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家 | 困在中東土豪城的中國人_風聞

來源：公眾號“偶爾治癒”

迪拜，以奢華和奇蹟聞名於世，免税店銷售額世界第一、機場客流量世界第 3 的機場，更讓這座阿聯酋城市躋身為「世界中心」。在不少國人眼裏，迪拜是土豪的集聚地，物價高昂。

疫情改變了迪拜，運營 36 年、24 小時營業的迪拜機場免税店第一次暫停營業，迪拜的第一座摩天大樓世貿中心，被改成了臨時醫院。

迪拜一角

圖源：站酷海洛

這裏沒有封城和宵禁，只有 24 小時限制居民外出的「國家消毒計劃」，違法出行，將被處以相當於 3850 元人民幣的罰款，不戴醫用口罩，則處以相當於 1930 元人民幣左右的罰款，屢犯者，將被逮捕和公訴。

如今，有這麼一批國人滯留迪拜，一方面是不知歸期的住宿餐飲支出，一方面是屢屢取消的回國航班，難以退還的機票票款，他們的錢越來越少，有人流落街頭，有人想轉道巴基斯坦，坐車回國。

經濟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被迫困在迪拜的他們，希望找到回家的路。

「偶爾治癒」聯繫了 20 名滯留迪拜的中國人，試圖還原他們尋路的故事。

無法登機的中國人

「我們已經住不起酒店了」「在大街上了」「沒有Wi-Fi」，4 月 17 日晚， 21 歲的湖南姑娘曾嘉欣斷斷續續地回覆「偶爾治癒」，她和閨蜜流落在阿聯酋迪拜的街頭。

此時，迪拜規定， 24 小時限制居民外出。如違反，將處以相當於 3850 元人民幣的罰款，屢犯會被警察抓捕、提起公訴。

「警察要抓就抓吧。」説完這話，曾嘉欣和閨蜜就跟「偶爾治癒」失去了聯繫。

疫情和病痛纏繞着曾嘉欣，閨蜜的無助哭泣則是背景音。3 月 7 日，她曾在迪拜酒店暈倒 3 個多小時。

缺鉀？貧血？在陌生的國度，語言不通，病因無從確認，這讓她有了提前回國、去看醫生的想法。

曾嘉欣在 4 月 4 日儲備的食物,現已吃完

圖源：受訪者供圖

她倆此前 3 次購買回國機票，可要登機才被告知，因疫情導致的出入境管制，航班被臨時取消。

航班三度取消，機票退款卻一直未到賬，這成了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泡麪都不捨得頓頓吃，一天只能吃一頓，錢不夠了。」 4 月 3 日，曾嘉欣説。

「絕望」是她提到最多的詞。到現在，她還瞞着爸媽，理由是爸媽身體不好、怕爸媽擔心。她爸媽還以為，女兒在湖南郴州的那家美容院，學着手藝。

回國航班，讓曾嘉欣和閨蜜三度燃起希望，又三度熄滅。和她們有類似遭遇的國人，心思也在隨着回國航班的變化，浮沉。

3 月 24 日，是他們想搭上末班車成行的日子。

前一天，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從  25 日零時開始，所有非香港居民乘機抵港後不準入境，機場停止所有轉機服務。也是這一天，阿聯酋航空宣佈，暫停迪拜往返北京航班，這是最後一個與阿聯酋有客運航班的大陸城市。

在閘門關上前，能買到「最後的船票」的人是幸運的，可這幸運，並不持久。

長春姑娘喬尤野剛開始買的是 3 月 21 日回國的票，票價 3000 多元，起飛前一天，航班取消。她又買了 24 日經香港轉機回國的機票，票價漲到 5000 多元。

3 月 24 日中午時的迪拜機場。

圖源：受訪者供圖

為求穩妥，17 時 55 分的航班，她提前 8 小時就到了機場。15 時，國泰航空 CX0746 航班辦理值機，工作人員説，沒有香港身份證或護照的，都不可以乘坐這趟航班。

「整架飛機就走了 3 個人，我們都被扔下了。後來，我給總領館打了 10 多次電話，工作人員説他們在溝通協調。等大使館下班以後，電話就轉接到國內，轉到外交部了。」喬尤野對「偶爾治癒」回憶，總領館統計人數，當時有 170 多人滯留在現場。

她在迪拜機場一直等到了次日凌晨 2 時。沒有消息。

那天，她正是生理期，難受、冒虛汗，感覺身體吃不消。當天，她只吃了一個蘋果、一個麪包。

隨着激動的人羣逐漸散去，在機場逗留 16 小時後，喬尤野也熬不住了。凌晨 ，她獨自拎着 24 寸和 20 寸的兩個行李箱，乘出租車離開。在車裏，感覺非常無助的她哭了，凌晨 3 時多才回到自己工作的漢堡店。

