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戰就是戰爭_風聞
刘仰-作家、媒体人-这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地方。2020-04-18 19:15
新冠肺炎疫情剛出現沒多久，有一種論調就認定病毒源自中國，某個市場、某個動物、某個實驗室等。也許，善良的中國人最初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論調目的何在，性質有多嚴重。但是，當疫情在西方國家大規模蔓延後，西方國家不斷指責中國，網絡語言稱之為“甩鍋”，要求中國負責，要求中國賠償，要起訴中國等等，我們才發現善良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儘管專家指出西方的這種起訴和賠償要求未必能實現，但我認為，即便西方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但至少通過這種輿論，可以將中國貼上“人類敵人”的標籤，“中國是全球最壞的”將成為西方維護他們道德優越感的基礎。
很多人可能忘記了4月15日是什麼日子 -- 是“國家安全日”。“國家安全”涉及多項領域，其中，意識形態安全、文化安全也是重要內容。我們必須將輿論戰放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放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對待顏色革命的高度警覺來面對輿論戰。輿論戰就是戰爭。輿論戰並不只是無意義的口水戰，而是你死我活的戰爭。
疫情以來的幾個月，事實非常清晰地擺在那裏：中國抗疫最成功，中國對人民生命最重視，中國不惜代價的全民防疫已經取得了最明顯的成效。世界各國事實上也在不同程度地學習借鑑中國的防疫經驗。但是西方主流輿論就是不願承認。連中國力所能及地給其他國家提供經驗和援助也被頻頻抹黑。總之，他們就是不願承認中國做得對，就是不願承認中國是榜樣。我曾經説過：與中國的經濟競爭，西方尚且還能容忍，只是容忍度因時因地不同；但是，與中國的道德競爭，西方絕對不能容忍。換句話説，中國人有錢，他們馬馬虎虎還能容忍，但中國是好人，他們不能接受。為什麼？
當今中國與米國最大的本質差別是：米國是西方社會最大的宗教國家，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無神論國家。從宗教信仰出發，米國主流輿論必定將中國視為敵人。去年我曾經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罌米學者明確地問：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的道德模式是什麼？其中一個西方學者直接説：“我們以基督信仰為道德模式，中國崛起後，道德模式是怎樣的？我們看不到。”
關於這一問題的學術討論，本文不做展開。我只想提示一下，“西方優越、中國低劣”，“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相當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宗教價值觀的基礎上。這種優劣定位，遠的不説，近的，對方從“中國人民族劣根性”就開始深耕。我們看到，當年《heshang》團隊的某些核心骨幹，很早就成為的教徒和傳教者，在他的影響下，一名優秀的中國演員令人遺憾地很快成為“信主以後才知道”的神棍；我們還看到，抹黑雷鋒是一項長期工程；自南京“彭宇案”後，“中國人沒有道德”、“中國好人沒好報”成為長久的輿論；宣稱中國正處於“道德沙塵暴”的言論與崇洋媚外遙相呼應；而宗教信仰導致的價值觀對立在去年HK的動亂中十分明顯；……事例還可以舉很多，簡單説，道德制高點是米國這個半神權國家最後的堡壘，米國為了捍衞這一制高點，必然會猛烈打擊它眼中的“敵人”。這就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輿論戰的本質。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意識形態安全、文化安全的核心焦點。
冷戰離我們並不遙遠。冷戰以蘇聯失敗而告終。冷戰就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一場文化戰爭。以米國為首的西方在冷戰中使用過哪些手段？羅列一下中國古代的“三十六計”：
