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天，我同情紐約_風聞

史遷筆下的歷史充斥着隱喻、互文，乃至於弔詭。秦失其鹿，是誰的鹿？趙高指鹿為馬之鹿？有失去，就有得到。獲麟，道窮，孔子死了。

歷史總是這樣，除了極少數的驟然爆發，通常並不能讓人知道這就是歷史。即便知曉這就是歷史，也不知道為何成為歷史。倘若只有一個歷史，就沒有史學。史學的唯一作用只是提醒我們，無知造就了很多個歷史。史學家就這樣成了眾矢之的。人類的戰爭研究從未間斷，如何打仗輕車熟路，依然不斷演習，真打起來，立即發現漏洞百出。第一場戰役通常是比爛，更爛者失敗。打着打着就順手了，比拼起優勢。狹路相逢，始於比爛，終於優勢。總結出方法是一回事，方法的運用是另一回事。歷史就這樣永遠新鮮着。

2019年的最後一天，公眾通過網絡獲悉海鮮市場出現原因不明的肺炎。這不是歷史，因為無知。我們只能記錄已知，而不能記錄未知。半個月以後，聽聞2019-nCoV“可防可控”。科學不需要任何人相信，可以證偽方能成為科學。“可防可控”的説法直接指向了傳染病的可能性無法排除。防疫最大的問題就是提出防疫這個問題，將疾病從探索未知的科學領域，轉為公眾需要了解的公共話題。於是，出門搶年貨，順手買點口罩。我們有口罩文化。

瘟疫時代的勝利通常是一個村莊，一座城市，乃至於一個國家的毀滅而獲取，人沒了，病毒就沒了。防疫是醫學問題，也是社會學問題，還是文化問題。現代防疫無非是隔離，要麼將病人給隔離了，要麼將自己給隔離了，口罩隔離嘴巴與鼻子。口罩將病人標示於社會系統之中，口罩的作用是保護他人，而不是保護病人。沒病，不用戴口罩；有病，更不用戴口罩。病人戴口罩由醫生指定，沒有選擇，不是自由；不戴口罩將被幹涉，也不是自由。口罩自由是可以戴口罩，也可以不戴口罩。日本擁有口罩自由，中國的口罩自由源於非典防疫。

傳染病的悲劇性就在於總是在自己得病的偶然性之中，傳染給自己深愛的、熟識的與親密的人。這是一道選擇題，1%與99%是等價的，皆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我們唯一選擇拋棄幾率，不去選擇。正如買彩票擁有發家致富的幾率，我們也在熱烈期待着發家致富，卻不會通過幾率去發家致富。窮人之所以是窮人，總是好事輪不上，壞事逃不掉。國家更是如此，國運昌隆的唯一方法是不賭國運。買彩票只是測試運氣的手段，覺得運氣不錯，買張彩票去吧，現實會分分鐘的教育起自己如何去做人的。若是運氣太遭，也可以買張彩票去，果然很糟，那就認命吧。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彩票完美綜合了地域與天堂。幾率與幾率事件是兩回事，前者是彩票，後者是中獎的彩票；前者是一個整體性，一個概念與玄虛，後者是作為結果的事實。除了那張中獎的彩票，我們不需要彩票。彩票止於智者。

非典時期，沒有人知道口罩防疫的有效率，非典以後沒必要知曉。沒有定量分析，不妨礙定性。工作與家庭兩端是最容易感染的場合，必須要有集體的一致性，才能削弱幾率。病人戴口罩的效果最好，所有人帶口罩，病毒透過兩個口罩的防禦才能得以傳播，一定有用。口罩產生兩種自由，一種是戴口罩保護他人的自由；一種是不戴口罩信任他人的自由。任何的行動都是由原理所支配的合適的方法所支撐的，選擇之後，唯一重要的是行動。幾率與幾率所藴含的不確定性就這樣被文化所消解，沒有口罩也可以捂着嘴巴説話，心到了，就行了。

