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方日記海外出版與西方新聞人的溝通嘗試_風聞

就方方日記海外出版與西方新聞人的溝通嘗試作者： Chairman Rabbit

本文轉載自：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兔主席 20200418

在方方的英文版及德文版日記在海外正式登場之前，國內激烈的輿情本身卻先引起了海外關注。這毫無疑問是幫方方日記賣了個廣告。不過説實話，西方對中國的興趣很有限，我還真的不認為這本書在國外就能有多大市場。

大約一週前，筆者見了一位《Economist（經濟學人）》的駐華資深記者R先生，聊聊了方方問題，也聊了其他。他非常關注中國互聯網上針對方方日記海外出版的輿情，希望報道這個事件。

R先生是《經濟學人》最資深的新聞人之一，有近30年的從業經驗。他最早在Daily Telegraph，1998-2002年就在中國工作過。2007年加入《經濟學人》，主要寫專欄評論，曾經是經濟學人幾個最知名區域專欄Charlemagne（關於歐盟）、Bagehot（英國）、Lexington（美國）的主筆，現在負責Chaguan（中國）。2010年，他得過路透社的“Reporting Europe”新聞獎。2013-2018年他擔任華盛頓總編，報道美國，曾多次訪談過Trump。2018年，他從來到北京擔任中國主編，去年寫了中美關係特稿，在西方政界高層廣泛流傳。

R先生的履歷非常強，在《經濟學人》這樣的頂級西方媒體裏，這樣資深的記者應該也很少。

和這些報道中國事務的西方媒體人充分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幫助他們從不同的角度瞭解中國。

我跟他説，在本世紀初的時候，我還挺愛看《經濟學人》，曾經訂閲過數年，幫助我瞭解了許多信息。

《經濟學人》是週刊，如果作為時事報道的，文章時效性略遜色，因此就深耕評論，以深度分析見長。但這種分析肯定就主觀性。後來逐漸地我就發現《經濟學人》意識形態導向型太濃（古典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全球主義（internationalism/globalism）等），尤其這個雜誌非但不避諱主觀性和立場偏向性，還專門以影響、引導讀者的觀點為榮。

而且伴隨知識和閲歷的積累，《經濟學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斷下降的。我覺得他們最見長的還是文字本身，就是寫作風格層面的東西。另外圖表運用也不錯，用來給大學生提高英語寫作是不錯的，但在我看來，這個雜誌對文字本身的關注已經超過內容了。

但凡一個話題是我們比較熟知的，就會覺得他們的分析還是缺乏深度和準確性。

但不管怎麼樣，每週拿起一本雜誌，看看他們對全球事務品頭論足，包括各種帶有尖酸刻薄、調侃性質的英文，還是挺有意思的。我從這個雜誌學到最多的其實不是他們對國際事務的報道，而是他們的價值取態。這種取態在西方非常有代表性。

美國的不少上層精英也愛看《經濟學人》。經濟學人最大的市場應該就是美國。美國人大概認為這個英國出版的古典自由主義週刊在文化上更高級。在國際事務上更“sophisticated”，有點英帝國的遺風。

我跟R先生説，你們的雜誌後來我就不太愛看了，太主觀、opinion-forming，內容偏頗。你們關於中國報道其實我很多年沒有看過。我的很多朋友認為你們現在是西方媒體裏最反華、最偏頗者之一。

我還跟他提到西方媒體的偏見。

作為一個資深的嚴肅媒體記者，這個論斷肯定是他們非常難以接受的。他認為至少他是在努力地還原真相。

我説，很多偏見是不自知的，比方説種族主義。作為主流自由派，你肯定反對種族主義。BBC有個紀錄片，説每個人在認知上都是種族主義的，這種偏見不可覺察，是在無意識層面的。我們看待社會問題始終會受制於自己的認知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s）。

我其實並不懷疑資深記者寫作的誠意，看得出來是很認真的新聞人，但要擺脱成見，擯棄既定假設，虛心地去了解另一個社會，避免主觀論斷，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後就説説方方事件。這是一個輕鬆的聊天。我表達的看法是：

