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校新研究：實際感染新冠病毒人數或遠超此前預估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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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斯坦福大學新研究：實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或遠超此前預估

　　據外媒報道，加州斯坦福大學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可能比之前預估的數字高出數十倍。專家認為，這類研究具有積極意義，但並不意味着羣體免疫已經到來。此外，對於抗體試劑盒的可靠性，專家尚存疑慮。

　　感染者或遠超預估

　　斯坦福大學週五發佈該項研究報告，目前該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研究人員對聖克拉拉郡3300人的樣本進行了檢測，發現實際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可能是官方所預測數字的50到85倍。

　　聖克拉拉郡是美國最早發現社區傳播的地區之一。《自然》雜誌網站報道稱，對3300人血液樣本進行分析發現，每66人中就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在此基礎上，根據有抗體的參與者所佔的比例，研究估計，截至四月初，聖克拉拉郡可能有4.8萬至8.1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比原本的預測高出約50到80倍。《衞報》報道稱，研究期間，聖克拉拉郡有1094例確診病例，50人死亡。

　　研究人員稱，這是美國首次進行此類大規模研究。研究者通過手指採血的方式識別健康人體內是否存在抗體，若檢測到抗體，則意味着受測者曾感染新冠病毒，並已經康復。參與該研究的志願者是通過臉書廣告招募而來，研究人員稱，招募的目的是獲取代表該地人口和地理特徵的樣本。

　　這也意味着對所有人來説，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比先前估計的要低得多。比如，截至上週二，美國的新冠病毒致死率為4.1%，但斯坦福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死亡率可能僅為0.12%至0.2%。

　　羣體免疫“為時尚早”

　　專家指出，該類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如果要結束目前為防止新冠病毒傳播而實施的大規模封鎖措施，衞生官員必須首先確定有多少人感染了這種病毒。而針對某地區病毒流行情況進行大規模研究，將在這一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該類研究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準確地瞭解病毒的傳播範圍。“這對了解處於流行病的哪個階段具有啓示意義，”領導這項研究的斯坦福大學醫學副教授伊蘭·本達威（Eran Bendavid）表示，“也影響建立傳染模型，傳染模型被用於制定政策，並可以估計疫情將對醫保制度造成哪些影響。”

　　一些人認為，這項研究表明，羣體免疫離民眾比想象中更近，即如果足夠多的民眾對某種疾病產生了抗體，那麼這個國家就普遍對其免疫。這一策略將使一些國家能更快地復工，如瑞典目前就正在實行這種政策。不過，斯坦福的研究人員表示，在進行更多研究之前，不應急於下結論或改變政策。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流行病學教授阿瑟·雷金德（Arthur Reingold）表示，雖然這項研究證實了很多人的觀點，即實際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比最初認為的要多得多，但並不意味着居家令會在短時間內被取消。

　　“有人認為，這項研究結果將成為我們安全復工、重返户外的‘通行證’，這一看法面臨兩個限制：我們不知道抗體是否具有保護作用、能保護多久，更別提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抗體”，他説。

　　即便該項研究對感染率進行了修正，也只有3%的人感染過新冠病毒，這意味着97%的人沒有抗體。要對新冠病毒產生羣體免疫，需要相當多一部分人口感染並康復。

　　研究人員同時指出，由於這項研究的樣本完全由聖克拉拉郡的居民構成，其結果是否能代表美國其他地區尚且未知。

　　“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類似研究至關重要，”研究作者、斯坦福大學教授賈揚塔·巴塔查里亞（Jayanta Bhattacharya）表示，“很顯然，這種病毒在一些地區比在其他地區更流行，而瞭解病毒在每個地區的流行程度是制定某些政策前的關鍵一步。”

　　正在進行其他研究

　　《自然》雜誌網站稱，該研究是在缺乏廣泛診斷檢測的情況下，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開展的十幾項“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的首批結果之一，這些調查旨在估計真實感染率。世界衞生組織也正在進行一項名為“團結II”（Solidarity II）的全球血清流行病學研究。

　　“血清調查可以讓你及時瞭解特定人羣中誰被感染了，” 澳大利亞墨爾本彼得·多爾蒂感染和免疫研究所病毒學家堪塔（Kanta Subbarao）説。她認為，這對於諸如新冠病毒之類的感染尤其重要，因為有些人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或者只有輕微症狀。