理性是殘酷的，瘟疫模式中的理性無比的殘酷。戴口罩是災難模式，假定自己感染。集體的一致性建立在“他人即地獄”上，分不出有病沒病，統統戴口罩去。實際上我們需要準備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最為殘酷的，發現自己感冒了，奔往醫院以前，留下遺書吧。年輕的時候，沒有遺書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一場感冒就能治好矯情。

非典的教訓之一是農村防禦能力太弱了，心有餘悸的慶幸農村沒有爆發疫情。如果將上海的工業社會防疫稱之為口罩模式的話，那麼農村是傳統的物理模式。工業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安全守則，不傷害自己，不傷害別人，不被別人傷害，上海必然的搶口罩。村莊執行集體防禦策略，以村莊為單位的自我隔離，嚴防路口。許出不許進，出去就別回來了。若有違反，亂棍打出，或者關門放狗。非典的經驗之一也是農村防疫，古老的物理模式、集體防禦策略擁有最佳的防疫效果。

2003年的那個毫無春天氣息的春天裏，面對兇殘的SARS，所有人都是一樣的無能為力，而我們總要力所能及的乾點什麼，以便掩蓋自己的無能與軟弱。自由主義模式在微觀層面是有效的，適合日常狀態。理性人預設，每個公司總是需要有人率先戴上口罩的。

自由是人類的基本屬性。我們不可能同時擁有戴口罩的自由與不帶口罩的自由，未選擇之前，兩種自由才會並存。只有一種基本自由，叫做薛定諤自由。由此衍生出兩種基本方式，相對論自由與量子糾纏自由，前者定域性，後者非定域性。正常人與病人是共存關係，瘟疫時代通過消滅病人從而消滅病毒，瘟疫被恐懼所消滅。高風險性環境產生恐懼，人類進化的策略。對於醫學來説，隔離消滅病毒；對於文化人類學來説，恐懼消滅病毒。恐懼先於隔離，無恐懼，則無隔離。對於國家與社會來説，責任消滅病毒，責任產生行動，有效行動消滅病毒。

人類擁有三種基本自由，生命的自由，恐懼的自由，貧困的自由。現代社會的儒家模式只需要應對涉及三種自由的問題，其餘皆不構成問題，不屬於儒家模式應對領域。儒家支持反直覺的貧困的自由，先於免於貧困的自由，甘願當個窮鬼是高尚情操。貧困的自由天然擁有，並且隨時都可以獲得，因而被忽略。

始於周公，終於共和。孔子的喋喋不休之後，孟子簡單化處理：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雅典模式不存在這個問題，砍光了仇寇，就是一個人人如龍的美好社會了。雅典模式是以古希臘先賢的反對而聞名，進而產生廣泛運用的精英模式。史遷筆下，既有失鹿，亦有“寧有種乎”的反問。另一個著名的反問源自盜蹠，司馬遷是真得搞不懂了，“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做人要自私，但是不能因此損害他人。在一個人人都在損害他人的世界裏，自私都不存在了。司馬遷所需要的是自私的自由，自私的自由必然孕育美德的自由，美德的自由用以抑制自私的自由，自私不存，美德廢。沒有自私的世界就是盜蹠的世界，或者羅馬帝國“人與人是狼”的世界。歷史的疑問需要歷史來回答，而不是史學家。

只有善良的公眾與兇惡的敵人會散佈恐懼，前者提示危險，後者製造危險。我們所需要的，僅僅是基本的良知判斷，人之所以成為人的那種與生俱來的良知，生物學賦予人類的那些本能。非典時期的口罩揭示了自由的本質，源於自私，承擔責任。選擇是自由的固有屬性，不能承擔責任，就不存在自由。責任的首要就是對自己負責，力所能及之時，再對別人負責。負責任的社會，就此形成。提示真正的危險，即可免除散佈恐懼的責任，社會必須構成容納風險提示的文化，與之匹配共和。共和是建構的結果，起於自由，保護民主，終於共和。責任先於自由，責任倫理優先，方能共和。此外都是偽共和，可逆的，不能絕對避免民粹。

