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越來越對中國恐慌？_風聞

來源：文匯報  2020-4-18

作者：孟維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近年來，美國國內各種精英，只要一談到中國就非常恐慌，這種現象是以前沒有的。這種恐慌首先是跨黨派的，國會民主黨的兩位領袖與特朗普是死敵，但在中國問題上高度一致。其次是跨行業、跨階層的，美國的商界和學界原來對中國是相對友好的，但現在態度變得負面，傳媒界那些對中國友好的人現在態度也變得負面。第三是這種恐慌不僅僅針對中國政府，華僑和中國學生也受到影響，在美國生活的各種價值觀的華裔均受影響。

應該説，這是很晚近的現象。2010年之前並沒有這種現象，2010年到2015年可以算是一個過渡期。中美關係的全面轉向，也就是2015年之後的事情。雖然很早就有“中國威脅論”，但過去那根本不是主流。媒體或者某個政客會故意將中國的某一個人、某一本書的觀點看作是中國政府或者大眾的態度，然後中國這邊再炒作這些美國人的聳人聽聞觀點。20年前美國人也談論“中國崛起”，但那是一種“憂患意識”，是美國人的傳統，遠遠不到恐慌的程度。

中國實力的變化和中國對外政策的轉向，不太可能完全解釋上述變化。僅僅討論是否應該繼續“韜晦”，意義是有限的。一方面，中國的軍事力量、盟友數量、在國際制度中的影響力，都不能和美國相比，中國暫時沒有能力撼動美國的權勢。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在外交上“韜晦”，美國仍然會恐慌中國。中美關係中的本質問題，可能不在於對外政策，而在於雙方各自內部的整合能力。

很多美國人總是喜歡用美國的邏輯思維來分析中國問題，以至於總是預測失誤。同樣，我們不能用中國的邏輯思維來分析美國，那樣無法找到答案。中國精英對美國的看法，一直差別很大，甚至很對立。同樣，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是多元化的，我們要分清楚不同時期的主流觀點是什麼，而不是放大那些邊緣化的觀點。

美國對華政策長期被自由派左右

歷史上，美國一直有種族主義、現實主義、排外主義等各種思潮，但自由主義一直是美國政壇、美國精英的主流價值觀。美國的自由主義是基於其領土、人口、地緣位置的天然稟賦。在二戰之前，美國以相對於歐洲的獨特價值觀作為立國的合法性依據。直到1941年大西洋會議時，羅斯福還在對丘吉爾諷刺英國的政體。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比其他列強友好一些，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佔據中國領土，在19世紀末、一戰後和二戰期間還曾幫助中國維護領土完整。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沒有需求擴大其領土，它更願意維持中國的統一市場，倡導自由貿易最符合其利益。

美國的自由派比保守派在知識界中更佔優勢。自由派中的“知華派”在對華政策上一直享有話語權。知華派內部也是多元的，但他們畢竟能熟練使用漢語，在中國學習或生活過，因此對中國的惡意比較少。美國政府曾經多次試圖改變對華政策，但是無法得到主流知識界的支持，因而始終沒有下定決心。

在對華態度上，自由派中的知華派有三個假定、三個派別。第一個假定是“中國政府”不容於“中國人民”，第二個是中國執政黨不容於中國的歷史傳統，第三個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不容於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因此，美國才不需要恐慌中國，它有可能通過“接觸”來改變中國。知華派的主要學術著作，一般圍繞這些假定展開論述。就三個派別而言，第一種是“演變論”，認為中國會逐漸接受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並且遵守美國製定的國際規則。第二種是“崩潰論”，認為中國會不可避免地崩潰。第三種是“衰退論”，認為如果中國繼續堅持現在的制度，那麼中國經濟將會長期低速發展，國內問題越來越多，但不至於崩潰。上述三個派別，必須至少有一種站得住腳，接觸戰略的假定才能成立。

比較而言，上述三種派別中，“演變論”在政、學、媒界，都佔據主流。奧巴馬曾經宣稱美國“擔心”一個虛弱的中國。而“崩潰論”則不是主流，雖然一些暢銷書作家喜歡聳人聽聞，中國媒體也喜歡誇大美國少數人的觀點，但很少有嚴肅的學者在論文中討論過這種可能性。“衰退論”是最近一些“演變論”的學者轉化而來。但要注意的是，這三種論調都屬於自由派觀點，他們的本質邏輯都是一樣的，沒有分歧。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必須接受西方價值觀和發展模式，才有可能繁榮。

主流精英觀點的巨大轉變

知華派承擔着雙重職能，有“雙面説客”作用。在中國，他們以友好態度示人，願意與中國各界人士友好往來，向中國提出過很多諍言。但他們的核心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説服中國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他們“真誠地”希望中國走上一條“正確道路”。在美國，他們説服美國政府不要採取“遏制”或極端強硬的政策，而是保持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尤其是在中國最關心的問題上理解和容忍中國。這樣做可以以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來維護美國利益。知華派已經形成一個“學術利益集團”，控制了學術評價權，他們會保證自己的聲音對政府的影響力，打壓和排擠那些鷹派和保守派人士的觀點，以至於後者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長期被這個圈子干擾。