　　結合年齡、性別、症狀等信息，血清抗體測試還有助於理清相關問題，如兒童和青少年確診病例稀少的原因。

　　“這是廉價獲取大量信息的一種方式，” 斯坦福大學教授賈揚塔·巴塔查里亞（Jayanta Bhattacharya）表示。

　　早在4月9日，德國曾公佈一項類似研究的初步結果。該研究在一個人口超過1.2萬的村莊對約500人進行了測試，發現七分之一的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德國的研究小組還進行核酸檢測，通過綜合數據，估計該鎮的總體感染率為15%。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微生物學家彼得·科利尼翁（Peter Collignon）表示，在德國和美國進行的這兩項研究，發現感染率遠高於官方數據，並不奇怪。新冠病毒在美國和歐洲部分地區傳播了至少一個月，還出現了社區傳播。

　　還有一些科學家對此類研究中使用的試劑盒的準確性表示擔憂，因為大多數試劑盒都沒有經過嚴格評估，準確性尚未經過確認。而產生“假陽性”結果的檢測可能會誇大對感染率的估計。參與聖克拉拉研究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評估了抗體試劑盒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他們使用的是明尼蘇達州Premier Biotech生物技術公司開發的試劑盒。

　　目前，樣本規模更大的其他研究正在進行中。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正在對1萬人進行檢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將檢測5000名健康的志願者，以觀察他們是否感染或感染過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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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感染人口比例約為美1/3 兩國差異為何如此大2020年04月19日 07:28:08來源：央視網

81人蔘與34評論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當中，加拿大好像什麼都和美國差不多，就連國內某些網紅在介紹加拿大的時候，也常常浮於表面地如此介紹。

當新冠疫情發生後，人們卻看到了一個與印象當中不同的加拿大，或者説，與美國不同的加拿大。

先來看一組對比數字：

△病例統計數據截止到當地時間4月16日 佔比數據由總枱記者計算

從這個統計圖表不難看出，新冠疫情在加拿大造成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在總人口當中的佔比幾乎都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兩個相鄰且往來如此頻繁的國家，怎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

其實，在疫情發生之初，加拿大和美國一樣，都沒有對發生在中國的新冠疫情足夠重視，加拿大媒體最近披露，今年1月初，由加拿大軍方情報部門向政府提交了一個關於新冠疫情的報告，併發出了警告。軍方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這份報告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加拿大軍方情報部門早在1月份發出武漢爆發疫情的警告》——加拿大廣播公司

加拿大與美國還有一點是相同的，這就是醫療物資的戰略儲備不足。

也就是説，加美兩國面對疫情最初情況幾乎是一樣的，但是在隨後的抗疫過程中，卻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也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對於這種差異，無論是加拿大還是美國的媒體都注意到了。

總枱駐加拿大記者把相關報道中的觀點大致歸納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面對疫情，兩國的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進入了不同的關係模式

我們都知道白宮與各州政府在面對新冠疫情時出現了令人大跌眼鏡的步調不一致，甚至是公開指責。反觀加拿大，無論是聯邦政府與各省政府，還是各省政府與各主要城市政府，幾乎看不到任何公開的相互批評。人們在媒體上看到的消息多是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合作抗疫的消息。

△《部隊被部署在魁北克省北部幫助各個社區應對新冠疫情》——《環球郵報》

△《特魯多説聯邦疫情福利將在3至5天內發放》——加拿大廣播公司

即便是有些問題存在不同觀點，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都不會進入對方的權力範圍。比如，在對美國禁止3M公司向加拿大出口N95口罩後，多省省長都要求報復美國，但是特魯多總理説不會實施報復後，各省也就不再説什麼，因為外交事務屬於聯邦政府。相反的例子是，新冠疫情暴發後，媒體和民眾紛紛要求聯邦政府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但是特魯多總理明確表示，各地政府會根據具體情況採取行動，還不到聯邦政府採取行動的時候。事實表明，加拿大所有地方政府分別宣佈進入諸如緊急狀態、緊急公共衞生狀態等不同的警戒級別後，聯邦政府至今也沒有宣佈緊急狀態或者緊急衞生狀態。

去年剛剛從麥吉爾大學退休的教授理查德·舒爾茨（Richard Schultz）研究政治學40多年，他對此解釋説：

從加拿大聯邦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這個角度上看，聯邦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結構鬆散，聯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區政府讓渡了很多權力，這包括教育、醫療這些核心的行政管理權力。

（2）兩國政府向民眾傳達的抗疫信息不同

疫情發生後，人們從美國看到的情況是，特朗普總統在新聞發佈會上當眾禁止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奇博士就此問題回答記者提問，為了推卸防疫不當的責任，不惜使用各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卑劣手段。

在加拿大，這種行政權力強行插手專業領域的現象沒有出現，各級政府也沒有相互推卸責任。加拿大各級政府與專業機構扮演着既不相同，又相互配合的角色。從聯邦到地方，政府領導人（總理、省長、衞生廳長）只負責政策部分，而關於疫情的專業方面，則由各級別的首席醫療官對民眾直接發佈指導意見。而且，往往是行政官員與專業機構負責人一同舉行新聞發佈會，由專業機構介紹疫情進展和建議，行政官員則發佈相關的行政配套措施，從未出現過行政官員與專業人士態度相左的情況。