楊福戩離開機場比喬尤野早，作為企業家，他不把希望放在自己無力影響的事上。

他是和妻子來的迪拜，原本買的機票是 3 月 27 日飛香港，12443 元，正好讓他在迪拜待滿 14 天。香港的限制令一出，他馬上把機票改簽到 24 日。

31 歲的楊福戩在深圳開了一家做重力毯的工廠，還在香港開了一家公司。此前，他雖在深圳，卻無法去香港。根據香港要求，大陸非香港居民，得在第三國住滿 14 天，才可以去香港。

於是，3 月 13 日，從深圳蛇口經香港機場，他和 33 歲的妻子飛來迪拜見客户。受朋友之託，他帶了 4 盒新冠病毒核酸試劑來迪拜。

那時，阿聯酋累計確診 85 例，沒有死亡病例。出發時，他在深圳已居家隔離了一個多月，這一趟迪拜之旅，他也當做是一次遠離疫情的散心。

未曾想，散心成了鬧心。到迪拜的第 2 天，他家所在的深圳某社區電話通知他，如果從阿聯酋回國，得集中隔離。

改簽、趕末班車，楊福戩希望趕在限制措施生效前回國，可這努力還是一場空。

24 日，在迪拜機場，工作人員告訴楊福戩，因為他的大陸護照最多只能在香港待 7 天，所以不能領登機牌。

他給總領館打電話，接通後，對方馬上掛掉,「據其他聯繫上的乘客反映，工作人員更多的是在安慰。」

從 13 時協商到了 24 時，眼見另一個飛往香港的航班也已起飛，楊福戩夫妻依舊走不成。

雖然不是自願退票，他和妻子還是被收取了 2900 元的退票費。他此前買的 3 月 28 日從香港飛上海的機票，也被國泰航空通知航班取消，收了票價 1/3 的退票費。 

時間就是金錢，楊福戩一向周密到分鐘的工作行程安排，亂了。

變化如此猝不及防，疫情煽動的變數，裹挾着眾多在阿聯酋的中國人，轉機地在變、目的地在變、計劃也在變…..

迪拜，並不是 64 歲的馮秀琴和她 28 歲的女兒的目的地，澳洲才是。澳洲的哥哥剛做了心臟搭橋手術，病情嚴重，讓馮秀琴很想念他。

因為疫情，2 月 1 日，澳大利亞頒佈旅行禁令，14 天內從中國大陸離開或者中轉的非澳大利亞籍人員，不會被允許入境。

為了去澳洲，母女倆需要在第三國中轉 14 天。她們選擇了阿聯酋，因為這兒免籤。

母女倆於 3 月 11 日由北京飛到迪拜，如果一切順利，中轉 14 天后，她倆將於 3 月 27 日從迪拜飛阿德萊德，票價 9800 元。

可自 3 月 26 日起，迪拜關閉機場。 

母女倆 14 天中轉計劃，變成了在迪拜不知歸期的滯留。

這一天，黃程裏兩夫妻從阿布扎比飛北京的航班也取消了。 

發現妻子懷孕 3 個月後，黃程裏辭去工作，準備回國。 

第一次當爸媽，黃程裏發現妻子在迪拜最大的困難，就是去醫院孕檢。華人醫院説，他們設備有限，建議去當地醫院。可疫情期間，當地政府醫院不接待非新冠患者。 

黃程裏 3 月 30 日打電話向大使館反映情況，工作人員要他打車去醫院。「他們想的太容易了，迪拜很多出租車拒載中國人，從 2 月開始，見到中國人就躲，覺得中國人攜帶病毒。」 他給大使館打完電話後，陝西商會的也來找他，建議夫妻倆留在迪拜，「回國路上多危險」。

迪拜不相信眼淚

30 歲的吉林姑娘喬尤野，幹練、精明。她曾在長春開過一家小美容院，50 多平米，生意不好，一個月能賺四五千元。

她爸爸有肝硬化，一年吃藥至少要 1.7 萬元，藥得一直吃到去世，一刻都不敢停。家在農村，爸媽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作為獨生女，養老、治病的費用，都得靠她扛。 

為了家人，她得賺更多錢。來迪拜，是一箇中介介紹她來的。對方説，給她安排一份月工資1.5 萬元的工作。

於是，剛結婚兩個月的她，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從成都轉機到了迪拜，中介費加機票，她一共給了中介 2.8 萬元。 

可中介把她帶到一家美容院後，她發現自己上當了。

這是家「不正規」的按摩院，「就是幹那種事的」。

轉身離去，她找了個漢堡店打工——得掙到回國的機票錢。 

和父親的聊天截圖

圖源：受訪者供圖

20 歲的大學生李卓沒想到，2020 年，疫情會讓她在異國經歷這麼多第一次。

在阿聯酋，她曾被緊急送院、核酸檢測、專家會診；在某高校，當本地學生離校回家時，她和其他中國同學留守在課堂和宿舍，時時得面對宿管們的刁難；提前拿到結業證後，回國的機票被屢屢取消。