倘若能發財，孔子都願意當個狗腿子為領導拎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源自公眾真正的需求，合理的需求，必須予以滿足。儒家模式正視疫情產生的恐懼，消滅病毒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而不是消滅恐懼。自由是一切的前提，消滅瘟疫，必須擁有與之匹配的自由。自由可以是爭取的，也可以是賦予的，前者天行健，後者地勢坤。不可阻擋的自由只有一種，就是成長的自由。誰也阻擋不了青草的生長，鳥兒的鳴叫，春天的到來，還有冠狀病毒的出現。

口罩自由是瞬間獲取的，輿論呼籲戴口罩，沒人反對，就通過了。預警期“口罩壯士”爭取口罩自由的努力，完全淹沒在口罩大軍中。基於事實，產生證據，基於證據，產生科學結論。對於個人而言，基於事實，產生觀點，基於觀點，產生行動。產生觀點與基於觀點之間，即行動的分界線。預警期戴口罩的説法是保護集體，防疫期是保護個人，保護家人的説法適用於所有情況。戴口罩被一針見血的稱作怕死，“壯士”理直氣壯，不怕死還防什麼疫？

非典防疫的解釋唯有儒家模式高度吻合，強烈要求對自己負責，由己及人，最終構成集體理性。精英模式只可以部分解釋，誰能給出可信的口罩防疫數據？倘若只是觀點，所有的觀點都是平等的。瘟疫狀態混淆了因果，原因就是結果，結果就是原因。因為無知，因果不分，唯有個人選擇。自由主義無法達成集體的一致性，不可能説服同事都戴口罩。公司、村莊等必須承擔集體責任，自由主義模式依然有效。運用最普遍的機制就是民主協商，公司採購防疫物資，村莊執行自我隔離。自由主義的核心假設是：我需要什麼，國家就必須滿足。沒有口罩，徒喚奈何。自由主義想象到此為止，病毒擊潰自由主義。

儒家模式動力學是積極性，大家都去想辦法消滅病毒，而不是抱怨，或者坐等天上掉餡餅。天上掉下來的最有可能是病毒。儒家模式整合進防疫文化，言必行，行必果。非典防疫實踐意味着儒家模式社會可以與工業社會融合，儒家模式必須沒完沒了的檢驗，直到工業化的完成。自由主義的失敗同樣不新鮮，中國近代史上多次的工業化努力都被戰爭所中斷。

非典防疫啓動，公眾高度參與，沒有交通管制，綠皮車空空蕩蕩的，上海地鐵也沒人了。公民合作的關鍵性作用是最短時間內結束疫情，公民合作程度與防疫效率正關聯。農村傳統防疫談不上公民合作，城市以爭取口罩自由開啓了防疫的公民合作進程。君子六藝，拿不出整體性解決方案，就不可以是儒家模式的運用。防疫期的個人孤立無援，所有人又被社會系統性的排斥，需要口罩這個標誌物，將個人重新納入到社會羣體中去。口罩不是有用沒用的問題，而是人與人、人與社會聯繫的紐帶。公民合作的關鍵不是尋求消除恐懼，而是爭取自由的權利。恐懼一直都在，我們可以克服恐懼，但是我們不能消滅恐懼的產生，那是我們的本能。君子不器，故而爭取口罩自由，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共和賦予公民的權利，同時是公民所承擔的責任。

十七年前的那個春天，發生了很多事情，遠遠不止十七個瞬間，很多重要到無法討論的事情也都湊在一起。對於非典防疫的解釋，僅僅是解釋。史學家早已經成為這樣一種社會珍稀生物了，覺得自己太聰明，可以嘗試當一個史學家，覺得自己太傻了，也可出去當一個史學家。只是，歷史總是要被記錄的，倘若上了史學的賊船，苦海無涯，回頭沒岸。非典防疫揭示了極端狀態下，社會穩定的關鍵要素。生命權優先，任何社會性損害生命權的小事，都是個人高度關注的大事。平等其次，病毒實現了人人平等。平等的實現非常複雜，實際上不成為有效問題，作為結果存在。衍生的問題就是醫療權的平等，免費治療非典是一條重要經驗。真正的問題是免於貧困的自由，國家必須建立起基本保障。