金蟬脱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以逸待勞、指桑罵槐、趁火打劫、擒賊擒王、關門捉賊、打草驚蛇、渾水摸魚、瞞天過海、反間計、笑裏藏刀、調虎離山、順手牽羊、李代桃僵、無中生有、聲東擊西、樹上開花、暗渡陳倉、假痴不癲、欲擒故縱、走為上、釜底抽薪、空城計、苦肉計、遠交近攻、反客為主、上屋抽梯、偷樑換柱、連環計、美人計、借屍還魂、隔岸觀火、圍魏救趙、假道伐虢。
毫不誇張地説，上述計謀米國在冷戰中一招不落地全都使用了。米國現任國務卿蓬佩奧公開説：“我曾經是一名CIA局長，我們撒謊、欺騙、偷盜，我們還有完整的培訓課程……”。CIA就是發動和主導冷戰的核心，今天中國與米國之間，即便中國再不願意，米國也早已經將其定位於“新冷戰”。所以，意識形態、文化領域就是核心戰場，輿論戰就是前沿陣地。借用一位年輕朋友的話：我們今天還能守住輿論戰的“上甘嶺”嗎？
中米冒億戰以來，一種論調不斷出現，例如，説“厲害了我的國”驚嚇到米國人了，紅海、戰狼是“意淫、自嗨”，中興、華為是“咎由自取”，帝吧是“黑客”；從那時到本次疫情，批評、指責正能量、小粉紅的聲音不絕於耳，説這些“愛國賊”害了中國，包括“病毒起源米國論”、“抄作業論”、嘲諷羣體免疫、中國體制優越論等等，在他們看來，都是給米國提供了仇視中國的口舌；包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言論，也使得中米外交處於被動等等。這種聲音的喧囂塵上，無異於要求中國在輿論戰中繳械投降，要求中國放棄輿論戰的上甘嶺陣地。事實很簡單：即便中國什麼都不做，米國也不會放棄針對中國的輿論進攻。
我們國家的媒體制度以前都是官方媒體。因此，今天有些人依然用官方媒體的標準要求民間自媒體，我認為，在當今新形勢下，這個要求不正確。官方媒體應對輿論戰，暫且不説中國，至少當年蘇聯是失敗的。面對米國輿論戰頻頻使用“三十六計”，當今中國除了要調整官方媒體主力軍的戰法，民間自媒體的羣眾戰爭同樣重要，並且應該不斷加強。因為，這場輿論戰中，米國基於他們的宗教傳統，始終像傳教一樣是進攻方，我們始終是在本土防守。從這個意義上説，輿論戰更多是要影響當今中國人。輿論戰能否將陣地轉移到西方，對於中國還只是未來的一種可能。
正能量、小粉紅是否有失誤？我認為即便有失誤也很正常，而且，我們還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某些看起來像是正能量、小粉紅的失誤，很多是對方滲透與反間計。我本人就親自捉到過挑撥中國地域矛盾、對立衝突的自媒體，實際上是港毒、台毒分子潛伏偽裝的。這種“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假正能量、假粉紅究竟有多少？我們只有將輿論戰看成是“上甘嶺”保衞戰，才能意識到它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發動民間自媒體的羣眾戰爭以應對輿論戰，我們不能像要求官方媒體一樣要求他們那麼職業、專業。這就好比專家學者意見不同，可以著書立説，深度全面地辯論探討。而輿論戰很多都是稍縱即逝的遭遇戰，恰似米國十分流行的辯論比賽，它並不要求全面深刻，只要求對方出招後迅速回應，或騰挪閃避，或一招制敵。事實上，在輿論戰眾多小規模、超頻繁的接觸戰中，我們相比西方可能還經驗不足。例如，米國前總統羅斯福曾經對罌國外交官説：你們罌國獲得香港的手段不夠光彩。罌國外交官迅速回答：我記得罌國獲得香港的時間與米國獲取得克薩斯州的時間差不多。羅斯福當場轉移話題。這個例子説明，輿論戰不僅僅需要深度全面，更多還需要面對突變的應急反應。因此，對於正能量、小粉紅的民間自媒體，我們不宜嘲笑指責他們的所謂失誤，而應該提高他們游擊戰、神槍手的能力。
最後還想強調，當今中國所面臨的輿論戰，尤其是中米之間的輿論戰，關係到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文化安全。米國作為宗教氛圍濃烈的半神權國家，在輿論領域、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針對我們的進攻不會放棄，不會停歇。我們如果不想繳械投降，不想成為與當今米國一樣頻頻向神祈禱、靠神保佑的國家，我們就必須隨時應戰。這場文化戰爭將持續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