她在阿聯酋某高校上大三，是由國內交換過來的，學制一年，原本 2020 年 5 月結業。1 月 27 日，大年初三，她在北京過完年後，回阿聯酋。

雖然當時國內的疫情爆發了，但她爸媽認為，國內措施強有力，在國內要比在國外安全，不希望她去迪拜。

為了完成學業，她堅持回了阿聯酋。此時，當地還沒有新冠確診病例，阿聯酋的首個確診病例要在 1 月 29 日才發現，是來自武漢的中國遊客，也是中東的首例確診。

李卓在阿聯酋某醫院的病房圖

圖源：受訪者供圖

可受疫情的影響，在阿聯酋的中國學生早已被當作重點關照的對象。她所在的高校規定，每名中國學生都得接受為期 14 天的身體檢測。

從零下 10 ℃的北京回到 20 ℃的阿聯酋，李卓的鼻炎犯了。1 月 29 日，學校直接叫救護車把她送院，「他們覺得我有一些呼吸道問題，就有可能會得新冠。」李卓説。

她在醫院隔離了一天一夜，進行了核酸和血清檢測，輸液用的滯留針，也在手背插了一天一夜。

李卓在阿聯酋某醫院時的滯留針，留在手裏一天一夜 

圖源：受訪者供圖

因為語言不通，被獨自留在檢查室 3 小時的她，害怕、無助。她好幾次想去找醫生，可門外端坐着的保安，阻止她離開。

難以承受的李卓給學校校醫打電話，哭了一通。校醫給她送來了充電器和衣物，兩波專家也出現，對她進行會診。排除嫌疑後，她才被允許回校。

不久，阿聯酋的疫情開始嚴重起來。當阿聯酋確診病例上升到 45 例時， 3 月 7 日，阿聯酋宣佈關閉所有教育和培訓機構，改為遠程授課。

李卓所在的高校宣佈要全校消毒，校舍關門，學生要全部離校。於是，宿管便轟她們離校。

對還有兩個月就結業回國的他們來説，離校後的居無定所，和提前回國對學業的影響，把他們夾在中間，兩頭做人難。

所幸，從國內帶隊過來的一位中國老師出面協商，學校同意讓中國學生在宿舍裏自我隔離。

刁難並未就此結束。

為了應對疫情， 3 月 26 日阿聯酋開始全國宵禁， 4 月 4 日迪拜將宵禁擴展到 24 小時限制居民外出。為了解決吃喝，李卓和同學們聯繫了一家中國人開的超市送貨。

「中國」成了讓宿管們刺眼的標籤，他們對中國學生找中國超市訂貨很有意見。「有宿管跟我説，你不知道現在中國疫情有多嚴重，中國貨也有病毒。」李卓説。

她解釋，雖然超市是中國人開的，但她們買的商品都是阿聯酋本地產的，如果貨有問題，也是阿聯酋這邊的生產質量有問題。 

住得離宿管較近的中國學生，則會面臨更多刁難，宿管常常會去找他們麻煩，比如突然進房查衞生，説他們宿舍不乾淨，説「這會帶來更多的病毒」。 

為了拿到結業證，縱使遇到種種不快，她們也得留在當地繼續學業。起初，學校通知，由於中國學生相對集中，所以其他學生可以上網課，中國學生還是線下授課，而期末考試是否改為線上進行，當時尚是未知數。

如果拿不到結業證，那麼李卓回國後，也得重新考試。

當得知學校「轟人」的事後，她爸媽讓她立刻買票回北京，放棄學分，等以後再重修。

但李卓捨不得 4 萬多元的學費，「就這樣沒名沒分的回國、不能結業的話，就太虧了」。

此外，為了不錯過她最在意的四六級英語等國家考試，算上回國隔離的 28 天，她得在 4 月就回國。中國交換生們跟學校協調提前結業，協商的結果是提前 1 個月。

好消息也有，4 月 9 日，領事館給留學生們送來一批口罩，每人 10 個。

無限循環的航班取消

國航航班 CA941 ，從迪拜飛北京，從 4 月 17 日起恢復執行，這是 3 月 27 日國航公佈的第一批航班中，唯一一班從阿聯酋回國的。

李卓搶到了這個航班。其實，她一開始於 3 月 3 日定的是 5 月 8 日的回國機票，票價 3000 多元。當確認提前結業後，她又買了 4 月 21 日的機票，票價漲到 1 萬元左右，「當時 4 月 20 日前回國的機票已全部取消」，她説。