非典超大規模防疫是極端狀態中的極端狀態，需要同時滿足必要、合理、充分與恰當四個互相關聯且矛盾的要求。現代防疫一定是過度防疫的，不存在支付最小代價，恰到好處的消滅病毒。兩種動力學都可以結束疫情。現代防疫技術路線，率先啓動，分散式防疫，追蹤與隔離。通常，疫情終結。無法壓制疫情，就要考慮整體性防疫。傳統防疫代價太高，越是繁榮的社會，代價越高。動力學視角下，必須要有歷史經驗的支撐；模式視角下，無需歷史經驗，甚至於歷史經驗是有害的，損害了模式的完整性。遵循動力學的行動，效果到了就是合適的，否則將產生更多行動，直到效果滿意。正如戰爭設定了苛刻的目標，戰爭必敗，而不是想當然的勝利。非典防疫史是建構的歷史，滾動更新的結果，不可重複的“一次性”歷史。歷史是基於解釋的，小小的口罩自由史都有太多解釋，等於沒有解釋。只能重回不負責任的自然歷史寫書，記錄發生學的自然秩序。沒有解釋的歷史難以理解，不能理解，一定無知。

口罩自由大約兩個月完成，前一個月的防疫預警期，與防疫啓動的當月。經過非典，社會普遍認同了口罩自由，成為一條關鍵性的經驗予以固化。起源學上的口罩自由形形色色，儒家那一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毫無號召力。構成防疫文化，儒家模式坐享其成，有效解釋了動力學，這是一種形式上的解釋，而不是建構上的動力學歷史。今天解釋口罩自由的是公民合作，已經被新冠防疫所實踐。歷史同時產生多個流向，可以被捕捉，而不可以確定；經過一個長時段，才能確認，解釋隨之變動。

可以產生《春秋》式的記錄：2003年，春。技術與整體性結合，口罩自由滅非典。

十七年前三月的上海街頭，戴上一次性醫用口罩的人逐漸出現。非典病例日常更新，一週以後口罩率可以識別的確認上升。三月下旬開始斷貨，購買難度逐日上升，口罩羣體形成。防疫啓動前夕，口罩率依然很低，公交車上頂多一兩個口罩，地鐵也差不多。

戴口罩比拼的是臉皮厚度，中老年人是主體，畢竟人不猥瑣枉中年。三十多歲的壯年也有一些，知識越多越反動，説的就是這一小撮。年輕人幾乎沒有，到了後期有一些，膽小怕死，安全跟風。婦女不只是半邊天，阿姨從來引領上海潮流，女性口罩率高於男性。

公司裏第一個口罩一定是“壯士”，還可以用娛樂羣眾的跳樑小醜來解釋，第二個口罩就成了嚴肅話題，要麼臉皮奇厚無比，要麼搞出一套戴口罩的歪理邪説。兩人，及兩人以上者，團伙，《刑法》條文清晰，必須嚴打。第三個算跟風，三人成虎，一小撮壞分子自絕於人民，不用管了。“壯士”需要同盟，隨手發口罩。口罩自由與疫情正相關，不戴口罩的譏笑戴口罩的怕死，戴口罩的譏笑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沒本事搶口罩。只有阿姨戴口罩天經地義，誰都惹不起。口罩根本發不掉，能發掉的時候看關係。看病都要排除萬難的去三甲，沒有信任度就別指望接受了。大致通過熟人網絡的幾個節點送光口罩，或者有人承擔起發放責任。口罩買着費事，發放靠關係，實在是裏外不是人兼吃力不討好。口罩也留不下幾個，不發就是真無恥了，保護同事就是保護自己。大家都沒口罩了，就自己戴着，成何體統啊。

口罩分為熟人與他人。病人就應該呆在家裏，而不應該拋頭露面，出於善意。口罩同時代表疾病，熟人獲得同情。所以不戴口罩才成為全球各文化體不約而同的選擇：以善意換取善意。孩子會做出最直接反應，戴上口罩就能儘快打敗病毒；病好了，就會恐懼口罩，歧視戴口罩的小朋友。他人戴口罩是被容忍的。人人都戴口罩，必須要有價值，同時要有意義，還要出自於善。善無大小，不能以一個善取代另一個善，防疫時期的口罩被多數人選擇，是一個增加的善，而不是取代不戴口罩的善。取代善的只有惡，善是不可取代的。