最近，自由派中的知華派在美國國內處境困難，在對華政策上似乎正在失去話語權，這是過去幾十年沒有的現象。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一位教授認為，知華派們大多對中國做出了錯誤的預測和判斷，而那些不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大戰略家們在幾十年前的預測則得到了驗證。他宣稱要尊重知華派，但使用的是嘲諷語氣。知華派反駁，他們並不軟弱，歷史上美國對中國做出過多讓步，其決策者並不是知華派。

儘管知華派有三種邏輯，但他們過去的預判似乎都被證偽。中國不僅沒有崩潰，也沒有自然地演變。這樣，一部分“演變論”學者變成了“衰退論”學者，沈大偉教授就是代表。在中國人看來，沈大偉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轉變。但他的變化沒有引起太多美國人的注意，因為這種現象在自由派內部是很常見的，他們的邏輯是一致的——如果中國不走美國道路就會衰退。現在的問題是，沈大偉等人的影響力也在下降。保守派似乎正在奪取對華政策的話語權，自由派和知華派則整體式微。

恐慌的原因

第一，中國崛起衝擊了美國的價值體系。

美國人始終堅信，多元、分權、自由的價值體系才具有最為強大的力量。美國曾經戰勝軍紀嚴明的德國和貌似鐵板一塊的蘇聯，堅定了其信仰。美國認為，最終中國會選擇走入美國設計的軌道，這樣才可以變得繁榮。否則中國會崩潰或衰退，不對美國構成威脅。但今天他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正如謝淑麗教授所説“對今天的中國很驚訝”。於是美國人開始對這種異質文明表達恐懼，中國對他們變得陌生了。他們從未質疑過自己的價值觀，但不知道中國繼續強大之後將會對美國做什麼。

第二，美國人宣稱自己被中國欺騙了。

近代歷史上，中國一直表現出試圖摒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嚮往西方文化。美國人一直認為中國是好學生，可以把中國改造成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而現在這種期待似乎落空。從中美兩國自由派的視角，現在的中國變得越來越不符合“常識”，但他們卻看不到“反常”迴歸“常識”的希望。美國的自由派處處碰壁，變得沉默，主流觀點倒向於鷹派和保守派。此外，美國人看到，中國的自由派沒有起到改變中國的作用，反而實際上服務了北京。美國媒體總是喜歡放大他們的觀點，使得華盛頓誤以為中國可以自然演變，不斷錯失遏制中國的機會，不知不覺被北京迷惑了。

第三，在過去的五年中，美國對中國人民失望。

美國的常識認為，只有選出來的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未經選舉的政府是虛弱的、不團結的，美國沒有必要恐懼之。美國人70年來一直寄“希望”於中國人民，認為中國人民會理解美國的“好意”。幾乎所有兩黨議員都認為，他們對台灣、香港的支持，是在幫助中國大陸的人民走上更美好的道路，但他們卻看到中國人民站在北京一邊。美國人擔心，一個人民與政府界限不清的國家，它的力量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因此美國開始從恐紅變成恐黃。過去美國歡迎中國的知識精英和留學生，希望他們將美國的思想帶到中國，但現在美國對他們失望，指控其為間諜。

第四，最近五年，中國展現空前的動員能力。中國的基礎建設、反腐、扶貧、打擊疆恐、製造業強國戰略，這些全國性的政治動員，在10年和20年前並不多見。抗擊新冠疫情，可能是建國後最大規模的全國緊急動員。與此同時，美國這幾年則陷入身份政治和民粹政治，精英們陷入焦慮和迷惘。還有一個現象，很少有人談到。VOA、《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三家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在10年前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過去，他們每天報道中國內部的各種問題和危機，從上到下一片混亂。但今天，雖然他們仍在攻擊中國，但很少找到具體的真實事件。 如何緩解美國的恐慌？

中國主流精英在一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即美國對中國依然很重要，和美國保持友好關乎中國利益，領導人也認為“沒有一個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無論如何，中國應該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但是，中國不太可能通過改革自己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來緩和與美國的關係。

中國應該改革，這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誰能給出可行的改革方案呢？隨着雙方戰略利益的分歧越來越大，兩國的精英可能被迫選邊站，友好力量會受到擠壓。美國對華共識正在形成，未來幾年中國對美共識可能也會形成。

一方面美國對中國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們卻無法通過對根本制度的改革讓美國滿意。要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必須做出一些策略上的調整，主要是宣傳、統戰、外交、人文學術交流中的策略。行為上中國不會改變，但言語上可以傳遞信號。我們尤其是要避免美國自由派在對華政策上失去話語權，至少不能因為我們的策略不當而推動這種結果。

設法維持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相互牽制，給自由派留下一種期待的假象，防止自由派的完全沉默，這非常符合中國的利益。

簡單地説，中國實力增長導致的美國恐慌是無法緩解的，中國根本政治經濟制度導致的美國恐慌也是無法緩解的，但這兩項之外我們仍然可以做出很多努力。

這就要求我們分清楚根本利益與非根本利益，核心利益與非核心利益，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