△上圖分別為加拿大各省省長或衞生廳長與首席醫療官在一起舉行疫情新聞發佈會 順序分別為：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艾伯塔省、魁北克省、新斯科舍省、薩斯喀徹温省、安大略省、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

比如，當各級的醫療官提出民眾應該儘量減少外出，即便外出也要保持2米社交距離的建議後，政府就發佈要求民眾保持2米社交距離的命令，以及配套的處罰措施。總理特魯多則幾乎每天都在例行的全國講話中重複首席醫療官譚詠詩的建議：Stay home，Stay safe（居家保安全）。

另一個例子是，對於是否應該戴口罩的問題，儘管媒體和社會上有很多呼聲，要求醫療官把民眾出行戴口罩作為一個強制要求，甚至為此要求譚詠詩辭職。

△加拿大一家網絡媒體要求開除譚詠詩的報道

面對這些壓力，直到今天，各級醫療官都只是不反對戴口罩，各級政府也以此為依據，沒有把出門戴口罩作為強制要求。目前，加拿大強制要求戴口罩的情況只有一個，就是在搭乘飛機時。

（3）自由黨政府尋求國際合作抗擊疫情

面對疫情，美國政府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應對疫情上，而是藉助疫情玩政治把戲，從最初對中國從冷嘲熱諷到後來的抹黑指責，以此推卸自己錯過抗疫最佳時機的責任。同時，破壞國際合作，甚至不惜援引《國防工業生產法》來阻止3M公司出口防護裝備，更不願意與中國合作抗擊疫情。

在這個方面，加拿大則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尤其是表現在與中國的合作方面（請參照記者的此前的另外一篇報道：

《北美觀察——加拿大抗疫得益於穩定的國際供應鏈》

），這種策略解決了加拿大醫用物資短缺的問題，尤其是一線的醫護人員有了完善的保護之後，直接提高了抗疫的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深受美國影響的加拿大保守黨的某些政客以及一些加拿大媒體，喜歡拿中國話題做文章。無論是惡意炒作所謂“中國口罩不合格”，還是“中國藉助醫用物資擴大影響”，到目前的所謂“中國隱瞞疫情”等等，與美國亦步亦趨，當衞生部長帕蒂·哈依杜（Patty Hajdu）指出，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數據造假時的時候，他們甚至藉助各種新聞發佈會的機會輪流攻擊這位敢於直言的女部長。

他們如此熱衷炒作中國話題，基本邏輯就是緊跟美國，達到其政治目的，並不是維護加拿大的國家利益。面對這些指責，執政的自由黨政府採取的是“只做事、不爭論”的態度。熟悉加拿大的人都知道，在加拿大，可以與美國爭一爭經濟利益，但是在政治方向上必須跟隨美國，否則，無異於政治自殺。

在美國發起對世界衞生組織的“攻伐”後，面對保守黨和一些媒體的一再追問，執政的自由黨政府多次表示，相信世衞組織提供的疫情數據，尊重世衞組織的科學判斷，認同世衞組織的國際協調作用。這個立場與美國也是大相徑庭。

（4）加拿大的醫療體系和補貼政策有助於穩定局勢

加拿大的醫療體系與美國完全不同，加拿大實施的是全民醫療保險，所以加拿大人如果生病，基本上不用擔心治療的問題。新冠疫情發生後，加拿大政府及時出台政策，對所有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檢測治療的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這就穩定了人心。

非亞裔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類似，基本上都不存錢，有很多的“月光族”。疫情發生後，多數家庭面臨着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沒有積蓄的習慣，也就難以應對日常生活出現的變化，這包括房租、房貸、甚至買菜買雞蛋的日常生活支出。因此，加拿大聯邦政府及時發佈了疫情應急福利計劃，向因為疫情而失業或收入下降的人們提供資金支持，讓人們即便是居家也能維持基本生活。

△特魯多總理4月15日宣佈已有數百萬加拿大人收到了政府的疫情應急福利金

也就是説，加拿大政府不僅要求民眾居家，儘量不要外出，也為民眾居家提供了生活保障。很多加拿大人都對政府有關居家的要求感到喜出望外，天底下竟然有不工作、還能拿錢的好事。

從加美兩國同時面對新冠疫情的發生，到隨後抗疫過程採取不同措施、導致不同的結果的對照來看，

它毫無疑問地表明：

導致美國錯過抗疫的最佳時機的，恰恰是美國自己。這既有美國政府自身的錯誤決策，也有美國政治制度缺陷等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