結果， 3 月 25 日她接到通知， 4 月 21 日的航班也取消。還好，她能把票改簽到  4 月 17 日的 CA941。

4 月 8 日，李卓最後一門考試結束，可這一天，她收到消息， 因為疫情原因，4 月 17 日的航班取消了，「想不明白，這個航班各大媒體都公示過，為什麼就取消了呢？」

「他跟我説，你有時間在這裏哭，還不如考慮一下從別的國家中轉。」 4 月 8 日，李卓致電總領館，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説，他不是以領事館代表的身份跟她講，而是以個人的身份好心指點她，哪個航班可能還有票，目前能轉機回國的，還有日本和韓國。

李卓有考慮過從韓國中轉，但筆記、大衣等沉重的行李，成了負擔。如果轉機，因為是分程票，她的行李不能直掛，也就是説，當行李抵達韓國時會入境，可她自己又沒法入境。她有個朋友面臨這種情況時，選擇了把行李丟在了韓國。

而如果快遞迴國的話，按照國際快遞的資費， 25 公斤要將近 7000 元。

這讓她兩難。

爸媽給了她很多錢買票，「不管花多少錢，能回家就行」。目前，她買的是阿提哈德航空 5 月 3 日回國的直航票，票價 1 萬元，讓她不必捨棄行李——可就怕航班取消。

李卓的焦慮與日俱增。她爸爸是警察，爸爸做女兒的思想工作説，現在國內的困難有很多，可能不會優先考慮你們的情況，多方撒網，重點撈魚，越是困難時越要冷靜。   

4 月 13 日，李卓拿到了結業證。學業告一段落，可回家的路呢？還浮在空中。

同樣未定的，還有馮秀琴母女，她倆本也買到了 4 月 17 日的國航航班 CA941。

得知去不了澳洲之後，母女倆定了 4 月 10 日回國的航班，後來通知取消了。此後，接連 3 次改簽的航班，連着被取消，最後一次，是 4 月 17 日的航班被國航延期到了  5 月。

母女倆最後一次買票發生在 4 月 12 日，買了 26 日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航班。

不出意外，兩天後，她被通知航班取消。可申請退款時，按照退改規則，本可以免費退票的訴求被航空公司駁回，兩張 17400 多元的機票，成了無航班可以改簽的雞肋。

母女倆一共給大使館打過三次電話，「工作人員的答覆都是，得等待當地的政策變動。」她説。 

目前，迪拜機場已經恢復了多條航線，國航最早的回國航班計劃是 5 月 8 日。馮秀琴希望，大使館能出面協調，把兩國的航線儘早恢復。

破產的包機計劃

對張娜和男朋友來説，來迪拜是個美麗的錯誤。

張娜男朋友在美國工作，在張娜的影響下，他決定回國工作，並回國進行了面試。

面試後，男朋友準備回美國。而自 2 月 2 日開始，美國對過去 14 天內抵達中國的外國人實施臨時入境禁令，也就是説，他得在第三國待 14 天，才可以回美國。

於是，3 月 13 日，他倆抵達迪拜。當 3 月 24 日買回國機票時，張娜發現，即使反覆購票，所有的票都輪着取消。退票後，也不能馬上拿到退款，這讓她基本上把信用卡額度，都壓在了機票裏。

