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西方制度、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尊崇認知，都是在這十多年被逐步顛覆的！_風聞

       西方社會制度並不優於東方中國的社會制度。我們對東西方制度、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尊崇認知，都是在這十多年被逐步顛覆的！

       一般認為，西方制度是典型的分權制度，中國製度是典型的集權制度。分權制的核心是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相互監督，行政實行政黨輪替，國家最高領導人通過選舉產生。中國的體制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協商民主，國家最高領導人實行選拔制，在權力的運行上實行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的集中統一體制。同時，各級政府又在自己管轄範圍內依法各負其責，各盡其能，守土有責。

應該説，中西方國家制度都有各自豐厚的歷史文化土壤。西方國家體制深深植根於中世紀封邦建國的傳統，深深植根於平民對統治者權力的不信任觀念。中國的國家體制深深植根於秦漢以來中央集權統治下大一統的“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傳統格局，以及老百姓對政治權威的遵從與對穩定的崇尚。

      西方現行國家體制建立在反封建、反皇權與張揚平民百姓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基本權利基礎上，對促進社會的平等與公平正義客觀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西方體制的最大弊端是將民主、自由與人權作為一種抽象價值觀念作用於一切人類社會，並將其作為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固定標誌性框架去衡量複雜的社會現實，片面強調自由、權利、分權、公開性、競爭性等指標，並基於這些因素來評判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劣，完全不顧一國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狀況。

       東方中國的集中統一政治制度的好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適用於攻堅克難關鍵領域和戰役。新中國成立以後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國的集中統一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凝聚力都是中國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寶。中國的集權體制也不拒絕基於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市場經濟，中國堅持在國計民生領域的國家所有權，同時強調對國計民生以外領域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調節作用與資源優化配置作用。不過，中國這種集權體制的弊端在於：集權與分權的平衡有時很難把握好，地方政府依賴性、等靠要思想有時過強，獨立承擔責任的主動性與責任心不足。

       對於這兩種不同體制的利弊，中國執政黨的認識深度遠超西方國家。不然，也不會有中國共產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本來，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種制度既然各有利弊，東西方國家為什麼不能摒棄固有執念而向對方學習優點與長處呢？但是，西方的政客與理論家們好為人師，頑固地認為只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才是“人間正道”，其他一切社會制度都無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佛蘭西斯·福山甚至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將終結於資本主義制度。

       歷史的天平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向中國傾斜。西方從十八世紀以來享受300餘年分權制的好處已經所剩不多了。階層分裂、政黨對立、利益綁架與政治正確，固化了西方國家對自身體制的認知，遮蔽了他們從精英到平民對自身體制端弊的審視，妨礙了他們對世界其他異質文明的細心體察與虛心學習。

       於此相反，中國人民卻從近代100多年以來不斷審視自身文明的缺陷，虔誠而近乎謙卑地夜以繼日學習西方先進制度文化，飢渴而近乎貪婪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但同時，中國的仁人志士也發現中國有自身獨特的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國必須在學習、借鑑西方文明優點時克服異質文明植入中華文明土壤中的各種水土不服。

       事實上，中華文明自從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堅船利炮地打擊後，就逐漸克服了幾千年來天朝獨尊的狹隘民族主義，以包容開放，兼收幷蓄同時又汲取精華，棄其糟粕的心態擁抱西方文明。正是這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與氣度，中華文明不斷在校正航向和克服偏見中步步潛行，日積跬步，月積年累，驀然回首，已至千里。

        反觀西方呢？政治文明仍然在迷戀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以來啓蒙思想家那套不變的有關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價值觀教條；政治制度仍然在執着於分權體制才是國家唯一正確制度，制衡政體才是國家治理正道的那套政治觀念。

       於是，我們才常常看到，西方兩黨相互拆台，政府工作不得不停擺；中央政府與地方州政府相互指責，相互爭搶資源；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不顧老百姓生命健康，在疫情爆發時期拼選舉。

    有人説：近十年來，我們最大的認知錯誤就是把西方的富有當成他們具有美德的憑據，忽略了西方的財富是建立在對殖民地的搶劫與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什麼政治制度才創造了西方的富有。

       近十年來，中國人民對西方認知的最大顛覆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與人權都是雙標的：美國的警察對不聽警告的國民直接槍擊，而對中國刁民毆打警察後警察的還擊行為冠以“侵犯人權”；中國武漢封城抗疫是侵犯人的自由，西方國家的封城抗疫則是國家正當行為；精英社區與底層社區老死不相往來，甚至精英社區與低層社區學校、警察的配備也是按照財富多少進行的。

還有就是西方的國家決策根本是經濟第一，人命第二。所以，在新冠肺炎病毒爆發初期西方不少國家鼓吹實行羣體免疫，反對停工停產，甚至娛樂活動也不停止；現在病毒仍在蔓延，還遠未達到復工條件時，又心急火燎的嚷着要復工開業。中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是以人民利益為根本，不以經濟利益為最高目標，中國的最大的政治正確是人民利益至上。所以，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有償治療新冠肺炎病人，我們對新冠患者實行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免費治療政策。

       《西方將主宰多久》的作者莫里斯在書中説：“世界就像鐘錶一樣，但中國的時間卻是靜止的”。莫里斯批評的是中國千年不變的古代農耕文明社會形態的穩固性。但斗轉星移，用莫里斯“時間靜止”來比擬當今西方國家的社會現實到是異常貼切：西方政治制度已經固化僵死，經濟發展已經幾十年徘徊不前，時間仍然靜止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而今天的中國卻一日千里，日新月異，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從根本上説，不是中國容不下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到是西方國家容不下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僵硬的大腦裏始終頑強地裝着一個只有資本主義才是社會發展唯一正確道路的至上觀念，並把他上升到新教倫理的虔誠高度。

       不在一個頻道上的制度之爭已經沒有任何意義。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將東西方不同制度文明在同時時空條件下，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處理導致不同後果完整呈現出來了，但西方國家政要根本不承認他們制度缺陷導致的抗疫不力，反而懷疑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疫成效。這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

西方崇尚實力，正所謂“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既然這樣，中國人民就只好繼續用經濟發展巨大成果與社會發展更高水平來回擊西方。

       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登頂世界第一時，也就是西方從俯視到平視東方，內心從蔑視到折服東方之時。

       不過這一天的到來顯然還尚早，還需要我們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行！