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無原則捍衞他人説話的權力_風聞

作者：馬寧

武漢疫情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詭異的事情。根據報道，最先上報疫情的是張繼先，但是由於她沒有受到任何打擊，事後還受到表彰，所以得不到眾多自由派媒體的追捧，始終沒有形成輿論熱點。隨後，“八個人受到訓誡”的故事流傳之後，李文亮成了焦點人物。圍繞着他的所作所為和受到的不公待遇，展開了激烈的輿論鬥爭，遠遠壓過了張繼先。但是，當自由派們發現李文亮居然是共產黨員之後，李文亮的形象也有了瑕疵，對李文亮的熱捧，在其死後不久迅速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早知有今天，我管他批不批評，老子到處説”的艾芬。“早知有今天”，什麼樣的“今天”呢？是疫情肆虐的今天（這一點憑她認定是非典她完全可以想到），還是“吹哨”、“發哨”成了英雄的今天？為了吹捧她，甚至還捏造了院領導的“三個排比句”。

艾芬火了幾天，還是不行。因為她畢竟還是欠火候。於是，最後方火了起來。她那些似是而非、虛虛實實、含沙射影、任意發揮的“日記”，讓自由派欣喜若狂，讓全中國的恨國黨高潮起來。各種頌揚鋪天蓋地，把這麼一個骯髒下流的人捧成了人間聖母，中國良心。

從時間軌跡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自由派、恨國黨、反動份子一直在尋找着一個理想的代言人，最終他們找到了，就是DOUBLE方。對他們來説，重要的並不是找到在疫情中出現多少錯誤、多少不可原諒的過失，而是把所有的那些錯誤、過失、官僚主義、官僚集團的利益和衝突，都表述成為對中國和中國國家機器的否定，對哪怕是正確的措施的否定，對中國未來的否定。

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是極左。他們的道理就是這麼簡單粗暴。對待這種簡單粗暴，要用同樣簡單粗暴的方式回擊。

在疫情之中，武漢封城，是對是錯？武漢封城讓武漢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這一點毋庸置疑；同樣毋庸置疑的，是除了封城，沒有第二個措施能夠快速控制疫情。實際上，武漢封城是晚了，如果早一些封城，武漢和外界的形勢都不會嚴重到那種地步；當然，如果武漢能夠更早正確對待疫情，可能也不需要封城這種極端措施。可是，既然一開始已經錯了，此後就不得不用更加強烈的方法來彌補之前的錯誤。武漢人民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因為，疫情爆發在武漢。其它地方的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損失，雖然沒有武漢那麼嚴重。如果説武漢人民無辜，其它地方的人民更加無辜。

在這次疫情之初，官僚體系的缺陷全部暴露。憑藉着激烈的、極端的措施，中國艱難地控制住了疫情。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體系的優勢也全部體現。可以預見，隨着對事件的深入調查，互相推諉責任，官僚體系的黑幕也將赤裸裸呈現出來。事實上，方的日記，無非是這種黑幕的一部分。方本身就是利益集團中的一份子。她可以在封城的狀況下指派警察送人去機場，當全國人民都為口罩發狂之際，有人給她送上N95。對於他們這些人來説，他們文字中、口頭上的對人民的關懷，實際上都是對自己的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的抱怨。只不過，他們幾十年來一直都懂，這些自私的念頭，必須披上人民利益的外衣。

張維迎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説有些官員公開場所説一些謊話，但是私下裏對他吐真言，表示他們其實是贊同他的觀點的。張維迎説，有些官員的思想比他還要“激進”。他説這些官員不敢説真話。其實，不是他們不敢説真話，而是他們為了享受體制帶來的好處不能説真話。而張維迎的角色，也並不是敢為人先説真話，而是和那些官員演雙簧，説一些那些人不方便説的話。張維迎這種人在中國有市場、吃得開，難道不是因為他的政策主張契合了部分官員的需要嗎？

對方也是如此。那些拼命標榜自己的“激進”、“獨立”、“為民代言”的自由派和反動派，其實在根子上，和體制內的那些人，都是一夥的。他們反對體制，並不是為了讓國家和社會更好，而是為了讓他們的私利得到更多的滿足。

因此，對這些人，必須使用同樣簡單粗暴的方式予以回擊。和他們講理是沒有用的，他們不講理。與他們的辯論，不是為了爭出個孰是孰非，而是為了打敗他們，消滅他們。有的人説，我堅決支持你説話的權力。這是愚蠢的想法。支持他們説話的權力，就是放棄自己説話的權力。他們對滿地手機、醫生朋友、警車送人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有任何回應嗎？他們不是統統斥為極左嗎？絕不能用任何權力之類的廢話約束自己的行為。兩派的鬥爭，不是朋友交心。左派沒有掌握權力，應該反對賦予他們説話的權力；如果有權力，就消滅他們説話的權力。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因為右派也正是這麼對待左派的。右派甚至無恥地捏造什麼高中生的信之類的玩意，來抹黑對手。對這樣的敵人，有什麼道義好講的？

至於説左派説話的權力，那麼，對不起，任何權力都不是靠施捨而來的，更加不是搭便車投機而來的。左派説話的權力是要靠自己爭取來的。以為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和右派組成聯盟，是十足的書呆子氣。歷史無數次的證明，抱着這種念頭，最後得到的可不是什麼權力。

注：文章轉自公眾號“科學的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