假期變成了滯留。

前不久，張娜媽媽查出來肺癌晚期，媽媽的藥費由張娜承擔，一個月得至少 1.5 萬元。

媽媽的病情擴散很快，得知女兒被困在迪拜，每天都焦躁地給女兒電話。

之前，張娜還瞞着媽媽，騙她説自己已回國，在北京隔離。可當媽媽要求視頻通話和發定位時，善意的謊言被拆穿了。

那時的張娜，長了麥粒腫，眼睛腫成了一條線。她又不敢去醫院，只能硬扛。她擔心自己被感染，擔心沒有醫保的自己，在迪拜難以就醫。

張娜已經被扣了兩個月的工資，老闆對她大發雷霆。在四川從事 IT 研發的她，由於被困，很多需要現場操作的工作無法進行，不穩定的網絡，又給她的遠程辦公平添煩擾。

所幸，張娜老闆考慮到她情況特殊，家裏突生變故，不忍心辭退她，只是扣她工資。

病重的媽媽需要她，搖搖欲墜的崗位也等着她，眼看買不到回國的商業航班，張娜起草了自費包機的承諾書，呈送大使館。

3 月 30 日，一封《滯留迪拜的 255 名中國旅客自費包機請願書》在張娜微博發出，存在了  15  個小時。

「我們不是病毒······是沒有搭上末班車的孩子。」請願書裏説，在海外疫情並未全面爆發之前，有國人途徑迪拜轉機回國，大部分人買的是香港落地的機票。

他們當中有孩子、孕婦和老人，有位老人身患癌症，需要長期服用抗癌藥物，可藥物已斷。

他們大多沒有阿聯酋醫療保險，不敢就醫，孕婦也無法如期做孕檢。

他們沒有阿聯酋的長期簽證、沒有居留權，很多人的旅行簽證在當時面臨過期。

她把承諾書通過微博發出，得到了 1 萬多名網友的點贊。

可在羣情激湧時，她刪除了微博。一來，她不想給國家抹黑，不想把事情鬧大；二來，她也接到了商會和大使館的刪除要求。

楊福戩則不想在任何社交平台發佈求助信息。「我們不想給祖國添亂。如果發了這些的話，會影響海外同胞的心情。」和妻子一起滯留迪拜的楊福戩説，家裏還有兩個孩子在等着夫妻倆。

這個企業家相信凡事得靠自己。滯留在迪拜的中國人組了一個微信羣，楊福戩有一個朋友在馬來西亞有私人機場及公務機，3 月 25 日，他在羣裏問，有沒有人想包機，並提出價格。

出乎他意料，贊同寥寥，反而是激起不少對他的人身攻擊，有人説他在「炫富」，有人説他是在詐騙，有人叫他閉嘴。

「我只是好心，包機的價格都是可以公開查詢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那麼偏激。」他説。此後，他在羣裏，「一句話都不敢説」。

還有一架包機的機會，曾放在楊福戩面前。那是一架從歐洲回來的 14 座公務機，包機價格是 31 萬美金。最終，兩夫妻只找到 3 位在阿聯酋的朋友，以及兩個要去金邊的陌生人。

31 萬美金，接近 210 萬元人民幣，人均 16 萬元人民幣。因為有人承擔不起，所以包機協議黃了。

這輛公務機被另外的人包了，於 4 月 2 日由迪拜飛往金邊，當時，柬埔寨的金邊每天有三趟以上的航班可以飛往廣州。但從 4 月 4 日開始，柬埔寨飛往中國大陸的航班也暫停。

這條路也斷了。

經濟壓力的繩套 一點點收緊

包機沒有成功，但社交網絡上的聲音，讓這些滯留在迪拜的國人獲得一些關注。

江蘇姑娘劉霞蔚曾在微信羣裏填寫申請包機的個人信息，該信息被上報給了總領館。4 月 2 日，江蘇商會聯繫她，給她送了相當於 960 元人民幣左右的當地貨幣， 20 個口罩，又在微信上給她轉了 2000 元人民幣。

當地海南商會贈送的食物

圖源：受訪者供圖

25 歲的劉霞蔚患有重度抑鬱症，嚴重失眠、甚至有過自殘行為。在迪拜上班的朋友關心她，約她過來散散心，她便於 2019 年 11 月來迪拜旅行。

劉霞蔚以前在江蘇開過一家化妝品店，受病情影響， 去年 2 月她把店盤了出去。此後，她奔波於醫院間，8 月，她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那時候，她每天都特別想哭，可是哭不出來。她還用小刀劃自己的皮膚。醫生和爸媽都希望她能住院治療，她一直不肯。與家人妥協後，她來到迪拜散心， 6 歲的女兒留給母親照顧。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在異國他鄉，她去海邊，黃昏時在海灘燒烤，「想到了活着的意義」。跟女兒分享迪士尼樂園，分享迪拜的中餐館的四川火鍋，讓她的心一點點熱起來。

她感覺自己抑鬱的情況明顯緩解，原來得一天服用 3 次的藥物，在 1 月時，恢復到了正常劑量。

她本來打算 2 月 22 日回國，但那時候聽説國內疫情嚴重，而她身體底子不好，就想着等國內疫情控制了再回去。

病情好轉，因疫情引發的非法滯留的恐慌，又扼住了她的喉嚨。3 月 27 日，劉霞蔚簽證到期了，當時説，續 20 天得要  1830 元人民幣左右，可她已經沒有那麼多錢。

沒錢去續簽的她，那天精神徹底崩潰了，一直睡不着，心臟跳得厲害。凌晨 2 時左右，實在受不了的她下樓，站在路邊吹風。

突然，一輛白色私家車停在她身邊，有兩個便衣警察對她吼，問她去哪。

她説，她哪也不去，接下來的內容她就聽不明白了，只知道這兩名便衣警察作勢要把她拘走。

危機之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千萬不要被罰款」。還好，當時附近還有好多外國人，趁着那兩名便衣警察去查看他們身份時，劉霞蔚轉身跑掉了。

4 月 13 日，阿聯酋政府公佈，將境內外國人簽證，3 月 1 日後到期的，自動延期到 12 月，劉霞蔚不用再擔心自己成為過街老鼠。

可經濟壓力的繩套，還在一點點收緊。為了節省開支， 3 月 15 日開始，劉霞蔚的主食就一直是泡麪，每天就只吃一小袋老壇酸菜面，一袋面 8 元人民幣。剛來迪拜散心時，她在國際城租房，是 3 室 1 廳的合租，次卧的月租是 8080 元人民幣左右。30 日，她搬到國際中心，和兩個泰國人合租同一個房間，一個牀位的月租是 1400 元人民幣左右。

