他活活氣死,母親則在窮困中患了重病,福貴前去求藥,卻在途中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
經過幾番波折回到家裏,福貴才知道母親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養大兩個兒女。
此後更加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降臨到福貴身上,他的妻子、兒女和孫子相繼死去,最後只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
福貴的故事,其實是餘華把自己的父親、父親的父親、父親的爺爺的故事,統統弄在了一起,也是餘華眼見、耳聞的中國人的故事。
用餘華的話説,它講述了**“一個人和他命運的友情”**。
最早寫《活着》的時候,餘華用的是第三人稱,以一個冷靜、抒情的語言去講福貴的故事。但是他怎麼寫怎麼覺得不對。大概寫了一萬多字以後,餘華實在寫不下去了,但他又很想把這個題材寫出來。
最後,餘華乾脆讓福貴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就是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很快就寫完了。
過了很多年之後,餘華才明白,如果用別人的視角看福貴的故事,除了苦難就是困難;但福貴第一人稱看自己時,裏面卻是有很多幸福感的。
事實上,雖然《活着》裏面有許許多多的悲劇,但餘華寫的時候並不煽情,裏面每個人物的死都只是短短數語,比如:
有慶死的時候只是腦袋一歪摔在地上,鳳霞死的時候只是説生下孩子後大出血,天黑前斷了氣,家珍描述的更簡單了,鳳霞死不到三個月,家珍也死了。
這些重要的人物的死,在小説裏都顯得有點草率,這其實恰恰就是餘華想呈現的。
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的必然,餘華讓每個讀者都真切地感受到如親人死去般的無助,他沒有渲染和煽情,但讓人讀來卻顯得異常沉重。
這恰恰是人生本來的面目,活着,比什麼都重要。
就像餘華在《活着》的自序中寫的那樣:
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説,就是這篇《活着》,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的樂觀態度。
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4
2012年9月4日,孟京輝導演的話劇《活着》在國家大劇院開始連演六天。
首演當晚,餘華坐在國家大劇院戲劇廳第八排,三個小時演出結束,劇場燈亮起,他早已淚流滿面。
這是餘華小説《活着》的第四次改編。此前,這部小説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話劇。
2002年的電視劇《福貴》,2009年浙江師範大學的學生話劇《活着》,都不太有名,唯一讓人津津樂道的,當然就是張藝謀改編成電影那一次。
張藝謀拍《活着》時候,拿到了300萬美元投資。放到現在肯定是小製作,但是在1993年,那是隻有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才能拿到的大投資。
劇中的主演也是響噹噹的,不僅有張藝謀御用的鞏俐做女主角,核心人物福貴,也找來了正在躥紅的葛優。
葛優也一改演喜劇的風格,出演了一個歷經各種苦難的人,沒想到卻大獲好評。
正是憑藉在裏面的出色表現,葛優一舉摘下了戛納影帝。而這部片子,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9.2分,一個網友評價説:
個人認為是張藝謀最好的電影。
其實,這個電影的成功,既是好事,也是壞事。
那個時候剛好遇到中國的圖書市場崩盤期,要是沒有張藝謀的電影,出版社是不會願意給《活着》出書的。
但是後來出版社也很後悔,由於張藝謀未經報批,就把電影送去戛納參賽,導致這部片子在國內被禁,書印了兩萬冊,最後基本當廢紙處理掉了。
出版社還特意問餘華要不要書,餘華説要一點,結果免費給他寄來好幾麻袋。導致餘華手裏的第一版《活着》最多,到處送人,送到2012年還有兩三百本。
出版社更慘,那批書實在處理不了,他們乾脆把最後的一萬多冊都銷燬了。
不過,到了1998年,這本書一下子成了暢銷書,原因是正趕上滿街盜版VCD的時代。許多人先看到了電影《活着》的盜版盤,然後就去買了本小説看。
這部電影對餘華開拓國外市場,也很有幫助。當時國外漢學家很積極,因為覺得這本書能出版。他們就開始翻譯,翻譯之後找出版社要授權,慢慢的,餘華的書在海外出版的越來越多。
後來,這部小説在海外頻頻獲獎。
包括,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台灣《中國時報》十本好書獎,香港“博益”15本好書獎,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等等。
《時代》週刊評價它:
中國過去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擊或許令讀者無從同情,但餘華至真至誠的筆墨,已將福貴塑造成了一個存在的英雄。當這部沉重的小説結束時,活着的意志,是福貴身上唯一不能被剝奪走的東西。
《華盛頓郵報》説:
《活着》是不失樸素粗糲的史詩,鬥爭與生存的故事,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殘忍與善良的形象,在餘華的筆下,人物在動物本能和人性之間的苦苦掙扎。
獲獎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這部小説影響了無數讀者。
《活着》在台灣出版了26年,現在一年仍然可以賣出四五千冊,這對於這個2300萬人口的地方來説實屬不易。
在美國,《活着》出版了18年,現在每年可以賣出4000冊,要知道,一般一箇中國作家的書能夠賣1000冊就不錯了。
在西班牙,《活着》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中國大陸的讀者更多。2018年,《活着》憑着200萬的銷量,奪得了全年暢銷書的第一名。
曾經有個中學老師告訴餘華,他在上世紀90年代上中學的時候,他的語文老師讓他讀《活着》,後來他當了中學語文老師,也讓他的學生讀。
現在要學生讀《活着》的語文老師,已經進入第三代了。
這就是《活着》能夠暢銷28年的原因。
5
時間到了2020年,人類遇上了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
它來勢洶洶,從武漢至湖北,再到全國,然後是整個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不受疫情的影響。
它對整個人類的影響,無異於一場不見硝煙的世界大戰。
有些人死去了,有些人還活着。
上個月,我的朋友、“8字路口”的創始人馮翔,在北京的公交車上,拍下了這樣一張照片,是一個戴着口罩的年輕女子,在上班的路上,讀《活着》這本書。
馮翔在朋友圈裏説:
這個詞,這本書,特別適合這個當下。春天來了,桃花紅了。我們繼續活着。為我們,也為他們。
此時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體會到“活着”的意義。活着,成了我們當下所有人最好的精神註腳。
我們也更加明白了,《活着》這部小説之所以能成為經典,能被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閲讀,並非是因為裏面的福貴的故事有多悲慘,他的人生有多可憐。
恰恰相反,餘華實際上講了一個成年人的寓言,他講出了一個我們都能懂的人生道理,也傳遞給了我們最樸實有用的生存態度。
餘華後來對媒體也説過:
我想為什麼這本書到現在還那麼受歡迎,可能是現在的人從這裏邊看到了那種樂觀的精神。
知乎上有一個帖子——如何評價餘華的《活着》?
一位網名叫“瘋魔大校”的朋友説得很好:
一百多年前,一位名叫保羅·高更的後印象派巨頭畫家在塔希提島上創作了一副偉大的、具有深刻的、深遠的象徵意義的作品,就是現在收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一副布面油畫,名為:《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也許從哲學的角度來説,我們人類即使走到文明的終結,宇宙的滅亡也不一定可以為這三個問題給出一個完美的解答,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積極快樂地渡過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鐘,每一秒。
我們在這世界上,會經歷苦難與悲劇,但也總會迎來幸福與寧靜。
因為我們活着,我們也必須活着。
本文來自公眾號:比耶男孩(biyeahboy),作者:林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