集體防禦策略必然在某個時刻提出來，“壯士”將個人的怕死轉為集體的怕死，把自己搞成心憂公司安全的無恥之徒，或者恬不知恥的“假大空”典型，總之別想當什麼好鳥了。上升到集體，意味着干涉到所有人，不能爭取到多數人贊同，就是與多數人做對。每個“壯士”都有其應對策略，總有辦法逃避責任，歸根結底是以善意換取善意。“壯士”必須給出口罩防疫的理由，甚至可以上升到“口罩哲學”，這套觀念被公司選擇。中國曾經有一段時間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僵局，就在於動力學的缺失。“口罩壯士”是一個示範，社會工程中的先導工程，驗證工程可行性。口罩出現爭論，即口罩使用的科普，很繁瑣，很違反人性。這很科學，讓人難受就對了，科學就這樣。

四月初防疫啓動，口罩徹底沒貨，言笑晏晏不存在了。通常運用協商機制下的保留意見，劃分為戴口罩與不戴口罩兩個羣體，儘量避免接觸。搶不到口罩，就搶向領導。無外乎胡蘿蔔加大棒，連蒙帶嚇。口罩有一個觀點序列，任何時候的説法都差不多，能夠選擇的觀點就那麼幾個。相信公司頂多出一個病例，都帶口罩也許能避免這一例。不要看口罩防疫有效率是多少，而是全公司加在一起，總會有點用。還要看反面，公司安然無恙不會有人説領導好，出一個病例，當領導的就要被罵死了，別的公司發口罩，我們公司窮得買不起口罩？真要出了病例，領導心安嗎？發口罩是積極防疫。假設一下，沒有口罩，有了病例，還傳染給同事，完了，你們當領導的哭都沒地方哭了，我們不找你們麻煩，政府也要找你們。現在需要公司打着防疫的旗號去搶購，搶不到就找政府批條子去，免得出了病例，扣上一個翫忽職守的帽子。搶不到不怪罪，不去搶，肯定怪罪。

公司難以強迫戴口罩，找個自圓其説的理由從來是信手拈來的事情，出門戴口罩，工作的時候不用戴，沒病的戴口罩才是病得不輕。公司內部的口罩自由通過防疫文化的強迫而實現，口罩是無用之用，不怕死的別戴，怕死必須戴。敢不戴，以後就沒有喝酒聊天搓麻將了，友盡，割袍。文化壓力是實實在在的“不可抗拒力”， 一天到晚的被問候，為啥不戴口罩，還沒抬頭看到人，人就走了。耍流氓都耍不了，戴口罩的都如防瘟神一樣防着不戴口罩的，走到哪兒都是別過來的叫喊，離我們遠點的“勸告”。公司防疫奠定了口罩自由，成為公司競爭力與號召力的實務。沒有口罩的公司真不少，搶到防疫結束都沒搶到。五月份的街頭口罩率肯定過半了，五花八門，非醫用口罩不算少。N95是逐漸出現的，要麼醫院有結餘，要麼搶向全世界，都要消耗人情，太貴。

上海的口罩自由純粹的發生學建構，自然秩序的建立。轉為公司行為以後，每個人都知道口罩的意義。口罩的價值由口罩的意義賦予，而不是科學，口罩自由沿着文化路徑演進，直到今天的口罩文化。掌握集體防禦策略，就會有諸多運用。有私車的就要考慮能不能帶人了，出門就在一起，下班送到家，最大程度的減少陌生接觸。搭乘公司班車成為優先選擇，同事安全性遠超陌生人。