來迪拜前，她不會做飯。在家裏，爸媽寵溺，她連衣服都很少自己洗。

可拮据讓她只能自力更生。她買了一個電飯煲，第一次學做的飯是雞絲粥。

唸叨着「米比水少」「雞要先煮熟」的口訣，她憑感覺放米。最後米放的太多，鍋底糊了。她吃了半碗，實在吃不下，倒了。

餓的時候，她特別想念媽媽做的好吃的，涼粉、煎餅、涼麪、清蒸魚、酸菜魚。

來迪拜前，因為抑鬱症藥物的副作用，1 米 65 高的她發胖到 162 斤。如今她瘦了 11 斤，體重 151 斤。

劉霞蔚帶的 4 萬多元已用完，只好找爸媽要了 1 萬元買機票。爸爸問她，還夠不夠錢吃飯？因為疫情影響，原本在新加坡做勞工的爸爸，半年內，都不能再回新加坡開工。

不想讓爸媽擔心的她，説了謊。她清楚，為了給她治病，爸媽已經花了太多錢。

在劉霞蔚險遭便衣警察調查的那一天，曾倩琳在為無家可歸而煩心。

回國的航班取消後，房子也退租了，44 歲的湖南阿姨蔡旻玟不知何去何從。

她認識的一個江西老闆説，他沒多少錢，不能供她吃，只能供她住，在他開的一家按摩店裏。

那是一家以中國功夫為賣點的按摩店。蔡旻玟確認了這是家正規按摩店，且處於停止營業狀態，才確定住下。

她對按摩店是有戒心的。1 月 28 日，她被中介騙到迪拜來時，就是一家做非法生意的按摩院。

她對日子的盼頭，從找工作，變成了等回國，兜裏只剩 380 元。

沒有工作、沒有一張容身的牀，這樣的苦楚，喬尤野懂。

此前，喬尤野住在打工的漢堡店裏，有工作餐，每天一個漢堡，月工資 3850 元人民幣左右。受疫情影響，漢堡店 3 月 26 日停業，這讓她沒了收入，沒了地方住。

她只得在微信羣裏求租。有個不認識的姐姐看到了，願意給她提供一個睡覺的地方，是她們套間外的一個洗衣房。兩個大房間裏住着 3 個人，都是 40 多歲的女人。

喬尤野搬了過來，就和這幾位姐姐湊夥吃飯，抱團取暖。

喬尤野居住的洗衣房

圖源：受訪者供圖

她們本就敏感，外事的滋擾，一遍遍衝擊着她們的情緒。

自從回國航班被取消後，喬尤野天天失眠，睡 20 分鐘就會醒，每次醒都一哆嗦。白天，她機械地刷着手機，看各個羣裏的消息，哪怕有人提到一點點回國的機會，她就往上靠一靠、聊一聊，「不然的話，我真的太壓抑了」。

每當看新聞，看到其他國家來迪拜接僑民，她都覺得很難過。而看到微博上一些對在國外中國人仇視的言論，她就特別委屈，「誰家庭條件好，會願意出國打工呢？」

當國內疫情爆發時的 1 月，她在漢堡店工作時，有當地人來買漢堡，看到她就問她是哪國人。得知她是中國人後，那名顧客轉身就走了。

遭受當地人歧視的喬尤野，在國內疫情嚴重的時候，月工資 3850 元的她，託朋友捐了 2000 元給國內的基金會，還捐了 1000 個口罩。

她自認為為國內疫情出過一份力。可是這一次，當她自己落難時，沒有人幫她，「哪怕你不想讓我們回去，説點好聽的對不對？國內疫情爆發時，國外的口罩都被中國人買脱銷了，現在國外疫情爆發了，那些網友能不能感同身受一下？」