1、中國國家很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英國有主張脱歐，也有主張留歐的。美國有一半人憎恨Trump，還有一半人支持他。都是50:50國家。人們有不同的觀點非常正常。方方受到批評是正常的。她有權利在海外發表，人們也有權利表達自己的看法。

2、代際因素是非常重要。對任何一個社會進行政治分析時都要考慮年紀因素。譬如説Trump粉絲是老白人，而非millennials；香港和台灣政治運動的驅動者都是年輕人，等等。中國社會變化非常快，年輕一代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代表中國的未來，必須尊重和了解年輕人的想法。

3、年輕人比上一代受過更多的教育，對西方更加的瞭解（大城市中產裏，很多人都是海歸）。年輕人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蓬勃發展，他們更加自信、前瞻，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他們不願意再接受過去“西方優越、中國落後”一套簡單粗暴的兩元對立，無論在心態上還是知識上，他們都能夠更加平等的看待西方與中國，對西方與中國進行客觀的比較。他們能夠批評中國，也能夠批評西方。他們不願意接受西方居高臨下的審判（judge）

4、中國新一代是有反美主義的。但這個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和全球許多其他地方一樣，主要是針對美國政府、美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普通美國人、美國的文化及美國的生活方式。這一點西方要看到。

5、必須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所區分。我是一個愛國者（patriot）。我身邊有許多和我一樣的人。我對國家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

6、另外，當我論及年輕人的時候，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年輕人，因為我不瞭解所有人。我所指的更多是在大都市生活，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70後、80後、90後……

7、方方是老一代人。他們是我們無法改變的、逐漸消逝的一代(a generation that will gradually fade away)。他們活在過去，把認知、體驗和價值觀建立在中國製度的對立面上，把西方/美國過度理想化（idealize）,視為燈塔和歷史發展的終局。他們不能承認中國社會在進步，不能承認中國社會在以與他們設想不一樣的方式發展，無法和社會和解。他們雖然崇尚西方/美國，但又不會説英語，對西方/美國所知非常有限，不足以對西方形成客觀評價。他們也缺乏國際經驗與國際視野。他們對西方是仰視的。這些年輕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8、他們過去的經歷一方面限定了（conditioned）他們的思維和想象力，另外一方面也塑造了他們的行為。當方方認為只有她的歷史經歷才有發言權，並給對方貼上標籤時，她就在試圖限制他人的言論自由，她容不得批評，內心是專制的。當她指責對方是“極左”，暗示他們是紅衞兵時，她本人——而非她對面的批評者——正是文化革命的幽靈（specter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她是過去的遺物(remnant of the past)。她的行為是年輕人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9、也由於方方只能在理解一個政治體/社會內部民眾-政府的衝突，缺乏任何的國際經驗，所以不知道她的行為會產生什麼影響。中國在國際上完全缺乏聲音（complete lack of voice），西方對中國充滿偏見，而方方日記又非常符合西方對中國抗疫的妖魔化敍事，因此非常容易被西方關注，並對西方理解中國抗疫故事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disproportional impact），併成為西方反中產業（anti-China industry）的組成部分。作為愛國者，我們對此感到失望（upset）。但也完全尊重她在海外出版日記的自由和權利

10、在中國的抗疫上。西方與中國好比平行世界。西方對中國是妖魔化的，不相信中國的舉措，不相信中國的數字，並找茬批評。在這個問題上，非常有説服力的是中國海外學生的表現。他們千方百計地從美國和英國“逃回”中國，這説明他們對自己政府的十足信心。也説明中國與西方處在完全分離的兩個平行宇宙。

11、另外，我認為，中西分野的大勢是我們不可能克服的。方方日記出版被西方誤讀也好，利用也好，都有某種必然性。對此我是完全抽離的態度，我的任務就是儘自己所能，為中國的讀者寫作。努力地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分析，更多的批判思維，為中國讀者賦能。我相信日後一定會有一天，形成一種新的信息不對稱，即中國讀者對西方的理解 大於 西方對中國的理解。這也説明中國互聯網世界信息的質量。這才是我關心的。