非典最大的擔憂就是病毒突破村口防禦，新冠下發防疫物資，並對風險人羣隔離，與城市沒有差別。上海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將一次性防護服配備到小區保安，説明全國醫生都有充分的防禦物資供應了。交通工具出現追蹤機制，或強制、或自願加入，在每一個臨時集體中，個人都被集體所保護。非典時期簡陋的口罩自由尋求集體防禦，轉變為新冠時期眼花繚亂的全面性的集體防禦。這是文化人類學的勝利，運用普遍原則建立起的防疫體系。

戴口罩還算容易，不戴口罩是真麻煩，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不戴。最先是公司內部不戴了，很快就達成一致。上下班都沒譜，覺得不安全的時候還是戴上。直到出了黃梅天，忘掉口罩吧。至此，非典防疫才開始淡出視線。

新冠防疫超長的假期過得生無可戀。然而，這也是一個契機，讓我們可以從繁忙而睏乏的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審視社會，審視碌碌無為的生活，還有那些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的那些人。重新學習説話，嘗試着擁有沉默的美德。在沉默中，我們終將發現，我們所需要的，是我們所不需要的；而被我們無視的，才是我們擁有的。最為重要的那些最美好的事物，一直就在我們的身邊：善是沉默。

面對無形的敵人，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且必須去作的，就是管好嘴巴。閉上嘴巴防疫，張開嘴巴，不管是説話還是咳嗽，都在威脅防疫。防疫的美德就是閉嘴，為了避免道路以目，戴口罩，重新獲得説話的自由。醫學需要倫理委員會，防疫需要全方位的倫理學審查。這樣的事情包括而不限於，除官方以外，沒有任何個人與組織擁有在防疫物資包裝上書寫詩句的表達的權利。官方必然存在倫理學審查。“善的運用”是觀點，不是善所驅動的行為。病從口入是常識，防疫只需要常識。防疫期間的網絡喧囂，無外乎自以為見證歷史、真理在握，實際上是膽小鬼、懦夫，被恐懼逼迫的嚇破膽的可憐蟲，四處嚷嚷着妄圖吸引大家的注意，尋求一種想象中的安全感，好讓自己不被病毒的恐懼所擊潰。所以，我們秉持着最大的善意，堅守着最強的勇敢，維持着作為一個人的最基本的體面：道路以目。

2003年的網絡當然不是這樣，疫情剛剛出現，所有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越來越廣泛的艱難討論。更新非典病例以後，幾乎沒有討論了。四月只有泛泛討論，擁有網絡影響力的ID幾乎都避而不談非典，連帶着都沒興趣發言了。六月份的網絡恢復正常，似乎非典沒有發生過那樣。網絡呈現出經典的現代公民社會特徵，專業的事情交由專業人士處理。對於專業的質疑只會產生於工作之前與工作之後，進入工作不干涉。

我們無法將小區保安稱之為英雄，保安也不會接受這個頭銜。要是有辭職不幹的本事，早就回家了。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英雄！英雄是自然秩序的建立，風險度排序，貢獻度排序。父母是孩子的英雄，保安是小區的英雄，醫生是社會的英雄，士兵是國家的英雄。宣之於口的英雄不能這樣的猥瑣，不能將保安大叔、外賣小哥、公交司機與士兵混為一談。尋找英雄的邏輯，就是我們戰勝病毒的邏輯。我們只能否定自己不是英雄，而不能否定別人。我們只是去做自己應該做的，與可以做的事情。而這就是英雄的本質，我們的勇氣、決心與毅力皆來源以此，我們選擇，並無怨無悔！英雄是個人的，更是時代的。我們必須在這樣的紛亂時刻，記錄下英雄，這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武漢是英雄，武漢人是英雄。付出了最大的犧牲，保護了整個中國，乃至於世界。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六億神州盡舜堯”，“遍地英雄下夕煙”。我們驕傲，因為我們生活在英雄的時代！

放眼全球從來是無關緊要的事情，COVID-19席捲全球的今天，套用金斯堡的詩句模式來説：我看到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狂妄？防疫不是技術問題，否則人類滅亡幾十次了。只要國家決心防疫，一定可以有效控制。防疫不是現代社會的問題，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沒有現代社會。過分壓制人類的本能，將人當作工具，從來是現代社會的一大隱患，COVID-19再一次暴露弊端。技術是最重要的，全面防疫的前提就是技術無用論。現代防疫唯代價論，願意支付什麼樣的代價，就能獲取什麼樣的效果。不願支付代價，將支付最高代價。

