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與“老嫗能解”_風聞

關於白居易的詩，有一個典故，叫做“老嫗能解”。説的是白居易作詩的時候，總會找一個老嫗，把新寫的詩讀給她聽。這個典故最早出自北宋。比如北宋彭乘《墨客揮犀》載：“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相同記述也見於惠洪《冷齋夜話》。惠洪與彭乘均大體活動於宋哲宗及稍晚時代，可見此事在北宋末期流傳之廣泛。

而南宋之後，文人對這個典故大多是不屑的。比如南宋胡仔在《漁隱叢話》中提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餘舊嘗於一小説中曾見此説，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餘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也就是説，連老嫗都能理解，怎麼能成詩呢？

白居易到底有沒有找老嫗讀詩，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了。但我們從這個“都市傳説”以及文人階層對其態度，可以管窺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學作品的看法。

彭乘在提到這個典故的時候，是要用這個典故解釋“唐末之詩，近於鄙俚”的原因。注意，白居易並不是唐末的人。白居易可是經歷了唐玄宗時代的人。他從年輕時目睹大唐全盛之貌，到經歷安史之亂，可謂是典型的唐代中期詩人。彭乘用唐中期的詩歌，解釋唐末詩歌“近於鄙俚”的原因，而中間跨度近百年。到底彭乘在説什麼呢？

要了解彭乘説的話，首先要理解白居易和元稹推行的“新樂府運動”。

元和中，白居易任職左拾遺，“擢在翰林，身是諫官”，目睹朝廷社會弊竇叢生，多有建言，加以規正，志在“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至於一些不便直諫，或事涉隱微，“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與元九書》）。這是當時“新樂府運動”的一部分。

什麼是樂府詩？樂府詩在漢代興盛，相當一部分採自民間，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現實和可以入樂幾個特點。而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各種社會弊病暴露出來，所以有不少知識分子希望能借由政治改良以風氣推行等方式挽救日漸式微的國勢，如此的想法反映在文壇上則出現了古文運動與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和漢晉的古樂府，題材上創新，繼承了其現實主義的取材方式。既然要通過詠歌，令聞之者足戒，則詩歌的語言勢必要淺易明白，不能典奧深曲。因此，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説：“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他又説：“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白居易集》卷三）

所以，讀詩給老嫗聽可能不存在，但身為諫官的白居易想通過淺顯易懂的詩歌，傳播其政治思想和達到影響上層政治的目的是存在的，而且廣為世人所知。

那麼，彭乘是誰呢？北宋有兩個彭乘，一個是華陽人，另一個是筠州高安人。寫《墨客揮犀》的彭乘是筠州高安人。具體生平不見於史載，但後世編輯他的作品的人認為他是“蜀黨中人”。

蜀黨是什麼？

蜀黨是北宋圍繞王安石變法的新舊黨爭中的一派，以蘇軾、蘇轍為代表。王安石是宋神宗想要改革宋仁宗慶曆新政以來遺下的弊端，拜王安石為宰相，開以新政，改革政治，被稱為新黨。而蜀黨是反對改革的，屬於舊黨。王安石變法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的權力鬥爭，最終變法無法貫徹，反而導致社會動盪，民生凋敝，最終導致北宋滅亡。

彭乘被認為是蜀黨中人，自然和他作品中的政治、文學傾向相關。王安石變法，可以看作是針對北宋中期社會弊病的改革運動，而最終變法並沒有成功，責任在誰呢？是在王安石的新黨，還是竭力反對變法的舊黨呢？

作為21世紀的現代人，我們看這段歷史，可能很容易聯想到近幾年的美國兩黨之爭，或者港台的亂象。黨爭這件事情，一開始可能是為了社會進步，但後來大多變成為反而反，狗咬狗，反而導致社會空轉。如果熟讀歷史，可能就有“太陽底下無新事”之感嘆。

彭乘作為蜀黨中人，自然對改革導致衰敗這種事情非常敏感，所以，鼓搗出“白居易給老嫗唸詩”，諷刺“新樂府運動”，也是可以説得通的。但顯然，作為身在其中者，他還是沒能跳出黨爭的框架，看到改革並不是導致衰敗的原因，黨爭才是導致衰敗的原因。

但有一點他説的沒錯。從傳播學上來講，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樂府運動可以説是為唐末的詩歌風格“開了個頭”：希望用底層傳播的方式，影響上層政治。

這種事情其實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我們看《詩經》就可以發現，其實很多詩歌是諷喻性質的。可以説，諷喻詩是中國古詩的一個傳統。而白居易吸收了世俗樂曲風格，並加入佛經中的傳播學元素之後，更上一層樓，把走下層民眾路線的玩法發揚光大。

這種玩法，其實和當代用來輔助票民政治的傳播學異曲同工。

當然，唐代的民夫走卒並不能投票，所以白居易也並不是要他們參與政治。但通過民夫走卒的傳唱，讓政治思想反向影響士大夫階層，並最終影響到君主，這是白居易希望看到的。正所謂積毀銷骨，眾口鑠金。白居易和歷史上無數玩政治的人一樣，發現思想的傳播和病毒一樣，關鍵在於無處不在。只要傳播得越廣，影響力就越大。

而南宋之後為什麼批駁“老嫗能解”的典故呢？有兩方面原因：一、南宋的知識分子階層已經脱離下層民眾太久，不認為不識字的下層民眾有參與文學創作的能力了。二、南宋的知識分子階層權力膨脹，對朝局的把控已經超過了唐代，因此認為白居易走下層路線的努力是沒有意義的，無法理解新樂府運動的政治影響。

這件事情反映到當代，其實很有意思。

現在來看，方方、第五代導演等一批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其實很像宋朝的知識分子，脱離下層已經太久，無法感受底層民眾的文學創作力和政治影響力了。而同一時代，美國的兩黨、港台的某些勢力，已經把走下層民眾這條路玩得過了頭。但這兩者又奇妙地結成了聯盟，並互相認為對方是和自己一夥的。

這個反邏輯的結合，讓我們不得不感嘆世事奇妙。

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一邊推崇所謂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他們走的路線是宋明清乃至民國的士大夫路線，恰恰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上層路線，通過專制制度，把持特權來獲利。那麼，到底所謂的“民主自由”，在他們眼裏是什麼呢？

只能用滿清、洋大人、太君來解釋了。説的是“民主自由”，行的是半封建半殖民那一套。民國時期，這種人叫做“租界文人”，躲在租界裏，宣揚“民主自由”，批判當局，感嘆自己的不得志，而對租界裏的三毛們視而不見。

1949年後，租界終於被摧毀了。但從今天來看，租界文人似乎又回來了。那麼，今天的租界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