12、R先生問及中美關係大勢。我的看法是一切都取決於Trump，而不在於中國，不在於其他國家。如果美國的抗疫形勢非常糟糕，或者經濟不好，那麼Trump就會將責任推給中國。尤其在選舉季。這就會影響中美關係。（R先生和我一致的看法是Trump只關注他自己，既不關注美國老百姓也不關注中國）13、花了不少時間跟他解釋西方社會的政府-社會對立模式不適用中國，就和西方企業勞資對立關係不能用來解釋中國和東亞社會的企業一樣。中國政府、社會、個人都是共生的（symbiotic）。政府是社會的一部分。另外，一定要避免用共產主義的視角去理解中國社會，這隻會過度政治化而讓人迷失本質。理解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看作一個傳統東亞社會。

另外筆者當時沒有具體講出來的：

方方是過去的產物。他們有某種創傷後精神障礙，某種受迫害妄想症。他們被困在過去的陰影裏無法走出，甚至不願意走出，因為歷史創傷給這種文人提供了談資、精神資歷（credential）、特權及優越性

他們政治想象被限定，同時有着驚人的匱乏和貧瘠，也是可悲

上綱上線貼標籤，在年輕人看來，這才是文化革命遺物。把極左帶回的其實是方方本人。只有這一代老去，我們才能擺脱歷史的後遺症，擺脱過去

方方們正符合我在去年香港運動中定義的“self-hating Chinese”（一個援引自self-hating Jew的概念，為“恨國黨”這一流行説法提供心理分析及跨文化參考）

另外還聊了一些其他的。就算完了。

後來《經濟學人》的專欄寫出來了。我看了看，基本和我的預期一樣，該有的偏見和敍事依舊存在。《A diarist in Wuhan faces fury for sharing her story with the West》。有興趣的網友可以找新一期《經濟學人》來看。

這篇文章簡單介紹了一下方方日記經歷的輿情轉變。一開始被數百萬人追捧（因為方方“少見的坦白”（rare candour）。網友們爭先恐後的在被刪帖前複製傳播她書寫的日記。粉絲們高度肯定她對武漢封城時期的紀錄。但是，一個自稱高中生的人寫公開信給方方，批評她的日記寫作。方方正面回應，網友對方方則全力支持。《經濟學人》對方方日記的內容完全是正面的，我理解作者主要依賴2~3月份中國網友的正面反饋。

轉折點發生在方方打算在海外出版日記。R先生紀錄了網友們激烈的反應，絕大多數充滿敵意和對抗。網友們指責方方“你不配”，並稱她吃“人血饅頭”。一位武漢醫生批評方方，稱她為中國的敵人提供了武器，得到了11.8萬個贊。針對方方的各種“陰謀論“資深，官媒亦順勢跟進，包括《環球時報》報道有人爆料方方有五個別墅等。R先生指出網民對方方與外國出版商合作引起的公憤，“當一個坦誠的中國作者被外國人接納時，所有的動機都令人懷疑”。

後面文章引述了一些與我的談話。包括：

1）方方一代人對西方是過度理想化的；

2）日記的出版為“反中產業”提供素材；

3）新一代年輕人中國人更有信心，能夠客觀地比較中國與西方；

4）中國人看到了美國的系統性缺陷，留學生從英美逃回中國就是他們對祖國政府信心的表現；

5）西方擁抱方方就在於她批評了政府；

6）方方的聲音會對西方心目中的中國抗疫故事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7）由於中國在世界深感孤獨，缺乏聲音，所以許多人感到失望。

文章最終的基調當然是負面的，結尾是，

“目前，主導中國公共話語的是民族自豪及對西方的反感，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懷有惡意。如果一個坦誠的同胞幫助西方的話，數百萬網友要求的是減少言論自由。這是專制者的夢想。”