網絡的最初產生了一種觀念，世界上只有兩件事，關我屁事與關你屁事。想要知道為什麼嗎？就你，也配！COVID-19將人類所有的紛爭都給簡單明瞭、通俗易懂的解決了，這個世界上只有兩件事情，消滅病毒，或者病毒肆虐。

沒人關注口罩自由，也沒有人將口罩自由當成個事，當我分析完口罩自由，完全覺得是雞毛蒜皮的歷史，有沒有記錄都一樣。口罩自由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順理成章，不值一提。這就意味着口罩自由與學術無涉，要麼是學術不用研究口罩自由，也可以清晰解釋；要麼是學術沒有能力研究口罩自由。

阿倫特提出“平庸的惡”，並沒有誰去關注過艾希曼。史學家不能放過這個問題，新近研究表明，艾希曼是死不悔改的納粹分子，歷史判決的結果完全正確。阿倫特一直遭受廣泛的批評，無論是艾希曼的審判，還是針對阿倫特無意之中的必不可少的間接性辯護的批評，都是出於歷史性。沒有結果正義就沒有正義，反人類罪行結果正義高於一切。審判可以有瑕疵，正義必須彰顯。我們可以運用阿倫特的辯護，反對阿倫特。“平庸的惡”是一個莫比烏斯扭轉文化結構，無可藥救的賭徒中間普遍存在。是否是心理學結構不知道，文化結構一目瞭然，簡單到不用解釋。思想與史學普遍運用歷史性，但是歷史性畢竟以史學為根基。歷史性是不可定義的，可以被我們察覺，這就可以了。就如中國歷史表明，可以成功的對付天災，就能對付一切問題，毫無邏輯關聯。

數十年以來氾濫的學術腐敗越來越讓人困惑，或許部分源自學術本身而不僅僅是學術之外，學術是否在崩潰？二戰以後，歐洲思想家站在一片廢墟之中，勇敢的承認，每個人都要對此負責。2003年的春天還有伊拉克戰爭，歐洲思想界勉強統一起來，發表了反戰宣言。面對新冠，所有人都需要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中國負責解釋成功，反思等待歐洲。至於美國，有過思想嗎？新近倒是有個修昔底德陷阱炒作的很厲害，適用於兩個戰略進攻者之間。中國執行戰略防禦國策，偽問題。李約瑟之問成立，西方學術界毫無興趣回答，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解決。人人都知道人文決定科學，中國學術就是這樣的稀爛，缺乏紮實的研究，答案擺在眼前都是白搭。更爛的是《歷史的終結》，僅僅是書名就可以砸掉史學家的飯碗了。網絡沒有產生任何超出人類知識譜系的發現，缺乏研究並不意外。倫理學限制，真知灼見必須壓在箱底。誰能告訴我們，網絡是如何墮落成黑暗深淵的？學術也不是第一天面臨這類情況，我們是否正在迎來一個沒有思想的時代？

