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基礎在哪裏？——兼與中山大學周春健教授商榷_風聞

疫情期間在喜瑪拉雅平台聽了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春健的《平正典雅——從百年家書看傳統家庭相處之道》。

周教授作為文學學士、文獻學碩士、歷史學博士，對家書的研究可謂用心。他花了不少的人力、財力和精力，收藏了百多件清末民國以來的傳統家書，並悉心研讀，細細品味。其講座語言也是縱橫捭闔，娓娓道來，極具親和力。

周教授通過自己對這些普通家書的研究，體會到了普通家庭人倫親情及家風家教，體悟到了“平正典雅”的中國傳統家庭倫常。

然而，周教授的教授研究中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基礎，即改開以前中國普通百姓的識字率是很低的，普通百姓的家書好多不是自己書寫的，而是請人捉刀的。

記得80年代初，我讀小學時偶然的機會看見姓庹的食堂阿姨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只能畫個圈，打個指印。

我父母親68年結婚，當時父親大字不識一個。幸好母親是中專畢業，花了3年教父親識字，終於貧農出身的父親能寫簡單的書信了。我見過父親的遺信，歪歪扭扭的字體，還有不少的錯別字，更別説引經據典了。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肯定記得，他們的奶奶甚至父輩基本都是文盲。不少人的祖父和外公都是有文化的，但祖母和外婆基本不識字。其實，令如今我們無法想象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5.5億人口中文盲率是80%，小學入百學率是20%。解放後，政府對文盲下了功夫，通過各種學習、辦各種班消除文盲。當時毛澤東就説了：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所以部隊也成了學校。經過近50年的不懈努力，我國的文盲比率終於降至2000年的6.72%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就寫道：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民國教育史》也説到：解放前中國有10%的人識字就不得了了。能讀三國水滸的人1%差不多了。

那麼當時普通人的家書、家信怎麼辦呢？接到書信或者有文字的字條都是去找識字的讀給他聽並解釋，鄉村中由此產生了代人寫信、讀信的人，所以書信一般都是文縐縐的，也就是周教授眼中的“平正典雅”，也能引經據典了。

法國數學家、天體力學家、數學物理學家、科學哲學家亨利·龐加萊在他的著作《科學和假設》中提到：科學家提出來的一般命題，如果不只是一些定義，不只是一些隱蔽的玩弄文字，那便是許多假設。這些假設擬定出來以便組織進一步的思考，並使這種思考具體化；這些假設有待證實、修正和辯駁。周教授在家書、家信的研究中，做出了他基於其個人學養的判斷，然而這僅能作為一種他認為的合理假設。至於事實是真相如何，還需要搜索證據。“事實的海洋是無限廣闊的，但是對於科學家來説，只有一小部分的事實具有科學的價值。”證據需要假設者回到生活的情境中。這就是20世紀分子生物學的帶頭人之一，1953年和克里克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譽為“DNA之父”詹姆斯·杜威·沃森所説的“基於事實思考問題”。

請回到事實來思考你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