我覺得寫成這樣是完全可以預見的。毫不奇怪。能夠引用中國的聲音已經很不錯了。我去信表達觀點：

-感謝寫作中包括的不同聲音，雖然我不同意文中許多觀點，尤其是最後一段話，人們要求更少的言論自由，這是不對的

-西方自由派的敍事，專制者利用民族主義網絡民粹支持以維持權威主義統治，這個太方便，太簡單，而且過時了。對於年輕一代中國人來説，這也沒有給予他們真正的道德尊重，認為在中國製度下他們就不可能是自治（autonomous）的道德主體（moral agents）。這樣的敍事不僅貶低他們的認知與道德能力，而且也會貶低他們的道德價值——當我提到這一點時，是嚴格遵循西方的康德的自由主義傳統的

-是時候重新審視、重新評估這整個範式了。把現有的偏見放到一邊。看看年輕一代中國人腦子裏真正思考的東西

-在看待這些問題時我是絕對沒有情緒化的，相反，十分抽離。我認為文明的衝擊是更大歷史力量的結果，是個人努力所無法克服的。我的職責就是寫作，為讀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與批判思維，在這個重大歷史時點下

-在能夠用中國政府的時候，應當避免使用共產黨的説法，因為這樣的標籤面向西方讀者時只會引發恐懼、敵意、偏見，或至少是政治獵奇。

R先生非常友善地跟我介紹了他作為自由派對民族主義的擔心，以及所瞭解到的方方在網絡上遭遇的暴力。其中，民族主義是最大的痛點。筆者一再説，西方自由派及知識精英最害怕的就是nationalism。

我去信如下。

“我瞭解哲學、政治與歷史，完全能夠理解西方自由派對民族主義對懷疑。顯然這是歐洲歷史所致。因此，這就是我去年寫香港運動時使用的主旋律。我寫道本土主義、部落主義、地方主義、民族民粹主義、民族中心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及其他形勢的偏見與歧視。我相信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青年也分享這樣的看法。網絡上出現的狹隘民族主義，許多人也抱有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

有數百萬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青年非常主動的支持他們的國家。他們是理智、帶有批判性，獨立的愛國者。而且他們中有許多有海外生活經歷。

他們不是服務體制的工具或螺絲釘。他們也不是阿朗特筆下“banality of evil”的主體。這些敍事都是不合適的。人們很容易可以把他們標籤為“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者”，這對他們是很不尊重的（disrespecting）。我認為這麼做是基於無知和智識上的懶惰（intellectual laziness）

另外，在評論互聯網世界時必須要謹慎。現代互聯網世界的網絡暴力本身就是一個現象，是一系列複雜心理機制的結果。Jon Ronson就此寫了一本小書《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分析當代社會的網絡暴力及“正義民主化（democratisation of justice）”問題。使用的案例都是英語世界的。這種暴力與互聯網相關性更大，而不是特定的政治系統和社會。我不知道你是否訪問過連登，香港年輕抗議者使用的主要社交平台。裏面充斥着言語暴力，仇恨及偏見。網頁上使用的語言和表達的價值觀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去年我寫香港運動時，也留意到互聯網的匿名暴力通過面罩的保護，被傳遞到現實世界。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互聯網暴力及現實生活中的暴力做直接比較。”

我認為這種溝通是非常必要的。對跨文化溝通必須要有耐心。我也相信溝通不是萬能的，至少可以在個人層面做工作，建立信任和溝通的基礎，慢慢地再形成影響。

當然，當今世界的認知和分析框架都是西方“設定”的。要溝通，就必須瞭解西方，使用西方熟悉的概念與範式，這是中國不得不接受的“遊戲規則”。但對待這樣的遊戲規則也不用牴觸或抗拒。它只關涉語言，是我們講中國故事的一種方式。中國故事是完全可以在西方政治話語體系裏得到相對準確的“翻譯”。

當今世界，中國人用西方的文字和概念講中國故事，比坐等西方人學習掌握中國的文字和概念理解中國故事，要簡單得多、快得多，這必然是國人要努力的方向。

溝通應當做，但文明的衝突是歷史大勢，個人難以克服，看不到具體的成效——例如某西方媒體寫出一篇更加公正的中國報道——也沒有關係。國人最根本還是要做好自身。這也是筆者寫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