中文網絡可以用“芙蓉姐姐假説”來解釋。回首網絡的最初，不得不感慨，芙蓉姐姐笑到了最後，成為網絡時代的第一個標誌。知識即權力的傳統文化架構中，沒那麼多知識的圍觀起芙蓉姐姐。芙蓉姐姐存在着認知障礙，以完全的認知能力為標準，找不到“好”人算是正常的。只有惡會圍觀惡，圍觀的自由可以成立而不是必然成立。圍觀芙蓉姐姐可以容忍，無聊而已。2019年春天出現“流浪大師”，“平庸的惡”展示於浦東的街頭。理由不重要，只要有理由就可以了，賭徒如此，陰謀論如此，圍觀也是如此了。芙蓉姐姐只可以生存在網絡裏，圍觀者擁有一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竊喜。在一個我們圍觀別人，也被別人圍觀的環境中，人人都是芙蓉姐姐，生活在想象之中。發言權是天然的，發言沒人搭理是必然的，沒人搭理等於沒有發言權。如果網絡重要到成為生活的全部，失去發言權就等於剝奪了網絡生存權，因此陷入瘋狂，墮落進黑暗，選擇了惡。巫起源於非理性，最終被理性取代；現代性的巫起源於理性，產生反理性。平庸之惡偏向中性，存在着社會強迫的因素，網絡是“契約之惡”，如果網絡發言需要獲得“重視”，就去和魔鬼簽訂契約。倘若言論被禁止，恰好證明陰謀論意義上的“正確”。人類努力了2000餘年，看到希望；網絡只用了不到20年，埋葬了希望，回到那個“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的世界中去了。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網絡以此展開人咬狗邏輯。第一步是以狗咬人的稀鬆平常的日常事件為例，宣傳打狗，引發愛狗人士的反對。第二步以愛狗人士的不當行為作為證據，大力打狗。第三步否定養狗的正當性，推行無狗世界的自由。從整體性來説，就是赤裸裸的人咬狗。將正常的事情搞成不正常，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將不正常的事情搞成正常，亦是。

自由的普遍情況是互相損害，自由必須建立在善意之上。養狗與反對養狗都打着文明的旗號，無解之難題，留給時間去解決。這就產生了模式，任何準備解決養狗問題的，都需要倫理學審查，對於善的挑釁不可容忍。民主的首要不再是保護自由，而是保護自由的自然秩序。養狗問題只能缺乏強制力的民主協商，保證兩個善都不被損害。巫的世界也是一個自由世界，理性崛起，添加了善。中國路徑一直在聚焦在善的實現上。當下豈止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是軸心時代已降，善的社會第一次成為了可能。自由民主是現代社會的固有屬性，善才是未來社會的特徵。善不可追求，儒家因此墮落成惡，直到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蜕變為作為工具的儒家模式。國家只需要保證諸多工具的存在，即可獲得能力。

十七年前的那個春天，我們無法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怎麼有膽子在網上發言的？歷史需要“活”着，不能“死”了。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有着深厚哲學背景。複雜性是哈哈鏡，而不是一面鏡子。正如年輕的我們都以為自己是一張中獎的彩票，實際上是一張彩票。我們最終達成共識：沒有共識。徹底的沒有共識，唯有歷史可以給出答案。歷史的功能僅僅在於排除錯誤，正確永遠處於驗證狀態。直到今天，我們才清楚，我們身處五四以來歷史之中，我們就是歷史。自由是成長出來的，成長出來的才是真正的歷史，而不是解釋的歷史，想象的歷史，狂妄的歷史，不知道誰的歷史的歷史。我們需要先走進歷史，其後走出歷史，時代因此而進步。

口罩自由是可以複製的，毫無掛礙的實現需要一個自由可以自由成長的社會，懲惡揚善的社會文化，還有與之匹配的國家。唯有中國。不要問中國為什麼可以實現口罩自由，而是要問為什麼不能實現口罩自由。我們一直都知道，中國是全球最自由的國家，不管是深夜的街頭，還是偏遠的村莊。我們只是不知道，“外國”竟然失去了孕育自由的能力。中國路徑完全走通，全方位的建立起發展機制，可以應對最極端的糟糕狀態。這種機制建立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層面之上，不可能被逆轉了。

誰都不要往自己臉上貼金，正如口罩自由並非是我們這一代人爭取的，而是我們的父輩用不要臉爭取來的，歷史就是這樣的不堪。古來四十為老夫，五十就是老賊了。今天，我們從猥瑣混成了老賊。我們毫不猶豫的重複了歷史，陷入沉默。

倘若我們以為，戴口罩有道理，有道理就一定會實現。這不是歷史，僅僅是一個現代性的巫。“應當”不是“是”，歷史展現出“可以”也不是“是”。

三月可以種下向日葵，大約一週的播種期，過時不候。這個春天，中國人種下了歷史，等待自由繁榮的中國，重回世界之巔。這個春天，時代只是微小的改變一下，心態轉折，不再以西方為師。

勝利者從來是寬容的。在這個春天，我同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