4 月 4 日，喬尤野手上只剩相當於 183 元人民幣的當地貨幣，微信賬户裏還有 2000 多元，這是她留給回國隔離的費用。

她和爸媽打電話，説她先不回國了，這邊工作挺忙的。

爸爸於 1 月 10 日心梗復發、送院搶救，是朋友幫着墊付了 3 萬多元的費用。她害怕爸爸知道自己在這邊的處境，受刺激復發。

爸媽沒看穿她的謊言，鼓勵她在迪拜好好幹。

只有丈夫，她沒瞞着。她結婚不到一年，每天和丈夫的微信聊天，是她排解愁緒的主要渠道。4 月 18 日，她説，「我現在全身上下只剩下30元，不知道能活到什麼時候」。

雞肉是這邊肉類中最便宜的，剛搬過來的那天，3 月 27 日，她去超市買了三盒雞肉，花了 57 元，給幾個姐姐做了道「雞肉燉土豆」。 

葷食畢竟是少數。她每天就吃兩個全麥麪包，有時候弄一點土豆、白菜，「不會感覺到餓，因為想着很多事情」。

在經濟窘迫時，吃，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選項。

馮秀琴從國內背來了電飯鍋，本打算到了澳洲煮點小米粥給哥哥。沒想到，在迪拜先派上了用場。

64 歲的馮秀琴胃不好，得吃小米粥才舒坦。可在迪拜超市買不到，只得買點大米湊合，再配上個煮雞蛋，就已經是營養搭配了。 

鍋太薄了，炒不了菜，只能燉湯。買點黃豆，擱點醬油，湯素得不見油星。 

菜可貴了，白蘿蔔得 8 元人民幣左右一根。母女倆一般就買點土豆、白蘿蔔、捲心菜、大頭菜，煮一下，撒點鹽，蘸着醬油吃。

「現在每天心裏裝的事，吃的啥味也吃不出來。」馮秀琴説。

母女倆的日常飲食

圖源：受訪者供圖

病在異鄉

馮秀琴有高血壓，只帶了 5 盒藥， 35 天的劑量。到 4 月 18 日，只剩下 8 天的藥量。

擔心藥不夠吃，她嘗試把藥掰成兩半。可藥不好掰開，只能隔兩天吃一粒。

醫生説，不按量吃藥可能會造成血壓忽高忽低，甚至產生血管破裂。這讓馮秀琴每天唉聲嘆氣、睡不着覺。 

高血壓藥

圖源：受訪者提供

和簽證一起到期的，還有劉霞蔚的藥物。藥物短缺的困境，也困擾着有抑鬱症的她。 

從國內帶的藥，她 3 月 17 日就已經吃完。處方藥國內寄不過來，迪拜當地醫生説沒有，華人診所倒是説有差不多成分的仿製藥，可是不推薦她吃，有副作用，可能導致不孕不育。

停加重了她的病情。3 月 25 日開始，她感到呼吸有點困難，喘不過氣，不管她幹什麼，心跳都跳得特別快，「感覺要從嗓子眼跳出來」。

每天早 8 時開始，劉霞蔚總是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發呆，一晃就一天。

房間曬不到太陽，一個月裏，她就出去過兩次。

她不想動，只想躺着，可躺着也感覺心臟跳得厲害。晚上 19 時，她往往就躺到牀上，直到半夜兩三點還是睡不着，眼睛特別酸，但大腦一直在運轉，身體其實特別累。

她害怕身體出問題，國內的醫生説，她得恢復吃藥。

停藥一個月後，劉霞蔚跟自己妥協，去藥店買了仿製藥。4 月 16 日晚，被勾起傷心事的她，沒忍住，吃了這藥。

吃完後，她反應特別大，連着 3 天，吃了就吐，喝水也吐，全身骨頭痠痛，乏力到連手機都拿不起。

「這兩天就像是撿回來半條命。」 4 月 18 日 22 時，劉霞蔚跟「偶爾治癒」説，她不會再有自殘的念頭，「沒有力氣了」。

劉霞蔚跟女兒的生父並未領證。懷孕兩個月時，她主動提出分手，獨自帶大女兒。當病請重時，她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在了，就怕女兒一個人怎麼活。」

生怕自己「真的沒了」的她，在跟女兒視頻時開玩笑，媽媽要是回不去了怎麼辦。她一説， 6  歲的女兒就哭了。

女兒説，媽媽我來找你，把你帶回家。

​

突破重圍

老闆不在，楊福戩在深圳的工廠自然受到影響。雖然他跟下屬可以視頻開會，但看樣板、下訂單等流程多少受影響。

比起生意上的損失，在迪拜的開銷反而沒那麼讓他在意。他住的酒店，一天房費 500元人民幣，加上一日三餐，平均一天兩夫妻要花 1000 元人民幣左右。他在迪拜的客户，特意搬來他隔壁住，兩家人一起做飯，多了一份陪伴。

