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只是經濟崩潰的觸發器，資本主義制度才是根源_風聞

資本主義越是沒有限制地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越是成功，這種發展就越帶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就是這麼弔詭。

——寫在前面

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後，經濟政策旨在“使我們恢復正常”。它試圖重構或重建危機爆發前的美國經濟。在次級抵押貸款危機之後，經濟政策同樣進行了“恢復”。這意味着要恢復2008-2009年之前的經濟狀況。現在，當我們因對冠狀病毒反應不佳而陷入經濟蕭條時，美聯儲和特朗普財政部的政策試圖使我們重返特朗普在2020年3月之前吹噓的“偉大經濟”。

反覆出現的政策缺陷在於，美國並沒有抓住每一次崩潰之前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是導致這些崩潰的關鍵因素，比觸發它們的事件更為重要。我們不應該被資本主義捍衞者不顧一切的努力——他們以觸發者的名字來命名崩潰——所愚弄，這只是將注意力從資本主義的脆弱性如何以及為何促使觸發因素轉變為崩潰轉移開了。旨在使美國資本主義恢復到每次崩潰前狀態的政策只能使經濟必然進入下一次崩潰。

**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不穩定趨勢一直困擾着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的領導人和思想家竭盡所能，以期終結、馴服、使人們不去關注那些對系統本身構成威脅的趨勢。針對不平等，資本主義嘗試了累進税制，最低工資，再分配計劃，福利國家，普遍基本收入等。然而，正如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持續加劇不平等現象的趨勢依然存在。偶爾，當針對不平等現象的大規模起義成功地制止甚至扭轉了這些趨勢時，這種制止或扭轉最終被證明是暫時的。

針對內在的不穩定，資本主義反覆嘗試了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各種改革、法規和穩定器等。但是，所有這些都未能阻止資本主義的商業週期，該體系不斷出現的失衡和薄弱環節最終導致就業、生產和經濟活動普遍急劇下降（崩潰）。觸發每次資本主義崩潰的事件不同，一個崩潰與另一個崩潰區的特徵也不同。但是，在歷史記載中尤其明顯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週期性地再造崩潰。

**在2020年3月冠狀病毒襲擊美國之前，我們的經濟體系並不像特朗普在他的連任努力中吹噓的那樣“偉大”。**企業部門在沉重的累積債務負擔下陷入困境。由於2000年和2008年的經濟崩潰導致美聯儲降低利率的政策出台，各種規模的美國企業發現他們可以以歷史上最低的利息成本借入無限量的款項。借貸成為解決每一個業務問題的最簡單、最便宜的方法。因此，貨幣政策試圖應對一次資本主義崩潰，但它所引發的反應也會導致下一次崩潰。冠狀病毒通過關閉企業停止了能夠償還累積的公司債務的利潤。然後，違約行為破壞並凍結了信用市場——信用市場上交易證券化的公司債務、為該債務和這些證券提供保險的衍生工具等等。

冠狀病毒爆發前的美國經濟也是私有的、資本主義性質的醫療-工業複合體。私人利潤的計算使複合體中的企業做出了一項複雜的決定，即不生產、不儲存抗擊大流行病所需的口罩、試劑、呼吸機和病牀等。美國政府，在人員和意識形態上都受控於來自企業部門的領導者，因此無法彌補私營部門未能生產或儲存應對危險病毒所需東西的失敗。創造利潤的效率勝過了保護公共衞生的效率。自2020年3月1日以來，財富損失遠遠超過生產和儲存遏制抵抗病毒所需物資的成本。資本主義以利潤為導向的決策被證明是效率低下的。

特朗普的“偉大經濟”惡化了2016年就存在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狀況。奧巴馬政府也主持了加劇不平等現象的工作。這些不平等限制了大眾消費者的購買力，反過來又限制了生產投資。美聯儲的新貨幣創造和在2008年後的“復甦”中創下的低利率記錄為股市帶來了股票價格上漲。股票市場與潛在的基本商品和服務生產經濟之間的距離暴漲，進一步累積了不平衡（泡沫），只是在等待觸發崩盤（爆發）的機會。

資本主義崩潰後，2008年後的復甦所持續的時間長於這種時期的平均水平（歷史上為4至7年）。高於平均水平的時間通常意味着下一次崩潰（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會比平均崩潰（現在的情況）更糟糕。 2008年後的復甦還見證了為避免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任何根本變化而採取的極端措施。例如，重建某種版本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1929年金融危機後的銀行改革）的努力遭到了大型私人銀行的抵制、打折扣和延遲。這有助於使經濟恢復到其2008年前的“正常”水平。**隨着特朗普於2016年到任，這種向正常的迴歸已成為向越來越少受到監管的私人資本主義的倒退。**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使經濟走向了現在的再一次崩潰。

為了應對當前的危機，需要採取大規模的直接干預措施來轉變經濟。首先，需要一個大規模的救濟計劃，該計劃應該模仿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制定的救濟計劃。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為此制定了堅實的綱要。除了救濟（同樣重要）之外，還需要重組生產和分銷，以在遵守社會隔離條件的同時，進行持續的醫學檢測和監測受威脅的人羣，並在世界任何地方爆發新的危險病毒後立即監測所有人羣。公共衞生必須成為首要任務——遠比私人利益和僱主利益重要。由此產生的經濟將不同於——並在許多方面挑戰——2020年3月之前存在的經濟。

由於特朗普、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共同主導政策目標是恢復病毒前的“正常”狀態，因此需要做的事情過去沒有做，現在也沒有做。僱主現在並不想支付使工作場所安全抵禦冠狀病毒的費用，但他們希望員工像大流行病前一樣重返工作崗位。這個目標不僅在這種大流行中危害我們的健康，而且是直接的經濟威脅。這種美國建制派偏愛的政策優先考慮重返資本主義經濟，而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目前在服務公共衞生方面存在巨大的、危險的缺陷。這些兩黨建制派的政策對當前崩潰做出的反應，將使資本主義走向下一次崩潰。

​作者：Richard D. Wolff，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目前是紐約新學院大學的客座教授，著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起點》（與Resnick合著），Understanding Marxism等。

來源：Truth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