楊福戩有兩個孩子，哥哥 4 歲，妹妹 3 歲。他深圳家裏，就丈母孃一位老人照顧，不便出門。

兩夫妻只好在網上下單，把菜送到家門口。由於迪拜和深圳有 4 小時時差，他得早上 6  時起牀下單，以保證菜在中午前送到家裏。 

楊福戩數次購買回國航班，都被取消。直飛不成，他也想過轉機，俄羅斯、柬埔寨和泰國都考慮過，可這些國家先後都停止經停轉飛。

他疲了，直到得知了另一位羣友張娜的路徑：轉機韓國。

「4 月 13 日以後，短期赴韓簽證失效。」4 月 11 日，韓國頒佈的一條政策，讓張娜緊張，她連忙買了當日由迪拜飛往首爾的票。

「死也不要呆在阿聯酋了」的張娜，擔心當地的防控措施升級，以及實施 24 小時宵禁，在韓國，至少她還能出出門、喘口氣。 

張娜的行程

圖源：受訪者供圖

4 月 10 日那一晚，張娜暴怒。爭執的導火線是男朋友的話，他説，反正都要考慮結婚了，張娜的那份工作就算了，並建議買 4 月 24 日的票。

張娜説，必須馬上走。

「在迪拜的中國人都特別老實，説不讓出門，死都不出門。」當時，阿聯酋實行宵禁，沒有許可證不許外出，可張娜還是於10 日從迪拜自駕車兩小時去了阿布扎比。

至今，張娜也沒有收到罰單。

「我們到底能不能坐這趟航班？」張娜去阿布扎比機場踩點，在航空公司櫃枱挨個櫃枱詢問，查了一個多小時，得到了確切答覆：可以飛。 

張娜當場買票，是當晚 19 時 45 分的航班。張娜在機場遇到一個女生，她説，可以通過黃牛買到從韓國回國的票，這讓本來計劃在韓國隔離 14 天的張娜很是驚喜。

「我男朋友跟我説，這恐怕是騙子，不能轉錢給她。」張娜説，可她當時沒有遲疑，當場轉了 2 萬多元給那女生，通過黃牛，買到了從首爾飛往瀋陽的機票。 

在阿聯酋的最後一餐飯，是一家讓張娜念念不忘的中餐店，她點了鐵板牛肉、炒青菜，這讓「吃泡麪都吃到吐血」的張娜很滿足。她明白這是她將來 24 小時的唯一一餐，所以得儘可能多吃。 

其實吃的時候，她還是很焦慮，擔心會有變故。

當日下午 15 時，張娜退房，送了酒店前台很多帶不走的水果、泡麪，她跟那個巴基斯坦籍小哥説，「其實我當時還怕走不了，只是説先給他，如果沒有走成，我們回來還得把水果拿回來」。

「我在阿聯酋遇到的所有中國人都跟我説，現在走不了的。結果，航司讓我上飛機了。」張娜説。此前，她給阿聯酋移民部等政府部門打過多個電話，得到的答覆都是無能為力，「求助你們國家的大使館」是她聽到最多的答覆。

當登機後，張娜感到氣憤，阿布扎比去首爾的航班上座率很低，一個人可以躺一排。「為什麼有這樣的航次，就不能勻一架給中國人？」 

張娜看到阿布扎比飛韓國機艙內部，很空

圖源：受訪者供圖

「我一開始打電話給總領館，總領館説那是韓國的撤僑航班，後來航空公司確認，能買到的都是商業航班。」 張娜回憶買票前的溝通。

這一趟回國之旅，張娜花了 3.5 萬元左右：迪拜到首爾機票 5000 多元，通過黃牛買的首爾到瀋陽的機票 2.2 萬元，在瀋陽隔離 14 天的費用 6400 元。 

張娜前前後後買了十幾張機票，目前為止退票費扣了不到 1 萬元，國航的航班已經全部退款，但還有一張 3 萬多元外國航空公司的票沒有退成。她和男朋友此次在機票上，合計損失 4 萬元左右。 

儘管開銷不小，但張娜依然覺得自己是那麼幸運。在瀋陽機場入境後，聽到工作人員説「歡迎回家」時，她哭了。

在瀋陽機場排隊量體温

圖源：受訪者供圖

從出發前往阿布扎比機場，到到達瀋陽的隔離酒店，這 21 小時裏，張娜自稱沒有喝過一口水、沒吃過一口食物。到了隔離酒店，她把衣服都脱下、洗澡、洗頭，把所有的東西都噴完酒精，才喝上水。

張娜老闆讓她安心隔離，隔離後再回四川上班，「畢竟老闆現在也招不到人」，她自嘲道。 

「我的工廠目前是比較艱難。迪拜客户暫時沒有要下訂單的，所以我考慮讓工廠暫時停產。」楊福戩説。

他於 4 月 18 日經阿布扎比飛首爾，在韓國轉機回國，阿布扎比飛首爾，票價 7000 多元錢，從首爾飛廈門，票價 2 萬多元。

4 月 19 日 15 時 35 分，夫妻倆由廈門入境，等待接受集中隔離。行李裏，有迪拜產的巧克力、椰棗，那是給兩個孩子的禮物，藏紅花，則是給帶孩子的丈母孃的。

張娜男朋友從首爾去了舊金山，準備賣了當地房子，為回國工作準備。

當這對情侶再次相見時，也許，疫情已告一段落。 

（本文采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